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与帝国主义的共生关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探寻殖民地自然秩序的诉求契合了帝国主义建立全球秩序的野心。帝国博物学（imperial natural history）以“普遍”“客观”的西方科学话语体系重新建构殖民地的自然知识，为帝国扩张的资源掠夺和自然控制提供了参考和依据。帝国博物学是科学帝国主义（scientific imperialism）研究的主要面向，在国内外学界日渐成为显学。然而，帝国博物学的叙事往往充满了传奇的探险色彩，体现着征服和掠夺的野心，与女性的文雅气质相悖，是男性的专属领域，女性的缺席似乎理所当然。需要看到的是，帝国博物学网络的构筑不仅需要国家机器、学术机构、贸易公司和博物学家等，也需要底层的土著居民和奴隶，以及被边缘化的女性。在后殖民主义和性别视野下，对帝国博物学的研究从偏重探险博物家的英雄叙事转向更丰富多元的学术主题，除了寥若晨星的女性探险博物学家，更多的女性角色也浮出水面，她们以多种方式成为帝国博物学网络的行动者，并作为隐喻和象征出现在殖民主义叙事中，体现了帝国主义与父权制意识的内在一致性。在此，主要以十八、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博物学网络为例，大致探讨下其中的女性角色，也会涉及少部分其他欧洲帝国或更早期的女性。
英格兰的报春，英帝国的女儿
图一《来自英格兰的报春花》
一八五五年，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出了爱德华·霍普利（Edward Hopley）的油画作品《来自英格兰的报春花》（图一）。这幅画作的主角是一盆来自英格兰的野报春（Primula vulgaris，中文里经常称为欧洲报春或德国报春），这种常见的英国野花跟随前往澳大利亚的殖民船只颠簸数月，漂洋过海出现在殖民者眼前，随即引发了画面中的轰动场景：一盆开得正好的报春花被围得水泄不通，吸引着众人欣喜而激动的目光，门外人潮涌动，都只为一睹芳容。一八八七年五月，另一位英国学院派画家埃德温·隆（Edwin Long）在伦敦一艺术馆展出了《我们帝国的女儿》组画，总共有二十幅油画，涵盖了十五个地方，包括不列颠群岛的爱尔兰、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以及大英帝国的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如澳大利亚、牙买加、印度等，它们都是帝国的“女儿”。每幅画里都有一位身着地方特色服饰的年轻女子肖像，地名就是肖像的名字。帝国的“英格兰女儿”总共五幅，其中三幅女子肖像分别与英国三种常见野花同框，并以植物的名字以示区分：《英格兰：香堇菜》《英格兰：月季》和《英格兰：报春花》（图二），最后这幅最广为人知，常常被当作这一系列主题画的代表。
图二《英格兰：报春花》
在殖民主义语境下，这两幅作品展示了植物（自然）、女性与殖民地三者之间复杂的隐喻关系。女性比男性更接近自然的观念在各种文化里历来已久，将植物、自然与女性相互比拟也随处可见，“自然母亲”“地球母亲”等说法就是最显而易见的例子。这两幅画中的野报春是英国林间常见野花，在早春开放，通常为淡黄色，但也有白色或粉色。其英文名primrose来自拉丁文“prima rosa”，直译为“第一朵玫瑰”，有着新生、希望、青春等美好寓意，深受人们喜爱。维多利亚时期曾担任两任首相的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以喜爱报春花闻名，英国甚至在他去世后设立了“报春花日”作为纪念，不久后又成立了“报春花联盟”（Primrose League），该组织继承和发扬了迪斯雷利的思想，其座右铭就是“帝国和自由”（Imperium et libertas），联盟的誓言也包括“竭尽全力维护大英帝国的统治地位”。报春花联盟有大量女性成员，到一八九一年时超过了一半，对女性参政议政、选举权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让女性在更大程度上支持和参与了帝国扩张事业。
