《郑文焯年谱长编》，杨传庆著，中华书局2023年5月出版，371页，148.00元
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文学社的活动中进行了题为《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的讲演，指出“清代大词家固然很多，但头两把交椅，却被前后两位旗人——成容若、郑叔问占去”。他提到的“郑叔问”，就是四年前离世的友人、“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郑文焯。时至今日，距离梁启超的评论已过去了一百年，较之纳兰性德在词学研究界已有多部词集注本问世（赵秀亭《饮水词校笺》、张草纫《纳兰词笺注》、张秉戍《纳兰词笺注》等），其作品风靡大江南北，被普通读者记诵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花间》等经典，郑文焯在当代的知名度就小得多，缺少像朱祖谋编《宋词三百首》、况周颐著《蕙风词话》那样的“出圈”之作。其词集《樵风乐府》至今尚无校注本，其年谱的编纂工作亦长期无人问津，殊为遗憾。
事实上，在“晚清四大词人”中，朱祖谋、况周颐、王鹏运三人在近年皆有较完整的年谱问世，分别为沈文泉的《朱彊村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郑炜明、陈玉莹的《况周颐年谱》（齐鲁书社，2015年），李保阳的《王鹏运年谱稿》（见氏著《王鹏运词学文献考》，华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唯郑文焯的年谱迟迟未有动静。虽然早在九十年前，就有大鹤之婿戴正诚的《郑叔问先生年谱》（《青鹤》杂志，1933年）可资参考，但毕竟年代久远，当时的编纂理念和文献信息，已无法满足二十一世纪的学术需求。南开大学杨传庆先生研究大鹤十数年，早前已出版其博士学位论文《郑文焯词及词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最近又由中华书局出版所著《郑文焯年谱长编》（以下简称《长编》），洵为大鹤功臣。此书作为当代“晚清四大词人”年谱的收官之作，不仅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还是学界以“长编”体例编纂清代词人年谱的又一次尝试（此前唯有陆有富《文廷式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20年）。在史料考辨及相关研究理念上，充分阐释了因郑文焯生平经历及多元身份而形成的史料特征，具有引近代史料学路径入词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近现代词人中已有“年谱长编”的，更多在学术活动发生在民国时期的几位词家，如《王国维年谱长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赵万里先生年谱长编》等。事实上，王国维、胡适、赵万里固以《人间词话》《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词选》《校辑宋金元人词》等重要词学著述或文献整理闻名于世，但并非专门的词学家，甚至他们对词学批评、词学文献的整体认识，建立在更具科学精神的现代学术思想之上，有别于王鹏运、朱祖谋甚至更晚的夏承焘、唐圭璋等词家。用胡明先生的话说，这些人属于“体制外派”（《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他们的词学思想更体现“西学东渐”后的现代学术特点；正因为是以新派文人的身份参与到各类社会活动之中，相关行迹史料也因新的文献载体而更加丰富。郑文焯则不同，他在1912年后以清遗民自居，是“体制内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如何编纂一位旧派词人的年谱长编，以兼顾“旧词学”与“新方法”的各自特点，是此类著作尤须思量的一个问题。
