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夏商考古以都邑为核心，引领同时代的工作有所不同，2022年度两周考古在各诸侯国都邑的工作突破不多，反而是一些不为所重的“小”遗址在各地多点开花，亮点颇多。
周原遗址在2020-2021年发现双重城圈的基础上，重点对召陈村北、村南的“城墙基址”和建筑基址进行发掘，发掘显示在南北长92米的基址平面存在不规则版块线和未均匀分布的磉墩。基址东侧存在一组西周晚期建筑台基。综合探沟的北壁剖面，发掘者认为该区域可能经历了水渠-建筑群1-建筑群2（有可能是城墙）的变迁。对召陈村北G1进行二次发掘，确定其性质为水渠。召陈村南“城墙基址东南角”的发现显示其平面为曲尺形，由29块大小不等的版块构成，东部宽约8米，南部宽约10米。在一处探沟内发现基址下叠压有西周晚期的灰坑，可以卡定该基址的年代上限不早于西周晚期。
在丰镐外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秦岭北麓鄠邑长安段进行了西周遗址的专项调查，确定了长安海子村、长安回鹤庄；长安郭北-鄠邑大良村-鄠邑宋村-鄠邑黄堆；鄠邑西丰盛；涝峪河两岸鲁家寨-皇甫村-坳子村等四片遗存分布较丰富的区域。既往对于周王和周公所葬之“毕”众说纷纭，而渭河以南，秦岭北麓地区曾多有铜器发现，但始终未能发现较大规模的聚邑，专项调查惠而不费，也能为探索“毕”原提供新线索。
西周时期的各诸侯国中，燕、卫两国近两年有持续性的工作，所以有一些新的成绩。
琉璃河遗址新发现数处夯土建筑，其中城内的一座夯土建筑基址，夯土厚度约2米，发掘者介绍该基址“东西超过25米、南北超过30米，性质可能类似于宫殿宫室建筑，或者类似于祭祀所用的、宗庙性质的建筑”。
在琉璃河外围，通过数年的工作，考古工作者基本确认了涞水张家洼遗址四至范围，遗址群分布在秋兰河两岸的多个台地上，总面积在40万平方米以上。本年度的发掘集中在遗址东北部台地的西部边缘和北部，清理的西周早期遗存为华北平原北缘地区的文化的多样构成，以及绝对年代卡定提供了关键资料。本年度发掘的墓葬与2021年度时代相同，但葬俗完全不同。大部分有棺椁，但除一座墓葬（M4）之外，皆未随葬任何随葬品，葬俗十分特殊。M4出土的车马器形制特殊，为国内既往所罕见。
张家洼M4马辔铜构件出土现场
河南鹤壁辛村延续历年来的主动性发掘项目，以探索聚落布局为中心展开。除继续发掘前两年勘探发现的卫侯墓外，本年度的主要发掘地点位于辛村村东的周代居址。所见房址附近多有圆形窖藏坑，另有圆形夯土台仓储建筑、陶窑、祭祀牛坑、骨料废弃坑、陶范坑、烘范坑、墓葬、人工水渠等。发掘者认为，随着历代卫侯墓由村内不断向外拓展，早期的规划已无法满足卫侯埋葬用地需求，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原本作为一般居址的区域土地用途已经发生了变化，变更为卫侯墓地，居民点废弃。
辛村圆形仓储建筑
大聚落中地权的变更，造成同一地点历时性聚落性质的变更，是大遗址尤其是都邑考古都需要面对的。这一现象最早被意识到，是在周原。同一地点居址、墓葬、窖藏坑、墓地的反复变化过程，应当就是当时地权变更的实证。但如果对于地权变更的认识不足，将不同时代的遗存简单叠加，就往往会在非共时性意义下简单得出“居葬合一”结论，这是研究者要极度警惕和保持自觉的。
西头遗址的考古发现，无疑是2022年西周考古的最大突破。该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2018年以来以西北大学为核心的联合考古队，先后发掘了南头、鱼嘴坡、尖子、上庙、斜圳等地点，确认了遗址商周遗存分布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泾河流域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聚落之一。