画家们借用英国本土野花传达了帝国子民复杂的情感，例如远离故土的乡愁、对帝国大业的骄傲和信心，以及野心勃勃的征服欲望。《来自英格兰的报春花》里三位女子和盛开的报春花都处于画面的焦点，她们姿态优雅，带着几分虔诚和怜爱俯身欣赏着美丽的花儿。娇美的报春花尚能安然无恙地漂洋过海来到殖民地，那年轻女性何尝不能？殖民者一直以来都是男多女少，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十九世纪中叶年轻女性甚至被鼓励移民，有些慈善组织还会协助她们移民，画面右下方的五口之家（移民夫妇和三个孩子）是殖民者理想的幸福生活写照。报春花的成功移植让殖民者尤其是女性移民对未来的殖民地生活充满信心，她们在各殖民地用实际行动表明：即使在远离故土的地方，也能创造与在英国同样体面、舒适的移民生活，比如她们会将英国常见的蔬菜和观赏植物栽种在花园从而打造英国化的庭院，以及制备英式饮食，创造国内的社交和闲暇方式等，用这些方式在殖民地打造熟悉的故乡生活。而当埃德温·隆将殖民地称为大英帝国的“女儿”时，他将父权制社会的权力关系映射到了殖民扩张中，帝国野心被伪饰为和谐、温馨的“父亲－女儿”（帝国－殖民地）家庭关系。殖民扩张是充满阳刚之气的男性行为，对殖民地的征服与对女性的征服有着同质性，以此建构帝国秩序的合法性。征服和探索殖民地未知的自然世界，是博物学家的目标，也是帝国事业的一部分。甚至连殖民地的本土男性也被女性化，他们任性、被动、充满野性。库克第二次太平洋探险把一位二十岁左右塔希提岛人带回了英国，英国人不仅将他当作“暗淡的标本”进行分类和编目，还给他穿连衣裙一样的衣服，以女性化的方式强化了他们对殖民地人种的形象认知。
还值得一说的是，霍普利这幅画有一个重要背景：沃德箱（Wardian case）在全球植物大交换中产生的革命性影响。已有学者考证了这盆报春花的轰动故事并非真实，画家不过是根据殖民背景下英国本土与殖民地之间的植物大交换构建了这个故事。然而，比这个故事真实性更重要的是，这盆报春花不仅传达了上述民族情绪以及对殖民事业的信心，更反映了博物学与帝国扩张之间的勾连。一盆活体植物的跨国旅行并不像大部分商品运输那么简单，多变的气候和海水的盐分让植物难以在数月的海上航行中存活。直到一八二九年，外科医生、博物学家纳撒尼尔·沃德（Nathaniel Ward）偶然发现，植物在密闭玻璃容器中可以长时间不浇水也能生长良好，他经过不断尝试后发明了“行走的温室”，对全球植物大交换带来革命性变化，这就是广为人知的“沃德箱”（图三）。
图三 “用于运输的沃德箱”，见沃德《植物在密闭玻璃箱中的生长》（1852，第二版）插图
除了用于植物的远途运输，沃德箱还常用作室内园林微景观装置，将蕨类和其他植物种植在透明玻璃箱成为流行的自然主义家庭装饰。霍普利这幅画的创作灵感就来自沃德箱的发明和使用，它首次成功运输活体植物的实验的确是一八三三年至三四年间英国与澳大利亚的往返航线，只不过运输的是蕨类和葡萄，而非报春花。沃德箱极大地提高了活体植物运输的成活率，植物的迁移不再局限于种子、球茎和已加工的植物产品，成批的经济植物和观赏植物幼苗被送往宗主国，或者在不同殖民地之间传播。
宗主国的都市生活与博物学战利品
帝国意识在宗主国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女性为主导的家庭生活亦不例外。就帝国博物学而言，这种渗透和“归化”（domestication）意味着帝国博物学从意识到实践贯穿于宗主国的都市生活，打破了地理空间的局限，与自然相关的物质、知识和文化的交换不只发生在殖民地“接触地带”（contact zone），也发生在宗主国的日常生活中。家庭环境和其他非公共空间成为异域自然知识的传播和交换场所，书信、旅行文学、绘画作品、动植物标本、自然产品（香料、装饰品、药物等）、引种的植物等变成自然知识跨文化传播的物质媒介。在女性为主导的家庭空间，如厨房、花园、会客厅，常常充斥着帝国博物学的战利品，如异国的香料、观赏植物和罕见的自然标本，甚至她们的下午茶、房间里的自然主义装饰物以及服饰上靓丽的羽毛。尽管足不出户，她们依然作为帝国博物学的受益者，享受着奢侈、新奇的异国自然产品，彰显了上层社会的生活品味、高雅文化和智识追求，当然还有帝国主义的荣耀。
