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百年历史:暴力、腐败与神性

在其著作《元史学》中,美国学者海登·怀特将“历史作品看成是它最为明显的要表现的东西,即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一种言辞结构”。或许,我们很早就谙熟了海登·怀特的洞见,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长久以来,史学都是一种教化,它是文学抑或诗学的一部分。历史叙述的中立性常常只是一种外在装饰,一个硬壳,保护在其内部运作的伦理话语,我们习惯于一字寓褒贬的写法,并且期待历史能成为现实的镜鉴。

因此,在我们的时代,严肃的叙事史作品不会因其采取的史学方法而显得陈旧,对于初入一个陌生的国别史的普通读者而言,透过叙事史把握一些基本史实,仍相当必要。虽则通俗化、演义化的叙事史拥挤在大众视野里,把历史事实窄化为谈资抑或道德故事,但良好的历史写作,譬如爱德华·吉本与特奥多尔·蒙森关于罗马帝国的著述,其叙事本身就拥有照透现实的力量。

《百年腐朽:一部西班牙政治史》书封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的《百年腐朽:一部西班牙政治史》(以下简称《百年腐朽》),也正是这样一部厚重而锋利的历史著述,它呈现了西班牙自1898至2018年的政治溃败。始于阿方索十三世治下令西班牙丧失绝大部分殖民地的美西战争,迄于2018年的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从军事危机开始,以宪政危机收束,《百年腐朽》讲述的,是那个持续被置于偏见之中的现代西班牙的零点,以及西班牙不断克服其内部矛盾重重的权力结构的旅程。

滑向腐败:酋长与禁卫军主义

1923年9月13日,在国王阿方索十三世默许下,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伊·奥尔巴内哈将军发动政变,中止1876年宪法,实行军事独裁。这一事件,本应如同里斯本大地震动摇了知识人对人文主义的信心一样,在20世纪欧洲成为一个路标:普里莫的西班牙是现代欧洲第一批军事独裁国家之一,但它却常被研究极权主义的政治理论家们忽视,尽管它的血管里已经感染了后世极权政体的某些病菌。

这些极权政体常常不遗余力地透过宣传机器神化领袖。它们建基于基督教政治神学里国王的两重身体之上。正如16世纪英国律师埃德蒙·普劳登所引述的一则判例的结论,“国王在其政治之体里面所作之行为,不因其自然之体的任何无能力而导致无效或失败”,领袖的身体也就是国家意志,他作为公民的身体融化在这种意志里,所以,有关领袖的一切都被神秘化,超脱于法律与常规,笼罩在一层禁忌的迷雾下。实行独裁前后,普里莫一直认为自己是能够治愈西班牙痼疾的“钢铁外科医生”(Cirujano de hierro)。这一说初见于西班牙历史学家、复兴主义政治学者华金·科斯塔笔下。科斯塔认为代议制的低效导致了西班牙政治的腐化,要切除西班牙精神中坏死的部分,必须进行政治外科手术,而“这项外科手术政策必须是一位钢铁外科医生的个人责任,他非常了解西班牙人民的解剖结构,并对他们怀有无限的同情心??他有强大的脉搏和英雄般的勇气,能够阻止那些以杀戮为生的恶棍,他对祖国有一种绝望而愤怒的渴望,作为一个塑造我们民族的艺术家,他投身于建设祖国的事业中”。

就像面对海螺壳,人们总遐想自己听到了海的遗响,“钢铁外科医生”这个词里,蜗居着一种窄化了的超人哲学,一种被称作禁卫军主义(Pretorianismo)的内向的军国主义,与其后德意日三国外向的军国主义相反,禁卫军主义更像是因国家肌体的突变而产生的瘤子,专注于镇压,从国家肌体内部攫取养分,把军人对行政机关的武力恐吓与政治寻租合法化,而非扩张领土,以暴力昭彰其意识形态。

