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起源》，[美]托妮·莫里森著，黄琨译，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2023年7月出版，211页，59.00元
近日，美国最高法院以六票对三票的投票结果，裁定哈佛大学和北卡罗莱纳大学按照种族进行比例招生的做法违宪，从而推翻了美国高校沿用多年的根本性招生原则。在多数观察者看来，这一裁定影响深远，不仅在于它势必将会改变非裔及拉丁裔学生在高校招生中因身份而普遍受益的局面，使得更多白人及亚裔学生得以跻身名校，更在于它是一次“保守派的胜利”——正如最高法院中的自由派大法官坦吉·布朗·杰克逊所言：“种族主义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离开我们。最终，忽视种族只会让它变得更加棘手。”
从根本上来看，这场裁决所体现的是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平权运动所代表的“正义”，与普遍意义的“公平”之间的矛盾。而正义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在于“视差之见”——“我们总在两点之间变换视角，而两点之间，绝不存在任何综合和调停的可能”（[斯洛文尼亚]齐泽克：《视差之见》，季光茂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页）。于是自我之外皆是他者：满眼平权措施带来逆向歧视的公平主义者看不到——或拒绝看到——历史与现实中长期不平等对个体与群体造成的桎梏；而另一边，基于苦难叙事的“正义”亦有被滥用的可能。
在一个越发撕裂的世界阅读托妮·莫里森，尤其是她最新译介到中文世界的文集《他者的起源》，或许可以为我们骑虎难下的现实提供某种新思路。这部文集主要收录三篇作品：短篇小说《宣叙调》（Recitatif）首次发表于1983年，莫里森有意模糊了两位主角的族裔身份，以此探讨她们——以及读者——在现实与记忆中的自我构建；另有两篇由她的哈佛讲座编辑扩充而成的论文《在黑暗中游戏》（Playing in the Dark, 1993）与《他者的起源》（The Origin of Others, 2016）。于前者莫里森提出了其重要概念“非洲美国主义”（American Africanism），“我用这个词来表示非洲人及其后裔所象征的‘黑人性’的表意与内涵，以及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下关于这一群体的各种观点、假设、解读和误读”（59页）。在白人的定义下丧失自由的“黑人性”，正是作为“自由国度”的美国，及其集体精神——“白人性”——的必备要素。而后者中，莫里森的观点看似无甚新意：“有了他者，人们才能定义游离的自我”（155页），然而当她基于自己的族裔身份变换视角，探讨脆弱的自我对他者化的依赖时，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种和解的可能：倘若他者化是确认自我的必由之路，那么将这种想象收纳于自我，而非强加给他人，或许可以让世界逃出非黑即白的两难。
托妮·莫里森
《宣叙调》：“玛吉到底经历了什么？”
《宣叙调》最初收录于非裔美国作家阿米里·巴拉卡与阿米娜·巴拉卡编选的文集《确证：非裔美国女性作品选》（Confirmation: An Anthology of African American Women, 1983）。这个故事原本是一部写给两位女演员的剧本，其中一位是白人，一位是黑人。由于事先并不知道哪位演员扮演哪个角色，莫里森避开族裔身份，将社会阶层当做辨识二人的特征。剧本完成，两位演员并不满意，然而这次小小的失意却促成了一次有趣的实验：“我把这些素材改写成短篇小说但采用了与原计划相反的策略——角色的确有了种族之分，可所有的种族符号都被刻意抹除了。”