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表述丰富驳杂的现实经验？如何探寻现代国人的灵魂激荡以及人生命运的壮阔或奇诡？
我感到，以下几个方面，为近五年小说创作提供了重要的艺术经验，同时提出了有待继续深入探索的问题。
第一，在如何把握和表现时代生活、如何深刻体现人民群众丰富的思想情感变化、特别是如何对现实发言，如何对当下的现实生活作出积极的回应等方面，作家们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仍然力有不逮，仍有很多难点需要克服。
第二，关于讲好中国故事，不是有个好故事就行了，如何汲取中外文学传统资源，提高叙述技巧和语言表现力，至关重要，这也是近年小说创作中一部分作家的自觉追求，值得注意。
第三，作家们打开自我身份认同、代际划分的藩篱，开拓更广阔的视野，努力表现有机的完整的广阔的时代生活。
近五年来，小说创作从整体趋向上看，仍然延续着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的发展脉络，但是，在坚持文化自信，弘扬中国精神和扩展叙述能力上，又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众多小说作品生动地描写了大变革、大转型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无比广阔多样的生活画面，呈现出多色调、多方位的文学场景，有些作品能够达到对生存和生命意义思索的层面；不少作家，文化意识明显增强，底子厚了，笔触能深入到一向不被人注意的深层领域。
近五年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好作品。许多深孚众望的老作家、名家，笔耕不辍，仍能推出新作，仅从长篇领域看，佳构迭现，每年都有新收获；而广大青年作家，无论“80后”、“70后”，也都表现出旺盛的创作活力，他们强化了对生活的体验和思索，孜孜研习叙事技巧，人生阅历和艺术视野较前开阔了，传达出丰富驳杂的城市经验，在刻画同代人的精神成长历程方面有所突破，他们的世界正在突破年龄阅历、代际划分的局限，不断扩大和融会，奉献出不少具有丰厚内涵和独特情思的作品。另一方面，不少作品敏锐地表现出高科技和新媒体时代人的思想情感的微妙变化，这在中、短篇，乃至小小说领域体现得尤其鲜明。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表述丰富驳杂的现实经验，如何探寻现代国人的灵魂激荡以及人生命运的壮阔或奇诡，这一切，继续构成作家们不得不面对和书写的一个宏大的精神主题和叙事前景。我感到，以下几个方面，为近五年小说创作提供了重要的艺术经验，同时提出了有待继续深入探索的问题。
第一，在如何把握和表现时代生活、如何深刻体现人民群众丰富的思想情感变化、特别是如何对现实发言，如何对当下的现实生活作出积极的回应等方面，作家们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仍然力有不逮，仍有很多难点需要克服。本来，长篇小说需要审美距离，需要沉淀，不一定对现实立刻作出近距离的、同步的回应，按惯例，有时要等到多年以后才来书写。但是，生活在巨变，文体也随之变化，在一切都提速的今天，现代生活的节奏决定，它不可能拖延和回避对当代正在行进中的现实的把握和表现。人们迫切需要长篇小说能对现实发言。这是时代的需要。我认为，今天长篇的概念与以前已经有所不同，每年几千部的数量且不说，我个人认为，长篇小说的文体功能已发生变化，传统的长篇定义“篇幅超长，人物众多，结构宏伟”当然还在起作用，但近些年人们的兴趣所在，已不一定是大部头，多部曲，而偏向于中等，甚至小型长篇了。
