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
今年7月，米兰·昆德拉在法国去世。他出生于捷克，后来流亡海外，在90岁时重新获得祖国的公民身份。终其一生，身份问题与民族命运始终是他关心的议题。
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米兰·昆德拉生前最后授权出版的一部作品《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8月12日，在朵云书院·旗舰店，作家孙甘露，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董强从这本书出发，以“思想、远见与音乐”为主题，共聊昆德拉和他最后的悲悯之声。
《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收录了昆德拉早年创作的两篇思想文化随笔。《文学与小国》是昆德拉在1967年捷克作家大会上发言的文字稿。昆德拉从捷克民族的悲剧性命运出发，探讨坚守小国文化特性的意义所在。《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最初发表于1983年。在本文中，昆德拉继续探讨小国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它们的灭亡可能带来的灾难。他警告说，欧洲正在失去自身的文化认同感，而真正的悲剧将是欧洲文化多样性的丧失。
《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
“不标准”的欧洲作家
毛尖指出，昆德拉法语的“不标准”成为他文学中核心的东西。“昆德拉说这个世界由刽子手和诗人一起掌管。在他的小说中，上帝和美是两种声音。但是在他所有的描述中，上帝也好，美也好，诗人也好，刽子手也好，都是似是而非的，就像他的法语一样，都是不标准的，”毛尖说道。她以小说《生活在别处》中的主人公雅罗米尔为例，恼羞成怒的诗人告发了红发女孩和她的哥哥，“在米兰·昆德拉的笔下，诗人是不标准的，然后爱情也是不标准的。”毛尖认为，正是这种不标准成就了昆德拉，让他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作家。
董强同样认为，昆德拉在法国的文化氛围中发展出了自己不规则、不标准的文学创作，从而使得他既跨越了捷克，又跨越了法国，成为世界性的大作家。昆德拉让他联想到巴洛克，这一艺术风格意为“不规则的珍珠”，与法国卢浮宫式规则、讲究的美学完全相反，而昆德拉身上的不标准也映射出他与法国、与欧洲的关系。
在《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中，昆德拉谈论了中欧国家的文化身份与危机。孙甘露指出，昆德拉非常关心捷克的民族国家问题、语言的存亡，以及它在欧洲中的位置，在这本小书中所涉及的这些主题也体现在他一系列的小说创作中。他认为，昆德拉后来融入了法语写作，与法国学界文学与哲学密不可分的传统有关，在昆德拉的写作中，小说与哲学也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是真正的思想者，“这个思想者既是哲学，又是文学的，也是日常生活，”孙甘露说道。
中欧小国的“不能承受之轻”
昆德拉在书中说：“在这片尚未灭亡的小国组成的区域，欧洲脆弱性，整个欧洲的脆弱性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更加明显，更早被发现。”另一方面，“不久以后，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有成为小国的危险，并将遭遇小国的命运。”对此，毛尖表示，昆德拉所谓的“小国”有他的定义，所谓的小国并不是地理意义的小，而是文化被毁灭后的“小”。
孙甘露认为，昆德拉在写作中直视“衰落”的必然性：“年轻的时候看到巴洛克、洛可可，看到希腊罗马的这些雕塑、音乐和文学，会感到了不起，但是等你年长一点就知道，世界上的事情都是会衰落的，欧洲也会衰落的，希腊、罗马在哪儿呢？当然作为文化精神是传承下来了，但那是当年的东西，没有什么是永远的，”孙甘露说道。昆德拉的小说中常常描写都会生活与两性关系，在孙甘露看来，昆德拉文学的这个部分和生长、衰老与衰落，或者说悲剧都是维系在一起的。“成熟实际上意味着衰落的开始，但我并不把它看成一个不好的东西。大和小，成长和衰落，中心和边缘，古代经典和今天创新，永远互相依存，互相支撑。”
在书中，昆德拉强调了捷克文学的特殊性，而其中翻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靠了翻译，捷克语才得以确立和完善，成为一门完整的欧洲语言；通过文学翻译，捷克人用捷克语创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欧洲文学。“对写作者来说，翻译当然重要，就像昆德拉讲到的民族语言的传统，是不断吸收不同的、新鲜的语料来构成的，但是这个语言传统也非常重要，是你的底子，就像你的故乡一样，”孙甘露说道，昆德拉谈中欧、小国、小语种，谈弱小民族的生存，“我觉得实际上你把它换成不能承受之小，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有多重。”
昆德拉与中欧的音乐性
在读书会现场，吕嘉播放了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中的几个片段，从音乐的角度分享了昆德拉和他的中欧。昆德拉出生于音乐世家，学过音乐，算得上“半个音乐家”。吕嘉强调，音乐在中欧有着特殊的地位，许多不同职业的人都有专业的音乐造诣。音乐与文学的关系也贯穿于昆德拉的创作，例如在《被背叛的遗嘱》中，小说与音乐批评交叉，昆德拉用一种戏谑的口吻，把一千年的西方音乐史分成上半时、下半时和后奏曲。
昆德拉写道，在巴洛克的时代，从海顿到勋伯格，从李斯特到巴托克，中欧音乐以一己之力，浓缩了整个欧洲音乐的演变。而音乐也与中欧人的身份和命运紧密相关。吕嘉说道，古典音乐从巴哈、莫扎特、舒伯特一直到晚期的勃拉姆斯和马勒，到了一战二战，这种文化停止了，音乐学院全都被迫关闭。而二战以后，到了“金元社会”，一批年轻的明星涌现出来，但古典音乐已经几近断代。中欧音乐的危机也指向了文化身份的危机。
“不管是语言、写作，还是音乐，昆德拉实际上都是在捷克这样一个小国或者小语种里论述，”孙甘露说道，从中暗含了中欧想要融入欧洲的愿望，而这也是《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书中两篇文章的重要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