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权力、信仰和现代世界的孕育》，李筠 著，岳麓书社，2023年7月
知识生产的重整
而今基本是一个人人都可以上大学的年代了，2020年中国高考的录取率已经达到90%以上。这意味着参加高考的高中生十有八九都可以上大学，与1977年不到5%的录取率相比，已经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基本上快要变成人人有份了。即便没有上过大学，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上大学在没上过大学的人眼里也不是什么稀罕的履历了。在大学之外，还有很多渠道可以学习知识和证明自己。大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变得稀松平常。
不过，如果认为大学只是一种教育机构，本质上和小学、中学、蓝翔技校、新东方属于同一种类型，那仅仅看到了表面。大学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它对于一个社会的极端重要性，从它在中世纪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到现在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它到底哪儿重要呢？“必须强调，大学这一机制实际上是中世纪的发明”，大学是一个社会最基础的当然也就是最重要的知识生产机制。我们就从源头分三步来解析大学这种知识生产机制：第一，买卖；第二，权力；第三，使命。
买卖
大学是一种知识生产机制，也就是说，比起小学、中学、蓝翔技校和新东方，大学虽然也传授知识，但更重要的是，它负责生产和制造知识。用现在的话来说，大学老师的基本任务是教学和科研，科研就是生产和制造知识。那蓝翔技校就不创造知识吗？开挖掘机的知识也是知识啊，蓝翔技校把工人师傅的高超技艺变成了可以分解和重复的训练规程。确实如此。但是，大学创造出来的知识更加抽象、覆盖面更广、涉及的问题更深。这里还不完全是技术和知识的差别，也不是知识存在贵贱高低之分，而是背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差别。拿开挖掘机来说，工人师傅可能做到神乎其技，就像古代名将射箭可以百步穿杨，但怎么认识、理解、复制这些神乎其技呢？很可能他并不能想清楚，也不一定能讲清楚。负责教学研发的老师要把技术变得可教，就得把动作拆分，每一部分都给出要领，变成可理解、可执行的操作规程。就像我们军训的时候训练踢正步一样，一步正步要拆分成好几个动作，每个动作都有标准。每一个步骤都练得符合高标准、严要求，组合起来就像模像样了。
研发拆分方案就有点大学科研的味道了：知识，在能干不能说的工人师傅那里只是矿石；在高级的老师那里，则被提炼成黄金，变成了金砖的模样，它通常就是行业内的标准教科书或者教学大纲；在一般的老师那里，它才成了教科书、习题和教条，他们照猫画虎，从金砖上切一点下来交给学生，自己加以变通和发挥，成了金币、银币、铜币，知识就流通起来了。不过，大学里最高级的老师就像爱因斯坦或者罗尔斯，他们研究的对象不是生产生活中具体的技术，而是“宇宙是什么样的”或者“正义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大问题。
把世界拆分成若干环节的办法叫分析。分析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我们都接受了机械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们是现代哲学家笛卡尔发明的。在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下，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钟表。世界上的所有物品或者事情，都像钟表，把它们拆开，各个齿轮搞清楚，再组装起来，严丝合缝，我们就掌握它们了。[2]古人不相信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古人的世界里，射箭也好，骑马也好，烧制陶器也好，演奏乐器也好，世上的一切技艺都是通神的、通灵的。给师傅当学徒，叫修炼，不叫学习。因为不仅要学师傅的动作，更要学他的人品，后者才是通神、通灵的渠道。掌握知识必须走心，走脑是远远不够的。