（177页）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故事的明线是叙述者“我”——特薇拉——与罗伯塔的数次相遇。第一次是八岁时，她们在同一天被送进圣伯尼收容所（“我的妈妈整夜跳舞，罗伯塔的妈妈病了”[14页]）；两人成年后，与丈夫定居在破败旧城（“现在，纽堡一半的人口都在领社会救济，但对我丈夫的家人来说，这里仍是从前那个纽约上州的天堂”[26页]）的特薇拉到市郊购物，再次遇到在附近定居（“一个满是医生和IBM高管的街区”[28页]）的罗伯塔；又过了数年，特薇拉的儿子因种族运动的缘故被迫转学，她起初为此忧虑，但看到儿子似乎并未受到影响，便将此事抛在脑后，然而不久后她再次偶遇罗伯塔，这次是特薇拉开车出行却被游行队伍堵在街头，而罗伯塔正在其中——她的孩子也受到波及，而她决定走上街头，向世人宣告“母亲们也有权利”（35页）。特薇拉并不理解罗伯塔的做法，于是两人爆发争吵——争吵的结果是罗伯塔抛出了两人在收容所时的往事，而特薇拉惊讶地发现，她们的记忆竟截然不同：
“也许我现在不同了，特薇拉。但你没有变。你还是那个从州里来的会在一个可怜的黑人老妇人倒在地上时踢她一脚的孩子。你曾经踢过一位黑人女士，你还敢说我偏执。”
优惠券七零八落，钱包的夹层在仪表盘下被压出了褶皱。她说什么？黑人？玛吉不是黑人。
“她不是黑人。”我说。
“她不是才怪，你还踢了她一脚。我们都踢了。你踢了一个连叫都叫不出声的黑人女士。”
“骗子！”
“你才是骗子!你为什么不回家去，别来烦我们，行吗?”她转过身去，我迅速开车离开了。（37-38页）
和她的长篇小说一样，莫里森在这篇短篇小说中同样展现了草蛇灰线之技，在作为明线的两名女性的互动之外，小说真正的关键是若隐若现的玛吉——或者说，是在特薇拉的叙述中始终存在但游移不定的、关于玛吉的记忆。通过开篇特薇拉的叙述，我们得知玛吉是圣伯尼收容所里“腿弯得像括号一样的厨娘”“孩子们说她的舌头被割掉了，但我觉得她只是生来如此：哑巴”“她戴着一顶很蠢的小帽子……即使对一个哑巴来说，这也够蠢的——穿得像个小孩子，一句话也不说”（17页）——然而其中并没有关于玛吉肤色的记忆。
这便是莫里森实验的核心——在收容所被孩子们欺负的厨娘玛吉，她的肤色是否并不重要，还是“必须”为黑？更进一步，在了解了足够多的社会身份与思维倾向——个人构建自我与记忆的方式——的特征（有人妈妈整夜跳舞，有人妈妈生病了；有人住在旧城，有人跻身上流；有人安于现状，有人直面不公）之后，我们是否能够判断出这两个角色究竟哪一位是黑人，哪一位是白人？
显然，莫里森的实验对象早已不是两个角色，而是读者。用学者玛丽莲·莫布利·麦肯齐的说法，“（莫里森）不仅精于小说本身的构建之道，她也关注读者在意义构建中的角色”（Marilyn Mobley Mckenzie, “Space for Readers: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frican American Nov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21）。在《宣叙调》中，读者——尤其是更习惯于族裔身份政治语境的读者——势必会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尝试做出自己的判断。然而莫里森无意提供“标准答案”。在先前争吵过去几年后，两人再次偶遇，并决定和解。罗伯塔再度提及玛吉，承认自己的记忆并不可靠，“我真的以为她是黑人……但我现在不能确定了”（42页）。
小说由此达成了一种另类的“皆大欢喜”——于特薇拉和罗伯塔是关系和关于不可靠的记忆的和解，于读者则是开放性结局确保他们的猜想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即可。但莫里森终究还是提供了一个确凿的存在——作为他者的玛吉。无论两位主角持有怎样的族裔身份，玛吉的黑肤色或“无肤色”都已然成为她们记忆中无法抹除的“墙上的斑点”。无法发声的先天条件确保了她是最理想的“他者”——一度沦落到收容所的两个小女孩和能够安稳读书的读者都过着与她迥异的体面生活。若是其中有人还会追问“玛吉到底经历了什么”（43页），于她而言已然是最仁慈的结局。
