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沪剧表演艺术家茅善玉、著名导演郑大圣，三位上海人，三位文化艺术工作者，他们以各种方式与远在西北的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更和来自上海的“敦煌女儿”樊锦诗有着太多故事。
8月16日晚，由译林出版社主办的“心归处，是敦煌——敦煌艺术创作谈”，作为上海国际文学周系列活动，亮相上海书展。在活动现场朵云书院戏剧店，现场坐得满满当当，顾春芳，茅善玉，郑大圣围绕敦煌这一艺术母题，展开文学、戏剧、电影等多面向的对谈，用各自生动的故事和讲述，带读者走进敦煌艺术和敦煌人的世界。
“心归处，是敦煌——敦煌艺术创作谈”现场（照片来源：世纪朵云）
顾春芳：这个世界上最懂樊锦诗的人
顾春芳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大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也是《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的撰写者。樊锦诗曾多次说：“她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
在现场回忆起和樊锦诗及敦煌的点滴，顾春芳的讲述生动而真挚，令人动容。
同是上海姑娘，也同是北大人，樊锦诗与顾春芳相识于2014年的敦煌，两人一见如故，结下忘年之交。
2016年暑假，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计划做一个中国当代人文学者的大家系列访谈，樊锦诗很快答应接受访谈。7月，顾春芳来到敦煌，和樊锦诗相处了整整十天十夜。每晚夕阳西下，樊锦诗就披了一件外套，拎了一兜子的敦煌特有的李广杏来到宾馆，两人一直聊，聊到星空灿烂，就送她回去。
顾春芳准备了13个部分100多个问题准备问樊先生，而正是这10天的深度考察，以及长谈整理而成的访谈录，为3年后《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一书打下了基础。2019年，在各自生活经历了种种变故后，樊锦诗与顾春芳再次相会在北大京西宾馆，逐字逐句为该书校对。最终在2019年作为国庆献礼书出版。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引发了极为广泛的影响，这本书是樊锦诗唯一自传，她一生择一事的动人事迹，以及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的精神，打动无数中国读者的心。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因为和敦煌的缘分越来越深，顾春芳之后又写了一本书《敦煌灵犬》，这是一本奇幻儿童文学，但敦煌一条小狗的真实故事却是触发她写作的原因之一。
这条小狗名叫乐乐，是敦煌研究院的巡逻犬，因为带它的师傅退休，于是把它从莫高窟带回了敦煌城里，没想到，这条身形极小的小狗却独自从三四十公里外的敦煌跑回了莫高窟，所有人看到它时都哭了，因为它的四个脚已经血肉模糊。而这个极有灵性的小狗也从此留在莫高窟，并有了一个女儿。《敦煌灵犬》的灵感正是从乐乐和它女儿而来，从动笔写作到交稿，仅用了二十天时间。在顾春芳看来，写这样一本儿童文学，孩子们记得住并且从中受益，对她来说是一个考验，也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敦煌灵犬》
在现场，顾春芳还分享了她主编的《大家美育课》丛书的背后故事。其中一本《敦煌艺术》，集结了敦煌研究院三代院长在内的十几位顶级敦煌学学者的敦煌艺术课。“这个就是我和樊老师在我们相遇的过程，我们相识、相遇、相知的过程中为当代的大学生做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茅善玉：不放弃，因为敦煌，因为樊锦诗
和顾春芳与樊锦诗的一见如故不同，沪剧表演艺术家茅善玉和樊锦诗的相识颇为周折。2011年，茅善玉第一次在《解放日报》上读到“敦煌女儿”樊锦诗的人生故事，内心立刻充满了 创作欲望和冲动。然而，初次托人转告介绍，樊院长就没有答应。茅善玉却没有放弃，在全国两会的现场，特地“找”到了樊锦诗，两位上海女儿在写戏这件事上，进行了一番“不要不要”和“要的要的”的有趣对话。就在那一天，樊锦诗对锲而不舍的茅善玉发出了邀请：“欢迎你先来一次敦煌”。
于是，茅善玉带着沪剧院和主创团队第一次来到了敦煌，从2011年创排到如今同名沪剧电影问世，沪剧《敦煌女儿》历经几次推翻修改重排，可谓十年磨一剑。茅善玉说，“在这一路过程中，碰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非议，很多不理解这样子的一些困难，这是我一生当中，大概这个戏是创作过程当中最最艰难的戏。”
茅善玉（右）
但她同时坦言，“我们的社会缺少这样一种人物，我想要把这种鲜活的人物立在舞台上。”十年间，樊锦诗和茅善玉同样相识相交，成为了感情深厚的忘年交，舞台上茅善玉塑造的樊锦诗常常让人忍不住感叹“太像了”。
在打磨沪剧电影《敦煌女儿》剧本过程中，茅善玉认真地读了《我心归处是敦煌》一书，“这本书给了我们电影很好的提示和基础，也给剧本很多启发和帮助。”
她说，“我能够从2011年坚持做这部戏，哪怕是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是樊院长的力量鼓舞着我往前走，如果没有她的力量，内心没有让我感受到她的那份力量在，我们可能中途也放弃了。不放弃，完全就是因为敦煌，因为樊锦诗。”
郑大圣：重塑民族心灵靠美育
相比两位女性嘉宾，郑大圣导演和敦煌、樊锦诗的缘分几乎是与生俱来的。
顾春芳介绍，郑大圣是她在上戏导演系本科的同门师兄，而大圣是他的小名，他从小的大名叫郑煌，敦煌的煌。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也就是著名导演黄蜀芹和郑长符夫妇当年恋爱时候去敦煌旅游，回来以后结婚有了小孩便取名郑煌。
巧的是，当年在敦煌旅游时，负责给他们做洞窟讲解的，正是一位从北京大学考古系刚刚分配到敦煌研究院的小个子上海女孩，也就是日后所有人都知道的樊锦诗。
郑大圣
因为这样的渊源，郑大圣坐在了现场。作为一名电影、戏剧导演，郑大圣认为，从戏剧到电影，从真人原型到艺术性的演绎，在大漠里、在莫高窟前唱沪剧，这其中有好多极其难解决的美学问题，有好几重的再体验、再创造，他深知其中不易。
而《敦煌的艺术》这本书，包括“大家美育课”更让他想起民国时代白马湖畔的那些先生们，“蔡元培先生、李叔同先生、朱自清先生等，他们前后都在春晖中学做老师，从他们一辈开始，他们就非常认真严肃地认为，国人尤其是青年人需要美育。重塑民族心灵靠美育。”
《敦煌的艺术》
作为一个研究美学的学者，顾春芳也认为，美来自智慧、自德性，这种人性的光辉非常有力量。樊锦诗很朴素，但是就会让人觉得她从内而外散发出一种光辉。她在写《我心归处是敦煌》时，就是在探索美，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一个人何以如此地美；美，何以如此地具有感召力。不仅是樊锦诗，包括以樊锦诗、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一群莫高窟人，他们身上呈现的莫高精神‘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这是我们的时代之光，这是我们时代的大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