另外一重共性,则是对某种革命的空头承诺。为了兑现它,普里莫以政变的形式终结了所谓“卡诺维斯塔”状态(Canovista),这一术语在史学中专指复辟时期由保守党党魁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卡斯蒂略领导的政治潮流。虚有其表的两党轮替、普遍存在的贿选、地方势力根深蒂固的“酋长主义”(Caciquism),它们装潢着此种基于“卡维维斯塔”构建的代议制,在这之上,是一层绵密的权力网络,由酬庸与侍从主义的蛛丝牵连而成。政治仍是地方“酋长”与政治精英互相勾兑的游戏,“酋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与寡廉鲜耻向执政党出售选票。《百年腐蚀》记述了当时常见的选举舞弊手法:“1879年,罗梅罗·罗夫莱多采用‘飞行小队’的手段——200个阿拉贡人在马德里从一个投票站跑到另一个投票站,不断投票,据说其中有一个人投了42票。1896年在马德里,有大批被称作‘癞子’的虚构选民,他们使用的是过世的其他选民的名字。”

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伊·奥尔巴内哈将军


为何西班牙在19世纪末建立起选举制度,却只能任其被腐败侵蚀?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新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腐败的起源。在他看来,腐败的根源在于公共领域的缺失,国家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未被厘清,领土仍属于统治者的私产。直到17至18世纪,在格劳秀斯、霍布斯、普芬道夫的论述中,统治权才被定为“更大公共利益的托管者”,而非国王与贵族可以予取予夺的家族产业。这种基于公共利益的统治权,只有在一个具备控制力的中央政府里才可以运转,譬如法国、普鲁士等国。而西班牙至今被地方主义困扰,在19世纪末期,情况更严重,一个西班牙人即便只是迁居到邻近省份,也会因客居的身份遭受歧视。尽管国家的暴力机器被创造了出来,但单单依靠暴力机器维系统治,却恰恰是国家权力虚弱的表征。在由中世纪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时,西班牙将自身殖民地化了。地方政府常常将受到孤立与排斥的外地人口纳入暴力机关,这些人因而在自己的祖国里成为了“殖民者”,对这欧洲最早的殖民帝国而言,这不啻于一种反讽。

卷入极权主义漩涡

不过,相信自我任命的所谓外科医生,是否可以超克旧代议制下的腐败?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百年腐蚀》展示了普里莫与佛朗哥之间的延续性——普里莫恰恰是那个打开历史的潘多拉魔盒的人,晚年失去军队与君主支持的他日益力不从心,遂于1930年辞职,之后,国王被逐,第二共和国建立,却受制于左右翼之间的分裂。这短暂的共和国,比之魏玛共和国更脆弱,没有像施特雷泽曼那样摒弃意识形态偏见的务实的政治家,黏合这泥足巨人,它就只有在湍急的时代洪流中自行解体。普里莫政权在欧洲历史上投下长长的一列阴影:希腊的梅塔克萨斯、南斯拉夫的米兰·斯托亚迪诺维奇、波兰的毕苏斯基和匈牙利的霍尔蒂,这些东欧独裁者的意识形态与统治技术都与普里莫相似,婴儿期的极权主义找到了一个无偿为它提供营养的子宫。阿方索十三世与普里莫,在1923年出访贝尼托·墨索里尼执政的意大利王国时,也都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理论大加赞赏。墨索里尼也称普里莫为“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首脑”。

在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的著述里,我们可以找到法西斯极权理论更精细的复本,他在《政治的神学》的开篇写道,“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者”,主权行动着,它必须做出“真正的决断”,并且以这决断划分出我们与他们。在施米特的观念中,不是政治发生在国家的畛域内,而是国家被政治定义着,而政治的意义,则在于冲突,在于以敌我之分筹划出我们:一种均质化的民族共同体。而在写于“长刀之夜”后的《领袖守护法律》一文中,他认为,“真正的领袖始终也是法官。领袖地位是法官地位的源头。谁要将两者分开,甚至使之对立起来,便要么想使法官变成反对领袖的人,要么想使之变成反对领袖的工具,并设法借助司法彻底改变国家”。极权思想可怖之处,在于它既承认法律构建过程中人的因素,又将法律的构建者去人性化,用弥赛亚话语赋予某一个人法权,并将这一个人抽象化为一种启示。施米特反对奥地利法学家汉斯·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他主张“一切法律都是情境法”,在这个意义上,极权主义将一切都掷入例外之中,也即政治之中。

