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二十年里，我们与时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从一种近乎狂妄的信任转向了痛苦的甚至是忧伤的担心，用 W. H. 奥登的话来说，我们处在“焦虑的时代”。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我们对集体历史还有个人历史的理解，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莱因哈特·科塞勒克曾经指出，我们从胜利者的叙事转向了“失败者的历史编纂”。我们看待历史的眼光已经发生转变，从原来关注庆祝辉煌的记忆转移到现代悲剧的伤害记忆：在过去，那些庆祝的记忆场为我们讲述了辉煌的历史，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庆典似乎将这一活动推至顶点；而如今的讨论总是围绕奴隶贩卖以及殖民主义的影响展开。对于一些人来说，欧洲共产主义的衰落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在这种背景下，最后的殖民地的解放，新民主制的来临，这一切都孕育了我们对现实的态度。现今，这种态度丧失了确定性，逐渐屈服于安全政策和谨慎原则。我们对未来的展望以前还充满希望，似乎可以盼望加强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如今却转向破灭。
面对世界的威胁，人们明白，这些威胁均来自我们以为可以遗忘的古老的统治和压迫，它们没有被埋葬，相反，它们正在重新崛起。同时，尽管我们很少考虑时间的问题，但我们对时间的体验方式已经变得不同。我们与历史的关系如今变成一种悲惨的关系。
在这一新的背景下，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我们的历史框架下，发生巨大变革的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精神创伤为时间的体验提供了新的含义。对所发生的事情，它既留下了心理伤痕，又留下了隐喻式痕迹。
心理伤痕，指的是从前的创伤神经官能症，现在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它们能够提供证明，为心理医生和精神病科医生的干预治疗提供合理解释；隐喻式痕迹，指的是奴隶或土著民的后代以及大屠杀和种族灭绝受害者的后代在他们的诉求中所回顾的东西，它们表现为立法和补偿的诉求。我们想说的是，这种无法言喻的伤痕，如果今天不赋予它一种物质真实性，将其纳入神经连接和大脑神经领域，那么这种伤痕只会留下记忆，而其烙印会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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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哲学家和人类学家关于这一主题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与大部分研究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创伤真相不存在于心理、精神或者大脑当中，而是存在于当代社会的道德结构当中：精神创伤的成功不在于它传播了精神病学知识界发展起来的概念，继而输出到灾难的社会领域；而是在于，它是一种新型关系的产物，一种与时间、记忆、哀伤、债务、不幸以及不幸者之间的新型关系，这种关系是心理学概念定义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过多研究精神病学知识的发展史，而是研究了常识意义上的人类学。我们认为，创伤具有“流动意义”，正如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研究马来西亚超自然神力时指出：“尽管科学思想有能力制止，或者至少有能力部分对它加以控制，但它依赖于所有已完成的思想。”可以说，创伤向我们讲述了我们的时代，讲述了它的时风。它表达了人们整体的关切、价值和期望。当然，我们能够揭示这唯一能指所反映的所指内容的多样性，思考将所有人放在一起考虑是否合理——这些人包括孩童时期遭受性虐待的成年人、地震灾民、犯有战争罪的老兵、亲人被屠杀的市民、重新发现其历史的幸存者后代、专制制度下遭受酷刑的政治活动者。我们认为，所有这些现实在今天都被归入“创伤”这个词汇，成为悲剧如何在当代社会产生意义的一个重要指示：这不是从临床治疗角度——北美精神病学家根据在各种情况中观察到的症候相似性制定创伤后应激障碍疾病分类学，当时他们对这一点做了肯定的说明——而是从人类学角度来说的。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人们设想的不幸和暴力是在现在留下过去的痕迹，对此需要立刻去承担，而不要留到未来去偿还。从这一点来看，如果要讨论安娜·卡普兰所说的“创伤文化”（culture du traumatisme）或者隆·艾尔曼所说的“文化创伤”（traumatisme culturel）（两个人都阐述了个人传记和集体叙事当中悲剧事件留下的痕迹），就要相应地去思考，为了说出——从而为了活下去——世间的暴力行为，精神创伤这种前所未有的发展倾向到底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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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阐述了创伤的思想变化，这种变化使战争的受伤者、事故的受难者，或者更广泛地说，使遭受不幸的人从一个身份被怀疑的受害者（从19世纪末开始便是如此）变成一个具有合法身份的受害者。