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摘自《口述广州湾：近代租借地历史的多元叙事》（吴子祺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本书共有30篇访谈及其对应的校对手记，是身份各异的亲历者从不同角度讲述的广州湾历史，也是一群青年学人数年来对这片土地往昔的追寻与探索。
梁玉莲忆澳门逃难
一、逃出澳门
我在澳门出生，今年83岁了。我们家不是生意人家，战争打响后，我们家人从乡下逃到澳门投靠亲戚。可是好景不长，澳门亲人没了之后，全家生计没有着落，就接着逃难来赤坎。爸爸和两个哥哥先走，他们到一家赌钱公司工作。两个哥哥分别叫梁明和梁平，都比我年长许多，逃难的时候已经很高了。那时有个老板在赤坎开了赌场，有一号馆、二号馆、三号馆，等于连锁公司。当时从澳门逃难来的人很多，爸爸和两个哥哥在赌场摇骰子，还有很多人在里面打工。我不记得赌钱公司的名字，只记得有时会去里面找爸爸和哥哥，等他们下班回来煮点饭吃。
8岁的时候，爸爸和我说过一些逃难过程。他说：“女儿啊，如果不是哥哥把你背起来，就没有你了。”小时候不懂事，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他又说：“过去为了躲日本人逃难过来，你妈背着你，逃得太辛苦了，就把你丢在路上。你大哥舍不得，又把你捡起来，刚背起来，飞机就伤了他的脚，后来把他抬去农村医治。治好之后，我就和你哥逃来赤坎。我不清楚你们母女在澳门的情况，只知你们在澳门乞讨，你妈要逃去香港。”据说妈妈是香港人的女儿，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
后来爸爸和哥哥回来澳门，在卖报纸的地方找我们母女俩。之后哥哥背着我，一家几口坐上船，先到广州，再到赤坎。那是一艘大货船，很多人站着或坐着，满满都是逃难的人。我那时只有两三岁，我们先在寸金桥租房住，像我们这些从澳门逃出来的穷人，大老板陈学谈都让我们领米吃。
8岁的时候，妈妈病死了，爸爸原来要把我送回原籍，后来和我的养父商量，让他把我领回去。于是我跟着养父去东海岛，两个哥哥还留在赤坎打工。过了几年，两个哥哥对我说要回澳门，却在回去的路上失踪，不知是被国民党抓起还是怎样，没能回到澳门，永远失去音信。
二、在赌场被收养
我的养父叫唐家业，收养我的时候他已经60多岁，他一直在赤坎赌钱公司打工。那时候，养父居住的东山城有很多街坊都去赤坎打工。养父与我的爸爸和哥哥是赌场同事，他们忙着工作不能抚养我，养父就找我爸商量领养我。养父不是把我买来的，而是“捡”的。收养时写下的契纸，我至今还保存着。看到这张契纸，过去的事情可以清楚知道，我亲生父亲的姓名“梁捷三”也写在上面。小时候养父母不让我看到这张契纸，怕我的心不依他们，要跑回去。他们管得很严，从来不让我登报寻人。有一次，我拿出亲生父母的照片来想念，还被养父偷去烧掉。
起初我还住在赤坎，十一二岁时到东海岛给亲戚放牛，我那时广东话还没学好，后来就一直跟着养父养母学雷州话。那时被东海人收养的孩子很多，住在东山城里的少，大多住在农村里。其中很多是从澳门来的女性，大的和当地人结婚，小的就被捡回去养。后来局势平稳，有的人回到澳门。我也只是道听途说，并不认识其他“澳门嫂”。
来到东山城后，我住在养父祖屋的茅草房中。赌场散了之后，我十二三岁，养父从赌场回到村里。他年纪也大了，此后以务农为生。解放后我继续务农，加入生产队拿工分。十五六岁时自己学做裁缝，后来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读了三年书。我们家里没什么人，养父母招来女婿，我18岁时结婚。婚后我没有务农，我们家自养父的祖公一代起就没有田地，因为我们家是城里的居民，所以我在家里缝纫衣服。东海的农村人先买廉价的布裁好，再拿给我缝制成衣，收入不过是几毛几分钱。一般一天做两三套，一直做到60多岁眼睛花了为止。
三、开荒的法国女人
法国人在东山城建了我们家门前的路和一座桥，以及江边的鱼亭。我刚来东山城的时候就从桥上走过，起初不知是谁建的，后来才听城里的人说是法国人建的。桥建在田地上，下面种稻米。养父母说，以前城里没有多少房子，就是一片宽阔的坡而已，“老法”的鱼亭建在坡上。鱼亭有鱼。有菜卖，也卖鸡卖猪。每三天一场墟，东海岛村里农民牵着猪、牛来，他们挑担来集中在一个范围卖。除了东山，东海岛的民安和东简也有墟市。
法国人之中我只见过一对夫妇，不知道他们来做什么，就像开荒似的。他们头发和眼睛都是黄色，看不出法国人的妻子多少岁，她什么时候都是“红红赤赤”。他们穿的衣服和我们不一样，像是裙子，人比我们都高。有时白天到田头放牛，我和法国人妻子玩。她也逗逗我们小孩子，和我开玩笑，摸摸我，但没说什么，就是互相都笑。我不懂她的话，她也不懂雷州话，大家没法对话。我问过她法语中的“牛”怎么说，至于她怎么说，早也不记得了。她很好，还给我饼干。那些饼干带有牛奶味道很好吃，有白色也有黄色，脆脆的。
