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社会：今日之痛》，[德] 韩炳哲著，吴琼译，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月版，104页，56.00元
在韩国出生的德国新生代思想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被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誉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他的作品被译成十几种语言，据称中译本韩炳哲作品第一辑共九种（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出版后在中国读者中也产生了较大反响。应该肯定的是，韩炳哲的哲学思考与写作文本贴近数字媒体时代的现实前沿，将哲学的人文传统和批判传统相结合，针对当下世界的精神状况展开论述，因此被称为“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分析师”“大数据时代的哲学批判指南”。他的很多作品篇幅简短，思想锋利，文字简洁明快，这些特点也使他在网络时代容易受到读者的追捧。在读过他的几本小书之后，我有点担心的是他那些不乏思想性和洞察力的论述会被他一再批判的讨喜点赞型社会点赞成网络心灵鸡汤。但是无论如何，在他作品中一再体现出来的批判性是不会因此而变质的。
韩炳哲的《妥协社会：今日之痛》（原书名Palliativgesellschaft： Schmerz heute）的核心主题是“痛苦”，全书十一章中有八章的题目就是：痛苦恐惧症、痛苦之无意义、痛苦之狡计、痛苦之为真理、痛苦之诗学、痛苦之辩证法、痛苦之存在论、痛苦之伦理学，就连在第二章的题目“幸福强制”之下的第一句话也是“痛苦是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它在社会中的出现和意义也与统治形式息息相关”（第9页）。
那么，究竟作者为什么要如此重视“痛苦”？这是一种无病呻吟吗？关键的问题是看作者从什么角度和如何谈论“痛苦”。全书的第一句话引用了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云格尔的“告诉我你和痛苦的关系，我就会说出你是谁！”，然后他马上就说“这句话完全适用于整个社会。我们与痛苦的关系透露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痛苦即密码，它藏有解读当时社会的关键信息。因此，所有社会批判都必须完成对痛苦的一种诠释”（第1页）。这只是全书开头的五行汉字，话已经说得太准确、太尖锐和切入得太深了，点到了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与痛苦的关系透露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已经把个人痛苦与社会存在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且亮出了“社会批判”的利剑。今天肯定还有不少人会不明白，甚至会有意否认个人的痛苦与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有联系，但是抹除不了客观上存在的两者之间的实质性关系。
看完全书之后，我感到这本只有六万字左右的小书从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看作是一部“厚重之书”。因为它提出的问题不但如此沉重、尖锐，更重要的是它把“痛苦”与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绩效社会、妥协社会的现实以及与痛苦相关的存在论、认识论、政治学、心理学、伦理学甚至美学等学科领域都全方位地紧密联系了起来，虽然篇幅短小、论述极为简练，但是从思考问题的视野维度和深刻性而言，就是一部“厚重之书”。
