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希腊化文明遗产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因为这是延伸欧亚文明历史轴线的实物证据。但是很多外来器物本身却湮没于历史尘埃中，即使摆在眼前，也不明所以。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前年在西安东郊月登阁唐墓中曾发现一件角杯，命名为“唐三彩胡人角杯”。本文依据该角杯，并联系流散海外的文物，结合犍陀罗艺术中频现的希腊海神造型，首次提出“希腊海神在中国”这一国际具象化课题。希腊化文明是丝绸之路建构欧亚文明交流最关键的内容，新见唐三彩希腊小海神特里同造型角杯，不仅客观上证明了中古雕塑艺术的创新实践，而且有益于重新审视中西文化交流的多维价值。
一 希腊神话中的特里同
神话是先民们的心灵之梦和混沌憧憬，创世英雄更是先民的精神偶像。覆盖爱琴海地区的古希腊，创造出从大陆延伸至大海深处的海洋之神。与其他大河文明不同，古希腊文明是一个海洋文明。古希腊人到地中海周边贸易，海上贸易强国与保卫爱琴海的战船力量曾经是古希腊人的光荣资本，公元前4世纪时，古希腊大船就达到百吨级，其对海洋的重视远远超过同时期其他城邦国家。古希腊人认为海是神圣的生命之源，大海不仅创造出自然的生命力量，而且是海神的居所。掀起惊涛骇浪和摇撼地震风暴的海神波塞冬（Poseidon），一直是令人敬畏的存在。
图一 大英博物馆藏波塞冬硬币
特里同是海神波塞冬和海后安菲特里忒（Amphitrite）的儿子，在古希腊神话中是海的信使。波塞冬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是宙斯和哈迪斯的兄弟。其赤身裸体，象征物为三叉戟，经常做出投掷三叉戟的姿势，或用三叉戟敲击地面（图一）。波塞冬执掌水源和部分冥界，常与海生怪兽相伴，也掌管马匹，传说他给予了人类第一匹马。他的坐骑是白马驾驶的黄金战车，因而古希腊、古罗马各种艺术品中海神总是与马密不可分，但有时波塞冬的坐骑又是一头鲸鱼，代表着永无止境的贪婪。当波塞冬愤怒挥动三叉戟时，海中就会出现海怪，这不但能轻易掀起滔天巨浪，引发风暴和海啸使大陆沉没，还能将万物打得粉碎，甚至引发天地崩裂的大地震。当他驾驶战车在大海上奔驰时，波浪会变得平静，并且周围有海豚跟随。因此爱琴海附近的希腊海员和渔民对他及小海神极为崇拜（图二）。
图二 罗马马赛克壁画（特里同与涅里伊德）
特里同的母亲安菲特里忒原是古希腊神话里的海洋女神，她与其他海洋仙女的差别在于她的王后气质，传说中当波塞冬第一次在纳克索斯岛见到她和其他海洋仙女在一起时，就被她的美貌和舞姿所打动，随即将她携回宫殿，在大海螺壳上唱起婚礼歌。另一种说法是她为了躲避波塞冬的追求逃至大海的尽头，而波塞冬的海豚找到了她，海豚因此获得奖赏化作不朽的星座。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话中叙述了不同的故事，但安菲特里忒均是大海之神的女儿。安菲特里忒从未作为波塞冬的妻子出现在崇拜仪式或是艺术作品中，但她与波塞冬被当作地位相当的大海统治者而并列出现，体现了他们在海洋以及海洋生物中的至高权威。古人面对深不见底的大海时，常常恐惧到手足无措，想象力让他们觉得波涛中都是妖魔鬼怪，出海的经验却告诉他们海豚对人类很友好，所以海豚作为忠心耿耿的生物，经常出现在各种艺术品中，波塞冬常被描绘成脚踩海豚的海王。
图三 西班牙帕特纳—德里韦拉出土特里同马赛克壁画（26~175 年）
