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穿越森林，列车驶过荒原，西伯利亚见证了人类与自然最深刻的战斗。从哥萨克骑兵到白令探险队，这里演绎着征服与探索；从毛皮到石油，这里蕴藏着财富与商机；从流放地到惩戒营，这里也从不乏苦难与悲壮……它们都是西伯利亚史诗不可或缺的篇章，书写在这片苍凉又迷人的极北之地上。
《极北之地：西伯利亚史诗》
8月17日，建投书局联合译林出版社·方尖碑邀请到作家张明扬与译林出版社编辑、方尖碑品牌主理人荆文翰，一起围绕这本厚重的《极北之地：西伯利亚史诗》，开启了一场向“世界尽头”出发的旅程。
叶尔马克的故事与哥萨克精神
分享会的讨论首先从《极北之地：西伯利亚史诗》这本书的封面开始。这张封面图是俄罗斯画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苏里科夫的一幅画作，名叫《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绘于1891-1895年，保存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博物馆。画作描绘了西伯利亚战役的高潮，1582年，叶尔马克·齐莫菲叶维奇率领哥萨克部队，攻击西伯利亚汗国首都喀什里克（今托博尔斯克附近），与西伯利亚汗国的士兵进行决战。
张明扬
“你看哥萨克部队穿的都不是俄国的正规军服，他们其实相当于雇佣军，而他们的对面站的是突厥化的蒙古人，装备的基本是弓箭长矛这些非常落后的武器，”张明扬介绍说，“而哥萨克部队装备的是比较初步的火器，所以这是一个火器跟冷兵器的作战。”此外，他指出，蒙古人骑的是马，哥萨克部队坐的却是船，在当地的河流和沼泽地带漂流作战。在历史上哥萨克跟奥斯曼土耳其作战时也经常坐着小船去克里米亚骚扰，那时候克里米亚还在土耳其人手上。因此这幅画透露出很多有关当时作战的有趣信息。
叶尔马克现在在俄国是一个民族英雄，作为一个开拓者而受到敬仰。但张明扬指出，由于叶尔马克出身低微，他在沙俄时期是很受贵族阶层鄙视的，直到苏联时代地位才有所提升。而叶尔马克背后的哥萨克精神，作为一种开拓的象征，备受俄国人以及乌克兰人的推崇。“俄乌战争期间，俄国人和乌克兰人都说哥萨克是自己的。”张明扬说。需要注意的是，哥萨克并非一个民族，他们相当于“绿林好汉”，是一群生活在东欧大草原（乌克兰、俄罗斯南部）的游牧社群，沙皇经常利用他们打仗扩张。令人惊讶的是，叶尔马克在征服西伯利亚时只带了800多人。由于西伯利亚地广人稀，即使是叶尔马克碰到的最强大的敌人西伯利亚汗国，也就几千兵马。
荆文翰
叶尔马克的故事发生于16世纪中晚期，但西伯利亚的历史开端远早于此。荆文翰提出，俄国最早对西伯利亚的征服，并非完全通过战争，而是始于民间的商贸往来。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交易商品就是皮毛。《极北之地》一书中写到，俄罗斯征服西伯利亚的原始动力就是为了获得皮毛。张明扬说，当时不仅俄国人自己喜欢穿皮毛，西欧人也喜欢，为了获得皮毛，他们不断地向北扩张，到了西伯利亚，捕猎貂获得貂皮，用于和欧洲交易。“皮毛当时在西伯利亚已经算是一种相当于货币的一般等价物了。”张明扬说，在工业革命之前，皮毛是一种硬通货，俄国沙皇的财政收入，最高的时候25%都来自皮毛。而后来，俄国的各个政权对西伯利亚的开发和征服过程中，经济利益贯穿始终。从最早的皮毛到后来的石油天然气，包括俄国人曾经想把西伯利亚作为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基地，商业因素一直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极北之地》这本西伯利亚史，讲述的就是一段对于西伯利亚的不断地索求的故事，它一直被看作一个可供开采的富矿。”张明扬说。
西伯利亚铁路源于一名消防员的提议
近代以来，铁路是西伯利亚的故事中最不可或缺的一个篇章。荆文翰告诉现场读者，早在1900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俄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展品就是在当时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西伯利亚铁路。当时的俄国把西伯利亚铁路上列车的一节车厢搬到了巴黎，参观者可以进入车厢，身着制服的俄国铁路工作人员会拉一下火车的汽笛，然后车厢就会开始摇摆，就仿佛这列火车已经开动了，窗外的景物也会相应地变化起来。参观者可以在车上听着俄国的音乐，享受着俄国的美食，获得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因为俄国在修建铁路时，有相当的一部分资金来自在欧洲各国发行的债券。所以俄国在巴黎世博会上的这个体验项目算是给自己打了个广告，让投资者对于俄国铁路也有了参与感，非常满意。”荆文翰说。