大学就是要高屋建瓴地把所有知识变成走脑的事情，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和驾驭世界，所有的神乎其技都是可以用讲道理的方式传授的，包括“宇宙是什么样的”和“正义是什么样的”。大学用理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整理和制造知识，不像师傅带徒弟那样充满了高度人格化和神秘主义的色彩。要实现这种理性化的知识生产和传授，在中世纪这个充满了神秘思维的时代其实有点蹊跷，有点歪打正着却又是命中注定：大学一开始是一个买卖知识的地方，买卖的对象是法学的知识，第一个大学就是以法学院闻名的博洛尼亚大学。
教授掌握法学知识，学生想买，学会了之后不仅可以当律师，而且可以成为教皇、皇帝、国王、公爵、伯爵的谋士和官僚。在中世纪学法律和现在一样，是挣钱和当官的好门路。不像做面包或者打铁器的小生意，把满腹经纶的法学知识“货与帝王家”是大买卖。在法学知识这种独特的商品面前，卖家不能要求买家跟自己有太多的人格依附或者神秘关系。学生买了，学会了，是要拿出去用的，不会留在教授身边服侍一辈子。也就是说，买卖关系打破了师傅把徒弟当传人这种传统的知识传承关系。买卖不能神秘，不能人格化，被卖的知识必须讲得明白，必须拿出去可以通用。法学知识恰好非常容易满足这种知识理性化、客观化的买卖要求，因为它本身就必须是理性化、客观化的知识。
结果有点蹊跷又在情理之中：第一个买卖法学知识的成熟市场成了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它一开始就是个法学院。据它自己说，它成立于1088年。博洛尼亚最著名的知识买卖发生在著名法学家伊尔内留斯和他的学生们之间。博洛尼亚地处意大利北部的交通要道，各方来此交易非常方便，于是伊尔内留斯在此讲学，买家云集。后来，这些买家要么把法学知识货与帝王家，成了布衣将相；要么开了分店卖给别人，成了著名法学教授。总之，博洛尼亚这个买卖法学知识的好市场名震四方，自然也就非常兴旺。市场兴旺了，怎么管理这个大问题就来了。博洛尼亚的法学知识交易所是典型的买方市场，学校是由学生组织起来的，学生会定规矩，而且有权决定聘请什么样的教授，总之，学生治校。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南部的大学后来基本上都采用了博洛尼亚模式。法兰西中北部、德意志不一样，那里的大学反过来了，教授治校，教授团管理学校事务，定学校的规矩，尤其是决定谁可以当教授，教授占据了主动地位。中世纪大学的实质就是知识市场里的学生行会或者教授行会。
知识市场无论由学生行会主导还是由教授行会主导，都必须通过一个门槛才能成为大学，而这个门槛在中世纪就是特许状。特许状承认了大学的独立法人地位，有了它，大学可以有自己的章程、土地、财产等等，就不会因为人员的变动轻易地散伙，还能够得到人身和财产的保护，成为一个永续性组织。更重要的是，特许状可以抵抗政治势力对大学的干预，捍卫自己的立身之本——学术自由。从买卖的角度来看，学术自由就是知识领域的买卖自由。但是，所有的统治者对知识这种特殊商品都不放心，因为它涉及人心是怎么想的，那特许状怎么可能出现呢？我们就得继续往前看第二步，权力。
权力
任何一种知识生产机制都涉及权力，因为知识就是权力。在普通商品生产的机制当中，老板有权决定做什么东西、卖多少钱，工人没有这种权力。知识生产机制当中的权力更加隐秘，因为它涉及各方政治势力对人心的争夺。教皇、皇帝、国王、城市、大学都在这块战场上为自己的权力而斗争。
大学能够稳定地生产知识，是各方权力博弈达成某种平衡的结果。我们来看看各方势力在知识生产领域中的表现。先看皇帝或者国王。如果皇帝（国王）给一个大学发了特许状，承认它的法人地位和学术自由，但这个大学卖的都是反对皇帝（国王）的知识，皇帝（国王）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所以，大一统的王朝不可能有大学，只会有国子监，读书人不是去那里买知识，而是去接受内容完全确定的培训，成为权力系统需要的接班人。大学和这种教育机构内在的逻辑完全不是一回事。
