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真的可以令人着迷！
人们在博物馆邂逅一件古老的人工制品，往往感到与遥远的过去产生实实在在的联结。然而，无论一件闪闪发光的文物如何因华美的纹饰令人眼花缭乱，或因巧妙的构思使人心驰神往，透过它人们所感受到的联结实际上都非常肤浅。一件挂在画廊墙上或置于博物馆橱窗内的文物，已被生硬地剥离了两类至关重要的环境。一类是使用环境。没有一件古物造出来时就是为了摆入博物馆橱窗的，然而将它放在那里，便几乎抹去了它怎么使用和它在更大的物质文化体系中有何意义的一切线索。考古学家将视复原它的使用环境为己任。每当他们发现古代器物，便会巨细靡遗地记录其位置，以及它和周边其他文物之间的关系。他们期望通过比较分析和文本研究，重建这件器物在古代的使用方法，以及它对于使用者和社会其他人的意义。
文物被剥离的另一类环境更难修复，即它出产时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它由谁所造？这个人在社会上处于什么地位？为什么他/她制造了它？怎么造的？造它的人受过什么训练？它怎样被卖给用家或被送到用家手上？如果我们真的重视与文物的邂逅，这些正是我们想回答，并且应该尝试回答的问题。遗憾的是，在这件器物被长埋地下之前，它的制作环境早已不复存在了。要复原相关信息，就必须拼凑起散见于文献、铭文、考古遗址中的蛛丝马迹，还得深入研究这件器物本身。
长信宫灯，或可谓是一件最美丽、最迷人的现存中国早期文物（见图1.4）。1968年，考古学学者在一位汉代诸侯夫人的墓葬中发现了这盏灯—更准确地说是一座烛台。
图1.4 长信宫灯。西汉，约公元前170年—前151年。青铜鎏金。高48厘米。河北博物院。
这座烛台是中国古代精品巡展中最令人瞩目的展品，参加过包括1980年—1981年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和另外四个场馆举行的展览“中国伟大的青铜时代”（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以及1999年—2000年在美国巡展的“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Archaeology）特展。学识渊博的评论家一致认为，长信宫灯精美绝伦，是人类巧思和艺术表现的杰作。“中国伟大的青铜时代”展览图录中关于长信宫灯的条目写道：“它是早期中国最精巧的雕塑，妙绝所有青铜、陶制和木质塑像，”它彰显着“一种（在早期秦俑中）完全没有的自然舒展之姿和熨帖心灵的真实感”。为特展“黄金时代”撰写图录的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盛赞这盏灯“典雅而恬静”。韩献博（Bret Hinsch）选用长信宫灯的面部特写作为新著《早期中华帝国的女性》（Women in Early Imperial China）的护封封面，说明它足以代表秦汉时期女性的容貌和地位。在中国，这盏灯已然是一个广受欢迎的符号，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辉煌历史的象征。长信宫灯为青铜所铸并鎏金，高近半米，呈宫娥跪坐之姿，左手擎灯盘（可放一支脂烛），右手扶稳灯罩。她身着厚厚的曲裾深衣，系以腰带，领口衬巾，内着丝袍，宽大飘逸的袖管垂覆在灯室顶部，形成灯罩。她束发成髻，大部分以方巾包裹，方巾一角略微垂至左肩。
长信宫灯的确是精妙的装置。灯盘边带有手柄（那里曾插接着一根更长的木柄），用来旋动灯盘底座，以使光线照向房间的不同区域。灯座上安装两瓣可滑动的半柱形遮光片。它们可以开合，以调节光的亮度。宫女的右袖管自然成了蜡烛的烟囱，将所有烟雾导入手臂。据我所知，尽管没有人真的验证过这个假设，但蜡烛的烟炱最终会流入宫灯底部，附着在可拆卸的底盘上，容易清洗。
