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幕府是从宾师（师爷）制度向近代文官制度转变的中间环节。张之洞的“文案委员”“洋务委员”已无“师爷”的尊贵，正在向“僚属”转变，但仍然由他本人挑选，并非朝廷委派。张之洞喜欢从候补官中选取文案委员，有些人后来转任道府州县实官，“幕”与“僚”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幕宾本来有咨询、诤谏的作用，在张之洞手里，文案委员奉命行事，诤谏作用随之消失。
郑天挺先生的研究
清史大家郑天挺先生《清代的幕府》一文为这个领域的必读之作。郑先生开篇即提纲挈领地指出：
清代地方主管官吏，从州县到督抚，总要聘请几位能干的或有学识的人才，帮助自己处理行政事务，称为师爷，法令文献上称为幕宾、幕客（均见雍正元年正月朔谕巡抚及三月乙酉谕吏部），还有西宾、宾师（均见民国·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幕僚、馆宾等，一般统称幕府。
郑先生更进一步说明：“幕府人员由府主自己选聘，与正规官吏由考试登进铨选的不同。”由此可见，郑先生的“幕府”定义是狭义的，指幕宾（幕友）群体，并不包括朝廷任命的正式官员，后者应该称为“僚属”比较合适。若以郑先生的定义为准，近几十年来有些学者讨论的张之洞“幕府”，是把一些“僚属”也列入“幕府”，显得界限十分模糊，或者说他们讨论的是广义的“幕府”。
郑先生未及注意的是，张之洞“幕府”人员富有弹性与流动性，除直接聘请他自己的朋友、门生外，不少是从候补官群体中选拔，有些文案委员后来调任道府州县等地方官，变成“僚属”。本文所讨论者，除文案委员外，也包括这些后来调任道府州县的“僚属”，但将朝廷任命的巡抚、两司、学政、道府州县等职官排除在外。张之洞幕府的武职、洋员（教官、工程师等）情形较复杂，容后再述。
受早年资料条件限制，郑先生所列举张之洞幕府人物，以湖广总督时期为主，有些人的“入幕时间”定得偏后，比如辜鸿铭、赵凤昌、凌兆熊、梁鼎芬均在两广时期入幕，郑先生都算入湖广时期。郑先生实际上也将文教事业方面的助手包括在内，突破了“行政事务”的范围。本文也将文教助手纳入“幕府”人员，这些人物符合郑先生所言“由府主自己选聘”的特征。同样的资料限制也影响了郑先生的判断，他以为张之洞从督鄂时开始（1889年）用文案委员取代幕宾，其实这一改革从督粤时期（1884-1889）就开始了。
郑先生把杨锐列张之洞幕府第一位。张之洞对杨锐视之如亲子侄。因家庭之累及入京应考，杨锐入张之洞两广督幕比较晚，时间不长，但论亲近与信任程度，在张之洞幕府中名列第一，恐怕没有什么争议。杨锐在张之洞两广时期，改定《广东海图说》为其主要贡献，同时引荐了不少人物给张之洞，包括他的妻兄孙鸿勋。张之洞督粤前几年，杨锐侍奉老母不能离蜀。张之洞为之百计设法。光绪十三年（1887）四月初八，张之洞发电报给四川布政使崧蕃：
粤事繁冗紧急，绵竹孝廉杨锐乃弟门人，昨屡电催其来粤襄理笔墨，藉资臂助，渠因老母七旬无人侍养，其胞兄杨聪系隆昌教官，地僻事简，可否将其调省，无论何差，俾得归家奉母，则杨锐可即时赴粤，曷胜感祷，并请嘱首县遣人述鄙意，催杨锐速来。（《广州大典》总第342册第632页）
