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敦煌学，没有什么比“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更能浓缩历史的辛酸和触动国人的心灵。这不仅在于文物流失本身，也在于中国自己内部的种种不齿现象。
就在学者们寻踪流散四方的敦煌文书之时，保存在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内的敦煌文书，也开始了编目、整理和研究。然而，它的命运始终是多舛的，还没有安稳地度过一段日子，日本军国主义又发动了侵华战争。
敦煌莫高窟
糟与偷：敦煌经卷的增减
敦煌经卷存入京师图书馆后，清点总数为8679卷。当初敦煌县政府将藏经洞劫余经卷装车运京，第一批起运的准确数字是6004卷，沿途散失，到京后又连连被盗，可是数量没有减少，反而有了大量的增加。
那么，运到北京的敦煌经卷真的增加了吗？当然没有。原因很简单，监守自盗者为了掩盖自己的盗窃行为，把原来的经卷一分为二或一分为多，反正纸质文书很容易一把撕开，使得总件数并没有减少。但是，这个掩盖行动是一种更严重的破坏，它导致了经卷固有联系的进一步丧失，为后来的理解和研究人为地制造了麻烦。
不仅如此，从京师图书馆接收经卷到20世纪20年代初的十年里，还有一组会“变”的敦煌文书数据。这次，不是增多，而是减少。
1912年6月核查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时，8679卷已经只剩下8662卷，丢了17卷。
1917年5月核查时，查明4卷送到奥地利展出有去无回、4卷送了张謇，另外11卷下落不明，为8660卷，比5年前少了2卷。过了不久，又被魏家骥等人合伙偷去1卷。最后，魏家骥倒是抓到了，并且被判罪，但偷走的经卷没能追回。
1918年10月，图书馆馆事赵宪曾从橱柜里意外地发现了5卷未曾见过的经卷。3个月后，新来的馆事张宗祥和主管写经的孙某，又从过去整理过的经卷灰土堆中，清理出了残经5种又143页。不过，这些辛辛苦苦吃着灰土清理出的经卷，以及赵宪曾新发现的5卷，后来又下落不明了。而原来的8660卷敦煌文书到20世纪20年代初，实存8653卷，又少了7卷。
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劫余的敦煌遗书，从敦煌到北京，数量的增和减，这种种不幸现象，很容易让人想到曾经参加明清内阁档案整理的鲁迅说过的话：“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不单是对于书籍和古董。”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唐朝《佛说玉耶经》
防盗式目录与《敦煌劫余录》
在有监守自盗行为发生的背景下，学者们只好开始做防盗式的抢救性整理和研究。1911年，京师图书馆将学部移交的敦煌文书编成草目。
为防止敦煌文书再度被盗和丢失，佛学家李翊灼挑出比较完整的经卷，进行了初步登录编号，记录经卷的长度、开头二行的开头二字和最后二行的最后二字，做了一个防盗式的财产账。按照《千字文》的顺序用字排号，“天”“玄”“火”三字空缺未用，从第一个“地”字到第九十个“位”字，每字下面安排100个号，其中“位”字只编了79个号，所以总数为8679号。同时，对其中2000多号经卷做了比较详细的著录。此后，又相继请邓高镜、周叔迦等学者排定编目，草拟目录初稿，每号的天头标注库内收藏号，地脚标注经名。这就是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的第一个目录——《敦煌经卷总目》。
京师图书馆最早收藏敦煌文书时，将其放在位于广化寺馆舍中的善本书库。1917年位于前国子监旧址的京师图书馆新馆开馆后，敦煌文书被运到新馆收藏。俞泽箴、孙初超、江味农、张书勋、邓高镜等馆员对敦煌文书做了整理收藏，同时开始编纂更加详细的敦煌文书分类目录。1925年，比《敦煌经卷总目》更加细致的《敦煌经典目》编纂完成。
在中国学者的心中，并非只是编纂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目录，他们还希望编纂出海内外所藏敦煌文书总目录。面对敦煌宝藏流散四方，学术界开始整合力量，着手更大范围的敦煌文书调查和整理。
1925年9月，交通部总长叶恭绰集结一批学者发起成立“敦煌经籍辑存会”，编目整理海内外公私所藏敦煌文书。辑存会对流散各地的敦煌文书展开调查征集，汇聚公私所藏，进行系统整理，翻译海外所出馆藏目录，着手编辑敦煌文书总目录。
在辑存会号召下，历史博物馆编出了《海外所存敦煌经籍分类目录》，发表在1926-1927年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上。在此前后，其他几种英法所藏敦煌文书的目录和资料也相继问世。
然而，随着工作的开展，国外敦煌文书原件不易见到，私家所藏也不愿公布，学者们空有一番雄心。渐渐地，辑存会的活动开始悄无声息。
时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兼京师图书馆馆长的陈垣，是敦煌经籍辑存会的采访部长，应辑存会之约，著录京师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以《敦煌经典目》《敦煌经卷总目》为基础，陈垣将馆藏敦煌文书进行新的编排，将编目内容加以考订、完善，形成《敦煌劫余录》。但是，书还没来得印行，辑存会已经停顿。