特里同的形象通常为人鱼，上半身是人形，下半身则带有一条鱼尾，在某些作品中，特里同在五十个骑着海鳗般生物的美丽女性环绕下破浪前行。特里同与波塞冬一样，亦常带有三叉戟，但他最重要的象征物是海螺壳，用来当作号角以扬起或平息海浪和川流（图三）。当他用力吹响这只海螺时，声音就像一只凶猛的野兽发出的咆哮，连具有神力的巨人都大惊失色（图四、五）。传说中宙斯灭世后，特里同与波塞冬一起平息了洪水，因此特里同常被当作镇海之神，保佑航海、捕鱼的人们。
图四 大都会博物馆藏特里同石雕（1 世纪）
图五 大都会博物馆藏特里同石雕（1 世纪）
根据赫西俄德《神谱》（约前8世纪）的描述，特里同和他的父母住在大海深处的金殿内。古希腊神话中充斥着诸神与魔鬼，古人热衷于将所有自然现象和抽象概念拟人化，并且长生不死。海洋是生命摇篮也是死亡源泉，在古希腊神话众多版本中，特里同也有召唤、诱导死者灵魂回归故里的职能，海员和渔民们坚信他能预言未来，崇拜他有高超的法力和支配自然的能力，以及超长的寿命。实质上，那时候面对海难，人们都认为是海洋怪物袭击正常航行的船只，古人常用大自然的生物来塑造自己想象中的神界。特里同还出现在古罗马神话和传说中，在《埃涅伊德》（Virgil’s Aeneid，前29～前19年）中，就记载了特里同将挑战他的米瑟努斯（Misenus）扔下了海。这些神话都带有浓浓的海洋气息，借海洋动物形象呈现人世间的恩怨情仇，塑造出古希腊悲剧人物般的性格认知，开拓、丰富了以爱琴海地区为代表的海洋艺术题材和审美意蕴。在英国文学中，特里同则被描绘成波塞冬神的信使或传令官。特里同能成为流动于欧亚大陆的神祇，取决于各地人们对于宗教神话的务实态度，人们祈求神灵的庇佑，即使与大海不相关的事情，人们也将海神改造成护佑平安生活之神（图六）。
图六 希腊奥林匹克出土特里同青铜盾牌（前 6 世纪）
随着时间的流逝，特里同的名字和形象与一族或男或女的人鱼生物“特里同斯”（Tritons）相联系，由他们组成海神的护卫队。古希腊地理学家保萨尼亚斯（Pausanias）对特里同斯曾有详细的描写。特里同还有多物种组合的变种，如“肯陶洛斯—特里同”（Centauro-Triton）和“半人马鱼”（Ichthyocentaur），具有马的前腿、人的身体以及鱼的尾巴，因此有学者推测特里同这一形象来自腓尼基鱼形。骑海兽的海洋仙女、骑海豚的爱神等具有海洋生命的神话人物在古代地中海周边非常普遍（图七）。
图七 意大利赫库兰尼姆古城马赛克壁画（尼普顿与安菲特里忒）
公元前7～前6世纪，随着雅典在爱琴海乃至整个地中海与周边城邦的长期争夺，尤其是公元前480年雅典及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Salamis，今萨拉米斯岛）击败了波斯海军，扭转了希波战争的战局后，冒险之战使人们对海神的崇拜达到了新的高潮。不仅希腊酒宴上“会饮”（Drink Together或Symposium）刺激人们像海洋狂飙冲击一切敌人，而且后来还发行了手持三叉戟的海神波塞冬图案的银币。但因为波塞冬四处留情，有时庇护一些坏人，所以在地中海地区，特里同的名字和形象均超越了波塞冬。公元前530~前520年制作于雅典的彩绘黑陶罐上，绘有半人半鱼形象的小海神特里同与赫拉克勒斯战斗的场景，表现了特里同在海洋中强大的力量（图八、九）。
图八 希腊彩绘黑陶罐（前530~前 520年）
图九 希腊彩绘黑陶罐局部（赫拉克勒斯与特里同）