关于什么是“妥协社会”，作者在书中并没有展开详细的定义论述和分析。它大体上是指一种与功绩社会相伴生的盛行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社会，以中庸和妥协逃避一切冲突，是一个“试图消除一切否定性的肯定社会”（第2页）。此外，“妥协社会也是一个点赞的社会。它沉溺于讨喜的妄想中。……赞是表征，是针对当下的止痛药。它不仅掌控社交媒体，也席卷所有文化领域。任何事物都不该带来痛苦。……在讨喜文化的表面下积聚着肯定性之渣滓，人们在这些渣滓中窒息而死”（第4页）。这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很熟悉的文化景观了。在这个社会中随处可见的是对痛苦的恐惧，对痛苦状况和谈论痛苦避之不及。因为在一个绩效与妥协相伴的社会中，“痛苦被看作虚弱的象征，它是要被掩盖或优化的东西，无法与功绩和谐共存”（第3页）。这就是书名中的“妥协社会”与“今日之痛”所指向的两者的关联：“妥协社会不允许人们化痛苦为激情，诉痛苦于语言。”（第4页）
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韩炳哲指出了中庸、妥协、点赞讨喜、恐惧痛苦等这些问题对政治造成的影响：“政治安守在一个妥协区域，失去一切生机与活力。别无选择成为一剂政治止痛药。弥漫的中庸之气治标而不治本。人们不再争辩，不再奋力寻求更好的理据，而屈服于制度强制。妥协的民主无力锐意改革、实现愿景，这些都可能引发痛苦。它宁愿选择短期有效的止痛药，掩盖掉系统性机能障碍与扭曲。这样的政治没有直面痛苦的勇气。”因此，英国政治哲学家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要召唤一种“激进的政治”，“一种不畏惧令人痛苦之争论的政治”（第2页）。这也是思考当下社会政治中的“妥协”与“激进”问题的另外一种视角，是作者所谈的“今日之痛”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从韩炳哲谈论的“今日之痛”看来，他想要提醒读者思考的是，不要再说什么内卷、经济低迷、躺平使人感到焦虑不安，真正的“今日之痛”是一种莫名的恐惧，即不知道事情还要坏到哪一步，不知道是因为焦虑、恐惧而痛苦还是因为痛苦而焦虑、恐惧。只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焦虑、恐惧还是痛苦，看起来都不会自动消失，最多就是改变了它们的表现形式。他在书中以《一千零一夜》中的水手辛巴达故事告诉我们，在很多时候，所谓的安全感其实是人们自己臆想出来的，是为了求得一种平庸的舒适而驱逐对痛苦的感受。但是真正的痛苦是无法驱除的，它只能被稀释、被边缘化，结果是积累了更长期、更难以被揭示和被谈论，心理学和止痛药从根本上来说都无济于事。
谈到对生命的态度，三年前的疫情大流行启发作者思考人们的生命观念有了什么变化。“病毒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面镜子，它揭示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生存的目的被绝对化，轻易地在生存的价值、意义中排除了人性的尊严和权利的重要位置。“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惜一切代价延长生命上升为超越一切价值的最高价值。为了生存，我们心甘情愿牺牲一切使生命变得有价值的东西。”（18页）应该说，“生命安全高于一切”的观念是容易说服大众的，“好死不如赖活”的意识深植于普通人的心目中，而对于何谓生命最宝贵的价值和意义的思考却总是显得曲高和寡 。因此在疫情流行的危险面前，人们总是容易接受不断升级的管控，不仅体现在有形的隔离、审核、社交距离之中，更可怕的是在陌生人之间甚至是熟人之间都会无端出现恐惧、警惕和拒斥的眼神。韩炳哲说，“这将制造出一个隔离社会，并导致一种生命政治意义上的监视政权。大流行病让我们无从期待其他的生活方式”（22页）。
应该明确分辨的是，韩炳哲说的“今日之痛”的现实语境是指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相互伴生的功绩社会和妥协社会，从统治体系的类型来说不是规训型和压制型的威权社会。不在这种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社会语境中的“痛苦”，无论在性质和表现上都不可同日而语。他进一步认为在规训社会和压制社会中，痛苦反而能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监狱、军营、疗养院、工厂或学校等封闭的规训场所中仍然与人的生命保持着紧密联系，这也是云格尔所讲的“人类与痛苦保持联系的形式”（10页）。由于痛苦与生命的紧密联系，因而在与痛苦的对抗中还可以产生英雄主义的世界观，只有在人类痛苦的深处才能发出战胜痛苦的真正的笑声。 在这里也仍然要明确分辨的是，即便是规训社会和压制社会也有不同的具体类型和不同语境的真实状况，不是所有规训社会中的痛苦都一定能产生英雄主义和战胜痛苦的笑声。
