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吃美食的权利

【编者按】

也许你常听到长辈感叹,现在的食材没有味道了。这是为什么呢?日本政治学者白井聪在其著作《<资本论>入门:我们为什么要读马克思》(王琰 蔡志勇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版)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现代人食物口味的贫瘠是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的后果之一,食材产地的萎缩和美食文化的标本化,让普通老百姓的饮食生活反而变得贫瘠。日本打工人每天都吃着便利店中销售的便当、碗面以及连锁店的牛肉盖饭,以及我们的社交网站上流行的“打工人做饭糊弄学”、“生命体征维持餐”等现象,都是典型的贫瘠饮食生活状态。这些食物和食材都是根据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极为有效地生产并进行流通的。

白井聪2001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政治学科,2010年以论文“列宁的政治思想”取得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博士。

本文摘自第十四章《敢于说出“这样的东西能吃吗”:阶级斗争的竞技场》。

你,吃的是什么?

……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商品也同样进行着等价交换。换言之,劳动薪酬是按照劳动力自身的价值来支付的。此时的“按照自身价值”被定义为对必要劳动时间的支付。劳动力的价值由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这是为了维持拥有劳动力的人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正如在前面的内容中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个定义是马克思从大卫·李嘉图的劳动力价值定义中继承而来的。

但是,这个“必要的”到底意味着哪种程度的必要始终没一个有定论。

尽管每人每天摄取多少能量就能维持生命有一个基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在这种生存极限的条件下进行生活。正是因为产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劳动者处在那种被剥削得只能维持生存的残酷状态,才让世人误以为“仅仅是维持生命而已”的水平就是这个“必要”的全部内容。但是马克思认为,这个“必要”是“根据各种各样的要素而发生变化的”。

在这里,《资本论》很少见地掺杂着人类的主观性,论述了有关资本理论以外的内容。

世上也许存在着觉得“如果三天不吃一次寿司,就绝对无法生存下去”的人。这里所说的寿司可不是廉价的旋转寿司和在超市里买来的盒装寿司,而必须是那种由寿司匠人面对面现场制作的高档寿司。当然,认为“这样的要求太奢侈了”的人也有很多。

但是不管怎样,认为“三天不吃高级寿司就活不下去”的人的想法,其他人无法左右。我们不能强迫他放弃个人的想法,在此不得不承认每个人的主观性。尽管如果要是对他说出,“那你吃不到这种寿司的话你会去死吗”?事实上他恐怕也不会真的去死,但是作为本人来说他依然认为那样的生活标准是必要的。

如果这样思考的话,那么即使是说“劳动力的价值是等价交换”,这个等价的“价”仍是在上下变动的。如果要让我说的话,我认为这一点难道不就是可以搅乱等价交换的契机吗?

什么可以看作是必不可少的,什么又可以看作是不必要的呢?尽管表达上显得有些暧昧,但是“必要”的这个度应该说最终要由文化性所决定吧。

为什么英国料理变得如此难吃了呢?

研究西方经济史的专家小野冢知二先生有一篇关于英国料理的有趣随笔,写这篇随笔的理由大概来自英国的经济史,这恰恰也是他研究的范畴。

说到英国料理,它的难以下咽似乎已经臭名远扬了。我本人也有过一次造访英国的经历,所以对于这一点非常了解。在日本的话,即使说某种东西难吃,但是难吃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哪怕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太好吃”,但只要开始吃了一般都能将它吃完。然而在英国,却会出现“这种东西真的已经不能下咽”的糟糕食物。我曾经品尝过所住酒店提供的早餐,那种难吃的程度真的令我想说出:“这么难吃的面包,到底是在哪里销售的呢?”

由于英国食物遭到了来自全世界的恶评,英国人最近的态度也变得有些将错就错,竟然自嘲般地说:“对了,我们国家的饭菜好难吃,你感到很恐怖吧!”甚至有时还编成了搞笑的段子。

尽管这就是英国料理令人同情的现状,可是根据小野冢先生的说法:“英国料理并不是从很久以前就很难吃的。变得如此糟糕是从19世纪开始的,产业革命给这个变化带来了决定性的负面影响。”由于对此颇感兴趣,所以让我们摘录这篇随笔的一段内容来看看吧。

为什么会变得“难吃”了呢?