其实，在晚清四大词人的内部，各家的词学标签亦不同。朱祖谋、王鹏运以词籍校勘见长，况周颐偏重词论的发明，郑文焯则关心词源、词律诸问题。原本来说，如何因人量体裁衣，是传统谱牒之学的关键问题，但随着“长编”体例在近代人物年谱中的普遍使用，将材料取舍的权力交至读者手中的资料型年谱，渐成惯例。身处传统、现代之交的郑文焯，虽没有如文廷式那样有日记存世，却有大量包含即时信息的稿本文献散见于各图书馆及私人藏家手中，就此问题如何迎难而上，反映的不仅是研究者涸泽而渔及精密考证的能力，还有他对词学作为“专门之学”的整体把握，及在近代史料批判上的前沿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何将普遍性的时代史料观具化为适用于专门领域的学科史料观，体现的是一位词学研究者的如炬眼光。
在笔者看来，此书至少在三个方面充分地利用了年谱长编的著述体例，凸显出近代文学史料的自觉特点。不仅在文献上力求全备，而且呼应了词学的学术史传统，尝试挖掘年谱这一著述类型在现代词学研究中的力度与深度。当然，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不够圆满的地方，实可激发新的读者思考。笔者亦借此机会，求教于杨传庆先生及学界同仁。
首先，近代文献及其整理的一大特点，就是稿抄本文献的大量保存及其识读。年谱编者亦在全书凡例中开宗明义：“本谱于稿本、钞本、书札、日记、书画题识等稀见史料详加移录，对谱主诗集手稿本中涉及生活、履迹与心态之诗亦多加采择。”据书后“参考文献”，可知《长编》使用了郑文焯本人手稿十六种、郑氏批校本十五种及大量近代词人的手札墨迹等，这是一份亟需耐心、毅力及专业精神的整理工作。尤其是诸家尺牍部分，若有编入年谱的需求，还涉及较精确的作年及情境考证，这方面固有陈国安、李开军等学人筚路蓝缕，但《长编》集腋成裘、逐篇释读的大成之功，亦令人叹服，不仅包括对已成集的《郑叔问先生尺牍》（1921）《鹤语——大鹤山人郑文焯手札》（1930）等的释证，还有对苏州图书馆、无锡博物馆、湖州博物馆等馆藏大鹤书札的访求。除了相对公开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藏书之外，半公开性质的拍卖会藏品，著者亦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光可系年而编入年谱的书画、金石、文房清玩等艺术品就达百件之多，这是对郑文焯之书画家、金石家、印学家身份的自觉认识，也践行了著者“（在词家之外）更为全面丰富地呈现其人生履迹”的编谱愿景。如果说以上工作反映的是近代文史研究者的基础学术品质，那么，对词学研究者来说，我们更关注郑文焯对《梦窗甲乙丙丁稿》等唐宋词籍的批校。不仅因为其中涉及大量的词学批评内容，还因为郑氏批语中留有诸多的纪年信息，保留了丰富的日常阅读、思考之线索，可视作自光绪十九年（1893）至宣统三年（1911）的一份“学词日记”。类似的短记，在批校本《花间集》（1895-1914）《乐章集》（1899-1911）《清真集》（1894-1916）《白石道人歌曲》（1881-1912）中亦有不少，且起讫时间相近，我们应视作一个有关治词的整体行为。这是一批非常难得的学词材料，《长编》给了我们一个依照时间交错阅读的机会。四十年前，学界从夏承焘日记中摘出《天风阁学词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就此树立了词学文献整理的一种新模式。从名家批校本中摘出另一种性质的“学词日记”，虽未必像日记摘编那样脉络连贯，但就大鹤所批词籍的文献量，及所处的从古典词学向现代词学转型的时代关口来说，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其次，作为一部文学家年谱，而非政治人物年谱，其编纂体例及对材料的编排，尤须反映作家、作品研究的文学本位特点。