2022年在遗址西侧区域发现西周时期的夯土城墙、壕沟及道路，初步判断该城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确认面积超15万平方米的大型围沟墓地，围沟内发现墓葬近千座，围沟外还发现了20座以上的带墓道大墓，本年度发掘了其中3座东西向甲字形大墓，墓葬墓道向西。其中在M90墓道内发现分三层殉埋的38具殉人，墓室西侧二层台发现5具殉人，墓室底部有腰坑。与M90并穴的M98、M99亦为甲字形大墓，其中M98与M90墓道相接。虽然墓葬被盗严重，但仍然出土了不少制作的精美的高等级随葬品及刻字卜骨。邻近的围沟墓地中小型墓葬有一定排列规律，年代主要也集中在周初。
旬邑西头带墓道大墓
西头M98出土的嵌松石象牙梳、篦
2022年发掘的斜圳地点位于城址内东北部，发现有西周早中期的冶炼残炉、铜矿石、炼渣和炉壁残块等冶铜遗存；并发现较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大量废弃陶瓦残片和刻陶文陶器。过去路国权曾提出，泾河流域带腰坑墓葬的人群与西周初年迁徙而来协助周人防守关中西北部地区的殷遗民有关，西头的发现无疑为这一说法提供了新的例证。同时，由于西头遗址的临近区域，有碾子坡、枣树沟垴、孙家等与先周文化探索有关的关键遗址，西头的新发现，对当地商周之际人群构成及社会的复杂变迁状况就尤显重要。
西头遗址出土的陶文
在古黄河以东的海岱地区，2022年在基建工作中，西周时期考古有新发现。在鲁西南沂河流域的邹城两孟（孟府、孟庙）南广场的基建考古工作中，发现了一处西周早期的聚落群，遗存年代集中在西周早中期，但文化因素以商系文化为主。遗址外围有围沟，居址皆在围沟以内，墓地却不在围沟之中，显示出明确的“居葬不合一”。西周时期墓葬规模不大，墓主多侧身，棺内放置陶器。不少灰坑中有“异类葬”现象，其中一座灰坑内甚至有3层人架，甚至有完整陶器共出，不排除这是人群等级差异造成的不同葬俗。遗址内还发现了部分冶铸遗存，目前确定有制作工具的陶、石范、芯头和炼炉废弃堆积。在小型遗址中，存在冶炼生产活动，为理解商周之际的铜器生产工业的格局，提供了新的线索。
在胶东半岛，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平度新河镇三埠李家村连续三年的基建考古工作，发现了面积较大、内涵丰富的从商末周初延续到战国晚期的文化遗存。商末周初至春秋时期聚落中发现有房址、墓葬、祭祀坑等遗迹，有较为明确的典型中原商周文化和当地珍珠门文化色彩的土著风格素面鬲共存现象。更令人意外的是，在该遗址首次确认了胶东地区西周早期聚落中的骨器加工作坊，集中出土骨角质成品和生产过程中间环节的骨料。
平度李家村西周的陶器
平度李家村西周的骨料与骨器
2022年西周时期考古的一大突破是湖北赤壁大湖咀的发现。遗址内发现了阳新大路铺、和尚垴常见的鬲式鼎、带耳甗等大路铺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所以发掘者认为遗址的上限可至西周时期。遗址延续时代较长，下限可至战国时期。遗址内还发现了石范和疑似鼓风嘴的器物，还发现了部分锡炼渣。比较意外的是，由于遗址可能存在东西两个并列的城址，发掘者认为不排除城址始建于西周的可能。由于已公布材料较少，倘如发掘者所言，则将是江南考古的重大突破。
赤壁所在咸宁的地区，历史上曾多次出土如嘉鱼太平湖楚公逆甬钟、通山大甬钟、崇阳甬钟、镈钟、铜鼓等商周之际的重要铜器，但多数出土背景不明。过去我曾推测这些零散的乐器，或与早期荆蛮人群的山川祭祀有关。如果在赤壁存在一个西周晚期甚至于春秋早期的城址，则说明在周王朝势力不能及，楚人未兴起时，土著人群在当地建有一定规模的区域聚落中心。
在闽浙赣皖四省通衢之地的衢州，以土墩墓相对应的居址为探索目标。浙江省考古同仁对衢江石角山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位于云溪乡车塘村，地处邵源溪上游，东南距孟姜村土墩墓群约6公里。经勘探，遗址发现夯土墙和壕沟，东、西两面城墙疑似各有一城门。该城址是浙西地区发现的第一座商周时期的古城，填补了时空空白。由于居址发掘的文化序列清晰完整，未来也许还能为衢州数座土墩墓中的原始瓷找到产地归属并构建当地自身的器物演变序列。