希腊在占领区常用神话英雄之名来命名新的城市，由于其在公民殖民地扩展中设立的“城外疆域”主要是一些岛屿或海岸城邦，大部分散布在爱琴海各处，故而古典的海神之风随着政治扩张传播也越发广泛。最初对海洋不熟悉的罗马人为了击败迦太基人将自己改造成航海民族，认为特里同是他们的庇护神，小海神特里同与酒神、日神等诸神文化随着希腊后裔移民从爱琴海区域进入地中海广袤地区。伴随着贸易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很多描绘神话场景和图像的石雕、陶器等，开始传播到波斯及中亚巴克特里亚地区，各种载体都可以作为神话故事传播的工具，这些器物中包含很多特里同的珍贵图像，甚至有公元前2世纪的特里同造型骨灰瓮。特里同形象后来又被犍陀罗艺术吸纳，海洋情结转变为农牧倾向。在早期佛像的两个制作中心——犍陀罗和秣菟罗（Mathura），均发现了大量特里同形象雕刻。贝格拉姆古城出土印度象牙雕版上也有特里同人物母题。大力颂扬海神是希腊化地区文化传播的一个特征。
二 唐三彩角杯上的特里同
唐三彩角杯出土于陕西、河南等地，部分散见于海内外博物馆，种类繁多，制作精良，有的通体敷彩贴金，极具装饰性与艺术性。但是在唐三彩角杯上有单独的西方人造型还是罕见的，为什么会在角杯上塑造西方人形象呢？初步判断无非是外来的来通杯与入华胡人有联系，并推测很可能是胡人饮酒喝醉的形象。但是，2021年，西安东郊月登阁唐墓出土的三彩角杯，不是以往简单的“胡人”形象，而是带有“神人”的具体寓意。该角杯整体呈海螺造型，其上的人物形象与古希腊小海神特里同有相似的基本元素，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图一○～一五）。
图一〇 西安月登阁唐墓出土三彩角杯
图一一 西安月登阁唐墓出土三彩角杯
图一二 西安月登阁唐墓出土三彩角杯
图一三 西安月登阁唐墓出土三彩角杯底部
图一四 西安月登阁唐墓出土三彩角杯特里同形象
图一五 西安月登阁唐墓出土三彩角杯特里同形象
第一，从人物造型看，该角杯上的人物与以往所见胡人形象明显不同。人物身体微微后仰，面目清秀，双目直视前方，年轻的脸上似乎稚气未退，这正符合特里同的容貌特征。通常来说，波塞冬满脸胡须，而特里同无络腮胡子。建造于1642年的罗马巴贝里尼广场特里同喷泉（Fontana del Tritone），其形象仍是未成年造型。大英博物馆藏品以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出土的很多特里同造型的器物，为我们辨识特里同形象提供了很好的标本。
第二，从人物动作看，该角杯上的人物双手举着硕大的海螺，放置于嘴边，作吹奏状。根据古希腊神话的描绘，特里同虽然继承了波塞冬手持三叉戟的动作，但是特里同最主要的武器是海螺壳。他用力吹奏海螺时会产生很大声音，像是一个充满野性力量的挑战者；而当他轻轻吹奏海螺时，海螺声会使整个海洋平静、缓和下来，意味着神与自然的激烈对抗趋于和谐宁静。特里同“向海而生”就是以海螺为标志。
第三，从人物装束看，该角杯上的人物双脚赤裸，不似以往常见的着靴胡人，而在海洋中戏水的海神均是赤足。传说特里同和他的父母住在大海深处的金殿内，在《阿尔戈英雄纪》中说他曾经居住在利比亚的海边，赤脚蹚水，在海岸上引航，指引阿尔戈号的船员们将船驶入地中海。波塞冬和特里同都有着令人生畏的神祇形象，但工匠依据“模具”“粉本”制作时，由于器物尺寸所限，在小小空间内难以达到希腊雕塑的细致程度，因而人物的西方面貌就稍显粗糙。值得注意的是，角杯上的人物头戴多层折边圆高帽，很可能是地中海东部流行的弗里吉亚（Phrygian）软帽，而不是长卷发特里同原貌，说明该角杯造型已褪掉西方人物原本外表，变成了中土熟悉的胡人面貌。
第四，从角杯造型看，其整体就是一个海螺。希腊时代之后，特里同经常被刻画为吹奏海螺的形象，他与一个海螺壳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也被认为是俄刻阿诺斯（Oceanus）或波塞冬出行序列中的“鼓手和号手”。传说特里同的身体常被海藻覆盖，因此工匠在角杯上塑造出排列有序的圆圈图案，犹如海螺的回旋缭绕的纹饰。