家庭园艺是贵族女性享有帝国博物学战利品最显著的方式，随着沃德箱在植物运输和家庭装饰中的广泛使用，大量异域观赏植物成为宗主国园艺市场的热门产品。正如十九世纪初英国《绅士杂志》上一封读者来信所言，女士们灵巧的纤纤玉手最适合去照顾这些脆弱的异域植物，这项精细的工作是女性专属领域，也是优雅的家庭消遣。贵族女性还常常雇佣博物学家和园艺师，在花园和温室里培育大量新奇的异域植物，这些植物自然价格不菲，而且需要专业而精心的呵护。它们与珍奇柜和博物馆里的动物标本、奢华的博物学绘本一样，彰显着女主人的财富和身份地位。著名女作家玛丽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的小说《贝琳达》（Belinda, 1800）里有一个桥段，讲的是一位贵妇在奢华的家庭宴会上用一株罕见而巨大的龙舌兰植物吸引宾客。她不惜重金从切尔西植物园的园丁那里购得这株龙舌兰，据说一百年才开一次花，她想让宾客大开眼界，并希望以此抢走另一位贵妇的风头。在现实中，皇室女性和特别富有的贵族女性对异域植物的痴迷比这位贵妇更甚。闻名世界的英国邱园最初不过皇室私家园林，热爱植物的奥古斯塔王妃和乔治三世的夫人夏洛特皇后对植物园早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夏洛特皇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英国女性的植物学风潮，邱园掌门人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投其所好大力发展植物园，并将邱园变成帝国博物学网络的权威中心，甚至以皇后的名字命名了原产自非洲的热带植物鹤望兰（Strelitzia reginae）。拿破仑的夫人约瑟芬皇后在马勒梅松城堡那座著名的花园，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拿破仑各处征战，法兰西帝国的扩张为她带来了殖民地的奇异植物，甚至英国海军、约瑟夫·班克斯和林奈植物学会主席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在得到新的种子或植物时都会转送给她。她的月季园尤为著名，栽培了两三百个品种，被誉为花卉绘画界拉斐尔的勒杜泰（Pierre-Joseph Redouté）曾专门为她的月季绘制了图谱，即国内已经出版多个版本的《玫瑰圣经》。比约瑟芬皇后更早的英国博福特第一公爵夫人玛丽·萨默塞特（Mary Capel Somerset, 1630－1705）和荷兰阿姆斯特丹贵族阿格丽丝·布洛克（Agnes/Agneta Block, 1629－1704）也以异域花园在园艺学史上享有盛名，她们和约瑟芬皇后一样从未踏出国门，但却依靠贵族的社交圈子，积极参与和消费帝国博物学。她们一方面会利用通信网络与著名的博物学家或机构建立联系，通过后者获取来自世界各地的种子、球茎和植物，重金购买新奇的异域物种，引种在自家花园，并聘请专人管理；另一方面，她们会乐意将培育成功的异域植物提供给博物学家作为研究对象，收录在他们的著作或名录里。
