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九年（1804），贵州玉屏县（今同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的知县张澍（1781-1847）因病辞官，回到家乡甘肃武威省亲休养。自张澍十四岁离开武威赴西安、京师等地求学，屈指算来，已经过去了十年。此次荣归故里，亲友往来逢迎自不必说，闲暇之时，张澍也少不了同亲友四处游览当地的名胜。
在武威城的北隅有一座禅林，名为清应寺。清应寺殿宇巍峨，廊楹绘绚。其正殿之后有清应寺塔（俗称“姑洗塔”），传说是当年阿育王为藏佛骨所建。清应寺塔为六角形，高达十三层，登至塔顶，武威城内外的景致可一览无余，故而清应寺香火极盛，游人如织。张澍也与亲友们来到此地游览。
正当诸人在寺中观览畅谈之时，张澍偶然发现，清应寺中有一座碑亭，碑亭四周皆用青砖封砌。张澍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对碑文石刻极为痴迷。“碑亭之中一定有石碑，为何要将石碑封闭起来？”张澍不禁疑惑，便向住持询问。寺庙的住持也无法说清楚是何人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原因将碑亭砌死，住持解释说：“恐怕其中是有妖孽祸祟之类的东西……”张澍越听越觉得蹊跷，便让仆人找来工具，将青砖一一撤下。碑亭被打开，不出所料里面是一通石碑。
1910年的武威清应寺，后毁于1927年武威地区的大地震
石碑高有丈余，由于尘封多年，上面的灰土有一寸多厚。张澍让仆人拂去上面的灰尘，便显示出上面的文字。看到上面的文字，张澍有些惊讶：
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字体方整，与今楷书无异。额篆书“天佑民安之碑”六字。（张澍《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
转到碑阴再看，张澍发现，碑阴所刻则为汉字，碑文记录了西夏王室崇奉佛教，汇集工匠修缮佛塔之事，碑铭刊刻的时间为“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精通史地知识的张澍知道，“天祐民安”是西夏第四代皇帝崇宗李乾顺（1086-1139）的年号。碑亭中的石碑当为西夏所立，而石碑正面古怪的文字，应该就是西夏文。张澍慨叹道：“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于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矣！”
张澍将自己的所见写成了《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收在其《养素堂文集》之中，今人则多将此碑称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由此，业已消失在历史中的西夏文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西夏王朝及其文字
西夏是党项人所建立的国家。党项本为游牧民族，是羌族的一支。在唐代，党项民族生活在陕西北部、宁夏以及甘肃东部一带。唐朝末期，党项首领拓跋思恭（？-886）响应唐僖宗李儇（862-888）的号召，参与平定黄巢之乱。战乱结束之后，拓跋思恭被授予定难军节度使，封夏国公，赐李姓，统领夏州、银州、绥州、宥州、静州等五州。在五代以及随后的宋辽对峙中，党项民族不断壮大。
自北宋咸平五年（1002），党项首领李继迁（963-1004）起兵攻陷北宋所辖的灵州（今宁夏吴忠西北古城镇），占据西北要路。经过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三代首领三十余年的征伐，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李元昊（1003-1048）自立为帝，称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建国号为“大夏”，定都于贺兰山下的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统领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洪、定、威、龙等十八州。其疆域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抵大漠，绵延两万余里。由此，开启了中原王朝（北宋、南宋）、北方草原王朝（辽、金）与西夏王朝三足鼎立的时代。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山脚下的西夏王陵
西夏王朝立国近两百年，共历景宗李元昊、毅宗李谅祚、惠宗李秉常、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桓宗李纯祐、襄宗李安全、神宗李遵顼、献宗李德旺、末主李睍十帝，最终在宝义元年（1227）为西征的蒙古大军所灭。
党项人自称其民族为“弥药”（mi-nyag）。“弥药”一词来自藏语，是下人、役属之义。在唐代，党项民族曾一度被吐蕃征服，故有此一称法。党项民族自称其语言为“弥语”，汉人则称其语为“番语”或“番言”。
最初党项民族并无文字，即《新唐书·西域传》所云：“（党项）无文字，候草木记岁。”直至西夏建国前后，党项人才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当时称为“番书”，即今天我们所谓的“西夏文”。对于西夏文字创制的时间大体有三种说法：
