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2日海南，黄有良老人生前近照。苏智良 供图
就在2017年世界第五个“慰安妇”纪念日（8月14日）前夕，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黄有良老人，于8月12日晚在海南陵水家中去世，享年90岁。
据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资料，日军占领海南陵水后将黄有良抓进了藤桥慰安所，只有15岁的黄有良沦为日军性奴隶。2001年，黄有良等“慰安妇”幸存者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至2010年三审结束，中国原告败诉。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自1995年起，中国大陆24位日军“慰安妇”幸存者发起4个控告日本政府的起诉案，原告方全部败诉。随着黄有良老人的离世，大陆所有“慰安妇”原告均已逝世。
黄有良老人（右一）再次来到当年的慰安所遗址前，向大家讲述受害的故事。 苏智良供图
苏智良和黄有良老人有过多次接触，从2000年到2014年，他曾多次到陵水探望老人。老人也曾到东京、上海作证控诉日军暴行。
2000年时，苏智良与妻子陈丽菲陪同黄有良老人去寻找慰安所的遗址，正遇上该房屋遭遇火灾。当时老人在慰安所遗址前百感交集，“她认为应烧掉，因为那是痛苦的记忆。”这座藤桥慰安所改变了黄有良的人生轨迹，从此苦难缠绕70余年。
2000年，苏智良、陈丽菲、西野瑠美子等陪同黄有良老人去寻找慰安所的遗址，正遇上该房屋遭遇火灾，黄有良老人在藤桥慰安所遗址前留影，百感交集。苏智良供图
苏智良与陈丽菲还为老人做口述史。在口述整理中，黄有良老人回忆，藤桥慰安所旁边就是日军据点，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门口都有哨兵把守，不准我们随便走动。白天我们做杂工，扫地，洗衣服；夜间就有日本兵来找……不听话会被打。我很怕，被逼着，叫干什么就只好干什么……有时（日本兵）强迫（我）做各种样子……”
两年后，黄有良家里以父亲“去世”为名，哀求日军放黄有良回家一次，从此逃出苦海。可噩梦并没有结束。
村里老一辈的乡邻们都知道黄有良儿时被日军掳掠遭受凌辱的这一段历史，因此老人有过非常痛苦的经历：她只能找了一个得过麻疯病的男人做丈夫，丈夫还会看不起她，甚至打骂她，小孩有时也会说母亲。
黄有良老人曾亲口说：“由于我有这段经历，村里人，特别是小一辈的，不清楚，背后议论……骂我是给日本人睡觉的……丈夫要当干部，小孩入团入党，都不可以。”
“我是一个苦命的人。”她如此总结自己的命运。
但当问及是否愿意去日本起诉时，老人家很坚定：“我愿意到日本，当他们的面，控诉他们。要他们赔礼道歉。我不怕。”
2001年11月28日，东京，黄有良大娘出席听证会。苏智良供图
2001年7月16日，黄有良与陈亚扁、林亚金等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苏智良告诉澎湃新闻记者，黄有良多次到东京，向法官和社会人士讲述日军性奴隶制度暴行。2006年8月30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驳回。此后，黄有良等上诉东京高等法院，2009年3月26日，原告们又遭到二审驳回。黄有良等不屈不挠，再次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2010年3月2日 终审判决，判决原告败诉，但法院承认了日军暴行和黄有良等受害的事实。
也是在8月14日，我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电影《二十二》正式公映
在《二十二》之前，还有一部《三十二》。2012年，导演郭柯在偶然中得知了“慰安妇”幸存者韦绍兰老人的故事，感动下将她的故事拍成了纪录短片《三十二》。取名《三十二》，是因为当时中国大陆还有32名幸存的“慰安妇”。
然而到了2014年，却只剩下22位幸存“慰安妇”。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的“消逝”让人感慨，郭柯团队决定将中国大陆所有剩余“慰安妇”幸存者完整记录下来。他们走了5个省，29个地区，说是“与时间赛跑”一点也不夸张。
在两次拍摄中，苏智良都是影片顾问。“她（黄有良）也是《二十二》的主角之一。”苏智良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目前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从200多人锐减到了14人，“这14位幸存者分布在海南、广西、湖南、湖北、浙江和山西。她们是我们民族的前辈，平均已超过90岁了，身心遭受极大的创伤。我们应向韩国学习，尽全力关爱她们，帮助她们。帮助她们就是帮助我们自己。”（文/罗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