杨锐兄长杨聪在隆昌县当教谕，张之洞请崧蕃将杨聪调到成都，随便给个差事，让他照顾母亲，这样杨锐可抽身到粤，直将杨锐家事当成己事来办。1889年初，杨锐入京，考取内阁中书，故前后在粤工作时间并不太长。杨锐曾在广雅书局抗风轩设宴，宴请康有为挚友黄绍宪。（黄绍宪《在山草堂烬余诗》）抗风轩为广雅书局内一座建筑，实际是用来招待宾客的餐厅。1893年孙中山从澳门回到广州，在抗风轩与尢烈等聚会，有些史书称之为“抗风轩议盟”“抗风轩会议”，把吃吃喝喝的聚会抬高为严肃的政治会议，似无必要。自李瀚章督粤起，广雅书局经常用来接待外宾，抗风轩内觥筹交错，酒肴杂陈，几乎让人忘记广雅书局是个“高雅”的文化机构。
广雅书局抗风轩的外宾
张之洞的幕府制度改革
清代督抚、地方官大都聘请钱谷、刑名、书启“师爷”也即“幕宾”“幕友”协助工作，也随之出现了师爷把持地方公务的弊端。据王稼句的研究，苏州吴大衡（吴大澂胞弟）一人包揽江苏巡抚、江苏布政使钱谷师爷，并将门生安插在各州县幕府，侵夺职官职权，把持地方财权谋取私利。
张之洞总督两广开始，开始大规模改革“幕府”制度，用友生、候补官担任“文案委员”，逐渐取代身份平等的师爷，尚小明称之为“宾”消“僚”长。他曾奏参广东“劣幕”沈彬，原因正在于沈彬通过父子、门生关系，把持广东各级衙门公事，一人使用多名兼充多个衙门幕客，使主官大权旁落。沈彬原籍浙江德清县。据《杜凤治日记》记载，同治至光绪初年，广东各级衙门确实出现了浙江人把持的状况，尤其是“绍兴师爷”。张之洞上奏将沈彬“发往军台效力”。为避免幕友把持地方政务情况再次发生，张之洞乃用文案委员代替幕友办事。
文案委员群体实际相当于总督的秘书班子，好处是权操于上，这些人都要听总督的命令指挥，不如“师爷”那样有相对独立性。张之洞幕府制度改革，顺应了提高行政效率、一把手集权的时代需求，弊端则是文案委员也变成“僚属”，他们奉命唯谨，不敢如师爷那样提出不同意见。张之洞治粤时期，在兴办近代工业时出现了较多失误，与他的“文案委员”制度有一定关系。在广东尚未发现大型铁矿的情况下，张之洞贸然从欧洲订购成套炼铁设备，只有驻德公使洪钧敢于提出反对意见，他手下的文案委员、洋务委员，就目前所知，都保持缄默。
张之洞幕府大概包括五个群体：文案委员；洋务委员（含局所办事人员）；文教助手；训练新军的助手；用作教官与工程师的洋员。晚清各省涌现了大量局所，张之洞为应对中法战争越南战场设立的东转运局（梧州）、西转运局（龙州），用机器铸造钱币的广东钱局，仿造西式军火的广东制造局、仿造舰艇的黄埔船局等等，都绕过原有官僚体系，札委自己信得过的人员负责管理。为方便起见，本文将局所负责人也放在洋务委员里面叙述。
督署文案委员
黎仁凯等《张之洞幕府》，把僚属与幕宾都归入“幕府”，这是广义的“幕府”。黎著所列，显得张之洞幕府人数庞大，但如果将朝廷任命的正式官员剔除出去，督粤时期张之洞幕宾人数并不算太多，且有些文案委员后来转变成“僚属”。对兼圻总督来说，广义的“僚属”，不仅包含本省巡抚、两司、盐运使、道府州县、各级武将，也包括兼辖省份的官员，就两广总督来说，广西省是兼辖省份。如果将两广的文武官员都列入“幕府”，未免太滥。
黎仁凯《张之洞幕府华员表》所列幕僚，方功惠（潮州知府）应归于“僚属”；吏部主事唐景崧在张之洞督粤之前就“请缨”远赴越南，应属京官；侍读学士李文田督办团练，是在乡京官、地方绅士为朝廷办差，不算入幕；詹天佑在广东水陆师学堂任教，两人之间至少隔了一个层次，与张之洞没有个人接触，只能算“僚属”。这四人都不能算作“幕友”。
若采用郑天挺先生狭义的口径，张之洞幕府主要指他身边的文巡捕、文案委员、洋务委员、局所负责人、文教助手等。最著名的文案委员（曾兼文巡捕）是赵凤昌，1893年被奏参落职，离开张之洞。除赵凤昌外，张之洞这个时期的核心文案委员知名度并不高。