其一，为李德明创制说。李德明（981-1032）是李元昊的父亲，为西夏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西夏建国后追谥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辽史·西夏传》卷一百十五云：
德明晓佛书，通法律，尝观《太一金鉴诀》《野战歌》，制番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
其二，为李元昊创制说。这一说法主要依据是北宋曾巩（1019-1083）《隆平集·夷狄》卷二十云：
（元昊）通汉文字，几案间常致律法书。自为蕃书十二卷，文类符篆，建蕃学使番官子弟习之。
其三，为野利仁荣演绎说。野利仁荣（？-1042）是皇后野利氏一族，为西夏建国初年的名臣，深受李元昊信任。《宋史·西夏传》卷四百八十五云：
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
元人托克托（1314-1356）所编《辽史》,时代晚出，又因仓促而就，错乱极多，李德明创制之说仅为孤证，故而难以采信。“元昊时期创字之说，史书多次记载，上列几种文献除《宋史》与《辽史》同时外，其他都成书较早，与西夏文造字时间较近，自然也就增强了资料的可靠性。”（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元昊之时，野利仁荣是西夏第一文士，并创办蕃学，主持翻译典籍，同时《宋史·西夏传》中又有“始封制蕃字师野利仁荣为广惠王”的记录，所以后世学者一般认为西夏文字出自野利仁荣之手，颁行时间为大庆元年（1036）。
自西夏建国初年至于西夏灭亡，这套文字一直是西夏的官方文字，被广泛应用于文书行政以及日常生活书写之中。与此同时，大量的佛经以及儒家经典，都被翻译为西夏文字，推动了西夏文化的迅速崛起。今天人们得以再次了解西夏王朝，西夏时代留存下来的大量西夏文文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夏灭亡之后，一部分党项人投降蒙古，在元朝被称为“唐兀”或是“唐兀惕”，属于当时地位较高的色目人。伴随着元朝军队的四处征战，这些党项人来到中原内地生活。其所使用的西夏文并没有随着西夏的灭亡彻底消失，而是在元帝国境内与汉文、藏文、梵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鹘文等文字并行使用。
一九六二年，考古人员在河北省保定市的韩庄村附近发现了两座明代石幢，两座石幢八面皆刻有西夏文字。其内容记录了当地八十多位党项族的善男信女，在保定府的兴善寺发愿超度之事。石幢刊刻的时间是“大明弘治十五年十月”，即一五〇二年。由此可知，西夏文一直使用到十六世纪，之后才逐渐被历史黄沙所湮没，成为无人知晓、无人使用的“死文字”。
国际汉学与西夏文的破译
虽然乾嘉之时，学者张澍再次发现了西夏文，不过他并没有对“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上的文字做任何的考证和解读。对于西夏文真正的破译，还要从十九世纪的国际汉学研究说起。
北京西北六十公里外的居庸关是中原通往蒙古草原的必经之路。一八六三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途经于此。当他在居庸关云台（俗称“过街塔”）下通过之时，云台券顶和四壁上雕刻着的精美浮雕以及上面古怪的文字，让这位来自英国的传教士记忆深刻。随后，他将这一发现告知了另一位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
伟烈亚力是一位优秀的汉学家，通晓拉丁文、法文、德文、俄文、汉文、满文和蒙古文。自一八四六年来华，伟烈亚力一直从事着中西文献的整理、互译和出版等工作。当他听闻云台雕刻着神秘文字的消息之后，便迅速来到居庸关查看：
居庸关是从北京到张家口崎岖山路上的一座长城关隘。其墙体从基座到券顶布满讲述中国传说故事的浮雕。精美的石拱门内，用六种不同文字雕刻着长碑文，着实让人印象深刻。其中两方石碑镶嵌在天井上，使用的是梵文和藏文。另外四方石碑在它们的正下方。
下面的四方石碑中，有两方是从左向右书写的。最左边的一方是八思巴蒙古文，其名称来自一位叫作八思巴的西藏喇嘛。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佛教法师，曾受忽必烈的委托，为蒙古语创造了这种文字。在它右侧的石碑是回鹘文。
另外两方石碑从右向左书写。在最右侧的一方是汉文，另一方则是女真文。这方女真文石碑非常有价值。女真文是已经消失的古老文字，存世极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只有只言片语的记录……这些文字尚未被解读，但是通过其他石碑中的相关内容，我们有可能将其中的一些文字破译出来。（伟烈亚力《对居庸关碑文的一些看法》，笔者节译）
居庸关云台西夏文《陀罗尼经咒》（局部）
一八六四年，伟烈亚力将自己的这一发现，发表在《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报》（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第一卷上，题名为《对居庸关碑文的一些看法》（“Remarks on same impressions from a Lapidary Inscription at Keu-yung kwan,on the great wall near Peking”）。伟烈亚力在文中认为，居庸关云台的碑文中最有价值的是那方“女真文石碑”，但那方石碑上的文字其实是西夏文。由于当时没有更多资料进行对比，导致了伟烈亚力的误判。