在东苕溪，小古城遗址继续工作。2022年的工作重点是城墙四至的确认和水城门的发掘。虽然公布的消息不多，但可知该城址西北的庙山高台为人工堆筑，高台顶部有复杂的建筑遗迹。在2021年解剖城墙并发现水门的基础上，2022重点对水门所通的水网进行了追寻。在这一过程中，对湖西大型建筑群遗迹进行进一步工作。该地点的建筑遗存布局十分复杂，可兹对比的材料甚少。既往对于太湖南北的商周之际文化属性和遗存年代下限，学术界的意见不同，小古城的发掘将对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关键的证据。
2022年度两周之际的考古工作，比较重点的有两个区域，一在关中西部，一在晋陕豫三省交界处。前者与秦人东进有关，后者则与周王室东迁带来的地缘政治版图变迁相应。
在陕西，宝鸡高新区千河镇汧渭之会的魏家崖遗址进行了系统工作，目前所知的消息极少。零星新闻报道可知2022年度发现春秋时期高等级墓葬，部分墓葬还出土有铜翣、荒帷装饰、成组铜容器等高等级遗存。如新闻可靠，则可反推至少在墓地内发现了3鼎以上级别的墓葬。魏家崖遗址临近曾出秦公钟的太公庙地点，这些墓葬必当与东迁秦人有较密切的关系。
在晋陕豫三省交界处，新发现较多。通过两年多的工作，韩城陶渠遗址的年代、布局、结构、内涵等问题基本摸清。遗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北部以东西向壕沟为界，有不同等级的居址和墓葬的分区布局。大中型墓葬区有“甲”字形大墓8座，由北向南依次排列，均为东西向，墓道朝东，有四座墓葬南侧附属车马坑。“甲”字形墓葬均被盗严重，除一座外，均发现有1-3个数量不等的殉人。大墓墓道中均埋葬有数量不等的整车马，个别车舆内有放置器物的现象。发掘者在2022年基本判定陶渠遗址的性质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京”邑。
陶渠墓地平面布局
黄河以南，三门峡经一路绿地广场暨单建式人防工程项目在虢国都城上阳城的宫城北侧，从出土的陶片看遗存年代集中在两周之际。发掘中获得了一部分骨料、玉石料、铜渣等，可能和手工业作坊有关。发掘的墓葬时代和遗址时代相同，并且发现有泥坯器物，亦可能属于匠人墓葬。在宫城临近区域发现手工业作坊，甚至于有工匠墓存在，似乎是三代都邑手工业作坊空间布局的共性做法。
东周时期遗存的发现在2022年最为丰富。
礼县四角坪遗址历经3年的发掘，到2022年格局大体清晰。遗址位于礼县县城东北的四格子山顶部，东距大堡子山约5公里。山顶被人为处理为大平台。平台外围有夯土墙环绕，内有大量夯土建筑基址。已发掘部分主要由中部方形夯土台基、土台四边正对的四组附属建筑以及四角曲尺形附属建筑组成。中部夯土台基平面呈方形，四周有立柱，外有散水。中心夯土台的中心是方形半地穴空间。半地穴四角各和四壁中点有一个柱洞。半地穴内地面十分讲究地铺设地砖，地砖下埋设陶水管道。半地穴四壁残存上下两排铁钉，可能用于固定墙壁上的饰面砖。中心夯土台四角分布曲尺形夯土台基，四面中部亦分别对应四组附属建筑。附属建筑以夯土墙相连，并分隔出多个院落，与附属建筑一同将中心土台围合，形成这种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的独特建筑格局。
四角坪建筑基址西半部分
由于四角坪地势高而孤立，周邻没有生活居址，选址特殊，布局国内罕见，发掘者初步推测这是一处与祭祀相关的礼制性建筑。
三门峡甘棠学校项目发现一批东周墓葬，属于春秋战国之交，墓葬出土遗物较多，其中包括三组青铜编钟。墓地中再次发现戎人墓葬，而且呈现明显的中原化或华夏化现象。对东周时期三晋两周核心区华夏化的戎狄人群，目前仍缺乏系统研究，随着类似陆浑戎、故郡等墓葬材料的积累，研究面貌或许未来能有改观，但如果不在居址材料中注意区分，研究可能仍然还是偏颇的。
