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Nicholas Williams（魏宁），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副教授，美国《唐学报》（T’ang Studies）编辑，西雅图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博士。他师从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荣休教授康达维（David Knechtges），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诗歌，尤其以对《楚辞》的翻译和研究获得学界广泛关注，他的学术兴趣还包括佛教研究和翻译研究。澎湃新闻对魏宁副教授进行了专访，谈及他的学术经历、《楚辞》翻译以及对“招魂”的研究。
魏宁副教授的两本专著在2022年问世，儿子也在这一年诞生，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张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澎湃新闻：康达维教授是美国和世界汉学界最久负盛名的泰斗之一，作为他的学生，能否谈谈康教授在治学和为人方面对您有哪些重要的教导和启发？
魏宁：康达维教授在中国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他所翻译的《文选》以及对其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按：康达维教授的英译《文选》在2014年获得中国出版业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同时他也是一位鼓舞人心的老师。
康教授对我的榜样和激励作用是难以言表的，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一直慷慨地倾注时间阅读和纠正他的学生与其他学者对中文文献的翻译。我记得有一天他告诉我，他用了一整个上午去帮助一位在欧洲求学的博士生纠正其翻译中的错误。如果不是康教授事先检查过那些文章和学术专著，很多广为人知的教授的作品中都会隐藏着各类讹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为别人的作品所做出的这些帮助是不具名的，因此，康教授对世界范围内中文文献翻译质量的提升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对我来说，这个例子表明，康教授以身作则地展示出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精准地翻译中文文献，不仅是在他自己的作品中，而是在整个学术领域。他并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只对自己的作品追求完美上，而是永远用个人的时间帮助他的学生和同事。事实上，当我们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学习时，为了让我们可以随时与他交流我们的研究，康教授办公室的门每一天都是敞开的。由于他在几十年来如此慷慨地分享他的时间，使他《文选》的翻译进度比他所预期的要慢，但他对整个学科的影响则更为深远。
2010年，魏宁和康达维教授在香港洲际酒店
澎湃新闻：今年五月，您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举办的“中国诗歌与文献学专题研讨会”（symposium on Chinese poetry and philology），庆祝康达维教授的八十岁华诞。怎么想到办这样一个研讨会？会议主要聚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文学，您认为这能否反映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趋势？
魏宁：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康教授指导了约六十位博士，大部分都是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学生。作为他的学生们，我们的研究兴趣虽然涉及诸多不同领域，但博士期间的学术训练，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塑造作用。特别是康教授对文本极其细致的阅读，一直是我们的模范。我希望通过组织这次会议，展示出我们在毕业后仍然积极从事着各类学术研究，这是向我们的导师致敬的最好方式。
康教授对《文选》的翻译主要关注其中的韵文，而我本人的研究则聚焦于中国诗歌，所以我所组织的这次会议自然围绕着诗歌主题，但康教授传授给我们的精读文献的方法实际上可以更广泛地应用于各类文本。这些方法包括：准确解读词语的含义、比较一个文本最早期的版本、了解其中的典故和引用文献、研究其历史背景、理解其音韵的变迁，以及研究各类古代文本（无论是历史、宗教还是政治性质的文本），都是非常有用的技巧。因此，为了使会议能够恰如其分地体现出我们所受的学术训练，它不仅需要涵盖中国诗歌，还需要包括一些我的同学所进行的其他类型的文献学研究。