更重要的在于能否对现实发言。作家们也很清楚，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文学被全民关注的程度明显在减弱，如果文学不能“亲近”和触及许多现实问题，例如生存艰辛、生态恶化、贪污腐败、资源短缺、精神困境等等，就不可能被广大民众所重视。但是，话说回来，在今天，一个作家要言说我们的时代，准确地评价我们的时代生活，深刻地表现这个时代，难度是很大的。也许目前还没有人能够以巨大而深刻的超凡笔力，令人满意地表现我们的时代。不少作家的最大问题是失去了把握和读解这个时代的能力，无法定性，于是只能舍弃整体性，专注于局部趣味，或满足于表面上的类型化。
这需要突破。对小说而言，所谓表现时代并不是面面俱到，高举高打，摆出个宏大架子，搞罗列流水账的几部曲之类；最重要的是，看你能不能找到并创造出最具时代特征和精神，最有代表性的生存状态和人物典型。可喜的是，已有很多富启示性的作品出现。例如《带灯》中的带灯这个人物及基层维稳办的烦琐生活，还是写出了某种巨大的真实。《极花》是个关于拐卖的故事，展示了极花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和经历的内心煎熬，作品从拐卖入手，真正关注的是当下中国最为现实的贫困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冲击力。《篡改的命》用黑色幽默的笔调，状写农民进城的生存状况以及中国当下的两极分化现状。《装台》透过一群几乎被遗忘的装台人的悲欢人生戏剧，道尽了底层人的万般艰辛。《我不是潘金莲》看上去比较荒诞，但最大的荒诞可能是最大的真实，荒诞比真实更真实。我看到了它的作者的锐度和深度。它写出了相当一些不作为的中国官员的生态样相，包含着尖锐的对现实的干预和对人民疾苦的关怀。余华的《第七天》出来后受到了较多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它仍有它的锐利的光彩，吟唱底层的哀歌，劳动者相濡以沫的伟大。
近些年来，新媒体的高度发达使文学与传播媒介的“交集”日趋频繁，不少作家有意识地在文学叙事中“采热点”，将社会新闻拿来与小说叙事元素快速、直接地黏合，力求在“新”字上做文章。于是有人表示，当下文学叙事似乎已患上了“新闻依赖症”，作家的想象力已无法触及复杂而多变的社会现实，甚至认为文学叙事即将沦为新闻素材的附庸。这说得有些严重了，社会新闻进入文学的界面确实较前扩大了，有可能成为新媒体时代影响写作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折射出新媒体时代文学与新闻的“新关系”。在我看来，深层的问题不在于作家涉猎了什么样的话题，也不在于是否“亲近”了媒体新闻，而在于作家有无能力再造一个丰富而复杂的想象世界。新闻指涉的是事件的“客观真实”，而小说的优势在于，它始终聚焦于人性，它有强大的主体意识的重塑和再造功能，它创造的是“主观的真实”，因而是更深刻的真实。近年来，不少作家克服将现成的社会新闻简单移植进艺术世界的急切和粗糙，而注重接地气，引活水，深度夯入生活的地层，写急遽变动中的社会，写在生活的湍流里沉浮和搏斗的普通人，写人性之深和人性之美。一些作品敢于直面现实，直面矛盾，打破积久的模式硬壳，体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第二，关于讲好中国故事，不是有个好故事就行了，如何汲取中外文学传统资源，提高叙述技巧和语言表现力，至关重要，这也是近年小说创作中一部分作家的自觉追求，值得注意。小说要发展离不开传统，比如中国古典小说传统资源，从唐宋传奇，到话本小说，到明清小说的诸多伟大作品，其艺术经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转化，外国现代小说的技艺一直伴随着新文学的发展，在怎样与中国经验结合上，也存在问题，例如最近的“回到先锋”与“离开故事”之争。我曾说过，思想穿透力不可能通过牺牲诗性和叙事性来获得。
近年来在艺术探索上好的方面，我想举三个例子。一是《望春风》，堪称中国当代乡村演变史、精神史、风俗史，带有悲剧色彩的告别，有强烈的悲悯意识。作者的语言典雅传神，具有画面感、色彩感、动感、质感，打造了一种与江南情调协调的语言。这种语言，可与莫言、贾平凹、余华等人比美。在讲好中国故事上，它注重中西合璧，中西打通，结构紧密，悬念重重，环环相扣，主干很简单，但意象较为繁盛。我能感到作者对《金瓶梅》《红楼梦》手法上的某种化用。