让我们把食物分成需求方和供给方来考察一下。

因为无论是谁都需要吃些什么,所以需求的一方必然包括了所有的人。在这里,我们所考察的食物是和日常性的简单饮食区别开来的,只考虑能够代表地域以及时代个性的食物,即在庆祝宴会、俱乐部以及餐厅提供的正餐(dinner)。 在英国,主要享用和需求这些奢侈饮食的富裕阶层,除去17世纪中叶的革命和内乱时期以外,几乎没有减少和衰退。不仅是贵族以及大地主等传统性的当地富裕阶层保留了原来的规模,而且随着18世纪以后的经济增长,在城市当中还出现了商业富裕阶层,19世纪以后更是出现了产业富裕阶层,也就是说需求奢侈食品的富裕人群不但没有减少实际上还增加了,而且这些富裕阶层对于奢侈食物的支出毫不吝啬。出版大量的烹饪书籍,设置豪华的厨房和烹饪器具,高薪聘请外国厨师,高级餐厅的兴盛以及媒体上关于饮食的报道和节目等,富裕阶层对高级饮食的关心度从近代到现在一贯高涨。

那么,这些豪华的正餐是由谁提供的呢?贵族和富商们所享用的食物当然不是他们自己亲手制作的。在宫殿、宅邸、高级餐厅以及俱乐部里为富裕阶层烹饪食物的厨师无一例外都是出身于下层阶级或中产阶级的下层。那么,在并不富裕的环境中出生成长的人们是如何创造出豪华丰富的饮食文化的呢?通过英国饮食文化衰退前和衰退后以及与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的比较,发现这其中存在的差异来自在我们生活的日历中是否有节日祭祀庆祝活动存在,是否有具体来维持这样的节日祭祀庆祝活动的“村庄”和“节日”的存在。

英国也和其他的先进发达社会一样经历了农业革命。农业革命是指在产业革命到来之前(或同时进行)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一场变革。在英国,农业革命首先体现在三叶草(苜蓿)种植以及家畜牵引作业等农耕方法的变化上,其次体现在租借大规模土地进行农场经营以及三分制等农业经营形态的变化上,最后体现在圈地运动以及共有土地(commons)私有化等土地制度的变化上。

如果没有农业革命,就不能养活迅速增加的工商业人口,所以产业革命一定要伴随着农业革命的发生,但其存在方式会因国家而异。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的农业革命给英国农村带来了缓慢且不可逆的变化。

在圈地运动之前的英国农村,农民拥有进入共有土地采集果实、野生鸟兽、鱼、蘑菇等的权利。共有土地是一个孕育丰富多彩的当地饮食材料的宝库,但是由于圈地运动,共有土地被私有化后,农民的共有土地入会权被取消(如果擅自进入的话会以非法侵入对待,如果在那里采集什么物品的话就会以盗窃论处)了。这对于下层的农民来说,利用当地饮食材料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了。而且,由于圈地运动的影响,中小规模的自营农户逐渐衰退,他们的土地都被集中到了少数大地主那里。出现了租借土地进行大规模农场经营的农业资本家,这些大型农场在农忙期雇佣农业劳动者进行耕作,在农闲期又将农业劳动者解雇。就这样,可以作为全年生活场所的农村消失了,随之小农的菜园以及园圃土地(这也是当地食品材料的宝库)也就荒废了。

这篇随笔中所言及的正是马克思用于讨论原始积累时期的英国。小野冢先生在此指出,这就是“由于19世纪的圈地运动,原本的农村共同体已崩塌”的真实写照。

共有土地被私有化指的就是土地被商品化。为了使土地能作为商品进行自由买卖,在此之前必须要弄清楚土地是谁的这件事情。在那之前,农村有相当一部分的土地,如果从现代的感觉来看的话其所有权是很模糊的,它并不属于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由共同体共同来使用的。但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则,就不允许这一类性质的土地存在于世。

在日本的历史中,明治时期的灭佛运动以及神社合并的运动也与此有关。日本近代杰出的生物学家南方熊楠先生针对这些运动所进行的抗争行为在日本历史上非常有名。神社和神社所属的土地在日本近代的农村中起着共同体中作为共同利用的土地而存在。在明治时代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中,原来的这种所有权暧昧的土地空间变得不允许再存在了,由政府逐步进行了整理。日本在明治时期还进行了宗教改革,这次改革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国家神道将迄今为止在当地自发进行的习俗以及地方性的宗教信仰全部纳入自己的体系当中;另一方面,这次宗教改革加快了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进程。