在黄河下游，临淄齐故城南马坊大墓在2022年继续发掘。作为齐鲁地区目前已发掘的最大的商周时期墓葬，北距临淄齐国故城约2千米。大墓呈“甲”字形，由墓道、墓室、椁室、陪葬坑等部分构成，现存墓口南北长约33.6米，东西宽约33.2米，总面积1300余平方米。墓室四壁由3米以上厚的夯土构筑。首次发现了加固墓壁的生土垛子，壁面经反复修整涂抹，大面积铺挂苇席，并环饰彩绘墙帷。大墓北部和东部约25米处各发现一座长方形大型车马坑。其中一号车马坑东西长56米，目前已清理车4辆，马10匹，这也是山东地区发掘的规模最大的车马坑。该墓的年代约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正处在“田氏代齐”时期，墓主身份颇引人瞩目。
南马坊大墓
南马坊大墓荒帷
齐国故城小城西门外侧夯土基址，发掘者认为与“稷下学宫”相关。2022年的工作确认了中间带有连廊的11号基址和12号基址的关系。同时，确认整个建筑群东南部存在东南门，为基址群的南向通道，沿小城西墙及南墙走向。门址东侧为一依附小城西墙的短墙。
平度李家村发现了由围壕、窖藏坑、墓群等功能区组成的复杂的战国齐国聚落。围壕的东侧发现数量较多的窖藏坑，并于窖藏坑附近发现战国时期齐国陶量一组。窖藏坑东侧分布有一处战国墓葬群。墓葬集中出现在棺椁二层台上或墓圹东南角填土随葬祭祀死者的陶盆、陶罐组合和猪头骨的现象，陶盆底部常能见到兽骨、鱼骨。这种特殊葬俗，在半岛地区尚属首次发现。
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部门对蔚县代王城的李家庄-古家疃墓群进行了系统工作，发现墓葬数百座，抢救性发掘了其中十余座。新发现墓葬多为战国时期，与代王城有着紧密联系，受玉皇庙文化影响，是燕山以北最为系统的战国早中期的墓葬资料。2022年清理的战国时期墓葬13座，均为土坑竖穴墓，年代集中在战国早中期，总体文化特征与晋文化，尤其是晋南和晋东南区域文化面貌大体一致，但同时出土三足双耳罐、丁字形骨器和鹤嘴斧等戎狄人群因素遗物，体现出其文化因素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李家庄-古家疃墓群发掘现场
在江南地区，江西樟树国子山M1椁室拆除，完成整个墓葬的发掘工作。发掘者确认墓葬底部有五根长枕木承托起整个椁室，枕木间填充有厚厚的木炭。木炭上方，椁底板下铺有木皮。椁底板共计88根，分为南北两排，每排44根。同时，考古队对墓葬东侧的围沟和西侧的M3进行了发掘。M3早期被盗扰一空，结构与M1大体一致，墓室四角发现与M1一样的角坑，表明这是当地特有的葬俗。
作为浙江境内唯一出土琮、璧玉器、青铜礼器和卜骨的晚商至东周时期长时间沿用的大遗址，毘山遗址的工作始终备受关注。2022年度毘山遗址的发掘，确认了麻雀田地点的东周建筑基址群，是以高台建筑构成的大型建筑基址群，规模宏大结构复杂。
平水盆地古若耶溪是两侧密布的越国高等级墓葬和原始瓷窑。盆地北侧的今绍兴市区可能就是越国的核心都邑，但由于城市的扩张和绍兴当地发达的经济建设，使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与系统工作已近乎不可能。但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仍在有限的空间和条件下，尽可能以越国都邑聚落布局为总目标开展工作。2022年，绍兴市周边的南山、南山头、大湖头遗址的发现都可圈可点。
南山遗址位于地处会稽山北麓，龙山东南侧，2022年发掘清理房址和复杂的柱洞网。遗址内有多种沟，有的可能是河道，有的则明显呈沼泽相堆积，说明该遗址的东部台地边缘可能已经濒水或濒临沼泽。南山头遗址与南山遗址直线距离不过200米左右。南山头遗址与南山遗址不同，遗址内有明显的黄土堆积，四周水域的走向基本明晰。遗址出土有大型板瓦，说明遗址可能存在高等级大型建筑。