既然《樵风乐府》尚无校注本，那么，由年谱来承担对大鹤词作品的系年，就是《长编》的应有责任。在现代词学史上，词集笺注与年谱编纂工作，始于朱祖谋编校《东坡乐府》（1910）的“以史例治词”，至夏承焘《白石道人行实考》（1938）《姜白石词编年笺校》（1958）郑骞《辛稼轩年谱》（1938）《稼轩长短句校注》（1939）邓广铭《辛稼轩年谱》（1947）《稼轩词编年笺注》（1957）等著作渐趋成熟。先编纂年谱、再笺注词集的做法，也符合中国文学“知人论世”的批评精神。这部郑文焯年谱既然采用了长编的模式，就意味着必须尽可能地直面那些难以系年的作品。所幸郑文焯各时期的词集《瘦碧词》《冷红词》《比竹余音》《苕雅》《苕雅余集》等皆有完好保存，在整体上保留了以年月序次的痕迹，这让具体的作品系年有了相对明晰的坐标感。在这方面，著者充分发扬了其一贯的扎实、绵密的考证学风，我们甚至可以想象《郑文焯词集校笺》早已提上其工作日程，在不久后即可厚重问世，成为“晚清四大词人”注本在《彊村语业笺注》（巴蜀书社，2002年）、《况周颐词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王鹏运词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后的又一部佳作；但另一方面，也因为著者的学术路径尤以严谨著称，在一些存疑处采用了“无确考日期，仅知月、季、年者，列于当月、当季、当年之末”的编纂原则，此举固然避免了不必要的断语风险，但也留下了一些尚可商榷的细节问题。
我们以早期的《冷红词》作品为例。卷一《寿楼春》（寻西园年芳）词，为唱和好友况周颐之作，一向被视为反映郑文焯前期词学交游的重要作品之一。但这首词在《长编》中两度出现，既见于光绪十七年（1891）“岁末，况周颐至苏州，文焯与之唱酬”条（《长编》，127页），认为所和况词为《寿楼春》（迟南枝春芳）；又见于光绪十八年（1892）“一月二十日前，况周颐与易顺鼎别，作《寿楼春》词相寄，文焯作词和之”条（《长编》，129页），认为所和况词为《寿楼春》（纫香兰晴芳）。况周颐确实先后创作了两首《寿楼春》词，郑文焯的和词存在两个前文本也说得通，但同一首词的创作只可能发生在一个时间点上，却是无疑问的。《长编》之所以出现这种疏误，在一定程度上或受到了“无确考日期”作品附末之系年原则的干扰。
另外，既然大鹤词以有明确时限的小集形态被保存下来，那么，一部分通过词题无法考实时间、地点的作品，我们应通过对词文本的挖掘再予细考。如《冷红词》卷二《杨柳枝》（头白巢林乌夜啼）、《河传》（池上）、《木兰花慢·梁溪晚泊和黄竹斋》（问绿汀杜若）等作品，涉及光绪二十年（1894）郑文焯晋京应恩科会试不第事。其中词题中有较明确节序信息的《蝶恋花·蓟门晚春》词，年谱中已有记载；而《杨柳枝》《河传》《木兰花慢》等作品，前二首未编入年谱，第三首在光绪二十年末有“是年，曾至无锡”一条记其事。在体例严谨之余，也留下一些遗憾。如《杨柳枝》的首句“头白巢林乌夜啼”与《河传》中“头白空梁燕”一句，实与《蝶恋花·蓟门晚春》的结句“日日朱门车马散，夕阳空有巢林燕”存在互文关系，皆表达自己年届不惑尚未获取科名的哀叹。据《河传》结句“五更水漂花出城”中有无奈离京之意，则以上两首当作于在京期间。另一首《木兰花慢·梁溪晚泊和黄竹斋》，固然作于无锡，但词中有“西风谢堂去燕，剩巢痕，还占旧楼台”句，显然已经入秋，又《冷红词》中编在《莺啼序·甲午仲秋薄游江淮》之前，则其创作时间可精确至八月中下旬由苏赴淮途中（当月十五日，尚与元和知县李超琼夜谈）。词中“叹京袂游尘，吴霜归鬓，客闷难排”诸句，关系当年久未释怀的落第心态，既然著者强调对“涉及生活、履迹与心态之诗多加采择”，那么对词作品也应持有相类的态度。过于谨慎地列于当年之末，意味着某些重要信息之意义的丢失，也是一种价值折损。如何把握其中分寸，著者或可作进一步的思量。