中世纪恰好是一个政治势力极其多元化的时代，皇帝、教皇、国王给大学发特许状都是为了一方面替自己培养人才，一方面去攻击对方，这在教俗双方的激烈对抗当中非常明显。我们前面专门谈过教皇的优势，教权和俗权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皇帝之所以跑去给教皇下跪认错，很根本一个原因就是皇帝讲不出多少道理，道理被教皇讲完了。知识几乎全部被教会垄断，皇帝们连自己坐上皇位的故事都得靠教会来编，吵起架来他们根本就不是教皇的对手。打起架来呢？教皇也善于在各路诸侯之间合纵连横。这样一来，皇帝软硬两方面的实力都斗不过教皇。为了把政治上讲道理这个弱项赶紧补起来，皇帝们迫切需要对自己有利的知识生产机制。
也就是说，从大学的起源来看，它的基本条件和存活环境是政治的多元化，它是在教皇和皇帝斗法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再进一步，大学其实从诞生伊始就带有政治武器的味道，它是皇帝壮大自己政治资本的兵工厂。培根后来说了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一点也没错，中世纪的教皇和皇帝们完全会同意，我们甚至可以应中世纪大学的景，把这句名言直接翻译成“知识就是权力”。
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到底怎么帮助皇帝们的呢？伊尔内留斯教授的是什么法学？这种法学对皇帝有什么帮助？被帮助的皇帝们明白吗，投桃报李了吗？伊尔内留斯讲的是罗马法，他引领了罗马法复兴。所谓罗马法复兴，就是把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制定的《国法大全》拿过来当材料研究，使得法学知识得以系统化地生产，法律因此厚重地重新覆盖整个西方。这道亮丽的风景我们下一节再细谈。
罗马法里大部分内容是民法，婚姻、家庭、继承、买卖，这些内容对于市场经济全面恢复的中世纪大有好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罗马法在当时自然大受欢迎。还有一部分内容，是罗马公法的规定，就是法律规定公权力怎么设定、怎么行使。这部分内容让皇帝们喜出望外。罗马法规定：皇帝的喜好就是法律，皇帝不受法律拘束，等等。中世纪的法学家们得解释，“皇帝的喜好就是法律”“皇帝不受法律拘束”都是什么意思。他们不会把有利于皇帝的罗马法格言解释成皇帝可以无法无天，但无论怎么解释，皇帝都是赢家。因为在罗马法的规则当中，皇帝就是绝对的主角，甚至根本就没有教皇这个角色。如果整个政治共同体按照罗马法的规定来建设和管理，就是在打造以皇帝为绝对核心的政治权力体系。[5]而且，罗马法是培养文法之士最好的素材，皇帝和国王手下有了更多的文法之士，强化中央集权、取代封建主义，才是可能的。不然的话，皇帝和国王们用什么人去取代封建领主帮自己管理帝国和王国。从立法、司法和行政所需的读写能力、专业能力和政治能力来看，批量培养文法之士进而形成职业官僚队伍，大学居功至伟，它是带西方走出中世纪的重要力量。
无论是私法研究襄助市场经济繁荣，还是公法研究襄助皇权制造和强化权力，皇帝们都会给法学院一个大大的拥抱，这个大大的拥抱就是特许状。神圣罗马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于1155年明确授予博洛尼亚大学师生特权，颁布了《安全居住法》，许诺世界上任何人来上这个大学或者讲学，人身安全和迁徙自由都会得到他的保护。谁要是伤害了教授和大学生，就是和皇帝过不去，红胡子这个话是喊给教皇和各地诸侯听的。大学、教授和大学生的地位简直是青云直上。[7]后来各国国王纷纷效仿红胡子，欧洲著名的大学在13、14世纪迅速发展壮大。长期来看，大学确实帮助皇帝和国王们扭转了知识上的劣势。不过短期之内，道路非常曲折。因为强大的教会绝不会坐以待毙。教会用更高级的办法来管控和塑造大学这个新生的知识生产机制，我们继续往前看第三步，使命。
学院里的学生
使命
在中世纪早期，知识生产是由教会垄断的，典型的知识生产机制就是我们前面谈过的本笃会修道院。大学的诞生打破了修道院对知识生产的垄断，中世纪的知识生产机制因此得以全面重整，大学在此重整过程中成为知识生产的主要机制，一直延续至今。教会为什么会允许知识生产这么重要的垄断被打破呢？客观上，扼杀新生的大学，教会做不到。教会要熄灭大学诞生的星星之火，一方面要对付热爱知识的人们，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另一方面，还要对付保护他们的皇帝和国王们。教会没有绝对的硬实力关闭所有的大学。而且，在主观上，教会天然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口子，给大学的诞生留出了一丝活路，就是法学知识。法学在西方是极端重要的，它基本上相当于治理术。可是教会恰恰规定本笃会修士一旦取得研修资格，就不允许研究法学。法学成了修道院这种知识生产机制当中的巨大空白。结果，被伊尔内留斯这样的世俗聪明人抓住了机会。况且，教会自己作为一个巨大的政府，也需要法学。那怎么办？收编大学。怎么收编？讲使命愿景。当然，教会也充当大学的保护人，也授予大学、教授和学生特权，也为大学制定相关制度，比如最早的“教师资格证”就是教皇的发明。