第五，角杯背面饰有古希腊神话常见的纹饰。既有古希腊神话中经常描绘的鸢尾花、日冠花等，根茎花纹细节逼真；又有古希腊神话中的神翠鸟（Halcyon），传说当它飞过海洋时暴风雨就会平息，栖息后会带来安宁。爱琴海周围岛屿的海洋生物海螺，与海鸟共同展现在图案中，可能代表着天、海间的友好相处。
此外，该角杯弯曲把手上还饰有一周连珠纹。希腊化艺术传入西域后，很多造型都发生了变化，如龟兹壁画中裸体人物和棕榈枝、葡萄纹，敦煌石窟中爱奥尼亚式柱头，麦积山具有赫拉克勒斯（Heracles）特征的天王像等，都蕴含着希腊化文化因素。西方人面孔的神话人物被融入中国墓葬艺术之中，这种融合虽不多见，但制作唐三彩的工匠大胆创新的美学设计与一丝不苟的工艺完美融为一体，巧妙地将舶来品——小海神形象与海螺壳结合并运用于角杯造型之中。
头戴尖帽、深目高鼻的陶胡人俑和三彩俑常见于唐代，工匠们以高超的技术创作出各种胡人形态，充盈着唐人的精神世界。三彩器出现于唐高宗时期，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极为盛行，涌现了很多精品。三彩器皿较少，常见人物俑、镇墓俑及马、家畜、家禽等动物，均具有丰美的艺术意匠。人物俑及镇墓俑超自然形象的魌头，最具艺术价值。唐三彩见证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完备地展现了社会生活的各种形态。角杯用三彩工艺制作，具有明显的大唐色彩。
图一六 大英博物馆藏白釉狮首杯
角杯作为舶来品是中西方交流的最好证据。有装饰的来通起源于古希腊地区，后经西亚、中亚传入中国。唐代时，屡见不鲜的来通已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出现了方口、六边口、圆口等不同器形，从早期的角杯式来通到后来的龙首式、象首式、犀角式、卧鸭式、立禽式、鹦鹉式等角杯，再到五代、宋、辽时期的摩羯式角杯，反映出多种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白釉狮首杯（图一六）以及其他博物馆收藏的各式角杯，就是典型的中国工匠模仿外来器形制作的器物（图一七、一八）。来通在中国器物造型中的嬗变，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与交融的典型例证。
图一七 日本和泉久市保惣纪念美术馆藏三彩象形角杯
图一八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三彩龙首吐水角杯
唐三彩角杯在人际间交流或是流通、消费过程中，常以物的话语符号直接叙事，但并非是单纯的举盏喝酒，其艺术造型是一种外来文化的符号，馈赠炫物、奉献回赠、以物为媒、互相收受等，都会考虑到角杯艺术的设计，使其成为萦回在脑海的实体化器物，物存人心，从而作为爱物陪葬于地下秘境。
唐人喜爱这类造型的三彩角杯，虽然他们不一定知道西方的小海神特里同，但可能与人们笃信道教“谪仙人”“骑鸾飞鹤”“飞天术”有关，人们站在艳羡者位置去欣赏仙境上的仙人，“呼我游太素，玉杯赐琼浆”，超逸绝尘、飘飘欲仙，具有翱翔通天模式。如此，西方的特里同艺术造型进入中国饮酒艺术范围，西方虚构的海神成为中古文人重构欣赏酒仙的把玩品。
