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元年（1662）发生的南浔庄氏私修《明史纪略》之案，是清朝初年与私撰明史有关的一场大狱。除浙中名宿查继佐（1601-1676）、陆圻（1614-？）、范骧（1608-1675）因首告庄氏之书有所违碍而得免于难外，名重一时的浙中文士如潘柽章、吴炎等人，多因牵涉本案而毁家甚至满门丧命。又因本案量刑之酷烈、后续影响之深远，中外学者已留心此事，从考辨案情细节、分析案件对清代私修明史的影响，以及案中主要人物在本案发生前后的经历等角度进行了论述。不过，由亲历者陆圻之女陆莘行（1652-1708后）撰写的《老父云游始末》（现存清钞本二种，国家图书馆藏），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查、陆、范三人中，惟陆圻的心事因女儿的追述有迹可循。从《老父云游始末》切入，再结合清人的相关文字，可以窥知涉入史案的众人心境与创伤体验，以及陆氏族人的身份认同如何随世代而转移。
《秋思草堂遗集》清抄本书影，一题《老父云游始末》
遗民：山中高着辽东帽（1644-1661）
陆圻，字丽京，又字景轩，号讲山，浙江钱塘人。父运昌原名铭勋，字孟鹤，崇祯七年（1634）进士，知吉水，为复社名士。陆圻为运昌长子，有弟培、堦、垿、垣、?，六人皆有才名。其中，陆圻、陆培、陆堦名声最著。诗文、医术俱佳的陆圻又列“西泠十子”之次，堪称名重一时。陆培字鲲庭，号部娄，万历四十五年（1617）生，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陆运昌曾评价陆圻、陆培兄弟：“圻温良，培刚毅，他日当各有所立。”（《明遗民录汇辑》）
崇祯年间，陆圻、陆培兄弟成立了登楼社（又名揽云社），当时的名士严颢亭沆（1617-1678）、吴锦雯百朋（1616-1670）、朱近修一是（生卒不详）等人皆与此社，复社名公陈子龙（1608-1647）亦曾多次参与登楼社的活动。明亡后，陆培入弘光为行人司行人，在弘光元年（1645）闰六月见复明事不可为而自杀殉国。与陈潜夫（1610-1646）合作的陆圻，在潜夫殉国后避走福建南安，于辗转中伺机抗清。由于清初讳言南明史事，陆圻在福建的具体活动实属晦暗难考之史。不过，陆圻拒斥新朝、坚定的明人身份认同，是十分明显且毋庸置疑的。他在福州薙发为僧的举动，正合当时遗民纷纷逃入禅林的风潮。（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十六《陆丽京先生事略》）
顺治三年（1646）、四年（1647）之交，陆圻应其母之令归乡。途中，他“彷殉节故人遗迹”，辑录若干殉烈明臣的事迹为“殉节诸公卷”。回乡后，他以卖药、行医维生。（孙治：《孙宇台集》卷二十八《题陆丽京集殉节诸公卷后》）友人评论此期陆圻的状态是：“避世井中史，全生肘后方。”（王岱：《了庵诗集》卷八《陆丽京沽酒湖楼》）陆圻记三案、弘光及隆武朝遗事的两卷《陆子史稿》，似乎作于此时。顺治七年（1650），陆圻听闻兵部侍郎王翊（1616-1651）攻破新昌一事，半夜叫醒黄宗羲“击节起舞”。（黄宗羲：《思旧录》）可见，陆圻心中一直存有复明、思明之志。与陆圻交好的戚友，如其挚友兼妻弟孙治等人，大多也以遗民居于世。少数仕于清的故交，也都陆续因各种事情被罢黜甚至遭逢破家之难。时间推移至顺治十八年（1661）、康熙元年之交，随着庄廷鑨《明史纪略》在江南的刊印与流行，一场横祸即将降临在懵然未觉的陆圻及其族人头上。
