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立卖女契”的乱离

本文选摘自《口述广州湾:近代租借地历史的多元叙事》(吴子祺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本书共有30篇访谈及其对应的校对手记,是身份各异的亲历者从不同角度讲述的广州湾历史,也是一群青年学人数年来对这片土地往昔的追寻与探索。

梁玉莲忆澳门逃难

一、逃出澳门

我在澳门出生,今年83岁了。我们家不是生意人家,战争打响后,我们家人从乡下逃到澳门投靠亲戚。可是好景不长,澳门亲人没了之后,全家生计没有着落,就接着逃难来赤坎。爸爸和两个哥哥先走,他们到一家赌钱公司工作。两个哥哥分别叫梁明和梁平,都比我年长许多,逃难的时候已经很高了。那时有个老板在赤坎开了赌场,有一号馆、二号馆、三号馆,等于连锁公司。当时从澳门逃难来的人很多,爸爸和两个哥哥在赌场摇骰子,还有很多人在里面打工。我不记得赌钱公司的名字,只记得有时会去里面找爸爸和哥哥,等他们下班回来煮点饭吃。

8岁的时候,爸爸和我说过一些逃难过程。他说:“女儿啊,如果不是哥哥把你背起来,就没有你了。”小时候不懂事,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他又说:“过去为了躲日本人逃难过来,你妈背着你,逃得太辛苦了,就把你丢在路上。你大哥舍不得,又把你捡起来,刚背起来,飞机就伤了他的脚,后来把他抬去农村医治。治好之后,我就和你哥逃来赤坎。我不清楚你们母女在澳门的情况,只知你们在澳门乞讨,你妈要逃去香港。”据说妈妈是香港人的女儿,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

后来爸爸和哥哥回来澳门,在卖报纸的地方找我们母女俩。之后哥哥背着我,一家几口坐上船,先到广州,再到赤坎。那是一艘大货船,很多人站着或坐着,满满都是逃难的人。我那时只有两三岁,我们先在寸金桥租房住,像我们这些从澳门逃出来的穷人,大老板陈学谈都让我们领米吃。

8岁的时候,妈妈病死了,爸爸原来要把我送回原籍,后来和我的养父商量,让他把我领回去。于是我跟着养父去东海岛,两个哥哥还留在赤坎打工。过了几年,两个哥哥对我说要回澳门,却在回去的路上失踪,不知是被国民党抓起还是怎样,没能回到澳门,永远失去音信。

二、在赌场被收养

我的养父叫唐家业,收养我的时候他已经60多岁,他一直在赤坎赌钱公司打工。那时候,养父居住的东山城有很多街坊都去赤坎打工。养父与我的爸爸和哥哥是赌场同事,他们忙着工作不能抚养我,养父就找我爸商量领养我。养父不是把我买来的,而是“捡”的。收养时写下的契纸,我至今还保存着。看到这张契纸,过去的事情可以清楚知道,我亲生父亲的姓名“梁捷三”也写在上面。小时候养父母不让我看到这张契纸,怕我的心不依他们,要跑回去。他们管得很严,从来不让我登报寻人。有一次,我拿出亲生父母的照片来想念,还被养父偷去烧掉。

起初我还住在赤坎,十一二岁时到东海岛给亲戚放牛,我那时广东话还没学好,后来就一直跟着养父养母学雷州话。那时被东海人收养的孩子很多,住在东山城里的少,大多住在农村里。其中很多是从澳门来的女性,大的和当地人结婚,小的就被捡回去养。后来局势平稳,有的人回到澳门。我也只是道听途说,并不认识其他“澳门嫂”。

来到东山城后,我住在养父祖屋的茅草房中。赌场散了之后,我十二三岁,养父从赌场回到村里。他年纪也大了,此后以务农为生。解放后我继续务农,加入生产队拿工分。十五六岁时自己学做裁缝,后来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读了三年书。我们家里没什么人,养父母招来女婿,我18岁时结婚。婚后我没有务农,我们家自养父的祖公一代起就没有田地,因为我们家是城里的居民,所以我在家里缝纫衣服。东海的农村人先买廉价的布裁好,再拿给我缝制成衣,收入不过是几毛几分钱。一般一天做两三套,一直做到60多岁眼睛花了为止。

三、开荒的法国女人

法国人在东山城建了我们家门前的路和一座桥,以及江边的鱼亭。我刚来东山城的时候就从桥上走过,起初不知是谁建的,后来才听城里的人说是法国人建的。桥建在田地上,下面种稻米。养父母说,以前城里没有多少房子,就是一片宽阔的坡而已,“老法”的鱼亭建在坡上。鱼亭有鱼。有菜卖,也卖鸡卖猪。每三天一场墟,东海岛村里农民牵着猪、牛来,他们挑担来集中在一个范围卖。除了东山,东海岛的民安和东简也有墟市。

法国人之中我只见过一对夫妇,不知道他们来做什么,就像开荒似的。他们头发和眼睛都是黄色,看不出法国人的妻子多少岁,她什么时候都是“红红赤赤”。他们穿的衣服和我们不一样,像是裙子,人比我们都高。有时白天到田头放牛,我和法国人妻子玩。她也逗逗我们小孩子,和我开玩笑,摸摸我,但没说什么,就是互相都笑。我不懂她的话,她也不懂雷州话,大家没法对话。我问过她法语中的“牛”怎么说,至于她怎么说,早也不记得了。她很好,还给我饼干。那些饼干带有牛奶味道很好吃,有白色也有黄色,脆脆的。