法国夫妇在营地建房屋的地方光秃秃的，因此他们自己种一些菜，红萝卜和红番茄比较多。过去我们本地人只种白萝卜，所以他们自己带来种子，种出来只够自己吃，不是拿去市场卖。法国女人还养几只鸡，不是我们的本地鸡，是火鸡，以前我们叫作“老番鸡”，就是说法国人从外国带来的。他们常常生吃，牛肉在锅里炒一下就吃了，血还流着，我猜是半生半熟。
日军来了占领营地，把法国夫妇赶走，他们舍不得离开这地方，两人都哭了。可是一辆小轿车来了，就把他们接走了。（何小婷、钱源初、陈真整理）
校注手记：澳门嫂与抗战历史
采访梁玉莲是我在整个《口述广州湾》项目采访过程中的意外收获，我之前关注过抗战时期的广州湾难民问题，战时广州湾聚集许多来自香港、澳门的难民，最后不少女性嫁到粤西地区，形成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澳门嫂”、“澳门婆婆”和“香港婆婆”。梁玉莲是我采访到的第一位“澳门婆婆”。
英国租借地广州沙面
抗战时期“港澳湾”三地具有密切的交通往来。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之后，外国管治下的港澳湾地区成为内地广大难民的主要避难场所。随着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日军推行“归乡”运动，大量香港居民返回内地，此时香港难民多逃亡澳门、广州湾。澳门本土没有受到侵占，但日军对澳门实行严厉的经济和交通封锁，严格管制物资流通，使澳门成为一个“孤岛”。尽管澳葡当局开展一系列救济难民的措施，但杯水车薪，澳门外来及本土难民选择逃到偏安一隅的广州湾。当时的广州湾成为中国通往海外的唯一海上通道，逃到广州湾意味着更多的生存可能。
当时从澳门或香港逃亡广州湾主要是乘坐日本“白银丸”号商船，该船获得日本驻华军方批准的经营权，航行往返于广州、香港、澳门和广州湾等地接载乘客和运输货物。一篇文史资料提及，“澳门的难民如潮，听说有船开往广州湾，携儿带女，纷纷赶来乘船”，希望到广州湾逃命。由于难民太多，船舱都被挤满了。这些来到广州湾的孩子有的被收养，有的流浪街头，还有的被贩卖到农村当童养媳，成为雷州半岛农村澳门嫂的由来。
由于梁玉莲到广州湾时年仅数岁，她不能确定当年乘坐的船是否为“白银丸”号。可幸的是，她到达广州湾之后，最初有父母、兄长照顾，其后虽被领养，但仍然避免了街头乞讨、被卖为妓女的更加悲惨的命运。因为资料显示，当时有不少女性在广州湾沦为妓女。澳门的口述历史亦能相互印证，如生于1927年的陈社胜回忆说：“抗战那时候有两个大姐去了广州湾，差不多就是做妓女了，那段时间很艰苦的。”另澳门主要慈善组织镜湖医院的一份档案显示，1942年有三名妇女何亚欢（25岁）、尹新苗（24岁）、尹群英（19岁）被拐卖到广州湾，广州湾西营贩灾分会主任罗荫庭致函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指出“澳门妇女被拐来湾，卖落妓院者大不乏人”，要求通知她们在澳亲属设法接归，避免被推入火坑。由此可见，澳门妇女流落广州湾的现象颇为严重，社会组织设法施救，但似乎收效不大。
梁玉莲的经历可谓抗战时期澳门难民遭遇的一个缩影。抗战初期，梁玉莲的父亲梁捷三和两位兄长梁明、梁平已经到广州湾赤坎的赌场工作，其母亲是香港人，母女两人在澳门沦落为乞丐，后来与父兄取得联系，一起来到广州湾生活。可惜好景不长，8岁那年母亲逝世，不久后梁玉莲由父亲同事、60多岁的东海人唐家业领养。11岁时梁玉莲随养父回东海岛放牛，18岁结婚。若她不是被领养，沦为妓女或者乞丐也未可知。
梁玉莲婚后以缝制衣服为生计，后半生安稳度过。2015年她在女儿和外甥女的劝说下，第一次回澳门寻亲。起初她不愿回去，害怕触景生情，何况年代久远，她也不知道原来家里的具体位置，只记起家人曾说过，家里楼顶有小阁楼。后来，时隔半个多世纪回到出生地澳门的梁玉莲心情欢喜，拍了不少照片，这些照片就挂在她家客厅的墙上，我们很欣慰地看到她露出难掩喜悦的表情。
梁玉莲至今仍保留着当年她生父与养父签订的契约，这是一份难得的广州湾历史文献。其中体现了华南地区民间契约的一般格式，也加盖了广州湾法当局的印戳，说明双方缴纳税费，希望此契得到官方保障。如果不是我们去挖掘这段故事，恐怕梁玉莲的经历会成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我们总是强调深入田野寻找民间文书，当我们了解了梁玉莲卖身契背后的故事，或许我们就不会仅仅将这份文本看作冷冰冰的文献，而是去感受国破家亡背景下的个人不幸遭遇，对历史多几分尊重，对现实多一点珍惜。（钱源初，20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