张之洞用人比较讲究门第，督粤之初用林贺峒（林则徐长孙）为总文案，林氏后升至南韶连道。南韶连道管辖南雄直隶州、韶州府、连州直隶州。张之洞对粤北汉、瑶冲突，主张对瑶族施行强硬镇压手段，林贺峒则力主怀柔，两人意见不合，闹到提出辞职。（《广州大典》总第343册第612页、720页，总第344册第201页）张之洞是从“门第”角度重用林贺峒，但正因为是名门之后，林贺峒有自己的见解，并不是那种对上峰百依百顺之人，张之洞只好给他升官“外放”，不再放在身边。
吴大衡（1837-1896），字谊卿，吴大澂三弟，翰林院编修，之前曾入李鸿章幕，光绪十年张之洞把他奏调到广东办理“洋务、防务”，因水土不服，常常患病，光绪十二年回京供职。吴大衡究竟在洋务方面有何贡献，到草此文为止，笔者从档案中尚未看到具体记录，他入幕恐怕是出于吴大澂这一层关系。据王稼句引《李超琼日记》所做的研究，吴大衡居乡期间，一人垄断江苏巡抚、江苏布政使的钱谷师爷两个关键位置，“州县钱谷一席，引荐人其门下几遍”，武断乡曲，光绪二十年被人奏参，称之为“劣绅”大概属实。
哪些人是张之洞最贴身的文案委员？1886-1887年之交，张之洞乘坐军舰巡阅广东各海口，从广州出发，先视察海南，继续往西到北海，然后返轮，在香港稍作停留，再往东行抵汕头。1887年1月26日一封电报，由随行3个文案委员发给3个洋务文案及文巡捕，电报行文为：
凌、赵、吴委员致督署文案蔡、吴、王、文巡。帅轮十四未刻抵汕，约计十六、七至港，拟看定、镇两舰，三公务先期赴港，知会该舰管带，至祷。熊、昌、彬。寒。十二月十四日申发。
落款有“熊、昌、彬”三字，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据此确定，“熊”即凌兆熊，“昌”即赵凤昌，“彬”即吴元彬。赵凤昌名声甚著，他寓居上海期间，参与了“东南互保”的策划，因在幕后帮助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被誉为“民国产婆”，上海社科院李志茗研究院已有两本专著加以研究，此处不赘。
凌兆熊，安徽定远人，《张之洞幕府》一书错作广西定远人，候补知州。从排名顺序看，在林贺峒离开后，凌兆熊是文案委员之首，也即督粤时期张之洞的重要文件，可能是凌兆熊起草最多。1889年冬张之洞移节湖广之际，向朝廷奏调6人往湖北工作，其中就有凌兆熊。光绪十九年起，凌兆熊出任湖北蕲州知州近10年，后被奏参落职，光绪三十年署荆门州知州。吴元彬可能是张之洞贴身文案委员知名度最低的，此人应该是擅长写官场文章，一直随他到湖北，署两江总督时也带在身边，但其他方面无所表现，从候补县丞只升迁到候补知县。
收报人“蔡、吴、王”，《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确定是蔡锡勇、吴景萱（吴硕卿）、王秉恩。此时恰逢李鸿章订购的“定远”“镇远”军舰抵达香港，张之洞让凌兆熊等通知留守广州的蔡锡勇等3个洋务幕僚前往香港，先与两舰管带招呼，他本人将亲临勘察。吴景萱在广东钱局（造币厂）筹建过程中曾任提调之职，应该是熟悉洋务的干员，后升授韶州府知府。
凌兆熊入幕，属于张之洞截留李鸿章手下人才，同样情况的还有朱寿镛、王荣和、沈嵩龄。凌兆熊、朱寿镛本来是被李鸿章派到广西查探越南军情，结果凌兆熊当了首席文案委员，朱寿镛则被张之洞札委总办龙州西转运局。
洋务委员
张之洞的两广督署文案委员，除林贺峒、凌兆熊、赵凤昌、吴元彬外，因办理洋务需要，还札委过不少“洋务委员”。
1886年7月，张之洞决定设立“办理洋务处”，以司道为总办，以广州知府及候选知府蔡锡勇为提调，蔡锡勇为坐办提调；员外郎衔辜鸿铭为德文翻译委员，通判张懋德为法文翻译委员，“布理问”邝其照为英文翻译委员；试用通判王存善、许如驷，候补知县王秉恩为该处办事委员。“布理问”是邝其照的职衔，全称为“候补布政司理问”，有些论著以为“布理问”是个人名，把他列入“英文翻译委员”行列，可谓智者千虑不免一失。