再次，年谱编纂属于人物传记研究的一种，长编因其有更大的史料容量，其方法及立场会从作家个体考察扩展至群体研究。词学是现代学术中较早践行群体传记理念的学科领域之一，在已有的词人年谱成果中，不乏群体传记的早期典范之作，如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王兆鹏的《两宋词人年谱》等。《长编》虽是个人之谱，但考虑到在“晚清四大词人”的年谱中最晚出，在一定程度上应承担起群体传记书写的某种责任，尽可能地还原郑文焯及其同时代文人的交往互动。不仅包括最核心圈层的四大词人的行迹互见，还包括相对周边圈层的各种晚清民国词坛事迹。在这方面，著者竭尽所能，涉猎极丰，但由于近代文献太过浩瀚，个别稀见文献又属于私藏性质，疏漏之处亦有难免。如在前一年出版的《王鹏运词学文献考》一书中，李保阳据王鹏运之孙王序梅的《澄怀随笔》《烬余琐记》补录郑文焯为王鹏运题画扇事及其上题辞（368-369页），可补《长编》“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日”条所记二人共游苏州之事。类似的情况，据其他晚清文人的日记或年谱长编，仍可增补若干。其实在这方面，《长编》使用了十数种事涉大鹤的晚清民国日记，体现出鲜明的近代史研究路径，但终有未能尽览之处。如《赵烈文日记》“光绪十四年十月十二日”条，全文誊录了《郑小坡文焯辑〈未刊书目〉序》，而且初稿、二稿皆在（中华书局，2020年，2982-2984页），可补《长编》将此事系月而未能系日的遗憾；又，李鸿藻是光绪六年（1880）郑文焯入江苏巡抚吴元炳幕的主要引荐人，据《李鸿藻日记》“光绪二十年四月十四日”条：“辰刻会陈大人存懋、敬大人信、钱大人应溥。申正后在内会詹老爷、文焯。”次日“四月十四日”条：“酉刻会毛庆藩、俞培元、文焯。”（《李鸿藻年谱》，中华书局，2014年，535页。另有一则，见“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七日”条，583页）可证大鹤在甲午恩科会试后，至四月中旬尚未离京，此三则未见《长编》摘引。还有已用日记而留下疏漏的情况，如对《郑孝胥日记》的征引（见《长编》207、214页，皆1907年事），尚可补充“壬寅（1902）日记三月十六日”条：“晚，赴严小舫之约，座间有文小坡者、黄小农者及我彭、让三等，观所藏郭熙、马远长卷。”（《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833页）据此可将二郑结识的时间提前五年。近年来，近代日记的影印、整理与研究成为文史学界的共同热点，“日记学”作为一门学科呼之欲出。据北京大学张剑教授的不完全统计，近代人物有日记存世者至少在一千一百人以上，相信随着稀见文献的不断公布，各家日记中可为郑文焯履迹提供补充与佐证的内容还有不少，这可以是一个动态完善的过程。
近十余年来，晚清民国词的研究成为词学界的一大亮点，甚至在传统意义上可引为与宋词双峰并峙的清词之研究，也不得不避其锋芒。但在文献考证这一块，与以《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明词》《全清词》（已出版至“嘉道卷”）为代表的晚清以前词整理相比，清咸丰至民国年间的词文献整理及研究，如同一张疏松无比的网，还有很多修补甚至重新编织的工作需要去做。《郑文焯年谱长编》固然只是治一家之学，不能与《全清词》《全民国词》所据的浩瀚文献相比，但其中涸泽而渔式的治学态度，在当下更多学人面对近代文献数量激增及媒介多元化特征而做出选择性进退的时候，就显得尤为可贵。完整、缜密的文献永远是文学研究的根本与基础，如果说在近代史家的眼中，《郑文焯年谱长编》是晚清人物群谱工程的一块重要砖石，那么，文学家们大概已在盼望《郑文焯词集校笺》的早日问世了。十年磨一剑，二十年竟其功，杨传庆先生的大鹤研究，想来还可以再走一段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