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逐霸权是中国传统的经验，中国传统两个霸权：华夏霸权（对内）、华夏帝国霸权（对外，华夏外战）。华夏霸权形式比较单纯，就两种：一种是专权统治，最极端的是秦始皇帝国。还有王侯分封，春秋、西周、东周以及后来的汉等等都是分封，分封好还是完全是集权主义统治好，中国历史一直在反复、交替，一直到明朝、清朝才固定下来。
东汉瓦解后，有一段大内战时期，然后三国鼎立局势出现，才稍微尘埃落定，而曹操控制整个中国北方的关键就是官渡之战，而决定官渡之战胜负的重要战略家就是曹操手下的谋士——郭嘉和荀彧。
电视剧《三国演义》（新）剧照——郭嘉
郭嘉是一位天才，无论是在战略还是在作战、战术方面，他的才华无人可敌，他与曹操的亲密关系也是如此。38岁时他在征伐乌桓期间因病早逝，令他恰如划过中国战略史天际的一颗灿烂的流星。在英年早逝以前，他给他的统帅提供了那么多关键的建议，那涵盖直到那时为止对后者的事业来说的大多数重大战略决策，此外他产出了一则非常辉煌的和深刻的“十胜十败论”，论说两大政治/军事对手之间的本质性力量对比和最终胜利的紧要条件。
在曹操之前，郭嘉投奔袁绍，他在“量主”过程中对袁绍的评价，证明他在政治透视方面极为成熟。他认为袁绍“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后经荀彧推荐给曹操，这两位天才之间的政治军事才能互赏互赞关系的简直瞬时确立——曹操大喜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亦认为曹操“真吾主也。”后官拜司空军祭酒。
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前，曹操对战胜袁绍信心不足，向郭嘉询问自己与袁绍之间的力量对比，郭嘉提出了他著名的“十胜十败论”，这是他所曾产出的最辉煌的思想和论辩。十项之中只有一项（最后一项）论说的直接军事维度，而让袁绍“虽兵强，无能为也。”
十胜十败论
一、“道胜”——“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
二、“义胜”——“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
三、“治胜”——“汉末政失於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
四、“度胜”——“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
五、“谋胜”——“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
六、“德胜”——“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原为用，此德胜六也。”
七、“仁胜”——“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於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
八、“明胜”——“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
九、“文胜”——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
十、“武胜”——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
接着，郭嘉提出可以趁着袁绍北击公孙瓒的时候，先向东拿下吕布。因为，若后来吕布成为袁绍的增援，那么对曹操就非常不利了。
在郭嘉提出“十胜十败论”和先取吕布的建议之后，郭嘉的举荐者荀彧也附和了郭嘉的说法，认为“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图也。”荀彧无疑是曹操麾下的头号战略巨星。被他的主公充分确认为如此（“天下之定，彧之功也”），依凭由他的战略思维决定性地增强了的宏大政治眼界。他对曹操的事业做出的最大贡献是建议他采取“至洛阳，奉迎天子都许”这突然的主动行动，以此进入并经管中央舞台，为的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不仅如此，也是他，此后一步步地为他的主公统一华北规划了大战略“路线图”，而且在关键性的官渡之战期间及其后发挥了决定性的战略建议作用。他给曹操又一项关键性贡献：他的被接受了的，旨在摧毁袁绍即华北最强区域性军阀的决定性战略提议。他在颇大程度上是官渡之战——对曹操统一华北来说的一场历史性大战役——胜利的缔造者。
电视剧《三国演义》（新）剧照——荀彧
荀彧的政治/心理分析偏僻入理，透视着一名无战略眼光的儒者无法发现的深入；他就袁绍和曹操之间的评论可被当做关于政治领导之优越与低劣的范例：“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後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觽，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荀彧就相关的更宽广形势做的战略分析同样鞭辟入里；而且，伴同相应的政策措施建议，它进一步消减了他的统帅的犹豫，确定了战略方向。
荀彧的谋划不仅有着正确的战略方向，还一直为此战略进行着细节部署：“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绍；颜良、文丑临阵授首；田丰以谏见诛：皆如彧所策”。战略家一向难得在细节上得到证实，在这一点上荀彧则尤其难得。
（本文系时殷弘教授在“战略圆桌”第一期活动上的发言。）
时殷弘教授
时殷弘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国务院参事。曾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美国密执安大学公共政策访问讲授教授和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访问讲授教授。已出版著作16部、译著17部，发表学术论文和评论580余篇。他的许多作品和见解有广泛的国内和国际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