自然物的收藏是贵族博物学文化的重要方面，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增加自己珍奇柜的异域标本，展示博物学家和动植物猎人们从海外带回来的战利品。女性在博物收藏上也不甘示弱，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十八世纪英国著名的蓝袜子（Bluestocking）圈子里的几位女性，这个松散的文化组织由上层女性成立，文学艺术是她们关注的重点，博物学也是其中一些成员热衷的对象，这里且列举三位。一是蓝袜子创始人伊丽莎白·蒙塔古（Elizabeth Montagu, 1718－1800），她通过庞大的社交圈子，花了十来年从朋友、博物家和贸易公司收集羽毛。她常常在书信中索要羽毛，从家禽到朋友的金刚鹦鹉宠物，再到殖民地的罕见鸟类羽毛都不放过，收集到足够羽毛后再和朋友、仆人们一起设计、制作了一间羽毛屋。她在1791年时举办的家宴上展示了这间羽毛屋，来自世界各地五彩缤纷的羽毛被精心镶嵌成六幅巨大的田园风景画，里面的动植物栩栩如生，细节丰富，令包括夏洛特皇后和女儿们在内的几百位宾客惊叹不已，伦敦各大报纸甚至纷纷报道了这间神奇的屋子。第二位是波特兰第二公爵夫人玛格丽特·本廷克（Margaret Bentinck, 1715－1785），她不仅有自己的花园和动物园，还广泛收藏古物、动植物标本、贝壳和矿石等。在公爵去世后，她将巨额财富花在了博物学上，通过东印度公司和博物学家们购买了大量藏品，雇佣博物学家为其整理博物图书和标本，聘请画家为她绘制动植物，她建立了一个贵族的博物学圈子，乔治三世夫妇都成为她的座上宾。第三位是植物艺术家玛丽·德拉尼（Mary Delany, 1700－1788），也是波特兰公爵夫人的密友和博物学同伴，她以制作逼真的植物拼贴画闻名，有近千幅作品现藏于大英博物馆，但她的贝壳收藏却鲜为人知。公爵夫人和德拉尼常结伴采集标本，收集了国内外贝壳，德拉尼用贝壳装饰洞穴、窗户、天花板以及吊灯、相框等物件，也会制作花环和植物装饰画等。像她们这样的欧洲贵族女性成为博物收藏文化的重要力量，而旅居殖民地的女性，往往作为殖民官员或商人的家眷跟随，也会自己收藏或支持国内好友们的收藏，加入到欧洲的博物收藏热潮中。尽管她们并不会举枪狩猎，但乐于从当地人、博物学家或本地商店那里购买制作好的鸟类和其他动物标本，作为礼物或纪念品送给国内好友，为朋友的珍奇柜增加藏品。还有女性承担了这类博物收藏的绘画工作，如萨拉·斯通（Sarah Stone）就曾专门为阿什顿·利弗（Ashton Lever）的博物馆绘图，里面的藏品大部分来自殖民地，包括库克第二次和第三次航行带回来的物品，斯通参照动物剥制标本绘制了大量图像，尤其是鸟类。
另外，能够阅读的女性是旅行写作重要的读者群，而殖民时代的旅行写作免不了会涉及大量的殖民地博物学知识，以及征服和探索自然的传奇故事；还有远道而来的香料、药物、饮品、食物等产品，成为厨房和餐桌上习以为常的物品。这些物质和文化生活将女性带入帝国博物学的网络中，她们享受着博物学的战利品，并以此为傲，对帝国意识产生认同感自然不足为奇。
殖民地的优雅爱好和丛林探险
维多利亚时代的博物学家、科普畅销书作家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曾在一本书里坦言“探究博物学令人着迷”，女孩们沉迷于采集蕨类植物，用沃德箱栽培，她们还为拗口的植物拉丁名争论不休。金斯利所描述的是维多利亚时代“蕨类狂热”（Pteridomania）以及热衷于此的女性们，这不过是女性在博物学热潮下积极投身其中的一个例子。事实上，她们活跃在博物学的方方面面，从茶余饭后的阅读消遣、画室里的博物绘画、乡间漫步时的自然观察和采集、精心制作的标本集等优雅的理性爱好，到协助博物学家的研究工作、科普写作、严谨的学术研究甚至丛林里的博物探险，都不乏她们的身影。在维多利亚时代“两分领域”（separate spheres)的性别意识形态下，女性难以进入学术性的“公共领域”，却被鼓励作为业余爱好者在“私人领域”里投身博物学，但有不少女性走得更远，远不止将博物学作为闲暇时的消遣。在殖民地的女性移民不仅同国内姐妹一样成为博物学文化的积极分子，也借助殖民地自然环境的天然优势和殖民扩张提供的便利，为帝国的博物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比较成熟的殖民地，欧洲移民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和文化圈子，有钱有闲的殖民地太太们在闲暇时光继续像国内女性一样参加博物学活动，但不同的是，她们借助殖民地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即使在自家花园及周边也能轻而易举接触到欧洲博物学家未曾描述的物种。