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作者尽到了从“县域教育”中走出去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发现事实，提出问题，所有的书写都扎根在有依据的实地调研中，这种有血有肉有筋骨有头脑而且不煽情不造作的非虚构作品，让我看到了写作者为改变社会现状而作的些微但倾尽心力的能量。它需要被很多很多人读到，让很多很多人一起来关心这个议题。
《县中的孩子》，作者林小英，博士，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教育质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教育政策和质性研究方法，当下专注于研究教育改革的合法性塑造、新中国高等教育场域的形成和质性研究中的图像方法。因为作者的写作出发点是从政策建言出发的，所以全书的视角是高屋建瓴的，期待能推动相关政策方面的改变。
《县中的孩子》书封
何为“县域教育”
在中国，县是基本行政单位。我们目前的行政区划是有长期的历史传统的。一般而言，清末新政以后，在全国普遍设置“区”级建置并通过民国、新中国时期的剧烈变动，形成今日乡镇体制。任何一个县级行政区毫无疑问都是由更小的村落、基层组织组合而成的，包括了镇、乡、村（场、寨、堡），尤其是镇被列为了正式行政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92071万人，乡村常住人口49104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65.22%。目前有50%以上的学生在全国2000多个县接受教育。县域教育发展水平关乎着千家万户的生活和国家未来的面貌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时间分界点。为了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当时开始推行撤区并乡建镇，这一政策的遗留问题是很多的。乡没了，这意味着镇的规模的膨胀，增加了城乡联系的成本，而镇的行政经费由县级拨款，这意味着资源的进一步集中趋势。
就教育层面来看，在此之前，主要是城市教育政府办、农村教育农民自己办。乡村教育的主管权掌握在村委会手里，村委会运用从农民那里征收的村提留的钱，聘请民办教师；在此之后，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变成以县为主，县里面所有的教育经费，高中、初中、小学等等，全部都由县政府直接拨付。为了提高办学的规模效益，2001年之后，实施撤点并校，把教学点撤掉，把村小合并，把大部分学生集中到镇里，变成镇中心学校，实行超大班额制。
县级政府作为一个独立单位组织教育资源，融合市场所释放的自由活动空间和自由流动资源开展渐进式改革，形成了“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
何为“县中的孩子”
顾名思义，“县中的孩子”似乎就是指在县中就读的学生。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
理解这个群体，必须放置在县域教育的激烈竞争氛围里。撤点并校之后，学生被集中在一起学习，激烈的学习竞争日趋增强。班级与班级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镇与镇之间，县与县之间，都开始了围绕成绩的严苛的教育竞争。在人们看来，上一级的学校往往意味着更好的教育水平和教育环境，大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长，都会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往更好的学校，换句话说，村里的孩子去镇里读书，镇里的孩子去县里读书，县里的孩子，那么，就送到城市里去读书，除了经济因素，为了保证生源，学生的成绩无疑是学校愿意招收的硬指标，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学习竞争的强度和“唯成绩论”。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些“县中的孩子”是经过大面积筛选的，一级一级掏空，一级一级削尖脑袋往上，一级一级，家长们动用自己手里所有的资源，而学校和老师们即便费尽心力也很难留住好的生源，普遍地陷入焦虑，反过来又会继续对学生的学习施压，或者干脆躺平，放任自流。出生在乡村里的孩子，要么离开父母，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独自去陌生的地方接受教育，这会带来孩子的安全问题，也不符合儿童心理学的自然成长的需求；家庭条件差的农村孩子，如果只能留在村小里读书，无法得到好的教育资源的配置，就只能过着混一天是一天的日子，稍微长大后就出去打工，重复他们父辈的贫穷。