“国王已死,国王永生”:普里莫失败了,但普里莫的幽灵仍在。他之后,更危险,更残暴,更僵化的独裁政权,在纳粹支持下,透过一场血腥的内战控制了西班牙。西班牙内战,常被视为二战的预演。但当世界透过二战压制住了法西斯主义时,法西斯的西班牙却尴尬地在欧洲一隅留存了下来。1947到1975年,佛朗哥统治的漫长时间作用于西班牙的精神,其结果是如同额叶切除术般酿出一片空白,其所谓经济成就,也不过在极权松动时,才从权力的缝隙涌出。

佛朗哥


如果依照施米特的论述,国家以敌我之分确定自身位置的话,那么,即使战争结束了,佛朗哥也必须营造出西班牙被孤立的幻象,虽然在现实层面上,他同样需要让西班牙融入新的国际秩序,以获得必要的资本维持统治。因此,树敌的行为不仅仅发生在国家外部,也发生在内部,透过将一部分公民放逐出国家,成为所谓“牲人”,透过不间断的自我分裂,独裁得以维系,但也变得越来越虚弱,以致斗争日益成为斗争的拟态,“革命”日益成为“革命”的假肢。

眨眼间,世界的荣耀

那么,在这样一个国家,被抛入严密的权力网络之中的个人是否还拥有决断的能力及义务?在小说《看不见的城市》最后,卡尔诺维借马可·波罗之口,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极权的地狱中,“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西班牙的历史,也并非只有极权、暴力与腐败,在这片土地上,也有神性在历史幽暗之处生长。1670年,受慈善兄弟会委托,胡安·德·巴尔德斯·莱尔开始为塞维利亚慈善医院绘制画作。两年后,他完成了In Ictu Oculi(拉丁语,意为“眨眼间”)和Finis gloriae mundi(拉丁语,意为“世界的荣耀”)。这些画作仿佛就是西班牙历史的象征,在In Ictu Oculi中,一架骷髅从浓黑的背景里浮现,它交叠的尺骨与桡骨,仿佛烈日下晒成焦黄的竹节,夹着棺材,手持镰刀,用它空洞的眼窝望向我们。而Finis gloriae mundi,则显然是一个反讽,画中化作枯骨的主教与骑士,其一生功过和声名被一只天平称量,却显得轻飘飘的。当我们望向近现代的西班牙,我们看到的仿佛不过是那个世界帝国的残迹,几百年的时间几乎让这个国家的过去变成始祖鸟化石,它裹身的羽毛在石片上留下印痕,提醒我们,它曾向着天空冲刺。

In Ictu Oculi


历史莫测的地质运动一遍遍地挤压这个方形的半岛,在它最辉煌的镀金年代,路易斯·德·贡戈拉-阿尔戈特写下这些诗句:“西班牙,就在当下,/热那亚的利息耗尽了,/她红宝石般的血液,/还吸食了她的骨髓??”

不过,正如那伫立了百年的慈善医院,如果说《百年腐朽》所呈现的政治进程之外的西班牙仍然有力量,那份力量或许就在绘满巴洛克时代伟大画作的墙壁上。环绕着这些画作的,是病者的世界,他们如鱼鳞般挨在一起,而那位复兴了慈善兄弟会的米格尔·马尼亚拉为这些病者营建了居所,正是他,在穿过瘟疫遍布的坏疽般的街区后,忏悔自己放浪的早年,并且相信,人无论贫富贵贱,都在死亡面前保持着同样的尊严,他的慈善兄弟会甚至会帮死刑犯敛尸,1683年,英国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在拜访完塞维利亚后写道,在那里,“被绞死的人拥有最好的葬礼”。

西班牙的灵魂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查理五世与美洲的金银,而是因为这份仁爱,它凿石为墙建造起慈善医院,让堂吉诃德和贡戈拉的《孤独》涌出羽笔。而这个度过漫长独裁的国家,在今日,应该更明了巴尔德斯那些画作的意味:生命与权势短暂如草茎上的露水,但它可以用尽一生的透明,让春天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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