让我们继续来看看小野冢先生那篇随笔中的内容吧。

如果是在自己菜园里面细心栽培的蔬菜那还可以,如果不知道是谁种植的,也不知道这些食品材料是否被淋上了家畜或者家禽的粪便的话,生吃蔬菜这样的行为就变得不太可能了。沙拉这道菜品的消失正是“村庄”消失的一个极端结果。

变化并不仅限于食品材料。曾经的村庄,人们一年四季都在那里居住生活,每逢农业节日以及宗教节日人们会举行各种各样的祭祀和婚礼等庆祝宴会。在这样的“节日”里,贫穷的人使用平时无法接触到的昂贵食品材料去制作能够反映出当地个性和季节性的料理,然后吃着、喝着、唱着、跳着,村庄就是这一切活动的重要载体和舞台。另外来自封建领主、地主以及当权者对节日的捐赠也使这些节日的宴会变得非常豪华。那个时候,对于奢侈食品的需求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富裕阶层。

然而,随着农业革命的发生,资本主义式的农场经营一经导入,原来的村庄和节日祭祀庆祝活动便逐渐消失了,社会的下层阶级也就失去了通过丰富的饮食、音乐、舞蹈来培养以及提高自身修养及能力的机会。制作饮食的能力在学校和教科书上是很难获得的,只有和大人们一起制作丰富的食物,从年幼的时候多次去经历节日祭祀庆祝活动,才能培养制作饮食的能力。

因此,传统的村庄和节日祭祀庆祝活动在产业化过程中遭到破坏的英国,无法维持曾经培养出来的制作饮食的能力。不仅调味和烹饪的标准渐渐衰退了,厨师们放弃传承责任的行为也在不断蔓延。由于其他国家的农业革命没有像英国那样彻底破坏了村庄和节日祭祀庆祝活动,所以民众的饮食和音乐能力才得以维持。 

我觉得这是一篇非常有趣的随笔。由于圈地运动,一种文化被完全破坏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化这种东西并不是只有一部分有钱人抱着“自己对它有兴趣”这样的想法就能够将之维持下来的。

按照小野冢先生的说法,从过去到现在,英国的富裕阶层实际上一直都在享用着美食,从未间断过。尽管如此,从那个时候开始,英国就再也没有产生过新的英国料理。富裕阶层也仅仅只能享用从外国进口包括厨师在内的美味料理,却再也无法形成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

如果现在去伦敦的话,就会明白与此相同的事情正在以别的形式发生着。虽说英国的料理很难吃,但是对于当今的旅行者来说实际上也并不发愁吃不到美味的食品。因为到移民们经营的餐厅的话,是可以吃到正宗的好吃料理的。但是英国自身的饮食文化以及其内在的传统似乎已经完全被切断了。

大众性的担负者完全消失了。产业化将大众文化的担负者彻底摧毁了。在英国也存在批评和反省本国饮食文化的声音,也就是着眼于传统,哪怕不是花费太大的功夫但也要尽心尽力地去制作料理的动向。仿佛就像是一种提倡慢工出细活那样的运动。但是,人们的味觉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变回正常的。一旦遭到破坏,就不可能那么简单地从打击中恢复过来。也正是因为如此,酒店在向客人提供如此难以下咽的面包时依然是一副毫不在意的表情。

关于饮食文化,我最近听到了一件与此类似的事情。我曾经教过的学生从新西兰寄宿留学归来,由于我的姐姐在20多年前的高中生时代也偶然去新西兰留过一年学,每每听她说起在那里总是吃羊肉的事情,于是便打趣地问那个学生:“你在那里是不是每天尽是吃些羊肉啊?”结果他却出乎意料地说:“没有,我吃不上羊肉啊!”我又问他:“那你是吃牛肉了吧?”他回答:“牛肉也吃不上。”看来提起新西兰就认为那里的人每天尽是吃羊肉这样的印象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现在新西兰的羊肉和牛肉主要都是出口的,国内牛羊肉的价格高涨,对于新西兰人民来说已经变成了奢侈的美味。曾经再普通不过的每天都吃的牛羊肉,现在每个月只能吃上一次。我的学生也问过寄宿家庭上了年纪的女主人:“你们不吃羊肉吗?”她回答说:“是啊,以前倒是经常吃,很好吃的啊。”