与“城市的孩子”相比，“县中的孩子”在知识、视野、思考维度、外部信息接收等方面都是处于劣势的。书中举到一个例子，学生们在做一道习题，题目涉及人民币与美元、欧元的换算，但是，他们从没看过美元、欧元，他们不理解同样是钱，为什么还要换算，这种认知上的模糊就带来了解题过程的卡壳、做题速度的放慢。林小英在访谈中也提到过，她读书时曾经在竞赛中遇到一道与抽水马桶有关的物理题，由于她从来没见过抽水马桶长什么样，她很难理解这个实际上挺简单的关于“连通器原理”的题目。可以想象，这样的情况，“县中的孩子”会经常遭遇到，而“城市的孩子”很少有这样的烦恼。书中也谈到，在现在的互联网时代，“城市的孩子”上网有很多是为了了解热点、国内外的大事、自主学习或未来的自我规划，而“县中的孩子”花更多的时间在短视频或电玩游戏上，更倾向于娱乐。
所以，“县中的孩子”意味着的，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是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叠加之下的、艰难生长的、压力沉重的未成年学生，他们过早地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和竞争的残酷，有些人过早地离开了学校，有些人靠着勤奋认真从中脱颖而出，进化成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小镇做题家”，而更多的孩子会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淘汰模式中被排挤掉，或者勉强读个二本学校，将来继续为了工作焦头烂额。《县中的孩子》起笔于林小英对富士康工人的访谈。她询问工人们，来富士康之前，在学校里过得怎样？他们的回答通常是，在学校里，是不被期待的。“县中的孩子”，意味着不被期待。
县城学校
就眼前的现实而言，教育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程度与日俱增。教育是经济分层的关键，是争取良好的工作机会的前提。高度文凭化的职业期待是现代分层的主要依据。我们不能假设人才的素质一定与教育水平呈简单的线性相关，但是，在所有容易测量的变量中，高考以及随之而获得的文凭，依然是一个比较好的直观的判断标准，高考在条文上提供的均等机会也是其他任何措施所无法替代的。因此，这是一个悖论，我们一边在批评县域教育的种种弊病，另一边，仍然要对县域教育寄予厚望，并为此不懈努力。
除了“县中的孩子”，还有他们……
《县中的孩子》是一部田野调查的社会学非虚构作品。这部作品所有的评析都建立在现象的呈现和描述上。
2019年3月，林小英受邀去南方某县做一场关于课程和教师发展的讲座。这所学校位于一个经济不发达、财政比较困难的山区。进入县中后目睹的情况让她震惊。同时，她接触到的所有人，包括教育局长、学校校长、副校长、部门主任，乃至各个科任教师，又让她感觉到他们对教育深怀的正念和理想。可是，这些对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有着可行办法的人，为什么眼睁睁看着县中衰败至此而束手无策呢？这引发了林小英的思考。此后，林小英在中国东、中、西部不同县域教育的调研中，不断加深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察和思考，终于写出了《县中的孩子》这部作品。
除了对“县中的孩子”的学习生活的描述之外，书中有很多笔墨是关于教育工作者的，主要是任课老师和校长们。确切地说，是任课老师和校长们的各种怨言。
说到教师职业发展问题，很多人都会提到“工作量与工资、职称不匹配”。职称评定规定，工作一年是初级，三年可以评中级，五年可以评高级。这样一来，老师过早地在职称上走到顶了，越年长的老师钱越多，越不干事，越年轻的干的活越多，钱越少，挫伤教学积极性。生源流失、县政府对中学的行政干预以及校长对教师的管理方式，这些因素往往导致奋发的教师流失了，而不奋发的教师就地“躺平”。教师作为文化工作者，期待获得这一职业所享有的众人视线聚焦的尊重，而这种期待的落空往往带来了职业的倦怠感。县级、镇级教师在意自己比偏远学校教师少领的那份津贴，而村级教师、定向教师、代课教师又为学校的运营情况忧心忡忡……这些都是非常实在的描述。教师职业作为一份工作，付出与回报是理所当然关心的话题。这是“饭碗”也是“志业”，县域教师在其中扎根与游移，大部分人是安分的实用主义者，大部分人也希望在稳定的环境中胜任一份性价比不错的工作。
县域教育的校长们往往是本地人，在熟人社会中充当社会网络的枢纽。校长们在其身份、角色及其职责范围内，是想要干出一番“正事”的。学校撤并后形成的教育资源布局，对校长们的管理水平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校长们必须处理好学校内部的“钱”“人”“事”管理和重中之重的学生安全管理，学校经费的筹措和使用、教师队伍的建设和教育质量提升，是校长们迫切想要做好的“正事”，但是，这些“正事”往往被各种检查、会议、行政考核等“杂事”所干扰，以至于校长们陷于“留痕”“截图为证”等形式自证、“手机强迫症”等日常工作的碎片化和中断化、“准备-待命-在场-回应”的应对检查等事务之中，这些都影响了校长们作为县域教育“抓手”能发挥的积极作用。