法国夫妇在营地建房屋的地方光秃秃的,因此他们自己种一些菜,红萝卜和红番茄比较多。过去我们本地人只种白萝卜,所以他们自己带来种子,种出来只够自己吃,不是拿去市场卖。法国女人还养几只鸡,不是我们的本地鸡,是火鸡,以前我们叫作“老番鸡”,就是说法国人从外国带来的。他们常常生吃,牛肉在锅里炒一下就吃了,血还流着,我猜是半生半熟。

日军来了占领营地,把法国夫妇赶走,他们舍不得离开这地方,两人都哭了。可是一辆小轿车来了,就把他们接走了。(何小婷、钱源初、陈真整理)

校注手记:澳门嫂与抗战历史

采访梁玉莲是我在整个《口述广州湾》项目采访过程中的意外收获,我之前关注过抗战时期的广州湾难民问题,战时广州湾聚集许多来自香港、澳门的难民,最后不少女性嫁到粤西地区,形成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澳门嫂”、“澳门婆婆”和“香港婆婆”。梁玉莲是我采访到的第一位“澳门婆婆”。

英国租借地广州沙面


抗战时期“港澳湾”三地具有密切的交通往来。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之后,外国管治下的港澳湾地区成为内地广大难民的主要避难场所。随着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日军推行“归乡”运动,大量香港居民返回内地,此时香港难民多逃亡澳门、广州湾。澳门本土没有受到侵占,但日军对澳门实行严厉的经济和交通封锁,严格管制物资流通,使澳门成为一个“孤岛”。尽管澳葡当局开展一系列救济难民的措施,但杯水车薪,澳门外来及本土难民选择逃到偏安一隅的广州湾。当时的广州湾成为中国通往海外的唯一海上通道,逃到广州湾意味着更多的生存可能。

当时从澳门或香港逃亡广州湾主要是乘坐日本“白银丸”号商船,该船获得日本驻华军方批准的经营权,航行往返于广州、香港、澳门和广州湾等地接载乘客和运输货物。一篇文史资料提及,“澳门的难民如潮,听说有船开往广州湾,携儿带女,纷纷赶来乘船”,希望到广州湾逃命。由于难民太多,船舱都被挤满了。这些来到广州湾的孩子有的被收养,有的流浪街头,还有的被贩卖到农村当童养媳,成为雷州半岛农村澳门嫂的由来。

由于梁玉莲到广州湾时年仅数岁,她不能确定当年乘坐的船是否为“白银丸”号。可幸的是,她到达广州湾之后,最初有父母、兄长照顾,其后虽被领养,但仍然避免了街头乞讨、被卖为妓女的更加悲惨的命运。因为资料显示,当时有不少女性在广州湾沦为妓女。澳门的口述历史亦能相互印证,如生于1927年的陈社胜回忆说:“抗战那时候有两个大姐去了广州湾,差不多就是做妓女了,那段时间很艰苦的。”另澳门主要慈善组织镜湖医院的一份档案显示,1942年有三名妇女何亚欢(25岁)、尹新苗(24岁)、尹群英(19岁)被拐卖到广州湾,广州湾西营贩灾分会主任罗荫庭致函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指出“澳门妇女被拐来湾,卖落妓院者大不乏人”,要求通知她们在澳亲属设法接归,避免被推入火坑。由此可见,澳门妇女流落广州湾的现象颇为严重,社会组织设法施救,但似乎收效不大。

梁玉莲的经历可谓抗战时期澳门难民遭遇的一个缩影。抗战初期,梁玉莲的父亲梁捷三和两位兄长梁明、梁平已经到广州湾赤坎的赌场工作,其母亲是香港人,母女两人在澳门沦落为乞丐,后来与父兄取得联系,一起来到广州湾生活。可惜好景不长,8岁那年母亲逝世,不久后梁玉莲由父亲同事、60多岁的东海人唐家业领养。11岁时梁玉莲随养父回东海岛放牛,18岁结婚。若她不是被领养,沦为妓女或者乞丐也未可知。

梁玉莲婚后以缝制衣服为生计,后半生安稳度过。2015年她在女儿和外甥女的劝说下,第一次回澳门寻亲。起初她不愿回去,害怕触景生情,何况年代久远,她也不知道原来家里的具体位置,只记起家人曾说过,家里楼顶有小阁楼。后来,时隔半个多世纪回到出生地澳门的梁玉莲心情欢喜,拍了不少照片,这些照片就挂在她家客厅的墙上,我们很欣慰地看到她露出难掩喜悦的表情。

梁玉莲至今仍保留着当年她生父与养父签订的契约,这是一份难得的广州湾历史文献。其中体现了华南地区民间契约的一般格式,也加盖了广州湾法当局的印戳,说明双方缴纳税费,希望此契得到官方保障。如果不是我们去挖掘这段故事,恐怕梁玉莲的经历会成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我们总是强调深入田野寻找民间文书,当我们了解了梁玉莲卖身契背后的故事,或许我们就不会仅仅将这份文本看作冷冰冰的文献,而是去感受国破家亡背景下的个人不幸遭遇,对历史多几分尊重,对现实多一点珍惜。(钱源初,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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