据我的学生说,感觉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神有些飘忽,似乎在思索着什么。“那么你们都吃些什么呢?”我的学生又问。她回答说:“吃的都是鸡肉啊,肉用的小鸡,尽是些没有味道的东西。” 

尽管新西兰一直被认为是个富裕国家,但是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这二三十年里,也就是说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普通老百姓的饮食生活反而越发变得贫瘠了。

这样的事情如果换作是在日本的话,又会是怎样的呢?假如日本和20年前相比饮食生活变得如此贫瘠,那么果真会因此发生暴动吗?还是说大家都会默默忍耐呢?

作为阶级斗争竞技场的感性

忍受低下的生活水平,还是无法忍受?这听起来也许有点夸张,但实际上我觉得在这里有着阶级斗争理论的原点。吃些什么呢,吃这些是理所当然的吗,这是主观上的事情。哪怕每天默然地吃着毫无味道的肉用小鸡,人也能生存下去。是认为必须忍耐这样的事情,还是认为“没理由忍耐这样的事情”而发出怒气呢,是要站起来进行阶级斗争呢,还是无法挺直腰杆去进行阶级斗争呢?实际上,在这些地方难道不是都和阶级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吗?

尽管此前讲到过“这个必要是可以上下变化的”,但是这个必要程度的提高,简而言之就是变得奢侈。恐怕在现在的新西兰常识中,应该是每天都吃羊肉太奢侈了,是根本不能被允许的事情吧。

必须要去这么想的必然性原本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但是如果舌尖失去了美味的感觉,必要性的水平也会变低,被人说道“这样不是挺好”,而渐渐变得驯服温顺。 “不用那么奢侈不是也很好吗?”“每天只吃点卡路里伴侣也能活得很好哦!”……来自资本方面的这样的轻声细语无处不在。的确,这样的生活也并非活不下去。

在这个时候是否能够毅然说出“这不是我喜欢的”这一点才是阶级斗争的原点。战舰“波将金”号的反叛就是从士兵被迫食用腐烂的肉才开始的,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吃腐烂的肉”,所以打倒了长官开始了阶级斗争。

拘泥于饮食之事,是享受人生之事,是幸福之事,是回归人性之事。这才是最为感性的部分,不是思想,而是品味,是“Don't think. Feel!”(别去想,感受它!)的世界。从现在的日本饮食文化来看,我觉得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与海外相比,生鲜食品众多是日本超市的特征。由于生鲜食品的流通成本较高,所以价格也比较高。但是即使价格较贵,日本的消费者依然会倾向于购买生鲜食品。正因为如此,超市也扩大了生鲜食品的卖场面积。如果超市货架上生鲜食品不断减少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日本也终于要接近危险境地了”。设置一个适合自己的“在这以下的水准就不能再忍受”的界限,之后针对那些想要降低我们“必要”程度的压力去进行彻底的战斗,进而通过斗争来不断提高我们的“必要”的程度,这实际上也就是提高我们的自身价值、等价交换价值等众多价值。

现今社会上,盛行着“如果想提高自己作为劳动者价值的话,就需要提高自身所拥有的技能”的价值观,但是我所主张的内容则是“完全不同”的,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问题。假如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说明的话,依赖提高技能而提高的仅仅只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已。

人类的存在自身原本究竟有多少价值是能够被承认的呢?在此就是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红线。在这个时候,如果自己说出“因为我没有技能,所以价值很低下”的话语,那么你就彻底完蛋了。这是一种被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所侵袭,甚至连灵魂都被资本所隶属的状态。但事实不是那样的!必须要说:“我有吃美食的权利!”必须要去主张作为人类所应该享有的权利!