今日之南浔
奇祸：一家累卵杳难明（1662-1663）
康熙元年春二月，陆圻的遗民友人王猷定在浙中病逝。在送归猷定灵柩归乡的途中，有人告知陆圻“湖州庄姓者所著秽史，抵触本朝，兼有查、陆、范评定姓名，大为不便”。查、陆、范，即日后率先举发庄氏之史的查继佐、陆圻、范骧这三位浙中名士。陆圻初闻此事的第一反应是讶异，他回应道：“风马牛不相及也，何得有此？”但时人心里应当都明了“抵触”一事在当时紧张的政治环境中非同小可：帮助庄氏修纂《明史纪略》理学诸人传记的张隽在“祸未发时”，就“已知其非”，于是仓惶“逃于僧舍”。陆圻曾亲眼目睹好友孙治在顺治二年（1645）被人“挟私怨中先生（孙治）以奇祸”、丁澎在顺治十四年（1657）受科场案牵累而被流放。（《孙宇台集》卷首顾祖禹《孙宇台先生遗集序》）他自己也曾在顺治四年被疑“为奸细”而被捕。（《孙宇台集》卷十五《亡友陆彦龙赵明镳胡介合传》）所以，陆圻还是把与自己“风马牛不相及”的庄氏史稿放在了心上，“归家自思”，决定前去所居不远的查继佐家中打探情况。
在查氏家中，陆圻“见案头果有此书”，于是对查继佐说：“此何物，尚置是耶？若不早图，祸将作矣。”所谓“早图”，即随后查、陆、范三姓联合向学道提交呈文，申说他们与庄氏史稿毫无关联，从而撇清干系、保护自己的行动。向官府辩明此事之后，查、陆、范三人恐怕都以为他们的问题已经解决，故“三人视若平常，亦不问矣”。（范韩：《范氏记私史事》）即便庄氏已被以恶意举报富家、敲诈财产、害人性命闻名江浙的恶棍吴之荣“抱书击登闻鼓以进”浙江各级官府，“尽人言籍籍”，陆圻仍然不以为意。陆圻甚至对忧心忡忡的妻子、“即呕血数升”的长子说：“板碎矣，悠悠之口，何患焉！”随即离家前往台州云游三月有余。
陆圻之所以胸有成竹，是因为知道《明史纪略》的书板已被官府劈毁。当时，庄氏为避大祸，一边以重金贿赂知府陈永命（？-1662），“吊出书板，劈毁置库”；一边打通关节，“将书三部呈送通政司、礼部、察院三衙门”，争取更上级的官府为此事定调，得到了“事可消弭”的答复。（费之墀：《费恭庵日记》）对陆圻来说，即便之后仍有人要以印本兴狱问罪，他也可以自辩为受人构陷。没有庄氏所刻之板作定罪的实据，陆氏肯定不致灭身毁家。更重要的是，官府劈毁书板向众人传递了息事宁人的信号。既然已经澄清情况，官府又希望宽大处理，他又何须畏惧？
然而，同年秋天，因吴之荣进京上控、捏告，代康熙帝执掌朝政的四大臣（即索尼、鳌拜、遏必隆、苏克萨哈）震怒，此案情势急转直下。（翁广平：《书湖州庄氏史狱》）为庄氏之书作序的李令皙（？-1663）“谋以千金令陈紫菘至都求吴救解”，却不想吴之荣受人钱财后仍坚持控告。（《费恭庵日记》）庄氏之案遂不可解。随着风声渐紧，陆圻对妻子叙述梦兆：“吾梦神人谓余曰：‘尔诗文之祸起矣。’将来不知何似。”惶恐不安的情绪逐渐蔓延至全家，常常见到父母“唏嘘偶语”的陆莘行即使年纪尚幼，也因感到家中氛围有异而叩问情况。十一月十五日，陆圻恰巧在出门时遇到前来拘捕他的两个小吏。由于主事的推官纪元（1634-？）在“未第时即与吾父（陆圻）有交”，小吏并未使陆圻难堪，而是借纪元“相延视疾”的借口，颇为委婉、客气地说“父素善鉴，故驾言也”。似乎对厄运有所预感，陆圻向小吏请求道：“今望日，须一奠吾母而往。”祭奠之时，陆圻“哭声甚哀”，其弟陆堦“急入内，连呼仲兄速往随父”，其妻与陆圻的两个儿子“悲号趋出”，陆莘行也“大恸踵后”。不惟家人，故交纪元在见到被系至钱塘县狱的陆圻时，也“惟有挥涕而已”。