192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和史语所历史组主任陈寅恪，敦请陈垣将其手中的北图藏敦煌文书目录完成付印。陈垣于是修订初稿，删其复出，补其漏载，正其误考，由史语所于1931年刊行。
《敦煌劫余录》大体按一件一号的原则著录，共著录8738号。每个经卷都作了提要，每卷注明原编号、起止字、纸数、行数等。这种著录方式被称为“防盗式目录”，是汲取了敦煌经卷运到北京被偷的教训，防止割裂首尾或窃取中间。如此编目，可谓用心良苦。
《敦煌劫余录》
振聋发聩的“二陈”序言
《敦煌劫余录》这部“防盗式目录”，是我国学者编纂公开出版的第一部中国馆藏敦煌文书目录，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敦煌汉文文书分类目录，对日后敦煌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与此同时，“史学二陈”——陈垣与陈寅恪充分展现了作为敦煌学第二代代表性人物的个性和风采（罗振玉和王国维为第一代敦煌学代表性人物），使敦煌学的影响超出学术圈，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共鸣。正是这部书，中国学者表达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伤心苦语，提出了“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的时代召唤。
《敦煌劫余录》篇首，有陈垣和陈寅恪撰写的序言各一篇。“劫余”二字，取其历劫仅存之意。陈垣在序中直陈：“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有人劝陈垣不要直接点出斯坦因和伯希和的名字，因为二氏来华，在学术界集会上彼此还经常见面，而且“劫余”二字过于“刺激”，是否将书名改改。陈垣回答说：“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
陈垣（1880-1971）
陈垣在出版《敦煌劫余录》时，斯坦因正在悄悄地开始他的第四次中亚探险。当斯坦因带着护照离开南京后，时在南京的陈垣得知消息大怒，立即返回北平发动古物保管委员会举行抗议活动，这也许是使陈垣多一层愤慨的原因。
已是欧美汉学界泰斗的伯希和，看到这本书的中文书名，自然感觉不爽。他的弟子、著名敦煌学家戴密微多年以后写道：“当时中国的学者们也欢迎这批（敦煌）写本的发现，伯希和曾在北京为他们展出，并以一些影印件或抄件相赠。但中国后来又指控他盗窃或抢劫，如陈垣于一九三一年编制的敦煌遗书目录就耸人听闻地称为《劫余录》，中国人今天还咒骂伯希和为‘法帝国主义的文化间谍’，甚至在法国也有人指责伯希和太肆无忌惮、太过分了，对伯希和的攻击，甚至也株连到了他的老师沙畹。”
戴密微接着说：“伯希和曾在一次晚餐上给了攻击者有力反击，这已成为汉学史上流传的趣闻。”
的确，当时的伯希和不仅在饭桌上发泄了不满，还在他所编辑的《通报》杂志上提出了抗议。
《敦煌劫余录》是这部书的中文名称，它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英文书名：An Analytical List of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写本分析目录》）。据中国近代考古学先驱李济认为，这一英文名称是陈寅恪的主意。李济当时是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第三组）主任，陈寅恪是历史组（第一组）主任。
陈垣所取的中文书名，充分反映了当时国人的悲愤心情，陈寅恪则压住了内心的情感。他在序言中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充分揭示这八千多号劫余经卷的价值，进一步借此伤心史呼唤和激发国人，借此材料研求问题，作敦煌学“预流”。
陈寅恪在序文中写道：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
……
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一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
……
新会陈援庵先生垣，往岁尝取敦煌所出摩尼教经，以考证宗教史。其书精博，世皆读而知之矣。今复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请，就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八千余轴，分别部居，稽核同异，编为目录，号曰《敦煌劫余录》。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
书既成，命寅恪序之。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托愤慨之思耳。
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
……