在新自由主义政体中的权力是智能型、肯定型的，“与压制型的规训权力相反，智能型权力不会给人以痛感。权力与痛苦完全脱钩。无须任何压制行为，它也能应对自如”（13页）。韩炳哲对肯定型社会的舆论场中的幸福心灵鸡汤的本质有很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幸福预期强制我们进行内心的反省，从而使我们忽略现存的统治关系。它导致每个人只关注自己的内心，而不去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性的探究。有一些苦难本该是社会的责任，却被私人化、心理化了。有待改善的不是社会状态，反而是心理状态。要求人们优化心灵，实际上是迫使人们去适应统治关系，这种要求掩盖了社会的弊端。如此一来，积极心理学便证实了革命的终结。登上舞台的并非革命者，而是动机训练师，他们致力于消除不满，或消除愤怒。”（13页）这里说的不就是那些心灵鸡汤布道者吗？还有比这更明确、更犀利的对于幸福心理学的批判吗？我想作者的本意不是对积极心理学的全面评述，我们也不会否认心理治疗在很多方面具有的重要价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功绩社会、妥协社会中，对幸福的预期和对痛苦的屏隔使“痛苦失去了与权力及统治的一切关联。它被去政治化，成了医疗事件”（12页）。有点搞笑的是，对于感觉不到痛苦的人，韩炳哲说“如果你眼前是一片岁月静好，那你完全可以问一下，是谁、在哪里负重前行”（33页）。问题是那些人既然完全感受不到痛苦，怎么还会去问这个问题呢？
一再说到痛苦，应该看到的是痛苦与真理的关系在普通人的心目中更容易被忽视或被遮蔽。“求真”作为一种认识论问题，能够认真思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已经不容易了，更不用说把痛苦作为检验的标准。韩炳哲引用了德国生理学家、哲学家维克多·冯·魏茨泽克（Viktor von Weizs?cker）的说法：痛苦是“化为肉身的真理”（37页），这句话让我想起小时候看高尔基的自传《我的大学》（连环画），最记得高尔基在与大学生辩论时说他的思想是从皮肉里熬出来的。这也就是尼采所讲的，“我们既不是有思想的青蛙，又不是内脏冰冷的客观记录仪，而必须持续地从自己的痛苦中诞生出思想，像慈母一般倾其所有，以鲜血、心灵、热情、喜悦、激情、痛苦、良知、命运和灾祸给思想以哺育”（49页）。尼采这句话真的应该贴在思想者和研究者的案头。对于今天许多现代史研究者来说，当他们埋头在各种文本中精耕细作并且洋洋自得的时候，往往就是忘记或者是有意回避了被研究对象曾经有过的肉身苦难，无法把自己与他们的痛苦建立联系。这样的历史研究无论如何貌似客观和理性，总是带有把鲜血与痛苦在历史中抹除的意图。韩炳哲说只有真实的联系和真理会使人痛苦，没有痛苦就没有真理，因此“痛苦是检验真理的可靠标准，是‘面对有生命者之现象时去伪存真的工具’。只有当真正的归属关系受到威胁时，痛苦才会显现。失去了痛苦的我们是盲目的，是没有能力获得真理与洞见的人”（37页）。从关系与真理的问题往深处挖掘，海德格尔对云格尔“告诉我你与痛苦的关系，我就会说出你是谁！”这句话的评论是：“告诉我你与存在的关系——如果你对此尚有一点了解的话——我就会告诉你，你将如何关注痛苦，你是否会去关注痛苦，或者你是否能去思考痛苦。”（54页）韩炳哲说海德格尔想从“存在”层面探讨关于痛苦的问题，认为当海得格尔甚至会说“存在即痛苦”的时候，他是指唯有存在才能使我们进入痛苦的本质和神秘，讲的是一种“痛苦之存在论”（Ontologie des Schmerzes），想要经由存在挺进痛苦的难以估量的本质。（55页）在这一部分即便是相当简练的论述中，韩炳哲作为德国哲学家的思想语境也明显地显露了出来。
全书最后一章的题目是“最后之人”，作为全书结尾的这一章在我看来很重要，是从“今日之痛”面向未来的关键议题——人类未来的前景如何，毕竟还是取决于人本身。作者以“最后之人”的形象向人类的未来提出了警告：溺于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生命“将不再是人类的生命”（75页）。也就是说，“最后之人”将导致人类名存实亡。