蔡锡勇是张之洞的“洋务总管”，凡属“洋务”范围的事务，从外交、工业到新式教育，什么都管。比如，张之洞想重招詹天佑到手下工作，就让蔡锡勇代为传达。蔡锡勇、邝其照、辜鸿铭、张懋德都精通外语。至于王秉恩、王存善参与“洋务”，我猜测是张之洞把亲信放在容易“出成绩”的岗位，给他们历练的机会，借此保举提拔。张之洞总是把“洋务”一词笼统化，其实在那个时代，不懂外语、不懂技术，能办理什么“洋务”是个很大的疑问。
蔡锡勇
张之洞幕府里面，有个任职时间不长的洋务委员王咏霓乏人注意，但可能十分重要。王咏霓，浙江黄岩人，张之洞早年在浙江副主考任上录取的举人，与许景澄、袁昶同年，1884年随许景澄出使欧洲。王咏霓到驻德使馆不久，即与许景澄、袁昶一起，攻击前任驻德公使李凤苞在为北洋海军订购军舰时，有“拿回扣”的嫌疑。后任攻讦前任，此为官场常情。具体到许景澄攻讦李凤苞，则带有派系之争、身份之争的因素，科举精英看不起技术专才李凤苞，深受张之洞影响的许景澄排挤李鸿章系统的人员。姜鸣曾撰写长文，力证李凤苞没有收受回扣，他订购军舰可谓尽心尽职。许景澄、袁昶为官廉能，在庚子事变中蒙冤被杀，为“浙江三忠”之二，但他们曾经为派系斗争而冤枉李凤苞，足为“人无完人”下一注脚。王咏霓三年任满回国，曾入张之洞幕。1889年，薛福成出使英国，奏调王咏霓为随员，发电报与张之洞商量要人。王咏霓《函雅堂全集》收录了不少有关洋务的文字，值得考究，张之洞办洋务的一些思路，或者深受王咏霓启发。
晚清“洋务”所指范围十分宽泛，近代军工生产也被归入“洋务”范畴。张之洞听信谗言，将精通机器制造的温子绍革职，造成极大被动，使得广东军工生产无人可用。浙江湖州赵滨彦，中法战争时主动请缨，1884年到广东，次年接任广东军工负责人，年仅30岁。赵滨彦之父赵景贤，曾以福建督粮道率军与太平军作战，湖州被攻破时被执，解至苏州，不久遇难，朝廷为之赐恤，谥“忠节”，赵滨彦由此得以荫生授主事。但赵滨彦不懂技术，张之洞不得不向朝廷奏调同文馆数学家熊方柏到广东，会办广东机器局。熊方柏的“专业”是炮弹弹道、落点计算，跟广东机器局及所属黄埔船局的实务仍有距离。张之洞无法，再调福建船政局总监工王葆辰到局，依然无法设计出舰艇图纸，不得已，让黄埔船局有经验的工匠黄福华绘图，才勉强制造出浅水兵轮。“三个诸葛亮，不如一个老工匠”，此之谓乎？张之洞重用赵滨彦，可能主要还是考虑门第因素，赵滨彦是“忠臣烈士”之后，主观上认为这样的人信得过。
赵滨彦
张之洞在广东办得最成功的洋务企业是广东钱局（造币厂），筹建阶段名义上由蔡锡勇、吴景萱、薛培榕三人负责，实际每天在局监工的是薛培榕。1868年，江南制造局制成明轮蒸汽船“恬吉”号，这是中国人自主试制的第一艘轮船，即由薛培榕担任“管带”。薛培榕是曾国藩、李鸿章培养的技术人才，一度被张之洞召至湖北帮忙，结果仍被李瀚章追回，负责广东钱局日常管理，1904年寿终于广州。
电报专家
张之洞是善用电报的高官。鉴于信函的传递速度太慢，格式太繁，凡与广州城外的联络，张之洞都尽量用电报，故其电报档是不可替代的核心史料。张之洞喜用电报，除了可免过多客套、格式简单、字数少之外，性子急也是不可忽略的一面。当时的两广电报局，选址在紧邻沙面租界的沙基（今六二三路），为的是与沙面英国电报局来往方便。张之洞有时发指示给两广电报局总办王荣和，不用信函，直接发报。中国人力资源充沛，但电报初办时报费特别贵，叫人从司后街两广督署送信到沙基，实际距离约5公里，走路不过一小时，骑马的话更快。这样的时间，张之洞也不能忍受，一定要电报直达。总督的官报，电局不收费，但从核算角度是浪费了电报资源。