我们感叹唐人具有“尚奇之风”，有推陈出新的天赋并好奇外来艺术的意象，工匠设计、制造唐三彩器物时，居然能将希腊小海神特里同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如果说海神之光照射进地中海，因而在欧洲形成各种各样的特里同艺术形象，那特里同形象是如何进入中华大地并成为角杯上的艺术造型呢？带有希腊小海神特里同形象的工艺品输入中国，或许是拜占庭和波斯的外交礼物，或许是粟特商人的贸易奢侈品，又或许是中亚周边民族的进贡礼品，这些器物上的形象从社会上层向下传播，被民间广泛吸取和借鉴。来源于希腊等地区的角杯常见于唐代墓葬中，也是西方艺术元素传播到中国民间的一个物证。
与以往常见的三彩胡人牵驼俑相比，新见角杯上的人物形象不再是赤髯碧眼、身穿窄袖衫、头戴高尖帽或翻檐帽的赶驼贩夫的粟特胡人形象。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均是被大海包围的民族，很多富裕家庭使用海洋生物装饰房屋内部与庭院，庞贝遗址里发现了大量海洋生物马赛克装饰画，还在别墅里发现了高2.05米的海神尼普顿（Neptune）大理石雕像。种种神话故事反映了人们对大海的迷恋，海洋生物的艺术形象多具有人类特征，即使特里同是半人半鱼的形象，也被视为与海怪搏斗的神灵。唐三彩工匠们选择外来异域人物的真实图像，制造出小海神特里同形象角杯。该角杯的发现，不仅填补了丝绸之路上希腊化文化遗产的空白，还丰富与活化了中外交流的历史场景。
亚欧文明强调的“海洋意识”，通过神话人物小海神特里同进行了传播，可见海洋文化驱动力不再是一个抽象或是晦涩的词汇。古人传说来自“西海”（地中海）的“海胡”，现在以考古出土的实物资料，带着厚重的历史、精致的造型和唐三彩璀璨的颜色，将漫漫海洋必经之道中的文明传说，静静展现在世人眼前。
三 特里同形象在欧亚跨文化的传播及嬗变
公元前334年，希腊—马其顿联军统帅亚历山大大帝经过十年征战，囊括了地中海到波斯湾和中亚、印度周边地区，扩大了东西方的交往，希腊化世界形成。特里同艺术造型从爱琴海到唐长安，在漫长的东西方交流、传播过程中，其造型也屡有嬗变。不论是在希腊瓶画、雕塑还是壁画中，海神虽以不同的造型出现，但都达到了古代文明的艺术高度。罗马人吸收了古希腊宗教神话，波塞冬、特里同都成为罗马神祇，其名称也被罗马化。正是西方古典文化的特殊魅力，将小海神特里同这样的艺术造型通过不同途径和诸种方式随着亚历山大东征而传播至亚洲。
波澜壮阔的希腊化运动不仅给中亚和西北印度带来了流传甚广的古希腊神话，同时也带来了高超的石雕技艺和精美的绘画艺术，希腊化艺术得以从帕提亚、巴克特利亚、粟特地区传播到中国新疆地区。例如，8世纪库木吐拉石窟女供养人手持的丰饶角变成了花朵，克孜尔石窟龙身雕塑上骑有长翅膀的小爱神，古希腊样式大棒、盾牌、狮头形头盔，以及希腊女杂技演员在利剑之间行走图像等。
犍陀罗地区是希腊化世界与中国交流互动最关键的通道，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图一九 大英博物馆藏犍陀罗特里同浮雕
犍陀罗艺术涉及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区，关于其文化渊源有伊朗灵感说和罗马溯源说，澄清“双渊源”具体内容如何产生和发展是极为困难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希腊化”的传播是其最显著的特色。罗马的艺术工匠将专注于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希腊化雕塑带到犍陀罗，不仅对佛像、菩萨像和叙事性浮雕产生了全面影响，而且启发了犍陀罗工匠的灵感，对古希腊神话人物进行了本土化改造，特里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犍陀罗石板浮雕上的小海神特里同像（图一九），夸张地表现出发达的腹肌，有的还出现古希腊的塞壬海妖。