十二月，四大臣令“执庄生之父及其兄廷钺及弟侄等，并列名于书者十八人皆论死”，于是“督抚差解官龚姓者”将查、陆、范三人押解进京。（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书吴潘二子事》）由于查继佐与杭州知府丁裕初（生卒不详）有私交的缘故，陆圻得在临行前与家人辞别。在陆莘行的回忆里，陆圻回家辞行时“举家骨肉号哭震天，伯姊双手举父锒铛，一恸几绝”。同月十五日，陆圻由水路进京。他“背予（莘行）挥泪”，叮嘱前来送行的妻子“此女素所钟爱，且远字龙山，可善视之”，又叮嘱长女“吾素知汝贤孝，母与弟妹全赖于汝，勿以我为念也”。陆氏戚友皆知陆圻此行生死未卜甚至凶多吉少，故陆莘行之“母及庶母徐、两兄送（圻）至嘉禾（即嘉兴）”，“翁鲲涛祝公乘小艇候于道左，赠金洒泪，郑重而别”。江浙一带虽然河网密布、水路发达，但陆圻由钱塘启程，戚友一路相送至嘉兴，仍是颇有一段水程。必须上京到案的陆圻对妻子说道：“相送千里，终须一别。行矣！毋乱我心曲为也。”奇祸虽作、难料死生，但此时尚未累及家人。看到亲友相送，陆圻的心绪到底有多纷乱呢？他又叮嘱两个儿子：“汝等惟以孝母为事，谨守礼义，终身不必读书，似我今日。”出身科举世家的才子陆圻竟要求儿子们“终身不必读书”，或许正出于自己身陷诗文之祸的深思熟虑。若子孙不通文墨，想必这样的大祸也不再会降临至日后的陆氏家族。赴京途中的陆圻，还是认为陆氏宗族能逃出生天、得以保全的。
陆圻的家人一直十分惊慌忧虑。在陆圻一行尚未抵达京城前，先于他们到京被讯的庄廷鑨之父庄胤城已经“不胜毒楚，瘐死于狱”。（杨凤苞：《秋室集》卷五《记庄廷鑨史案本末》）这个消息似乎已由陆圻之弟陆堦，或是陆氏家仆褚礼从京中传回钱塘陆家。（毛奇龄：《西河文集》墓志铭卷十五《陆三先生墓志铭》；《老父云游始末》）康熙二年（1663）正月十八日，陆莘行的母亲“梦曾祖妣沈太孺人举箸呜咽”。已逝的祖先沈氏在其忌辰前一日入后人之梦，又恰逢年例祭祀祖先，不免令人心生疑窦。十九日，众人“收新年所悬神像”时又“见诸像皆作愁苦状”，莘行之母遽然心悸，“命仲兄（陆寅）至陈庵祈签”。却不想“百余人随一官到”，正是“京中事发，官来籍没”。来自京城的礼部侍郎吴达礼（1615-1681）、刑部侍郎对喀纳（1619-1675）在浙江展开了大规模的拘捕，范围包括所有参订《明史纪略》之人的家属。当晚，陆氏阖族“五房上下计三十口，俱押至总捕班房”。听闻消息的陆氏姻亲趁着夜色纷纷前来探视、商议对策。如“伯姊翁锦雯吴司李（吴百朋）、仲姊翁甸华沈文学二父执手持火把至窗外”，试图将前去陈庵抽签的陆圻次子陆寅藏匿起来。陆寅的大舅父“宇台孙公（孙治）亦恸哭而至”，打算竭尽全力协助藏匿陆寅。但陆寅还是选择主动投案，认为：“举家为戮，何以生为？”二十六日，查、陆、范三姓家属均已被拘系到齐，被押至贡院点名。随着案情的恶化，陆氏全族也被牵累其中、生死未卜了。
陆圻于正月二十四日到京，与查继佐、范骧一同关押在刑部大牢。跟随陆圻进京的陆堦在京城不断寻求各方亲故的帮助，包括裘效诚（1608-1694）、严沆等。裘氏“出白鏹五千，关通要路”；严沆“为掖垣”，一边协助陆堦、褚礼主仆藏匿，一边“回致书浙省当道，力为暴白”。似乎由于本案牵连太广，无法将涉案的全部人犯押解进京、进行审理，清廷决定派官员赴杭州处理。查、陆、范等人，被命令“回浙候审，即日出京”，于三月初六抵达杭州后“入营监守，全家被系”。