她们与国内的博物学家通信，接受他们在博物学上的指导和指示，观察、描述、采集殖民地的植物，将标本寄送回国，为帝国博物学提供研究新材料和信息。如同在国内一样，植物学是殖民地女性最活跃的领域，先后跟随丈夫前往加拿大和印度殖民地的达尔豪西伯爵夫人（Lady Dalhousie, 1786－1839）及其植物学女友们很有代表性。伯爵夫妇在国内拥有大庄园和温室，引种了大量异域植物，其中不少是伯爵夫人从殖民地运送回国的。她与时任邱园园长的威廉·胡克（William Hooker）保持良好的通信，除了自己采集标本，她还将胡克的采集指南分发给朋友们，她们为胡克《英属北美植物志》贡献了大量标本。伯爵夫人跟随丈夫从加拿大辗转到印度殖民地后，继续采集标本，在一八三七年曾将自己的东印度标本捐给了爱丁堡植物学会，夫妻两人还为胡克的儿子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的印度植物学考察提供了大力支持。胡克父子都与女性博物学爱好者们保持了良好的通信往来，让她们在殖民地采集和引种植物。十九世纪南非殖民地的欧洲女性也将博物学作为文雅的智识活动，玛丽·巴伯（Mary Barber, 1818－1899）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她广泛涉猎植物学、鸟类学、昆虫学等博物学领域，与达尔文、植物学家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和约瑟夫·胡克保持了良好的通信往来，为他们提供标本和种子，绘制植物插图。巴伯一直跟随家人或男性亲戚，在自家花园或钻石矿区探究自然、采集标本，靠非洲本地人为她采集动物标本。殖民地的欧洲太太们还在日常生活中参与了植物从宗主国到殖民地的反向传播，正如前文的报春花，欧洲植物让殖民者感受到身处家乡的亲切，井然有序的欧式花园与野蛮危险的本土自然景观形成对比，彰显了帝国的文明和秩序，以及欧洲女性的文雅生活。
比起富足闲适的殖民地太太们，还有少数女性摆脱了传统的性别桎梏，不再担任贤妻良母的角色，而是像男性探险博物学家那样披荆斩棘，深入丛林去探索未知的自然世界。她们对博物学的追求远不止于娱乐爱好，而是毕生的事业，甚至以此养活自己或家人。当然，她们的博物探险得以实现离不开殖民扩张创造的有利条件，尽管身为女性，殖民者身份依然使她们在与本地人接触中处于主动和优势地位。她们会雇佣本地人当向导、猎手、背夫或保护者，会从殖民机构或官员那里获取庇护，与身处异国他乡的男博物学家或其他男性同胞建立联系，得到他们的陪同、保护和支持。博物画家玛丽亚·梅里安（Maria Merian, 1647－1717）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的南美洲苏里南探险可谓是博物探险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梅里安母女自掏腰包，在一六九九年跟随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前往荷兰殖民地追逐自己的博物学梦想。她在苏里南待了差不多二十一个月，深入热带丛林中采集和绘制动植物标本，回到荷兰出版了《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1705），并开店售卖标本。梅里安虽然不像大部分男性博物学家受雇于一些机构，但她的远航得以实现必然离不开荷兰的殖民扩张，而且她也并非出于纯粹的科学旨趣，而是和其他人一样尽可能去搜寻奇异的物种，发掘具有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如食用和药用植物，以及产丝的蚕。