图二〇 阿富汗蒂拉丘地1号墓出土特里同金牌饰
阿富汗阿伊·哈努姆遗址（Ai Khanoum）出土了赫拉克勒斯、雅典娜等具有希腊化特征的雕像，虽然有些遗物糅合了部分伊朗文化元素，可是主流还是保存了希腊文化的母体，尤其是圆形石制“装饰盘”（Toilet Tray），除了雕刻酒神狄俄尼索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女神达芙妮诸神外，还有海神波塞冬、小海神特里同以及尼尔尤斯女儿海宁芙骑乘的各种海兽。海兽是装饰盘上常出现的形象。在犍陀罗出土的浮雕中，小海神特里同数量众多，常以成行成排形象出现，在神话人物的表达之外，增加了装饰性的含义。另外引人注目的“人与海豚纹金饰牌”中，有7个人鱼形象的特里同（图二○），1世纪印度—希腊王国钱币上也出现一手持桨、一手托海豚的特里同。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中西交流除通过陆路外，也大量接受海上交通带来的文化信息。
图二一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博物馆藏犍陀罗特里同吹双腔笛雕像
图二二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博物馆藏犍陀罗特里同弹鲁特琴雕像
我们注意到，最初的希腊特里同有时仅持三叉戟，传入犍陀罗后演变为吹奏双笛，1～3世纪犍陀罗雕刻中基本不见特里同手持三叉戟的形象。中亚犍陀罗地区的石雕艺术，与遥远地中海的古希腊神话故事内容结合后又有新的表达。近年在国内博物馆巡展的日本平山郁夫藏丝路文物展中，石质高浮雕的人物形象手持双腔笛、鲁特琴（图二一、二二），人们疑惑该形象究竟是海神波塞冬还是小海神特里同？作为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小海神特里同手中通常持神物海螺，但在犍陀罗石雕上，海螺则变为双腔笛。海螺常见于地中海地区，但在犍陀罗地区并不常见，或许为了便于当地人接受，雕刻匠师对特里同形象进行了改变。将自身文化中的内容表达转变为其他文化中容易接受的形式，是文化传播时非常重要的一环。犍陀罗佛教艺术中的有翼天使出现在新疆米兰，删掉飞翼变为飞天；古希腊神话中的丘比特（或厄洛斯）转化为骑海豚形象，甚至海豚在中亚被直接转化为鱼的外形，这也说明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和其他文化融合。
图二三 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
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上，绘有唐代宫廷女性乘坐狮鹫格里芬头游船，水中即有“马首鱼尾”的小海神特里同形象，还配有其他水中生物来衬托海洋中的特里同（图二三）。俄罗斯学者复原这幅壁画后，认为大船下面水中丑陋怪物是张嘴伸舌的“大耳朵龙”，是身有翅膀和山羊腿的中国杂交龙，这显然是望图生义的错误，没有注意到希腊化海神在中亚演变的艺术影响。其实，太原隋代虞弘墓椁壁第1、2幅浮雕上即有醒目的马首花尾鱼图案，也是来源于小海神特里同的造型艺术。
任何文明古国和民族都有自己优美旷逸的神话遗产，但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小海神特里同能辗转远播到亚洲的并不多。小海神特里同成为中国唐三彩器物上的艺术形象，而且并非借鉴而是直接运用，更为罕见。以该件角杯为契机，可以重新审视以往未被认识的带有小海神特里同形象的唐三彩器物。