1900年的西伯利亚铁路已在成熟运行的阶段，而它的修建则始于一个非常戏剧化的起点。《极北之地》中谈到，最早提出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人，不是官员或工程师，而是沙俄时代的一位消防员，名叫博格丹诺维奇。在他的任期内，俄国的东部地区由于粮食短缺发生了一些骚乱，他受命考察骚乱的情况。博格丹诺维奇在考察之后，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解决方案，说可以修一条铁路把粮食运过去，当地人有粮食吃了，就不会再闹事了。
除了这位消防员，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名叫维特，被后世尊称为“西伯利亚铁路之父”。他作为一个大学肄业的平民，被安排到俄国的铁路部门工作，做一个普通的管理人员。当时由于火车刚刚兴起，沙皇很喜欢坐火车去各地视察。当沙皇的专列到了维特所负责的这一片铁路区域时，维特判断列车超重且超速，有安全隐患，提出让沙皇减少车厢数量，并调低车速。沙皇对于这一提议感到震怒，认为维特对他大不敬，交通大臣也在一边帮腔，说是维特管理的问题，竟敢影响沙皇陛下出行。尽管维特据理力争，但还是没有人听他的话。没过多久，列车脱轨翻车，一些高级官员和贵族在事故中丧生，沙皇也受了伤。自此沙皇对维特另眼相看，维特也因此平步青云，经过几轮升迁，成为交通大臣，后又在1892年被沙皇任命为财政大臣，直接领导和监督西伯利亚铁路建设。
作者的三重身份，让他得以挖掘西伯利亚历史中的动人细节
《极北之地》的作者埃里克·厄斯利兼具学者、记者、旅行者三重身份。在本书中，他将扎实的文献研究与亲身探访西伯利亚的经历融为一体，再以资深媒体人的晓畅文笔呈现。两位嘉宾也从非虚构写作的角度，探讨了这部作品在表达方式和叙论技巧方面的引人入胜之处。
荆文翰谈到，作者厄斯利在采访亲历者时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书中有一个章节写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苏联对北极地区的科考中，有一艘科考船叫切柳斯金号，它试图对白令海峡进行长途探险。在出发前，船长提出船的质量不合格，肯定完成不了这趟航行，但由于种种原因它还是出发了。切柳斯金号于1933年7月出发，在航行中与浮冰相遇，被冻在冰上，随着巨大的冰块一起漂浮。经历了几个月惊心动魄的旅程，最终在次年2月沉没。这艘船上出发时总共有102人，有一个婴儿在船上出生，成为了第103名船员。由于船长做了充分的准备，在船沉过程中他们第一时间组织了撤离。总务长在撤离中最后一个离开，被船上坠落的箱子砸到而遇难，其余102人无一伤亡，成功撤离。而后他们在冰面上建立了一个营地，坚持了两个月终于等到了救援。而本书作者厄斯利采访到了那名在船上出生的小婴儿，生动地还原了这场惊险旅途中的诸多细节。例如当时科考队的队长要求当时困在冰面上的男性队员必须每天剃胡子，为了让人们在绝境中保持昂扬的精神面貌，从而坚强地等到了救援。“如果厄斯利没有接触到亲历者，或者采用的是一种很范式的写作，那这件事在这本书的篇幅中可能不会超过5行。但经过他的深度挖掘，以及与亲历者的接触，就把这段经历扩充为了一个有血有肉、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的章节。”荆文翰说。
张明扬还说到了这本书非常有趣的一个面向，即俄国的文人对西伯利亚寄托了非常美好的理想，将它看作俄国的新大陆。而等到西伯利亚被俄国控制后，它反倒成了一个专门流放俄国文人的地方。从新大陆到流放地，有关西伯利亚的理想经历了非常戏剧性的转折。
荆文翰也提到，在19世纪20年代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参与起义的很多贵族军官和知识分子都被判处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在环境恶劣的西伯利亚，他们没有放弃开拓新生活，而是参与了当地的文化建设和行政治理中，为当地带来了生机与希望。他们中的很多人终生都没有重返圣彼得堡。两位嘉宾认为，这体现了他们在逆境中也不放弃希望的贵族精神，以及一种人性的光辉，这是西伯利亚史诗中不可或缺的动人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