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发起并主办的“中国当代影像艺术年鉴”（下简称“影像年鉴”） 正在进行2023年作品征集。作为中国第一个当代影像艺术年鉴，它既代表了机构的学术立场，也勾画着美术馆未来发展的方向。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也是年鉴顾问委员会委员顾铮表示，希望“影像年鉴”既是大量中国当代影像艺术信息资料的集纳、研究索引和指南；在未来也是一个打开过去的窗口。
影像年鉴征稿海报
“中国当代影像艺术年鉴”是一个以中国当代影像艺术实践的第一线观察和资料收集为基础，开展现象分析和整理，文献及作品的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征集到的作品信息将会收录在“年鉴”的资料库中，并最终将以线上及线下的文献库、出版物、展览及衍生活动等各种形式及时反映中国影像艺术的最新实践和成果。
年鉴对于“影像艺术”的定义不做严格的预设，所有基于影像技术而产生的。“‘影像’包括静态的摄影，动态的影像、情节片或者艺术家电影。”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馆长曾玉兰说，“影像有着记录时代和历史的特质。无论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几乎每个人都介入其中。”对于“当代影像”的界定，她强调了“当代艺术”的概念。这要求作品有关注“人”和“人性”的内核，有反思性、有人文厚度。
作为中国首家由政府创办并为当代艺术服务的公立专业化现代美术馆，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一直关注影像领域， 在建馆20周年之际创立“影像年鉴”项目，颇有深意。美术馆作为发起和主办方，邀请了朱青生、张培力、顾铮、张献民、曾玉兰（按年龄排序）担任顾问委员会委员；顾问委员会委员提名施瀚涛担任执行总监。
中国当代影像艺术年鉴启动会议现场
以开放的逻辑，为中国当代影像存留档案
美术馆是收集、保存、展览和研究美术作品的机构。目前中国的现实是美术馆更关注展览和公教，相对忽略长期性的学术建设工作。事实上，美术馆也是一个学术机构，应该参与到当代艺术史的书写之中。
在曾玉兰看来，“影像年鉴”是一个忠实记录当下现场并邀请创作者、研究者们共同参与的开放性学术平台。多伦现代美术馆作为非营利性的学术机构，希望能够为当代影像存留档案。“虽然，目前公立机构和民间会有一些影像档案和影像收藏。但长期而持续对当代影像艺术这一领域关注、收集、整理，以及进行学术性的梳理和研究等相关系列工作尚有匮乏。”“希望长久而有效地关注中国当代影像领域的现场，以田野考察的方式获得第一手的资料收集，以相应的展览、出版物呈现，并以放映、学术研讨等推动整个领域的发展。”
对于收录“影像年鉴”作品的选择，在多伦美术馆发布的项目介绍中称：影像年鉴所关注的范围不仅覆盖重要的画廊、美术馆、高校和艺术出版信息，记录成熟的或成名的影像艺术家的最新作品和展览，同时也将包括更多替代性空间或艺术家自发表的内容，希望籍此能及时记录不断涌现的青年艺术家和艺术群体的工作。
在采访中，“影像年鉴”执行总监施瀚涛提出了“开放的工作逻辑”。在他看来，从最初的摄影、电影技术的发明，到逐步发展出来的新的图像媒介。影像及其在当代艺术领域的应用和表现依然在不断变动和发展，各类影像艺术之间，以及影像和绘画、雕塑等其他艺术形态之间也多有重叠，同时影像还和当下生活和生产领域中更多的社会应用有交叉。“我们将各种可能正处于媒介特性边缘的作品的取舍留给资料的收集者和编撰者，由他们在工作中通过交流沟通达成最终的决定。”施瀚涛说，“至于AI作品是否入选，需要先有征集，再通过商量决定。”
目前，“影像年鉴”2023年的作品征集已经启动，投稿的所有作品均将入库保存。除了接受投稿外，“影像年鉴”项目组在全国设有四个工作站主动征集作品。以自然年份为界，征集到的作品在经过一定的选择后，将每年呈现一本出版物、一个展览，在设想中，未来也会有一个“房间”，供公众查阅资料。
“这项工作由公立非营利性美术馆做，没有商业目的、强调学术性和公益性，有可持续性，且有自己的衡量基准。”谈及标准，曾玉兰说，“‘影像年鉴’不以艺术家曝光率作为选择标准，而是关注作品本身。无论是功成名就的老艺术家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艺术家，只要作品是立得住的，都可以进入。”
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外景
影像如何进入美术馆？
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很早就呈现过“荷兰录像艺术简史”“1980年代——温普林前卫艺术档案”影像部分、“历史的暗室——周海婴早期摄影展”等重要的学术性项目，近年来也在持续展开与影像有关的项目与研究，“超时空影像展”“公园”“未知游戏”等影像有关展览的举办和相关研讨，让影像成为多伦现代美术馆的品牌之一。