十九世纪的博物画家玛丽安·诺思（Marianne North, 1830－1890）是维多利亚时期探险博物学的女性代表，她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尤其是热带地区，探险途中完成的八百多幅博物绘画在邱园的诺思画廊永久展览。终身未婚的诺思免于家庭生活的桎梏，丰厚的遗产和从小跟随父亲的旅行经历，以及大英帝国遍布全球的博物学网络，都为她自由而独立的博物探险创造了条件。有趣的是，诺思的思想矛盾重重，她受益于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浸润着帝国博物学的野心和白人的优越感，却哀叹文明对自然的破坏，她拒斥传统的女性角色，却又反对女权运动。同时期的德国博物学家阿玛莉·迪特里希（Amalie Dietrich, 1821－1891）极不寻常，她受雇于德国汉堡一家博物馆，是该馆十位职业采集者中唯一的女性。迪特里希经历了婚姻的破裂后独自抚养女儿，依靠标本采集营生。她在澳洲昆士兰地区采集了十年，包括三百五十种植物的两万多份标本，还有成百上千的蜘蛛、昆虫、鸟类和爬行动物标本，常常自己猎杀动物，并学会了动物剥制标本技术。这在女性博物学家中实属罕见，且不论大部分女性只活跃在被认为适合女性的植物学，就算热衷于鸟类、昆虫和其他动物的女性，往往也是依靠男性（本地猎人、欧洲博物学家或采集者等）提供标本，而不是自己去猎杀或剥制。例如跟随丈夫移居印度殖民地的伊丽莎白·格威利姆（Elizabeth Gwillim, 1763－1807）绘制了大量印度鸟类，也收集了一些标本，但所有标本都是本地村民和猎人提供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两位跟随博物学家去殖民地探险的模范妻子。一是伊丽莎白·古尔德（Elizabeth Gould, 1804－1841），著名鸟类学家和出版者约翰·古尔德（John Gould）之妻，身为人妻和母亲的十二年一直在怀孕生子，以及为丈夫的鸟类画册绘制插图，在生下第八个孩子后因产褥热去世，年仅三十七岁。伊丽莎白曾跟随丈夫的考察队前往澳洲收集鸟类标本，尽管她在澳洲期间怀孕生子，依然绘制了大量鸟类和植物画稿。她最终只完成了《澳洲鸟类》中八十四幅插图就去世了，但她绘制的大量澳洲植物被继任的画家反复用作鸟类插图背景。除了这次远航，伊丽莎白大部分时间都在对着丈夫从国内外收集的标本绘制图像。另一位是安娜·福布斯（Anna Forbes, 1855－1922），最初远赴殖民地是为了嫁给博物学家亨利·福布斯（Henry Forbes）。在抵达巴达维亚（雅加达旧称）不到三个星期、婚礼也才过十天，她就不得不陪同新婚丈夫在远东群岛采集标本。不管是自我认知还是在丈夫眼里，她都是无知、顺从的妻子，甚至赶不上标本的重要性！她在得了疟疾后无法继续陪同他去采集时，只能被独自留守临时居住的小屋里眼巴巴等着，在帝国博物学背景下伟大的博物探险者和留守的虚弱妻子两者之间的地位差异不言而喻。从安娜·福布斯和伊丽莎白·古尔德身上可以看到欧洲白人女性在父权制家庭中对丈夫无条件服从的一面，缺少对传统性别观念的反思和挑战，更不会去质疑丈夫们所从事的帝国博物学事业。
结语
在帝国博物学网络里，殖民主义比性别因素对女性的博物学活动产生了更重要的影响。女性也并非对帝国主义中的父权制特征完全没有意识，例如她们偶尔会挑战男性同行，争取自己在科学中的认可度；她们也可能会摈弃优渥的生活，逃离家庭束缚，到丛林中艰苦跋涉。与此同时，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已经开始为女性权利抗争，还有的女性也在抗议与殖民主义相伴的奴隶贸易。然而，她们的这些抗争从未延伸到科学帝国主义这个层面。殖民扩张在现实层面上确实扩展了女性的生活，无论在地理空间上还是在智识生活上都为她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尤其对那些远走他乡，在殖民地旅居或探险的女性，如果没有殖民扩张大部分女性都很难走出国门，更不要说深入丛林去探险。