除了精巧的构思，这盏灯真正摄人心魄之处在于外观和心理方面的细节。宫娥的脸庞流露出复杂多样的神情。乍看之下，她通体散发静谧的美态，神姿端凝，犹如古希腊的半身像或沉醉于冥想中的犍陀罗佛像。然而，她眉目略微低垂，避开直视的目光，双唇微启，仿若蒙娜丽莎的微笑那般神秘。这位少女果真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抑或只为讨好主人而默默忍受痛苦？我们久久地凝视着她的面容，可感知敬畏、坚毅、怨气和顺从等层次。故此，如同所有伟大雕塑的面庞，她的脸是映照你我灵魂的镜子。
她的身姿同样展现了非凡的平衡和张力。绕到她的背面（见图1.5），可见她脊背挺直地坐在脚后跟上。但她的双肩仿佛因疲惫不堪而略为下垂，足弓紧绷，承载落在脚掌上的大部分体重。
图1.5 长信宫灯背面。西汉，约公元前170—前151年。青铜鎏金。高48厘米。河北博物院。
我们仿佛与过去直接相通。我们感受到工匠的纤细敏感、这位女子的美态和痛苦，以及宫廷仆役的凄苦命运。但与这些感受不同的是，长信宫灯并非某些不知名的中国雕塑家的独特作品。仔细研究这盏灯，会发现我们现代的美学眼光往往也会误导我们。
我们先来看这盏灯的铸造时代和有幸拥有过它的人。不同的工匠和官员至少在三种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下，在长信宫灯上留下了九处铭文。这些文字能让我们洞悉它的铸造和流传的历史（见表1.1）。
对于这盏精美的灯归谁所有这个问题，存在两派声音，他们的依据是对“阳信家”一词的不同解读。最令人信服的解释认为，宫灯的铸造地是在西汉都城长安的一个皇家工场，时间是汉文帝（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在位）统治后期或其儿子汉景帝（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41年在位）统治前期。这尊鎏金宫娥首先在长信宫的浴室服役，那是西汉皇后和皇太后的住所。后来她似乎被搬到了皇家寝宫，并由内者管理。内者是由20位太监组成的小型机构，负责打点皇家的衣物和其他个人用具。公元前150年，汉景帝（或是其权倾朝野的母亲、公元前135年去世的窦太后）将宫灯赐予他的长女阳信长公主（约公元前160年—公元前110年），并为宫灯重新称重和铭上文字。几年后，公主把宫灯赐给她同父异母、放浪不羁的弟弟中山靖王刘胜，可能用作庆祝他与来自强权外戚之家的窦绾喜结连理的大婚贺礼。窦绾于公元前118年—公元前113年间去世，宫灯被放入她的主墓室，长埋地下。至1968年被挖掘出土时，它的部件由于地震而散落在地，某些部分因渗水而腐蚀。由此可见，这件精美的物品虽几度易手，但始终被皇家视为珍宝。它先是点亮皇后的浴室，最后是烛照窦绾的“永生殿”。作为一盏随葬灯，它可能还有祭祀用途，为往生者的灵魂照亮通往极乐世界的道路。
表1.1中的铭文还揭示了汉代官僚和工场的严谨特性。宫灯由八个部分装嵌而成，其中七个（除头部外）均刻有阳信家或内者的标记，这些毫无疑问是管理人和主人的名号。若任何一个部分被拆卸出来，人们仍可准确无误地识别出它的主人。这令人联想到今天公司贴在电脑等物质资产上的条形码，用来追踪其下落。此外，宫灯的部件和整体重量由两组人登记在案，先是必须记录物料消耗的作坊文吏，以及后来对其感兴趣的官员。灯盘的容量也有记载，以便向库房定制大小适宜的备用蜡烛，并追踪动物脂肪的消耗量。尽管对皇家拥有者而言，长信宫灯似乎承载着情感价值，但对作坊文吏、太监和会计来说，它只是一件需要被记录和追踪的实体资产而已。
宫灯如上所述的精妙构思，总能震撼它的观众。不过，双瓣可旋式遮光罩（用以调节光的方向和亮度）和烟灰处理系统，并非这盏灯所独有，在同一时期的其他青铜釭灯和香炉上都可看到（见图1.6）。其中一盏釭灯是鸿雁回首衔鱼造型，另一盏是铜牛以拱起的牛角连接烛台顶部，就像这位宫女手扶宫灯，她的袖子自然地形成宽大的烟罩。这些都是由同一种模块设计衍生出的种种变化。尽管并非所有这些样品的每个细部都有测量数据，但诸如灯盘和遮光罩等部件，却很可能是按标准化尺寸铸造的，以便在不同模件上互换使用。因此，长信宫灯的造型和姿势，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一个标准化的模块系统所决定的。