教会的立场很明确，知识生产机制的垄断被打破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它很快就加紧了对大学的控制，其中最典型的是巴黎大学。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拥有《大学大宪章》和系统化机构设置的巴黎大学才是大学真正的鼻祖。这类“争夺祖先”的事情在中世纪史的相关话题中频繁出现，实在是太正常了，因为中世纪的任何方面都是异常多元的，想去上游找明确无误的源头是极其困难的。从巴黎大学开始，神学院、法学院、文学院、医学院四大学院的典型建制出现了，神学院当然成为各学院之首，它自然也就是教会对大学实施使命召唤策略的切口。比如，教皇在13世纪初频繁地向巴黎大学施压，强迫它严格遵守禁书目录、禁研问题目录、禁用词目录的规定，说是为了维护基督教教义的纯洁，实际上是为了禁绝刚回到西方不久的亚里士多德著作。
教会对大学的使命召唤说起来真是很古典，它想让大学尤其是其中的神学院不要沾染世俗纷扰，为学问而学问。这种论调不仅在基督教当中有本笃会修道院的传统支持，往前更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支持，他们认为“沉思的生活是最高贵的”。[8]也就是说，支持大学成为与社会相对隔绝的象牙塔的，是教会。皇帝和国王们刚好相反，提倡学以致用，提倡大学和社会的紧密联系，提倡大学要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需要。
教会的使命召唤固然有它的政治用意，让大学成为象牙塔，就减少了它成为皇家兵工厂的机会。在与社会发展互动的意义上，教会的政治企图对大学来说是抑制它的创新，甚至抑制它的生产。但这种推动力也带来了很好的非意图后果：大学是人类生产、保存、传授知识的圣地的这种定位得到了强化；象牙塔作为大学自身追求纯粹的形象被牢固地树立起来；大学存在的内在逻辑得以完整地呈现出来，独立的存在因为纯粹的学术，学术是它的立身之本。有了这种自我意识和自觉性，大学在当时会抵抗教皇，后来会抵抗国王，维护自己的尊严。《权力的游戏》第七季中，“学城”就是一座高耸入云的象牙塔，里面的老教授们只关心学问，不关心政治和战争，甚至不关心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胖子塔利终于得偿所愿进入学城学习，老教授郑重其事地告诉他：“我们是世界的记忆。没有我们，人类不会比狗好多少，只记得上一顿饭，只看得见眼前的事。”不过，中世纪的大学生和现在的一样现实，哪怕在那个神学为王的年代，“中世纪的神学家一直抱怨大多数学生宁愿从事较有利可图的法律和医学职业”。
既有多重外部力量的推动，又有纯粹内部自我品性的养成，大学这个为全社会生产知识的机制就稳固下来了。从大学的诞生看它的基因，一方面，它有政治性，但又不可能成为纯粹的政治工具，因为知识本身的真理性约束知识的制造者，使他们不能肆意妄为。不然，它生产的全是为统治者辩护的假知识，这个生产机制也就失去公信力和存在的意义了。另一方面，大学有独立性，但又不可能成为纯粹的修炼道场，因为知识本身的公共性迫使知识的制造者必须与社会各界人士交流。不然，它生产的全是只有自己能读懂的密码，这个生产机制制造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就失去了交换价值。大学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中世纪产物，多元而富有弹性，勇猛却自我节制，这是它后来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因所在。
【本文节选自《中世纪：权力、信仰和现代世界的孕育》，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