书中也有很多笔墨留给了家长们。林小英描述了家长们的择校行为、教育期望和教养方式，从一端顺其自然的“无奈放手型”到另一端举全家之力的“全面保护型”，中间则是相对有限督促、有限监督和有限投入型。在家长们的想法里，“成绩好一点就直接去市里”，“成绩不突出还不如回县里”，“为尽量公平，离开高考大省”……家长们饱含着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期待“知识改变命运”，也期待通过子女完成自我实现和责任承担。在家长与教师之间“隐身/冲突——退守”彼此疏离的消极互动中，也隐含着县域教育的教育责任划分以及因其模糊而产生的难以处理的困境迷思。
尽管不被期待，但我们依然期待
林小英揭示了城乡差别、唯分数论、“超级中学”、教育资源流失等现象背后的制度弊端和心理动机，从散落的个案中呈现了较为清晰的具有普遍特征的县域教育图景，以及城乡关系问题在教育领域的折射。
在调研中，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教育者们依然在发挥着自己的热忱和积极性。书中实录的教师课堂，还有校长的工作日志等，都显示了县域教育存在的生机。比如，P中的委托管理改革，即地方政府以契约的方式向外购买公共服务，寻求外部力量支持、以增量改革的方式来搅动沉睡的办学活力，不失为一次大胆的尝试。
县城学校教育
教育的作用是为了什么呢？什么是好的教育、有意义的教育？好的教育，不仅是知识的教授，更是人格的培养，点燃生命的光亮与促进真正的成熟，引发学生对自我精神世界的关注，让他们拥有一个充满热爱并喜欢奔赴的内心世界。
这是我们要追求的长远目标。不过，我们要正视，中国的基础教育系统首先考虑的是升学问题。在结尾部分，林小英说，“改革教育评价机制”是被各方教育参与者反复提到的县域教育问题的解决之道。林小英重新梳理了“教育事业评价体系诸要素：主体、原理、话语和指标”，呼吁破除“五唯”（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单一评价体系，直指教育评价指挥棒的问题。
林小英指出，不必苛责于某地某校某人，而是转换到制度层面，对县域教育的困境如何突破，如何从整体教育改革中“他者”的位置转移到应有的“主体”的问题有所回答。这部著作考虑问题是很实际的，林小英希望能给教育改革提供实际的参考。
但是，林小英的思路仍然不够开阔，这部著作主要就教育而论教育，而教育是一个关系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全方位的问题。书中所谈的许多现象，与撤乡并镇息息相关，那么，这就意味着与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息息相关。农村孩子求学难的根源之一，是户籍制度，“留守孩子”的教育问题在书中很少提及，我认为是该书的一个遗漏。由于户籍制度的束缚，农村子女很难跟随父母在城市或县镇里读书，这种情况牵扯到城市、城镇居民的既得利益，这种情况在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域得到了缓解，比如，可以用父母工作的积分制来换取子女就学的资格。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命题提出以来，人口流动和新农村建设的关系问题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近年来，出现了打工群体从城市回流到农村的现象，这又涉及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和返乡回流人口的就业问题，涉及改革过程里中国城乡关系调控的内在要求。随着农民生活方式的剧烈变化，新的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也相应变化了。改革时代的现代性让外出做工的农村姑娘增长了见识，她们的视野与她们的前辈有了很大的不同，农村年轻女性个人主体的形成过程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她们对子女的教育观念的变化。
当然了，教育是一个大问题，很难在一部著作里做出面面俱到的阐析。《县中的孩子》或许会受到的另外一个批评，是这本书侧重于现象描述，但缺少统计数据的支撑。不过，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大的缺点。因为，我也曾经是“县中的孩子”，然后在乡村、镇中有过七年的教学经历，书中展现的这些县域教育碎片式的画面，我都能感同身受，历历在目。这些围绕着“县中的孩子”的故事，只要在“县中”生活过的人，都会有深深的共鸣。就算“不被期待”，只要有可能，哪怕一点点的可能，我们仍然在期待着人生的更多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