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
陈寅恪没有在“劫”字上花费太多笔墨，留存下来的敦煌文书，同样有相当多极为珍贵、极有价值者。他的主要倾向在于主张“预流”，就是利用新出的敦煌资料研究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内不辜负历劫仅存的国宝，对外更能推进世界学术的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敦煌文物流散已是伤心史，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不再是伤心史。
陈寅恪（1890-1969）
多灾多难：战火下的敦煌劫余
北图藏敦煌文书的悲剧并没有结束，学者们所做的目录成果更是历经磨难。
20世纪20年代，京师图书馆成立了专门为馆藏敦煌文书编纂目录的写经组。先后参加过写经组工作的徐鸿宝、胡鸣盛、李炳寅、徐声聪、张书勋、陈熙贤、于道泉、许国霖、李兴辉、孙楷第、朱福荣、王廷燮、王少云、马淮等人，接续努力，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为馆藏敦煌文书编纂了更加完善的分类目录——《敦煌石室写经详目》。
写经详目编录的敦煌文书，是馆藏敦煌文书中比较完整的部分，一批残品继续等待清理。北平图书馆写经组在胡鸣盛组织下继续清点，又整理出了1192号相对比较完整的敦煌文书，并在1935年6月前完成了目录——《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的初稿。
就在中国敦煌学者为全面振兴敦煌学而努力，北平图书馆写经组为完善敦煌文书编目而孜孜以求之时，磨难再次降临在北图藏敦煌文书上，降临在中国敦煌学家的头上。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华北局势动荡。还在1933年时，北平图书馆为确保敦煌文书安全，在原来放置敦煌文书的樟木、楠木书柜外制作套箱，连同书柜一起，分两次装了47箱敦煌文书，存放于北京德华银行保险库。1935年，北平图书馆又将1933年装箱时没有整理完的残片，装了2箱。随着局势恶化，北图将49箱敦煌文书和其他一些最珍贵的文献南运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第一仓库。
然而，上海也非“桃源”。日军如果抢占公共租界，敦煌文书就随时有可能落入日本人之手。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主任徐森玉于是向法国人资助的震旦大学图书馆要了一张凭证，冒着危险将包括敦煌文书在内的100箱善本珍籍运到了法租界。
徐森玉一颗悬着的心还没有完全放下，就有人暗中向日本人告了密，这批珍籍不得不又要想办法另藏别处。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部主任李宗侗在上海的住地距离藏书处不远，并天天与徐森玉见面。当时李宗侗租的是法国人的一栋房子，房子的后面有一间车房，而他刚好又没有汽车，里面堆放着他自己的各种图书。徐森玉和李宗侗于是密商，将李宗侗的图书放在外面做掩护、北平图书馆的珍籍藏在车房后面，才使这批珍籍暂时躲过劫难。
饱经磨难的迁沪敦煌文书，直到1950年初才在新的套箱装载下，回到北京，存放于北京图书馆文津街馆舍地下书库。
国难当头，北平图书馆写经组的工作陷于停顿，写经组被迫解散。已编好的馆藏敦煌文书目录及索引还没来得及做最后的修订定稿，即被束之高阁。战争的炮火一烧数年，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渐渐地这些学者心血所聚的研究成果变得无人知晓。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北宋《目连救母变文》
半个世纪后，1987年，北京图书馆新馆落成，善本部由文津街7号北海老馆，搬往白石桥路39号新址。善本库房于1989年冬至1990年春完成搬迁入库，敦煌文书随同迁移到新馆地下善本书库。当工作人员开始清理原写经组的各项遗留物品时，突然发现一堆手稿本。打开一看，正是当年写经组没来得及修订定稿的馆藏敦煌文书目录及索引。
这真是悲喜交加的发现。而且，发现尚不止此。清理人员还发现了从老馆善本书库搬来的两个标有“残破经卷”的木箱，里面是一个个陈年旧纸包着的小包，有的盖着写经组的印。打开小包一看，竟然是敦煌文书残片。它们是从甘肃运送到北京的敦煌文书——经第一次、第二次整理后剩余的残片。1990年8月，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方广锠、杜伟生、王扬和姚永炬四位研究人员清点这些文书残片，共清点出3614号。
因为战争的炮火，北图藏敦煌文书经历了多灾多难的折磨。战火燃烧，那些被派往欧洲调查英藏、法藏敦煌文书的中国敦煌学家，又会遭遇怎样的磨难？
本文摘自《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为该书第十三章《敦煌劫余伤心史》。
《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 刘诗平、孟宪实/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