大湖头遗址位于绍兴市越城区人民东路与二环东路交汇处东北侧，2022年是该遗址连续第二年的考古发掘。大湖头遗址是浙江第一次大面积发掘的春秋战国时期越文化遗址。遗址负责人以聚落考古的理念对待江南饱水环境下的居址，不但成功辨识出不同的干栏建筑与其地栿结构，还确认了不同建筑的外围结构。本年度的发掘清理了大批灰坑，出土了丰富的遗物，埋藏背景清晰，是一次极为成功的聚落考古实践。出土遗物除了常见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成组的原始瓷乐器和铅锭、铜戈形器、精美的青铜饰件和精美的漆木器，以及绍兴地区首次出土的东周时期木桨。此外，浮选出大量植物遗存，包括稻米、植物种子和果实等，丰富对遗址内涵的理解与认识。
大湖头遗址出土的原始瓷乐器
除了上述已经发掘或结束工作的遗址，还有数处备受关注却尚未完成的重要遗址。凤翔雍城秦公大墓附属车马坑的发掘仍在持续，从零散的新闻消息看，似乎尚未清理到车辆本体。秦东陵大墓在2022年已经完成保护棚的修建，还在清理填土，尚未揭露至椁室。在晋南，北白鹅墓地和闻喜上郭城址、邱家庄墓地仍在有序工作。淮南武王墩的发掘由于涉及排水，2022年的工作也未达到椁室。
总体看来，近年来的两周考古有如下趋势值得注意：
第一，类似浙江省在金衢盆地和平水盆地、甘肃省在陇东地区的工作，各地开始以聚落考古为基本工作理念，以精细化发掘为手段处理夏商周时期的遗存，获得了过去稀见的遗存，因此获取了过去无法想象的细节信息，拓展了对三代社会的认知，活化了历史场景。
第二，以测年、动植物和冶金遗存检测为代表的多学科合作方式，逐步在两周时期考古工作中得到推广，多学科合作的理念深入青年一代研究者人心。科技考古工作者也开始更多关注三代时期，对人群划分、等级差异等问题开始有所关注。新的测年数据，对传统类型学分期体系做出了验证，也提出了挑战。
第三，发掘精细，检测多元，获得了更为繁杂的信息，如何将这些信息条理化以凝练为新的学科问题和上升为新的学科意识，则是下一步工作的核心。跨地域葬俗的趋同，同地区建筑遗存的差别，究竟是族属人群不同的还是等级差异，是偶发现象还是存在草蛇灰线的内在联系，是需要思考的。
比如，琉璃河与西头都发现了嵌松石的象牙梳篦，二者有无共同的来源，与殷墟的象牙器有无关系，西周早期类似象牙、黄金的贵重资源如何开发与分配？陶渠随葬车辆中放置铜容器的现象，在时代相近的沂水纪王崮葬车中也有所见，二者有无关系？南山头与大湖头时代临近，空间毗邻，建筑结构却有不同，是等级还是微环境造成的？平度李家村的殉牲方式在周汉文献中有无线索，邻近地区有无类似的墓例，屈肢葬俗由何而来？平度李家村制骨与同时期列国都城的制骨技术上有无差异，骨料利用率如何？地方性生产与都邑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之间差异有多大？是否存在我们还无法归纳的“地方性知识”？类似的问题，恐怕非爬梳既往材料无法相互串联。但目前，整体性而非某一器类某一习俗之外的跨地域比较研究，还十分缺乏。
第四，两周考古相较于夏商考古更为困难，是在于有文献可以定性，部分事件甚至可以具体到月乃至天。离开传世与出土文本的梳理，对考古现象和实物的认识必然浅薄。在王朝版图越来越大，国别造成的地域文化构建，差异性必然较夏商时期表现更为细微。类似三代都邑内手工业作坊的选址和空间布局，两周之际晋陕豫三省国族格局与物质文化面貌的变动、东周晚期不同等级基层人群葬俗的差异比较研究，戎狄人群的华夏化和连带的华夏化后的戎狄人群是否还有更细致的地域、时代差异，百越人群的地域差别，楚人扩张之前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方文化辨识这样的课题，传统的类型学仍有很大的工作空间，绝非如部分青年朋友所想的那样，类型学已到了尽头甚至已经接近淘汰的状态。融合文献进行东周整体性葬俗、城邑兴废等问题的宏观分析，在当前是普遍匮乏的。
一言以蔽之，两周时期考古的异彩纷呈，基于长期而细致的工作。作为上承夏商，下启秦汉的过渡阶段，中国物质文化地域性空间划分、确立，以及制度、地方管理模式确立的认识，关键在于两周考古。因学力浅薄，眼界并不开阔，知识面也很狭窄，我对新发现的认识不深，所论亦有不恳切之处，尚祈读者批评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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