不管是在宗主国还是殖民地，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参与帝国博物学，女性的博物学实践在很大程度上都仰仗帝国力量。因此，她们对科学帝国主义的认同不足为怪，尽管她们依然难以得到应有的认可，科学权威们也很少将她们当成与自己平等的同行。当时有不少女性科普作家出版各种普及性的植物学或博物学畅销书，影响力巨大，以至于引起了男性植物学权威的警惕，他们唯恐这些女性会威胁到这门科学，渴望将植物学打造成一门男性的严谨科学，使之与“作为女性娱乐”的“浮浅知识”区别开来，实现植物学的现代化和去女性化（defeminization）。然而，在帝国博物学网络中的女性并没有像这些畅销的科普作家一样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或威胁，她们更多的时候以业余、生活化的方式在参与博物学，在帝国博物学史册能留名的女性寥若晨星。换言之，帝国扩张的确为女性参与博物学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但她们终究处于从属地位，在科学的外围，难以与男性同行平等对话，如此边缘的地位无疑又将话题引向了性别困境。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欧洲女性，殖民地本土女性和奴隶女性处于父权制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最底层，她们在帝国博物学网络中的角色更加难以被“看见”。除了偶见于博物学家们的叙述，她们自己很少会在历史上留下印记。博物学家在异域的自然探索离不开当地女性的本土知识，尽管博物学家很少会承认自己的知识来自她们。本土女性和奴隶女性的身体被物化成欧洲殖民者攫取的资源，作为劳动力、性服务者和生育工具，博物学家往往也是同谋者。约瑟夫·班克斯在塔希提岛的风流韵事并非探险博物学家的个案，种植园的医生通常也是博物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黑人女奴的身体，她们不仅作为重要劳动力，也成为保障奴隶人口增长的生育工具。博物学家甚至将其他种族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法国著名解剖学家居维叶就曾将非洲妇女萨拉·巴特曼（Sara Baartman）定义为介于人类和猴子的中间物种，解剖了她的尸体，并将她裸露的正面和侧面全身像放进了《哺乳动物博物学》（1824）里（图四），而她生前也只是作为畸形秀表演者在伦敦和巴黎被展览。本土女性和奴隶女性的自然知识及其被物化的身体，以及她们与欧洲女性在帝国博物学网络中的交互，都是帝国博物学研究中亟待更多关注的主题。
图四 居维叶《哺乳动物博物学》里萨拉·巴特曼的侧面像
部分参考文献：
Jiang, Hong. ‘Angel in the House, Angel in the Scientific Empire: Women and Colonial Botany During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Notes and Records, 2021, 75(3): 415-438.
Keogh, Luke. The Wardian Case: How a Simple Box Moved Plants and Changed the Worl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
李猛，《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
[美]隆达·施宾格（著），姜虹（译），《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