两广电报局名义上分官局和商局，实际上两局合一，优先发官报不收费，商报后发还要收取高昂的电报费。官局总办由盛宣怀掌管的中国电报总局任命，商局由两广总督札委，实际上往往一人身兼两职，总局与总督协商后确定人选。张之洞督粤前期，总办是李鸿章培养的技术专家王荣和；1886年王荣和被委派往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地宣慰华侨，由沈嵩龄署理；1889年张之洞移督湖广，沈嵩龄也是奏调名单上“六君子”之一。此时，铁厂设备已经订购即将来华，张之洞还没有落实大型铁矿，急于得到盛宣怀的大冶铁矿，为讨好对方，把两广电报局总办遗缺让给了盛宣怀的弟弟盛宙怀。盛宙怀能够青史留名，不是他办电报局有多么出色，而是1894年孙中山准备上书李鸿章时，帮孙中山写了一封介绍信给盛宣怀。
张之洞喜欢用电报，爱屋及乌，对电报专家也充满好感，除王荣和、沈嵩龄得到重用外，他还把电报局职员梁敦彦也带到湖北。梁敦彦（1858-1924），字朝暲，别字崧生，广东顺德人，1872年通过考试作为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1878年考入耶鲁大学，1881年因清廷改变留学政策提前回国，未能毕业，回国后入天津电报学堂讲授英文，1883年报捐府经历衔（八品），1884年丁忧回籍，得学生胡某介绍，入两广电报局从事电报翻译，1886年以创办两广电报出力，以府经历选用，1887年入洋务局当差，仍兼电报翻译，1888年得张之洞奏保，以知县尽先选用。张之洞移督两湖，梁敦彦也前往武昌供职，后做到外务部尚书，此为后话。
文教助手
张之洞治理地方，注重文教，他为各书院聘用的山长、学长、教习、分教，给广雅书局聘用的总校、分校人员，其中著名学者不少，如梁鼎芬、朱一新、缪荃孙、廖平、屠寄等，可谓极一时之选。
梁鼎芬
张之洞重视梁鼎芬，很重要的考量因素是，梁出身于学海堂，为著名学者陈澧弟子。学海堂为乾嘉殿军阮元所创办，不设山长，聘请多名学者任“学长”，陈澧为学海堂学长之一，又兼菊坡精舍等书院教职，不乐仕进，以讲学著书为乐。清代思想学术，长期存在“宋学”“汉学”之争，“宋学”即理学，“汉学”则是乾嘉考据之学，两派水火。陈澧力主“调和汉宋”，为张之洞所激赏。陈澧于光绪八年去世，张之洞已不及见，但十分重视陈门弟子。这个领域已有很多研究成果，本文不再重复。
张之洞督粤时期以“文案委员”“洋务委员”代替幕宾，到督鄂时期大力推广。此前处在“宾师”地位的幕宾，渐渐被“委员”所代替。在张之洞时代，“委员”两字不过是“札委人员”的简称，与礼聘而来的“师爷”不可同日而语。往日的师爷被尊称为“老先生”，地位尊崇；“文案委员”则相当于“秘书”，有些秘书以固结“主”知而权势显赫，有些秘书则沦为终生起草文件的机器，“师爷”曾经有过的诤谏作用消失。一些强势督抚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未经充分咨询、调查即大举兴作，然后交给“文案委员”“洋务委员”执行，这样的决策往往出问题。现代社会高度复杂，需要一把手集权以提高决策效率，前提是充分咨询与调查，听取不同意见，“拍脑袋”式决策往往是失败的前奏。张之洞曾嘲笑曾国藩可从祀“武庙”，意思是曾氏只会打仗，然而从两人的事功、凝聚培养人才方面看，张之洞实在无法与曾国藩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