“最后之人”这个说法来自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最后一章，其来源是尼采笔下与“超人”相对立的“末人”，指的是在妥协社会中的被实施长效麻醉的人。福山认为在自由民主的体制下对平等、舒适和安全的追求削弱了作为人类的本质和历史的驱动力的“优越激情”（Megalothymia），导致我们都会成为“最后之人”。追求平等、舒适和安全恐怕也是一种“人之常情”，然而“被实施长效麻醉的人”这个说法真令人有点心惊。但是韩炳哲并不同意福山关于自由民主体制一定产生“最后之人”的论点，他认为“最后之人并非偏爱自由制度，他反而与极权主义政权完全契合”（70页）。他继续指出当下世界最流行的是右翼民粹主义和专制主义，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自由主义，而是来自极权主义与数字监视技术的结合，使“我们正走向一种生命政治的监视政权”（71页）。在这一分歧中或许也表明了韩炳哲思想光谱中的一种基本倾向。
韩炳哲对于数字监控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有敏锐的观察和思考，尤其是对于疫情大流行期间一些西方国家的管控措施评价非常深刻。在他看来，“越来越极权化的数字监视政权早已销蚀了自由主义理念。人被降格为可以赢利的数据记录。如今的资本主义发展为监视资本主义，监视产生资本。数字化平台长期监视并操纵着我们。我们的思想、感觉和意图被看光、读透，被剥削殆尽。物联网将监视延伸到真实生活之中，可穿戴设备更是将我们的身体也交于商业之手，我们成了被算法之线操控的木偶。作为精神政治的工具，大数据将人类的行为变得可预测、可操控。数字化的精神政治把我们推向一场自由危机”（72页）。这几句话非常精炼地描述了近十多年来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惊人变化，深刻地揭示了这种生活方式变化的本质——数字化的“精神政治”与自由危机。
他接着论述了我们未曾经历过或未察觉到的那种变化：“当年人口普查时，人们尚且对数据收集做出强烈抗议，怀疑其背后隐藏着一个威胁公民自由的监视国家。……当时就连中小学生也走上街头参加抗议。如今，我们甚至连私密的个人信息也拱手奉上。我们如此袒露自己，并非出于强制，而是出于内心的需求。我们允许自己被剥削殆尽。统治与自由携手并立于我们面前之际，即是它大功告成之时。此处我们所说的，就是自由的辩证法。人们觉得无界限的交际是一种表达自由，而它却骤变为一种全监视。”（72页）从开始的警惕、抗议到后来的接受甚至是主动的追求，这种变化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可能许多的人会认为这是数字时代的大势所趋，所带来的生活便利与市场的开拓是历史的进步，而对隐私的侵犯等弊病可以通过健全法治来解决。韩炳哲显然不会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疫情的大流行导致人们原来对于收集个人数据的心理障碍和抗议消失，用加拿大作家娜奥米·克莱恩的话来说就是疫情的冲击“为建立新型统治制度提供了有利的时间窗口，它终将导致可以施行于人之身体的、生命政治的监视政权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73页）。这意味着自由主义的终结。但是对于“最后之人”来说，舒适比自由更重要，“数字化的精神政治虽然破坏了自由主义理念，但却并不妨碍最后之人的舒适”。“他在自己身上建立了一个内在的独裁统治，一个监视政权。……如此一来，最后之人虽身受生命政治统治，内心却感到自由。”（73页）或许这正是那些心灵鸡汤布道者可以用来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既然有了舒适、安全和内心感到的自由，还有什么不可以舍弃呢？看来无论是面对“今日之痛”还是“最后之人”，韩炳哲的警世之言的确值得关注和讨论。
最后特别想到的是在“今日之痛”在社会中，文学写作与艺术创作何为？妥协社会带来的是普遍的麻醉化，彻底抹杀和驱散了关于痛苦的诗学与美学。在妥协社会中，人们全然忘记了如何想象痛苦、讲述痛苦。“在妥协社会这座同质化的地狱中，痛苦之语言、痛苦之诗学是不可能存在的，它只能容纳‘快乐的散文’，也就是‘阳光下的写作’”（45页）。法国作家米歇尔·布托尔（Michel Butor）的文学危机的描述是十几二十年来的文学领域几乎一片荒芜，寸草不生，虽然出版物如潮水般涌现，但是精神世界却一片死寂。（44页）这也是我们并不陌生的景观。但是韩炳哲以卡夫卡、普鲁斯特和舒伯特为例，说明痛苦如何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激情，如何激活了想象力和爱的情感。
对于自称热爱写作和艺术创作的人来说，应该铭记的是：“艺术须得使人诧异、扰人不安、惹人心乱，它要能令人感到痛苦才行。”（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