《在黑暗中游戏》：作为“人造自由”的白人性与美国精神
尽管《宣叙调》是托妮·莫里森创作生涯中唯一一篇短篇小说，但它并非心血来潮之物。“莫里森唯一的短篇小说亦是她全部作品拼图的一块……她所有作品都是带着特定的意图与目的完成的。”（Zadie Smit, “The Genius of Toni Morrison’s Only Short Story,” The New Yorker, Jan. 23, 2022）在完成了这次关于黑白难辨的实验十余年后，莫里森接连在《天堂》（Paradise，1997）、《恩惠》（A Mercy，2008）、《家》（Home，2012）等作品中尝试在种族叙事中隐去主要人物的肤色特征，或是倒转人们对族裔身份的刻板印象，结果一度在黑人作家群体中引发争议（“其他黑人作家可能并不会欣赏或关心我的这些努力”，“几十年间，他们致力于塑造鲜明的黑人角色，并为这些角色书写强有力的故事，他们可能会怀疑我是否在进行文学‘洗白’”[177页]）。而在1993年的讲稿《在黑暗中游戏》中，莫里森其实已经言明了这种尝试的必要性：
当一个国家中的人民决定，其世界观既要包括对个体自由的追求，又要包含毁灭性的种族压迫机制，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作家而言，这会是一幅独特的图景。当这种世界观作为一种主体性得到严肃对待时，诞生于其内部与外部的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机会，来理解想象力活动的弹性与重量，它的缺陷与强大。（54页）
莫里森试图通过文学批判，甚至颠覆这种以种族为前提的“自由”世界观，但首先她意识到的是这种世界观的强大。她观察到，在美国早期文学当中，黑人大多以“被驾驭、束缚、遏制与压抑的黑暗形象”（88页）示人，而这种形象恰恰是所谓美国精神——自由、进取、一往无前——的反面。“黑人奴隶制丰富了这个国家的创造力。在构建黑人与奴役的过程中，人们不仅能发现‘非自由’，还能通过两种肤色的戏剧性的对比发现‘非我’的投射。”（同上）换言之，在美国文学中，黑人形象是必要的他者——文学中的“美国”，正是以这种方式构建自身，而这种构建自然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一个国家的文化身份是由这个国家的文学构建并充实起来的”，“而美国文学的‘意识’中挥之不去的，是把美国人建构为一种新型白人这一人们有所察觉但仍问题重重的目标”（88-89页）。若说这种黑人形象是美国精神之基石或许有些夸张，但构建一种他者并剥夺其自由，却是快速培育一种“人造自由”必要的生长激素。
于是背离这一目标的文学作品，往往会被定义为失败之作——典型例子便是薇拉·凯瑟的收山之作《莎菲拉与女奴》（Sapphira and the Slave Girl, 1940）。在莫里森看来，这部作品“几乎被批评界齐心协力驱逐出美国文学殿堂”（69页），并不是出于格局有限或江郎才尽之类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在于凯瑟描述了一个在黑人面前暴露其脆弱性的白人自我；另一方面，那些共同构成“美国经典”的作品——如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索尔·贝娄《雨王亨德森》——无不是彰显非洲主义遭遇反身性的杰作。“‘黑人性’……意味着其自身所有自相矛盾的特征。‘白人性’自身则没有声息，没有实意，深不可测。”（107页）虚构的“白人性”是梅尔维尔笔下的巨大海怪，令人惊惧又充满魅惑，甚至理应成为唯一值得追寻之物——一切看似只能以不可战胜的“白”作为前提，然而其本质却是一场黑暗游戏。
《他者的起源》：镜花水月，或唯一锚点
2016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在美国，奥巴马的总统任期进入最后一年，人们原本期待的“后种族社会”并未成真，“黑命攸关”运动将矛头指向警察暴力。尽管在这一年由奥巴马任命的两位黑人司法部长推动了全国性清查，令警察系统中的结构性问题初步显露，但一切随着特朗普上台戛然而止。