我认为本次会议所呈现出的创新性反映了康教授对《文选》的研究不仅对他的所有学生，并且对整个学术都具有启迪意义。20世纪关于中国中古（medieval）文学的研究曾经存在一种倾向，即仅关注诗歌这一体裁，并通过诗歌的主观性（subjectivity）和其中的自传元素（autobiographical elements），在这个相对有限的框架中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康教授等学者引起了我们对“赋”和同时期其他类型文学作品的重视，向我们展示出这个历史时期实际上比想象的更为复杂（complex）和多样化（diverse）。这一点在本次会议论文的研究范围中得到了体现，这些论文通过考察一些曾经被低估的作品，如谶纬（apocryphal and weft texts），或唐代的俗赋，引入了学术研究的新视角。
最新译作Elegies of Chu: An Anthology of Early Chinese Poetry入选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牛津英文经典（Oxford World's Classics）
澎湃新闻：已故牛津大学教授、《红楼梦》的翻译者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等学者曾经翻译过《楚辞》。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翻译了最新版本的《楚辞》？您的《楚辞》英译本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能否介绍一下您的翻译特色？
魏宁：大卫·霍克斯是一位卓尔不群的天才译者，他翻译的两部极具挑战的中国书籍——《楚辞》和《红楼梦》，不仅风格独特，且极具影响力。他是一位敬业的学者，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红楼梦》的翻译中，放弃了在牛津大学的教授职位，退隐到乡村生活。他的《楚辞》翻译是在职业生涯初期完成的，基于其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该论文主要关注《楚辞》的年代问题和语言特征。霍克斯在1940年代曾经在北京大学学习，因此他的翻译也是建立在闻一多等中国学者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之上的。
我非常欣赏霍克斯翻译的《楚辞》，不过与此同时，如今距离霍本翻译的诞生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在此期间，《楚辞》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霍译本深受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启示——这种影响也见于闻一多的作品中——把《楚辞》中的诗歌看成一种反映上古文化原型的民歌。这一点也体现在霍克斯对楚辞书名的翻译上——Songs of the South（《南方的歌》）。他在翻译中追求的是这部作品中最真实和早期的深层意义，并认为它们可以体现出中国文化神秘的起源。
不过从195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关注《楚辞》选本和整个中国中古文学的联系。《楚辞》中的诗歌可以被视为汉赋这一文体的早期典型。事实上，《楚辞》本身就是在汉代选编的，而其中的多首诗歌也是在汉代写成的。这并不是说我同意一种现代的假设，即《楚辞》的内容都是写于汉代的——很多诗歌显然是在战国时期的楚地创作的。但即使是在楚地，它们的创作者也都是和屈原类似的人——作为精英的朝臣和巫师兼作家，而诗歌的受众则包括楚国国君在内。正因如此，这些诗歌并不是普通人思想无意识流露的产物，而是富有文采且充满激情的作家精雕细琢出来的。因此，我的目的是强调这些诗歌对修辞的运用，因为他们是在上流社会中精心写就的。
从霍克斯以来，丰富的《楚辞》研究成果不断在中国涌现，使对其的翻译变得更加容易。许多中国学者的研究都对我很有帮助，特别是黄灵庚的作品。他对多个《楚辞》版本的研究让我们得以更加接近这部作品在汉代的本来面目。所以在我的译本的许多地方，我不需要像霍克斯一样不得不猜测某一句的意思，而是可以在充分的文本证据和平行段落（parallel passages）的基础上，选择其中一种合乎事实的阐释方式。
恐怕我的翻译没有霍克斯的那么优美和明晰，但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它和原文的形式与本质更加接近。
澎湃新闻：您在这本译作的致谢中感谢了著名汉学家、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荣休教授Paul Kroll（柯睿）教授和您的导师康达维教授之外，还特别感谢了您的父亲对您研究《楚辞》的鼓励，可否请您谈一谈家庭和成长背景对您学术之路的影响？
魏宁：师从康达维教授的经历为我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奠定了基础，柯睿教授既是我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位楷模，也是我的朋友和导师。另外，我能够从事中国研究，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家庭环境。我成长在一个学术家庭，父亲曾经是科罗拉多大学的法学教授，后来被任命为华盛顿特区的一名联邦法官。我的母亲是一位英国文学博士，曾在多所大学任教，最后成为一名图书馆员。我的家庭一直与亚洲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的姑母嫁给了一位日本人，已经在东京居住了六十年，而我的祖母则一直着迷于东亚的思想和宗教，在去世前成为了一名藏传佛教徒。