“之前虽然说了许多阶级斗争之类的高层次的话题,但是结论难道却是落到了‘去吃好吃的东西’这个观点上吗?”这样的事情也许会让人有些期望落空的感觉,可是对于我来说这绝对是个很认真的话题。

如果不对资本方面的隶属攻势展开任何反击的话,人类所拥有的基础价值就会不断地下降。在过去的新自由主义席卷世界的几十年里所进行的事情的的确确正是如此。降低人类的基础价值,根据为资本服务的能力来决定人类存在的价值,进而再利用“因为没有技能,所以你的工资只能是这个样子”“如此这般遵循价值理念的等价交换,你没有意见吧”等等资本观念来逼迫人们就范。

要与这样的局面对抗,就要相信人类基础价值的观念。要坚信“我们可以享受更好的生活”。我们要成为享受美好生活的主体,也就是说我们要得到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这样的资格。但是,被新自由主义所隶属,习惯了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各个主体们却令人遗憾地忘却了这一点。或许这种忘却的强制性形成,才是新自由主义最大的“成果达成”吧。

我一直在强调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单纯的政治经济性的物态,而是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这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最新阶段,其特征在于直至人类的思考、感性等全部存在的实质性资本隶属。因此,必须要认识到将我们自身从这一态势中剥离出来才是针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开端。

正如此前已经看到的那样,历史上阶级斗争的实践行为,有着各种各样的形态。这些行为实际上现在仍都可能作为有效的斗争实践行为再次成为手中的战斗武器。但是,如果大众原本就没有如此意愿的话,就不可能去实现这样的行为。我认为抹杀大众这样的斗争意愿才是新自由主义最为重大的归结。

相比起意愿,我们有必要去追溯更为基础性的人类的感性。怎样才能够重建可以为恢复人类尊严而进行斗争的主体们呢?为此,必须要从基本的感性的部分重新开始。因此,我所提出的有关食物的话题,既是一种比喻也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例。在此将涉及在我们的全部生活领域中拥有着怎样的感性这个问题。

话虽如此,但可能会有人反驳说,追求美食的人难道不是有钱或者有时间的人,抑或是二者都有的人吗?当然这种反论有其片面的道理。但是,贫困问题和粗茶淡饭之间的关系并非那么单纯。我们从之前所举出的英国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富裕的生活也不一定会带来繁荣的饮食文化;反之,匮乏的生活也并不一定就代表饮食文化的贫瘠。

开高健先生有一部名为《日本三文歌剧》的作品。这部作品所描述的是二战后处于混乱时期的日本大阪“贫民窟”,书中详细描述了当地居民作为美食家的点点滴滴。他们将上等人不屑食用的食物材料融入自己的创意,然后进行精心烹饪,乐此不疲地享受其中,强有力的描绘了那里丰富的饮食文化繁花竞开的盛况。

与这样的“贫穷者的美食”相比,现代贫困的惨状就浮现了出来。每天都吃着便利店中销售的便当、碗面以及连锁店的牛肉盖饭之情景,就是今天贫穷者的典型性贫瘠饮食生活状态吧。这些食物都是根据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极为有效地生产并进行流通的。让我们应该如何接受在70年前还是一片废墟的日本,贫民们明显地享受着比现在还要丰富的饮食生活这一事实呢?

哲学家国分功一郎在《闲暇与无聊的伦理学》一书中,对快餐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快餐并不是单纯能够尽快吃完的食物,而是因为其味道单调,而不需要去慢慢品尝这个意义上的“快餐”。单调指的就是信息量少。因为食物的味道并不复杂,所以不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对其进行品尝。

我觉得在这个讨论中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和这之前所提到的相同的感性重建的问题。信息量少的东西被驯化成不值得去进行慢慢品味的状态,这种状态也正是就连感性都被资本所隶属了的状态。在那个时刻,提供享受的对象变得贫瘠,享受的主体也变得贫瘠。换言之,整个世界自身的状态变得贫瘠无比。

这就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奇谈怪论。一方面爆发式地使生产力得到提升,让人类达到了曾经无法去想象的物质丰富的状态,另一方面同时又在物质如此丰富的世界中创造出贫瘠。只是,这一切的演变结果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已经做了过暗示。马克思曾经论述过,在资本主义当中,由于将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并达成价值增殖作为第一要义,所以对于使用价值便会产生出其独特的漠不关心。由于交换价值反映为量,使用价值反映为质。因此,量逐渐变得丰富,而质却不断降低的演变轨迹从资本主义的内在论理来看是必然的归结。

尽管一直谈论的都是《资本论》的话题,在此却感觉走到了与其相距甚远的地方。但是,如果能将《资本论》是一本有意义的著作(惊人的内涵射程,值得反复阅读思量)这一点,哪怕是极其微弱的意念传递给读者的话,作为本书的作者,没有比这更能让我高兴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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