随后，伟烈亚力用了几年的时间对石碑上的文字进行了详细的解读。首先他通过研读梵文、藏文、汉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鹘文等其他五方石碑上的文字，发现其刊刻的都是《陀罗尼经咒》，内容完全一致，因此“女真文”石碑也应该是相同的内容。进而，他通过文字布局寻找“女真文”与其他文字的对应关系，最终成功地解析了其中八十一个字的译音。
卜士礼
一八七〇年，伟烈亚力将自己的研读成果发表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上，题为《居庸关的古代佛教碑文》（“Translation and Remarks on an Ancient Buddhist Inscription at Keu-yung kwan, in North China”）。虽然伟烈亚力并不知道自己成功解读的这些字其实是西夏文，但他对这些文字读音的判定大体都是正确的。伟烈亚力的这一成果，正式开启了国际学术界对西夏文的研究。
真正为西夏文正名的学者，是英国汉学家卜士礼（Stephe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一八六八年，卜士礼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卜士礼应邀来华，担任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医师，同时兼任京师同文馆的医学教习。来到中国之后，卜士礼很快掌握了中文，并且对中国的瓷器学、金石学和语言学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开始大量收购古瓷器、古钱币和各种碑刻的拓片。
在他所收集到的诸多拓片中，有一件正是当年张澍所发现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拓片，卜士礼凭借自己优秀的金石学和语言学的积淀，对这张拓片上的西夏文字进行了细致考察。一八九五年，他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发表在《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报》第三十卷上，题为《西夏王朝的文字、钱币与其奇特的碑文》（“The Hsi Hsia Dynasty of Tangut, Their Money and Peculiar Inscript”）。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拓片
在论文中，卜士礼详细地介绍了西夏的历史及其文字创制和使用的情况，并指出居庸关碑文上的“女真文”应该是西夏文。随后，他通过存世的西夏“大安宝钱”、居庸关云台西夏碑文以及“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等资料的比对，成功地识读出数十个西夏文字。与此同时，法国汉学家戴维理亚（Jean Gabriel Deveria，1844-1899）等人也都开始了对西夏文进行研究，西夏文成为国学汉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不过，由于资料有限，当时研究推进的速度非常缓慢，西夏文依旧是无法彻底破译的“死文字”。
《番汉合时掌中珠》
二十世纪初，英、法、俄、日诸国的考察队先后来到新疆、甘肃等地进行考古，大量的西夏文献被发掘出来。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黑水城遗址的发现。
黑水城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南，是西夏时期所建立的军事重镇。西夏灭亡之后，蒙古人继续在此经营。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朝在此设置亦集乃路（“亦集乃”，西夏语“黑水”之意），以镇守河西走廊通往漠北地区的必经之路。洪武五年（1372），明将冯胜率军北伐，破黑水城，城池自此被彻底废弃。不过，城内却埋藏着大量西夏和元代的文书、绘画以及许多珍贵文物。
一九〇八年和一九〇九年，俄国考古学家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1863-1935）曾先后两次在黑水城遗址进行考古挖掘。在其发掘出的诸多珍贵文物中，仅西夏文献就多达两万四千卷。科兹洛夫将这些珍贵文物带回俄国之后，放置在圣彼得堡皇家地理学会保存。
当时，俄国汉学家伊凤阁（1878-1937）正在皇家地理学会从事研究工作。伊凤阁于一八九七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学习汉语和满语，毕业之后曾先后到中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留学，有着非常优秀的汉学素养。一九○四年，伊凤阁回国之后，开始担任圣彼得堡大学汉语讲师。由于科兹洛夫并不懂西夏文，所有文献的放置杂沓错乱，伊凤阁受命同其他几位汉学家一起对这些文献进行编号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伊凤阁先后发现了《音同》《文海》《杂字》等一系列西夏文辞书，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件就是《番汉合时掌中珠》。