在这一年春天完成“他者的起源”讲座时，莫里森尚且无从知晓这一历史转折。或许当时的她也和大多数有识之士一样，相信“这个国家有意对历史法则发起挑战；它终于要沿着漫长的弧线，走向道德宇宙的正义终点”（139页）。但她一定知道这道弧线注定无比漫长。《他者的起源》延续了二十余年前《在黑暗中游戏》的论题——美国精神如何通过“构建异类、立起藩篱”（140页）而建立并巩固；同时也是对作者自己一生努力的“夫子自道”——她如何尝试通过写作理解他者，以及自我与他者如何冲破藩篱，达成更理想也更坚实的联结。
莫里森依然从历史——奴隶制入手，指出美国黑人在主流文化中的“他者化”源起于奴隶制的浪漫化，后者是让利润丰厚但明显并不人道的奴隶制得到合法性的理想手段。在文学世界中，这种尝试往往呈现为更为隐秘的“人性化”，如《汤姆叔叔的小屋》，“斯托夫人告诉她的（白人）读者：没事的，奴隶们可以控制自己；别害怕，黑人只是想服侍你们。她暗示奴隶的本能是善良的，这种本能只有在遭遇西蒙·勒格里这样恶毒的白人（注意他是北方人）恐吓和虐待时才会被扰乱”（152页）。同样的处理，也出现在《飘》甚至是《哈克贝利·费恩》的黑人形象书写中——尽管马克·吐温显然有心赋予吉姆更多“自由”，但哈克的黑人好朋友本身仍需要足够敦厚善良。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人的“人性化”并不需要其他主体赋予。一旦如此，便意味着他的存在只能作为这一主体的他者成立。浪漫化构建神话，神话指向崇拜——在种族领域，其最终结果自然是肤色崇拜。“成为美国人的文化机制简单明了。一个来自意大利或俄罗斯的移民可能保留了一些母国的语言和习俗，但若想成为美国人，得到他人的承认并且真正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她必须变成一种在她的祖国无法想象的存在：白人。这个身份可能会让她感到自在或者不自在，但它将一直存在下去，并给她带来某些优势和自由。”（175页）正是因为非裔移民并无这样的选项，莫里森才试图在其创作中描述种族记号被抹除的世界——而非像其他黑人作家那样创造令人印象深刻的黑人形象——以此揭示这种崇拜的虚妄。
然而重点在于，自我的脆弱决定了这种以他者化为基础的外在特征崇拜始终不可避免。“这世上有两种思想：一种活在伤口中，一种坐在家里。”（[英]埃利亚斯·卡内蒂:《人的疆域：卡内蒂笔记1942—1985》，李佳川、季冲、胡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330页）这至少对应了我们迎接他者的两种方式：我们可以向他者敞开自我——哪怕是通过伤口——以丰富、巩固我们自身，尽管这样必然会招致彻骨之痛；或是封闭在家中，想象并不存在的他者，将自我的高傲与怨愤统统交付给虚构之物。
在这篇讲稿的最后，莫里森介绍了一部鲜为人知的非洲小说《国王的光辉》（The Radiance of the King, 1954）。通过讲述一个欧洲人在非洲的“启蒙之旅”，加纳小说家卡马拉·拉耶“召唤出一套精细的纯非洲意象词汇，并以此与西方话语展开斡旋”（207页），对非洲主义进行戏仿与反讽。然而拉耶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卡马拉·拉耶笔下的欧洲人历经考验，逐渐得到了启蒙。克莱伦斯最终如愿以偿地觐见了国王……发现那只是一个满身金饰的孩子。他打开了“心中那可怕的空虚”——让他无法与人坦诚相待的空虚——来迎接国王的目光。正是这种坦诚，这种前所未有的勇气，让克莱伦斯那因恐惧而穿上的文化铠甲骤然粉碎……年幼的国王张开双臂，把他搂入怀中。克莱伦斯感受到国王年轻的心脏在跳动，听见国王轻声说着真切的归属之辞，欢迎他加入人类的大家庭：“你不知道我一直在等你吗？”（210页）
或许世间从无他者——有的只是得一叶以障目却误以为重甲在身的芜杂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