2004年 多伦现代美术馆“荷兰录像艺术简史”海报
多伦现代美术馆“1980年代——温普林前卫艺术档案”展览现场
那么，从历史的角度看，影像（摄影）是如何进入美术馆的？
1930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开时代风气之先，将摄影作品纳入收藏体系，彼时距离这座年轻的博物馆成立不到半年。随即，美国摄影师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的一幅名为《伦布鲁克：一个男人的头像》的摄影作品成为第一件入驻MoMA馆藏的摄影作品，这也是整个艺术博物馆的第23件藏品。
克里斯多夫·菲力普斯（Christopher Phillip）在《摄影的裁判席》一文中指出，摄影真正被认可为一种成熟的美术馆艺术的决定性的时刻，目前公认是贝蒙·纽霍尔(Beaumont Newhall)1937年MoMA组织的展览“摄影1839－1937”。它也是当时现代美术馆四个具有教育意义的大型展览中的重要的一环；另外三个展览分别是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H. Barr Jr.，MoMA首任馆长）组织的“立体主义与抽象艺术”（1936），“奇幻的艺术：达达，和超现实主义”（1936），以及“包豪斯：1919－1928”（1938）。这四场展览宏大的规模、详尽的文字材料以及富有开创性的画册文章是MoMA的发展历程中的又一次重要的进步。但直到1970年代，MoMA在摄影艺术上的工作才在美国的其他美术馆得到普及，并成为了摄影活动的标准。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与欧美国家几乎同期进行摄影研究。1930年，严智开创办了天津市立美术馆，就已经提出了摄影馆问题，并特别设立摄影研究会，举办了不少摄影展览和相关活动。1936年，南京国立美术陈列馆成立，一年后举办的全国美术展览会就包含美术摄影，足以说明中国美术馆对摄影的重视和关注是很早的。1980年代以来，《艰巨历程》等征集性摄影展，引发过观展热潮。2000年以后，影像艺术的加入，以及国际摄影（影像）双年展在国内的举办，搭建起对话与展示的平台，摄影和影像作品也成为国有美术馆展览和收藏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年来，随着民营美术馆的发展，涌现出诸如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上海摄影艺术中心、谢子龙影像艺术馆等致力于影像收藏和研究的非营利性社会机构。
姐妹淘，1948，周海婴 摄（展览《回顾展1948—1949 周海婴镜头下的中国》中的作品）
关于在档案收集上，中国大陆地区比较著名的是2012年启动的“录像局”。这是一个专门针对录像艺术的私营非营利机构，其主要工作是收集和整理录像艺术家的作品和资料，并建立便于检索的档案。“录像局”目前的工作成果已成为了在中国研究录像艺术的重要工具。，正如前文所示，“中国当代影像艺术年鉴”相比“录像局”更为拓展，可能涵盖摄影、录像艺术、动画、情节片、纪录片、新媒体及交互媒体等等。
“录像局”位于北京的空间（现已暂停开放）。
虽然工作实质是“年鉴”的征集和编纂，但展览的呈现依旧是工作的一部分。澎湃艺术获悉，2023年的“影像年鉴”展计划于2024年下半年举行，并与每年在多伦美术馆举行的、以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为基础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上海）”互为补充。
多伦现代美术馆“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上海）”展览现场
虽然，“中国当代影像艺术年鉴”目前尚在征集，一些细节处于摸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主办方却希望将其打造成一个持续性的项目。尤其在影像媒介处于流动、变化的状态下，为影像的发展留档。
“也许20年后再看今天的一些创作会明确进不了艺术史。但这些作品就是当下发生的。也许未来艺术史或者影像艺术研究的学者，需要了解 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影像艺术资料，除了在网站、杂志等上翻看零碎的资料外，‘年鉴’是一个相对完善的整理记录，是未来看到当下的影像艺术每一年的切片和发展的一种方式。”施瀚涛说。
注：“中国当代影像艺术年鉴”组织架构
第一届顾问委员会委员：朱青生、张培力、顾铮、张献民、曾玉兰（按年龄排序）；执行总监：施瀚涛；第一届专业工作委员会：朱炯、施瀚涛、刘媛、顾佳君、郑梓煜、祖宇（按年龄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