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日本关东大地震中失去的中国文物

国土狭小的日本,在文物收集与保存方面却堪称大国。就书画古董而言,日本本土的保存量大,而且富藏海外名品,其中尤以中国的为多。近年来,我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上的字画等文物,有不少就是从日本回流的。

不过,对重视文物保护的日本来讲,地震一直是困扰着人们的一大祸患。不少贵重文物屡遭地震劫难,其中一些已化为灰烬。仅以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为例,从当时损失的部分中国文物,即可略知受灾状况之一斑。

大仓集古馆的佛像

大仓集古馆创设于1917年,号称是日本最早的私立美术馆。馆内文物为大仓财阀创始人大仓喜八郎长期掷重金收集而来,其中不乏一些国宝级名品。

该馆初设于大仓府邸,分一、二、三号馆和资善堂四部分,因场馆本身为私宅改建而成,并非专业美术设施,故在地震中损失惨重。在关东大地震中,除一号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书画古籍部之外,其余均遭焚毁。仅烧掉的中国文物,如敦煌佛经、古陶瓷器、雕漆玉器、铜镜铜器、历代乐器、古代砖瓦、甲骨版片、汉代封泥、墓碑、道释雕像等就难计其数。其中的墓碑包括当今中国亦罕见的晋代墓碑等。就连被认为是从三国时代曹操铜雀台遗址出土的石雕狮子,也在此次震灾中未能幸免,被烧得近乎面目全非。该石狮亦传为后汉都城洛阳城门所饰之物,民国初期,在它即将被出卖给美国之际,恰值东京大学建筑与考古学者关野贞在华从事调查活动。经其多方奔走斡旋,终于将此稀世珍品购往日本,没想到数年后却遭此地震大火。地震后,为存其形骸作为震灾纪念,雕刻专家对破损的石狮加以修复,使其重返展台。如今在位于东京赤坂大仓饭店近旁的大仓集古馆,仍可目睹这尊历经火难的石狮。石狮还曾于1933年被认定为日本“重要美术品”。

震灾前的石狮


震灾后修复的石狮


震灾前,大仓集古馆最具规模的收藏乃是世界诸国的佛像雕刻,当时甚至有人讲:“若研究佛像,不必去印度,也不必去中国,去东京的大仓集古馆就行了。”当然,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由此也不难想像其佛像收藏之富。可惜的是,这类佛像八百七十余尊也在地震中被毁于一旦。仅来自中国的佛像、佛具等就有五百余件葬身火海,其中包括六朝及隋代铜佛七尊、唐代金铜大五钴、金代铜板千体佛等珍品。当然,也有个别铜佛劫后余生,“骑象普贤菩萨像”即其中之幸存者。

难得的郎世宁画作

近年来,随着海内外拍卖市场上郎世宁作品的走俏,其名声亦愈来愈大,有关他的专题报道,甚至电视剧等也应运而生。身为宫廷画家的郎世宁,其作品原本秘藏于宫中,在民间极为罕见。自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起,其作才流失于外,辛亥革命以后更多有散佚。日本人对其画作尤为推崇和珍视,并极力求购。

康有为在其《万木草堂藏画目》(1917年)中,论及中国画学衰弊,希冀有所改良时,曰:“……墨井寡传,郎世宁乃出西法,他日当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日本已力购之,当以郎世宁为太祖矣。若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想必康氏正是基于当时的中日画界实况而出此言。日本大型美术杂志《国华》第260期(1912年1月发行)以珂罗版刊载了罗振玉收藏的郎氏《猿猴图》,并附带简介。笔者管见所及,此为日本最早的对郎世宁画作的普及性介绍。其后,集作家、诗人与美术评论家为一身的木下杢太郎,在《美术新报》第10期(1917年4月)发表长文《高其佩与郎世宁》,对在北京文华殿古物陈列所及其他展览会上观赏到的郎世宁绘画,做了精彩的描述和鉴评,对这位中西合璧的洋人画家给予高度评价。《国华》第357期(1920年2月)又登载了郎世宁与唐岱合笔的《桃花喜鹊图》,并配有美术评论家田中仓琅子的长篇解说文。至此,郎世宁其人其作在日本广为人知。遗憾的是,一场大地震,竟烧掉两幅郎世宁作品,一幅即上述《桃花喜鹊图》,另一幅为《八骏图卷》。

郎世宁与唐岱合笔的《桃花喜鹊图》


前者为古籍书画商、文求堂店主田中庆太郎所藏,是其藏画中的得意之作。该画绢本设色,纵七尺一寸,横四尺二寸,描绘精致,色彩绝妙,左下落款“臣郎世宁恭画花鸟臣唐岱恭画湖石”。上方有“怡亲王宝”印,据此可知,此画为康熙帝十三子和硕怡亲王允祥所藏,或者专为其而作。据传,此巨幅佳作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际,由日军联队长携回日本的,后为田中庆太郎收购。这也是最早传至日本的郎世宁作品。另外,田中藏画中堪称国宝的敦煌石室本《天龙八部图》,也在此震灾中化为乌有。