图1.6 青铜动物釭灯
（a）铜牛灯。东汉，约公元24年—100年。青铜镶银。高46厘米。南京博物院。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出土。
图1.6 青铜动物釭灯
（b）水牛灯。东汉，约公元24年—100年。青铜。高27厘米。南京博物院。江苏省出土。
图1.6 青铜动物釭灯
（c）雁鱼灯。西汉，约公元前50年—公元8年。青铜彩绘。高53厘米。平朔考古站。山西省朔州市出土。
即便作为可调节室内灯的一种变体，这盏宫女手扶宫灯仍不能被视为一件孤品。她的部件上有九处铭文，其中两处包含的数字很可能是一条较大型的生产流水线上的序号。最古老的铭文上有字样“百八十九”。因此，这位小心翼翼的宫女可能只是一大批相似或相同的宫灯中的其中一件而已，虽然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知到底生产了多少件。一盏灯可能只能发出微弱的光，因此在床榻边缘和浴室里很可能需要好几盏灯排列使用，也可能它们在名媛命妇的居室中随处可见。
令人惋惜的是，铭文透露了许多关于长信宫灯的主人和制作的信息，却没有只言片语提到是谁造了它，以及是在什么工作环境下制造它的。这样的故事，如要发掘一二，我们需要查阅史料、其他器物上的铭文和考古遗迹，以补充器物研究之不足。宫灯以青铜铸造，通体鎏金。西汉期间，帝国南部的铜矿向官营作坊提供原料，以炼青铜。长安的皇家铸币机构对铜的需求最巨，每天要铸造60万枚青铜币（总重量达2.1吨），不过，青铜也用于铸造数以百万计的弓弩、弓箭、箭箙和其他器物。一名位高权重的官员称，官营的铁矿和铜矿雇用几乎毫无自由的劳动力，包括刑徒和受征召的农民，共计超过10万男丁（详见第六章）。因此，在铸造之初，备受剥削的苦力开采并加工了长信宫灯的原料，可能其中命丧黄泉的人数是巨大的。这些材料运抵皇家作坊或工场后，便被铸成宫灯。许多制作模具的工匠头（“造工”）似乎都是“自由”身，他们能获得皇家发的酬金；或从工匠世家应征召而来，以换取减免赋税。不过，部分政府的作坊也雇用工多手熟的奴隶来指导复杂的铸造过程。若不在此强调矿工、冶炼工和铸造工所承受的危险，我们会忽略这精美绝伦的背后的汗与泪。为长信宫灯鎏金的工人面临潜在的危机。早期中国的涂金工人被称作“黄涂工”，因为他们需将金箔和液态汞合成的、带黏性的金汞剂涂抹在金属器物上。随后器物被置于低温下烘烤，汞挥发为剧毒气体，而金则牢固地附着在器皿表面。宫灯的黄涂工很可能因汞中毒而导致不可恢复的神经及器官损伤。
因此，结合形式、器物分析，并研究铭文、史料，以及制造过程中的各种线索，我们对长信宫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它绝非艺术天才制作的孤本，而是根据模块化设计而批量生产的宫廷装饰品。它受皇宫贵胄的委托而造，皇家为了制造它而征召苦力、刑徒和奴隶，后来又将之置于自己身边，犹如一个名贵的小玩意。
这些知识丝毫不会减损我们对这件人工制品的欣赏，反而使之倍增。当一件来自远古的人工制品不再只是橱窗内熠熠生辉的古董，它便重现生机，也让我们终于可与长眠已久的祖先产生内在联系。我仍念念不忘在研究一只古陶罐时突然在内壁发现一枚陶工的拇指纹，那惊喜的雀跃。我将大拇指放在这枚细小的指纹上，突然有一种觉得进入了她私密世界的不安。这件“精美的器物”不再只是一件物品，它是工匠（可能是女性）全心投入的作品，这位工匠曾经用与我同样的方式将它捧在手上。
（本书选摘自《秦汉工匠》，[美]李安敦著，林稚晖译，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7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