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给我任何职业选择上的压力，而是完全让我自己决定，而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希望我找到一份能够在才智运用上令人满意的工作。因为他们的教育和爱，我在进入中国文学的宝库之前曾经涉猎过多个领域。（按：魏宁副教授拥有哈佛大学数学学士学位）作为一名英语母语者，研究中国文学需要面对的语言障碍是很大的，如果我的家人没有给予我毫不动摇的鼓励，让我一直追随着自己在学术上的好奇心，我很可能无法坚持下来。
虽然我父亲的专业是法律，但他在历史、经济和文学等领域有着极其丰富的知识。当他还是一位法官的时候，他对俄罗斯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出版了两本有关俄国革命前改革家的专著。我非常遗憾他于2020年去世，不能看到我完整的《楚辞》翻译。他曾经非常认真地通读了我的翻译初稿。我希望能够和他一样，对于思想和辩论有着理性和纯粹的追求。
Chinese Poetry as Soul Summoning，本书前三章梳理了中国古代“魂”的概念与“招魂”主题在汉代及以前的文学作品中的体现，第四章聚焦于唐代对“冤魂”的召唤，第五章讲述了宋词中香气和感官的关系，最后一章剖析了明清的文学作品如《牡丹亭》中死而复生的概念
澎湃新闻：在您最新出版的学术专著中，为何会选择“招魂”这个题材作为您的研究方向？
魏宁：我的书之所以会围绕着“招魂”这个主题展开，是出于两个不同但是有所交叉的原因。首先，我认为相对于《离骚》和《九歌》，《楚辞》中的招魂诗经常被忽视。现代对《楚辞》的研究重视《离骚》中所谓的“主观性”和作者身份（authorship），因为他们与历史人物屈原息息相关。这本身并没有错误，但事实上，早期《楚辞》选本中有很大一部分和屈原本人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具体来说，《招魂》和《天问》广泛讨论了其他话题，涉及神话、历史和精神话题。我目前正在进行对《天问》的研究，研究成果也将于近期问世。
第二个理由是，在我看来，“招魂”这一主题被广泛认为对中国文学至关重要，影响力一直延续到《牡丹亭》及其之后。最初激发我研究这个题目的契机是观看了《牡丹亭》的一些唱段后，发现其中的很多意象都与《楚辞》有密切联系。这让我意识到《牡丹亭》的情节本身就是一场成功的“招魂”。所以我开始好奇这之间是不是有更深刻的联系。通过阅读不同时代的诗歌，包括唐诗宋词，我又发现了更多重要的诗作是以各种形式围绕着招魂主题的。
在我看来，大多数有关中国诗歌的研究都把招魂视为一种来自战国楚地的古老仪式。后来的作家们在提到它时只是将其作为历史典故。至少我自己在最开始也是这样思考的。但是，恰恰相反的是，“招魂”成为了如今中国道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招魂”并不应该被视为一种装饰性（decorative）的、陈旧的（archaic）意象，而是自《楚辞》时代一直延续至21世纪的诗歌创作的强大灵感来源。
澎湃新闻：您的研究跨越的时间很长，从上古中国一直延续到明清，深刻体现出了在每一个时代，“招魂”这一主题存在于不同的文学体裁中，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所召唤的“魂”也不尽相同，除了《楚辞》文化传统这一贯穿始终的线索，请问您认为为什么“招魂”这一主题在中国文化中会有这样经久不衰的魅力？
魏宁：很多文化中都有和英语soul（灵魂）这个词所对应的概念，即指代个体身份（personal identity）中相对于肉体的那个方面。当然，不同的哲学家和宗教传统将他们解释为不同的概念。柏拉图认为灵魂是不灭的，并会在肉体消亡之后永远存在。一种来自印度的观念是个体灵魂最终会融合成一种单一的、普遍的宇宙灵魂（universal world-soul）。中国文化中灵魂概念的特殊之处，也是招魂仪式的基础，就是认为有两种灵魂——“魂”和“魄”。这种观念并不仅存在于中国，在亚洲巫术文化中都是常见的。
这种观念可以被理解为对于个人的心灵和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种合理的理解。基于其他文化传统中的概念和现代科学，我们可以重新阐释和更加深刻地解释这种观念。但是“魂魄”的概念在文学表达中是极其丰富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概念基础：出于渴望或是悲伤，一个人可以感觉到与特定地点脱节，或是自我疏离。中国文化中灵魂的概念将这种感觉解释为一个人的魂和魄分开了，魂离开了躯体，游离到了其他地方。
一旦确立了这一信念，以及可以恢复魂魄完整性的招魂仪式，这成为了众多文化形式的基础。在我的书里，我想说明这在中国诗歌中尤其重要，并有助于解释中国诗歌形式的多样丰富。“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现代学术研究并没有强调“词”与《楚辞》或巫术文化的关系。但是，词的一个关键魅力就是它运用外在世界的意象，如悲伤、渴望或怀旧之情，来传达一个人的感受。灵魂离开故土、被诗人的声音唤回——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方式来解释词不可思议的美感呢？
至少，这是我在书中的论点，我很期待在未来听到中国读者对此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