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它可以使士兵充分强调自己的权利，甚至包括承认犯下的罪行；也让人意识到遭受性暴力的人的痛苦，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讨论了怀疑论的终结。这一变化让人接受并强化了一个新形象，对于想要理解当代社会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核心形象，即受害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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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关于创伤尤其关于受害者的社会科学研究，采用的都是在其看来具有情感归化性质的观点。这一点我们很好理解。事件的强烈性就摆在研究人员面前，那种痛苦和伤害在他们身上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很少有人能够保持足够的距离，将创伤视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把受害者看作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我们坚持的批判研究没有摈弃——另外也没有肯定——创伤诊断和受害者身份。但是，如何避免（至少部分地）将分析变成简单的情感归化，同时不因此造成过分的揭露？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决定转移问题。科学惯例是研究事实的本来面目，那么我们就在它不是事实的状态下来研究事实。确切地说，我们关心创伤和受害者生产过程中的两方面内容（这一般是研究忽略的地方），即什么是它没能说出的东西；什么是它不允许讨论的东西？换句话说，创伤虽然是识别受害者过程中带有普遍性的中性话语，但它在阴影中留下了很多所指和施动者。找出这些空白，就是为自己提供在空白间掌握创伤所描绘的受害者形象的方法。
首先，创伤磨灭了经历。它一方面在事件和背景之间，另一方面在主体和状况意义之间树立起一道屏幕。它用临床术语或公共用语，将发生的事情与经历的事情之间的联系简化为事先规定好的症状或表现（受到创伤这一事实）。与此同时，它规避了经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规避了经历归属多种因素、集体历史、个人生活轨迹、自传中的某个历史时刻的方式。经历过工厂爆炸、房屋被毁、亲人遭受迫害等悲剧，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经历一定受到这个事件的限制，也不意味着人们希望他的经历受到抑制。另外，人们所定义的受害者也是这么说的，他们都能勉强适应这段不得已的经历，让他们获得一个身份，具体来说，就是被人承认的受害者身份。在特定的环境中，他们需要通过承认这种身份来获取赔偿，但舆论的焦点或者难民的身份并不意味着他们赞同这一过程和这一形象。
我们也不能满足于这种社会建构，尽管心理检测和精神病学观察证实了它。在发生海啸之前（和之后），印度尼西亚亚齐省的灾民就已经是政治统治、军事镇压和经济边缘化的受害者。在卡特里娜飓风发生之前（和之后），新奥尔良的受灾者就已经是贫困、种族歧视和阶级不平等的受害者。对于这些现实，创伤不仅什么都没有说，还将其模糊化了。创伤作为共识话题，消除了表面的不平。这样一来，人们明白，受害者本人，即作为本来被定义的社会施动者，可以对创伤提出诉求。
因此，如今创伤提供了一套话语体系，围绕奴隶制、殖民制度和种族隔离制度，说出了过往的伤痕。在创伤运动倡导者的努力下，创伤重新成为要求承认记忆多样性的斗争论据——尽管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暴力。因此我们明白，这种承认是有选择性的。
其次，创伤实际上选择了它的受害者。运动倡导者指出，创伤具有普遍性，因为它是事件的印记，但调查结果显示，创伤的使用具有差异性。图卢兹工业事故发生后，爆炸街区的居民以及整个被波及的城市居民都被认定为创伤受害者，这也为精神健康专家进行干预治疗提供了正当理由。但工厂的工人因为悲剧的发生而遭到谴责，精神病医院的精神病患者被人遗忘，他们没有完全获取到受害者身份。人道主义精神病学尽管在全球范围得到发展，但它更容易与亚美尼亚、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的苦难人民，而不是卢旺达人、利比里亚人和刚果人打成一片；虽然在军事冲突当中它也努力承担双方受害者的救护工作，但是在评判伤痛的时候，压力依然存在，人们会根据受害者是科索沃人还是塞尔维亚人，是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做出评判；一些专门协会尽力为遭受酷刑和压迫的受害者提供治疗，没有区别对待，但它们也经常面临态度选择问题，即如何对待曾经的施刑者（或者同谋者）、如今的避难申请者；这不是高乃依式的选择（情感与义务的矛盾），他们有时候会拒绝曾经遭受政治暴力的患者，因为他们的前期病理属于普通精神病学。