图二四 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唐三彩角杯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唐三彩角杯（图二四），长11.6厘米，与本次西安出土角杯大小相同。该件器物长期以来无人释读，只笼统描述为“7世纪模印来通杯”，并没有将其与小海神特里同相联系。角杯上的人物戴的帽子不是粟特人或波斯人的尖顶帽，而是圆形软帽，与罗马人的服饰和戴帽的艺术造型相似。欧洲私人收藏的唐三彩西方人形象骑海螺角杯（图二五），几乎与本次西安出土角杯一模一样，此前因器物真伪与来源不明，学界并不敢轻易下结论。
图二五 唐三彩角杯（欧洲私人藏品）
连续出现的唐三彩特里同艺术造型角杯，说明此类器物的内容和风格受到当时民众的喜爱，并引领了时尚风气，工匠们根据市场需求制造出角杯，满足各个阶层的需要。角杯因主人生前喜好而随葬于墓中，或让墓主在地下继续享受富足舒适的生活，或作为祭酒礼器，用于敬献神灵、祭奠祖先。
这类匠心独运的艺术品，由作坊里的工匠制作生产，尚不确知是受委托而造，还是凶肆市场自由选购。很多工匠可能是流动人口，从地中海到波斯地区，经历战争和强制迁徙，足迹遍布欧亚大陆。入华的外国工匠更容易接受外来图样，继而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技巧制作新奇的工艺品，如采用本土化的陶土制作三彩器，适应中国人的需要。从犍陀罗时代到隋唐时期，经过几百年的流变，人们从欣赏特里同造型艺术转变为对神灵的敬仰，逐渐使特里同这一形象神圣化和标杆化。特里同成为雕塑艺术理想的题材，并成为各类艺术门类竞相追摹的对象。文献记载缺少对工匠模仿的记录，可是墓葬出土的随葬器物对此进行了补充，使我们了解了唐朝已出现工艺精湛的、带有外来文化因素的稀罕工艺品。
从学术角度探索希腊小海神特里同传入中国的路径，无疑是一项挑战。目前具有“希腊化”特征的文物显示，当时存在着一个流动交错、重叠联系的艺术工艺网络，并不是固定在一个起源地，也不一定具有同样的地方文化身份。例如陶器和陶塑作品中，雅典魔女美杜莎头部早期样式。蛇发女怪头像被作为房前檐砖饰；狮子头和怪兽头等，都是希腊化陶塑在和田、库车等地的再现。此外，绍托尔佛寺（Tapa Shotor，今阿富汗贝格拉姆以东）中造型自由的赫拉克勒斯——金刚手菩萨，以及佛龛中形似希腊女神提喀的女性造像，见证了古希腊文化与佛教艺术在中亚的融合与延续。这些无疑都是唐三彩陶塑可以借鉴的成品模具。
考古出土器物比历史记载更接近真实。我们以前普遍认为希腊化的文化遗产传入中国，是零星的、短暂的，以世界眼光审视不断出土的各类器物，可见中古隋唐时期中西交流是密切的，从遥远的海洋神话传说到“海胡”器物的出土，文化的交往本身就具有国际意义，可以唤醒彼此的历史记忆。唐三彩小海神特里同造型角杯的出土，为我们认识世界各地所见同类器物提供了共生互动的标本，它延伸了文明的高度与地理的广度，中西交汇通过唐三彩的载体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为重构全球史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文明互鉴、交融的历史景观提供了新的取径。
（本文原标题为《从爱琴海到唐长安——新发现唐三彩希腊海神特里同造型角杯研究》，全文原刊于《文物》2023年第8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刊时，注释未收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