《番汉合时掌中珠》
《番汉合时掌中珠》为刻本，共三十七页，是一部“汉文—西夏文”双语词典。书中所收录的词汇按照天地人三才分部，每部又分为上中下三篇。该书完成于“乾祐庚戌二十一年”（1190），作者是一位叫作骨勒茂才的党项族文士。在该书的序言中，骨勒茂才说：
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如此则有逆前言。故愚稍学番汉文字，曷敢默而弗言。不避惭怍，准三才，集成番汉语节略一本，言者分辨，语句照然。言音未切，教者能整；语句虽俗，学人易会，号为“合时掌中珠”。（《番汉合时掌中珠·序》）
骨勒茂才写作的目的，是为当时塾师们的西夏语—汉语双语教学提供一部基础教材。《番汉合时掌中珠》全书收录日月星辰、干支风雨、山河名物、身体发肤等西夏文字共计一千五百零四个。每一个具体的词条共分为四行，从右往左依次是：汉文注音、西夏文、汉文、西夏文注音。由此，学者们一夜之间便获得了一千多个常用西夏文字的读音、字义和字形。
《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发现，为西夏文字的破译以及西夏文献的解读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如今日的学者们所评价的那样：
八十年前，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在西夏黑水故城遗址（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其中便有《掌中珠》这部唯一有汉字标音释义的辞典。学术界由此始知千余西夏字的意义和读音，为进一步释读西夏文献、开展西夏学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掌中珠》是一把打开西夏学研究大门的钥匙。（黄振华等《番汉合时掌中珠·前言》，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
一九〇九年，伊凤阁将《番汉合时掌中珠》的部分照片向世人公开，轰动了整个国际学术界。除了伊凤阁之外，俄国汉学家龙果夫（1900-1955），法国汉学家沙畹（1865-1918）、伯希和（1878-1945），日本汉学家石滨纯太郎（1888-1968）等人对西夏文字也都抱以极大的热情，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迎头赶上。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罗振玉（1866-1940）举家东避日本，定居京都。罗振玉与内藤湖南、藤田丰八、狩野直喜等日本学者保持着长期的学术往来，因此经常参与京都的学术活动。一九一二年，伊凤阁应邀来到日本访学，罗振玉与伊凤阁在京都相识。次年，伊凤阁将部分《番汉合时掌中珠》的照片赠送给罗振玉。
在罗振玉回国之后的一九二二年，伊凤阁担任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高级翻译，由此二人得以再次相见。其间，伊凤阁又将部分《番汉合时掌中珠》的照片赠送给罗振玉。罗振玉命长子罗福成（1885-1960）将手中照片上的文字一一抄录出来，并作校勘，于一九二四年在天津贻安堂经籍铺刊行。此时，中国学者拿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虽然不是全本，并且有些抄录的内容还存在着讹误，但是它却为中国学者们的西夏文研究提供了最基础的资料。此后，罗福成、王静如（1903-1990）等学者都开展了对西夏文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也成了中国西夏学研究的第一代学者。
经过随后中国几代学者披荆斩棘的开拓和努力，如今已有六千余个西夏文字被辨识出来，大量的西夏文献也得以被成功解读。尘封在历史黄沙之下的西夏王朝，因为其文字的重生而再次复活。
参考文献：
Alexander Wylie: “Remarks on same impressions from a Lapidary Inscription at Keu-yung kwan, on the great wall near Peki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64；
Alexander Wylie: “Translation and Remarks on an Ancient Buddhist Inscription at Keu-yung kwan, in North China”,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70；
Stephen Wootton Bushell: “The Hsi Hsia Dynasty of Tangut, Their Money and Peculiar Inscript”,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95；
村田治郎编著《居庸关》，京都大学工学部1955-1957年；
西田龙雄《西夏文字》，玉川大学出版所1980年；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聂鸿音《打开西夏文字之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
本文首发于《书城》（2023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