指出这些冲突甚至矛盾，并不是要谴责这些实际行为，只是强调现在围绕创伤展开的道德差异性之间的界限。大家都注意到，在泰国海啸之后，国际活动（包括以创伤为中心的国际活动）比巴基斯坦地震之后的规模要大很多，这是因为在泰国海啸中，人们很快就为西方游客提供了医学心理学紧急援助措施，而这种举措在巴基斯坦地震救援中是没有的。有两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创伤的确认和对受害者的差别化对待：
一是政治负责人、人道主义活动者、精神健康专家相对于他者差异性产生的距离感做出的鉴定，也就是他们的文化、社会也有可能是本体论上的相近性；二是根据目标的合理依据，根据不幸和痛苦先验地做出的定性分类，这意味着一种政治性的往往是伦理性的评估。这样一来，创伤的倡导者在不知不觉中利用创伤重新塑造了“好的”受害者和“坏的”受害者，至少是在受害者当中建立了正当性等级。
因此，创伤在今天之所以发生如此明显的变化，是因为这种变化同时以微妙的方式出现在个人和集体之间，出现在它对前者施加的政府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和允许后者形成的凝聚力之间。补偿、见证和证明毫无疑问都是这种变化引起的，但它们根据地点、悲惨事件和人物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分配方式。因此，即使它表明受难者人性平等，即使它宣称集体记忆依靠每个个体的命运，必须经过补偿、见证和证明这些过程，创伤依然被当作人与人之间新的分配原则来利用。创伤性事件的性质、预先赋予遭受痛苦者的生活价值、国家不顾其他社会成员而对另外一些人采取的保护，这些都将使安慰优先通过下面三种情形之一来完成：补偿、见证、证明。
在补偿中，每个人获得的正当权益与认证程序无关，它是必然性的产物，其目的在于保护集体统一性，相关事件（如恐怖袭击或图卢兹工厂爆炸）是不可争辩的，有可能动摇法庭审判。在这里，当每个人的权益得到保障时（除了被遗忘的人之外），补偿就会减弱整体的集体性。相反，在见证当中，集体维护的目标通过每一位见证者的个人片段得以加强和丰富，集合起来保证集体命运的叙事。在这里，每个创伤中间人维护的集体理想模糊了个别状况，个人视野重新成为附属因素，他意识到，当一些人所维护的目标与集体命运不符的时候，为这些人作证具有极大的困难。最后，在证明中，关于事实真实性的个体调查也是争议的理由，甚至是否认其他大陆上发生悲剧的
集体真实性的理由，从而规避了国际责任。在这里，不确定的个体命运从集体命运轨迹中被删除，重新回到个人叙事的真实性上，但这一次是根据国家共同体保护这一高级利益展开的。
显然，人们对创伤的利用完全根据这些变化的多样性进行调节，甚至掩盖了使用中所表现出的不平等性。也许正是这一点展现了它的力量。
精神创伤的道德结构
创伤作为心理学范畴的概念，产生于19世纪末。当时它是以与肉体伤口相关的医学概念为基础创建起来的，如今它依然保留着这份记忆，在精神伤痕或身体伤疤这些词中，人们依然会想到这个概念。20世纪末，它再次出现在革新的精神病分类学领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仅限于临床以及相关领域（包括不一定是病人的患者，也包括经历过创伤事件的人），同时也使临床诊断变得更加完善（确立创伤后应激障碍基本现象学）。这样一个新的现实似乎规避了所有道德规定，因为它建立在症候学基础之上，取消了对事实和行为者的判断：从规定新病症的所有迹象来看，强奸、酷刑和事故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正如受害者、侵略者和证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一样；唯一考虑的就是事件留下的痕迹。
然而，它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道义被赶出门去，又从窗户进来。或者说，它从未消失过。而且，它今天是作为伦理道德范畴，而不是心理学范畴的事物取得成功的。图卢兹受灾者、巴勒斯坦青年以及政治难民的创伤是一个常识性概念，在被心理医生和精神病科医生证实以前，它呈现的是一种社会接受形式。而且，当精神健康的职业人员被动员起来证明诊断结果时，他们拒绝发表意见，甚至拒绝承认疾病类别的恰当性，而是指出它的相对稀少性和无效性。如今，创伤成为一种道德评判，而不仅仅是一个临床现实。
因此我们理解到，集体创伤和个体创伤很难界定，就像跨代遗传和历史性创伤很难界定一样。在回到弗洛伊德关于原型谋杀在犹太人社会正当论（sociodicée）中的推测时，我们不需要寻找任何理由来解释如何从一种创伤过渡到另一种创伤。人们将事实真相与创伤联系起来，试图通过创伤来讲述“二战”纳粹屠杀犹太人事件幸存者的经历，讲述亚美尼亚和图西族种族大屠杀幸存者后代的经历，讲述奴隶制和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受害者的经历，这一切反映的不是临床治疗，而是一种评判，一种历史评判。或者说，今天的创伤更是一种道德定性，而不是一种疾病分类，它规定了合法受害者的范围，最多通过疾病分类强化了道德定性的合理性。创伤说出了现在与历史之间这段痛苦的联系。它建立了控诉的恰当性和动机的公正性。最后，当代社会对世界不幸者具有道德责任，而创伤规定了这一意义问题化的经验论方式。
本文摘自《创伤的帝国》[法]迪迪埃·法桑 / [法]理查德·李森特曼 著，刘文玲 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