二是《繁花》，它的产生的确不是事先设计好的，我说它是无结构的结构，无意义的意义，全由闲聊和对话推动，用细节化，庸常化，完成了一部鲜活流动的市井生相。对上海这座都市的沧桑今昔，这种笔法恰恰收到奇效。但《繁花》的成功并不意味着都市小说都要这么写。第三部是《陌上》，它的作者的语言才华很值得注意，与格非比较，她是属于北方的。语言纯净，风格清丽，时时感到它的根子是深扎在传统的土壤中的，有经典现代乡土小说的影子，有红楼梦的意味，不仅仅是荷花淀派。另一方面，它有一种欢乐之感，洋溢着喜剧情调。让人欣慰，中国乡土叙事优美传统后继有人，而且还那么年轻。
第三，作家们打开自我身份认同、代际划分的藩篱，开拓更广阔的视野，努力表现有机的完整的广阔的时代生活。代际划分无疑有一定的合理性，一代代人经历不同，我们就是这么一段段走过来的，难免形成代沟，但过于认同自我的“代际”，就可能成为“自限”，成为问题。这里想举孙惠芬、张悦然、路内的例子。对孙惠芬来说，《寻找张展》是一部重要作品，对当前创作也是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她完成了一件几乎难以完成的任务，是自我突围，衰年变法，逆水行舟之作，改变了她一惯的格局，也改变了“60后”、“50后”们的格局。为什么这样说呢？一般来说，创作就是回忆，要经受记忆力的考验，这个年龄段的作家，不少在写往事，这值得尊重。就孙惠芬来看，她的一切作品，基本都是从歇马山庄出来的，跟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一样。到现在为止，她非常勤奋，她的新乡土系列，包括德惠老人，吉宽的马车，民工，上塘书，后上塘书，生死十日谈等等，大都是深入底层，为农民代言的思路。这一部《寻找张展》，跳出歇马山庄，指向一个“90后”青年，打开张展的丰富而曲折的内心世界，是一次突破。向下一代甚至更年轻一代揭秘，双向运行。我誉之为“拆墙“，拆代际之墙，拆思维惯性之墙，拆自我身份之墙。就张展而言，不仅是成长小说，而是直面当代人的精神价值、当代青年的人生抉择、人生价值的定位，对寻求自由之路的渴望，对健全人性的追求。
而“80后”张悦然的《茧》和“70后”路内的《慈悲》也都不同凡响，它们向父辈溯源，向历史探究，是历史感的扩充，是艺术世界的扩大。在《茧》中，李佳栖和程恭是用了很长时间，才实现了历史形成的受虐者和施虐者的互休旧怨。历史的阴影并未消逝，它潜伏着，在“80后”一代人的心灵深处。正如程恭所言，剥茧是痛苦的，“多年后我们长大了，好像终于走出了那场大雾，看清了眼前的世界，其实没有，我们不过把雾穿在身上，成了一个个茧”。路内的《慈悲》并没有在大的历史背景上过多铺叙，似乎可说是悄无声息地穿越了历史上的一个个幽深隧道，作家完全把笔力集中在人物命运上，作为“70后”作家，把父辈经历的生活，把父辈一代各种人物，及当年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严酷情景，人心氛围，表达得如此深刻动人，入木三分，实在难得。
以上所讲，偏重于长篇小说。其实中篇，短篇小说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还特别想讲的是，小小说的发展不容忽视，它已由弱到强，渐渐成为参天大树。飞速发展的时代为它提供了新的广阔舞台，它不断涌现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手法，它一直拥有广大读者且读者群在不断扩大。当它与“微电影”联姻以来，影响力成倍增大。
中国当代小说也已经不仅仅是一国所有，它应该是属于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因而在人类性、民族性、审美性上如何契合全球化语境，也是不得不深入考虑的问题。（文/雷达）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7年8月16日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