敦煌本《天龙八部图》


《八骏图卷》为华侨实业家林文昭所藏,同为绢本设色,高约一尺,长约一丈。该画是1922年5月于东京举办“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时,由画家金绍城携带而来,为流传于民间的极少部分郎世宁作品中的一幅。这两幅作品的消失,对研究或传承郎世宁艺术,可谓不小的损失。除《八骏图卷》之外,林文昭还损失了不少中国珍贵书画,其中的《宋铜匣兰亭帖》尤令人惋惜,内有翁方纲细字题跋五千余字,实属难得的墨宝。

收藏家菊池长四郎家族的宝物

菊池长四郎家族为关东地区屈指的富豪和书画收藏名家。其家族不仅代代经营有方,还都酷爱书画古董,并精于鉴赏,收藏甚富,尤其是对中日书画名迹等多有积累。家族第四代菊池晋二(1867-1935),号惺堂,尤以收藏文人画而著称。地震使其位于东京新桥与下谷的两处府邸、藏库起火,历代所积累的无数字画等文物几乎被毁一空。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敦煌写经、五代及宋元明清书画等大批珍贵文物。例如,董源《寒林远岫图》(收入《宣和画谱》),米芾《山水图》(仇远题诗,鲜于枢于引首详记其传来,左右柱题分别有文徵明、董其昌、毕沅等名家题字),米友仁《山水图卷》(罗振玉旧藏),苏轼《四竹图卷》(“风、晴、雨、露”四客图,各图均有题诗,有陆心源题字及收藏印,另有诸大家题跋),夏圭《山水图》(有明朝王府印),王蒙《雅宜山隐图》《山水图》和《松山书屋图》,倪瓒《优钵昙花图》(有乾隆帝御题、玉玺)、《寒林山水图》和《倪云林手书诗稿》,文徵明《山水图》《桃源图卷》,戴进《赤壁图》,沈周《仿梅道人山水图卷》,董其昌《山水画册》(十二页),仇英《百美图卷》(文衡山题赞),唐寅《前后赤壁图》(祝允明狂草赋书、赵之谦旧藏)和《山水图》,徐天池《杂画册》(七十六页),倪元璐《花卉竹石山水画册》(陆心源旧藏)和《墨竹巨岩图》(王文昭旧藏),徐贲《山水图自题》(有乾隆御览等印),王建章《山水图》,恽寿平《山水画册》(八页,首页有成亲王,即乾隆帝十一子永瑆的题字)等,不胜枚举。

王蒙《雅宜山隐图》


徐渭《杂画册》之一页


在火势汹涌之际,菊池惺堂冒死从火海中抢救出五件宝物,其中两件为中国文物,一是旧传李公麟《潇湘卧游图卷》(实为南宋李姓者之作),另一是苏轼《寒食帖》,也算是不幸中的“小幸”。此举在日本书画界一时传为佳话。因为苏轼墨宝《寒食帖》于中国历尽周转递藏,又几经祸患,险遭焚毁,1921年后流落日本,又突遇震灾,多亏藏家冒险抢救,才得以存世。“二战”后期,东京屡遭美军空袭轰炸,但《寒食帖》还是幸存了下来。后来,王世杰觅得其下落,遂以重金购回,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成为该博物院十大重宝之一。《寒食帖》自诞生至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间历经沧桑和周折,几成神奇故事。

自鸦片战争开始,截至关东大地震发生时的1923年,中国文物流失日本,曾有几个显著时期。一是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经济与文化遭受严重创伤,不少富豪文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变卖所藏书画古董,其中一部分通过各种渠道流落日本。二是甲午战争之后,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期,赴华日本人剧增,被他们带回日本的中国文物也随之增多。而且八国联军的入侵及掠夺,使京城文物遭受前所未有的灾难,尤其是宫廷及王府内所藏宝物被盗严重,不少文物精品落入日本人之手。三是辛亥革命前后,随着封建王朝体制的动摇和崩溃,以皇家藏品为主的珍贵文物开始外流。由于日本与恭亲王、庆亲王、肃亲王等晚清皇族显要的“特殊”关系,加上美术商山中商会的活跃,诸王府的文物大量流入日本。另外,素有收藏癖的端方,在保路运动中死于非命后,其大量金石书画被日本人购取。还有罗振玉、廉泉等人的书画藏品大多亦落入日本人之手。

中国文物的海外流失,有其复杂的国内及国际背景,是涉及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一大课题。笔者这里信手拎出关东大地震时部分中国文物蒙难的事例,意在期待能有更多的朋友关心中国文物及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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