“营”，即杭州旗营的军狱，是浙江戒备最森严的监狱。据陆莘行回忆，当时被关押在此的有“庄姓父子、朱姓父子、花里毛氏姓、前任文宗赵教谕、陈永样，吾父及查、范，湖州新任太守谈某，尚有评文姓氏多人，不能记忆。”莘行之所以“不能记忆”，一方面应该是由于她年纪尚幼，一方面与当时家属均被关押在羁候所、并未与“评文姓氏”众人同处有关。想必陆圻不会不记得跟他关押在一起的人，毕竟他们“虽受桎梏之苦，而满洲佟将军颇加爱护，饮食供奉无或缺，故得以诗歌相倡和”，既是患难之交，也称得上是以文会友。（《书湖州庄氏史狱》）虽然陆圻入清以后的诗文存世甚罕，无法判断他是否参与了这些唱和，但他至少不会对众人的诗文懵然无知。在案情一波三折、审判结果悬而未决时，被动卷入这场奇祸的文人们的心情起伏大抵不会有太多差别。凭借这些诗词，今人也可以略窥当时众人心境的变化，如潘柽章《漫成》四首。第一首说潘氏阖族因自己“漫说雕虫误此生”而卷入大祸，以致“两世先畴悲欲绝，一家累卵杳难明”，一家人的命运虽然尚未可知，但恐怕也是凶多吉少。潘柽章在第二首诗中设想之后“从使平反能苟活，他年应废《蓼莪》诗”。《蓼莪》出自《诗经》，是“孝子不得终养”之诗。“废《蓼莪》”，极言潘氏对家中尊长的愧怍。按这组诗第三首“圜土初经二月春”提及的时间看，前两首诗应作于正月入杭州军狱以后、三月以前。（钮琇：《觚賸》卷一《虎林军营唱和》）这时陆氏老小已被羁押数日，陆圻的心情，大抵也如潘柽章既忧且愧。
四月十三日，因“当事知三姓已有缓意，且天气渐热”，除了查继佐、陆圻、范骧本人之外，这三个家族的男女老少都从杭州军狱的羁候所转移至“小井巷官房系所”关押。二十二日，有官员来此通知：“公等不日归家矣。”二十六日，除了陆圻、陆培、陆?这三房之外，其余的陆氏果然都被“发还归家”。在定谳之前，陆圻一直在杭州军狱，在小井巷羁押的家人也一直没被发还归家。陆氏一族的情况看似逐渐明朗，实际上，在押众人的心境并未因此有所好转。比如陆圻的妻弟孙治回忆自己的姐姐“每对簿，则哀感怆切，道旁观者无不泣下”，甚至在“祸且不测”时还曾“指片石曰：‘吾死视此’”。（《孙宇台集》卷十六《先伯姊陆夫人传》）这与陆莘行的记忆吻合：五月二十五日，“三姓主仆复上刑具，两卒共挟一人”，身处小井巷的众人在“此际神魂俱丧”，其母“藏刀剪于身”，打算“事急自刺”。五月二十六日定谳，在军狱中的“诸人每名依次点出”，被定死罪的人似乎都是被即时处决的。费之墀记载他的族亲费夔一在外躲避风头，是“直至五月廿六狱决，诸人俱死，始回来”。（《费恭庵日记》）见到种种惨状的陆圻“此际魄已去身”，实是畏惧万分。在等待点名的过程中听到众人的绝命词，他恐怕在惶惑不安之余，还会有些许感同身受：如庄廷钺堂弟廷鎏的“一气潮回江上月，全家泪洒武林春”，以及吴炎之和作“此日尊前须尽醉，黄泉还有卖浆无”。（《书湖州庄氏史狱》）“及末，方点父（陆圻）等至明伦堂”，陆圻才知道自己幸免于难，当日得释归家。
大难不死，似乎是喜事一桩。“凡开张行路之人，无论识与不识”，见到陆圻都“欢声载道，拜贺于前”。陆圻虽“亦答拜”，但他遭逢大祸、累及家人，其心神不会这么快就从史案中走出。不论是随他共患难的妻小，还是在外竭力营救、援助他的戚友，应该也都是“浑如隔世”的。陆圻归家时，映入眼帘的“惟有尘埃满目，青草盈庭”，俨然一派萧索败落之景。在史案未发前就病重的长子早就“喉音已失，不能发声”，见到父亲也只能“泪流满面而已”。旧物与故人俱非昨日，但比起死去的吴炎、“赭服南冠两鬓华”而流放千里的吴氏族人，（钮琇：《黃圭庵詩文集序》）时人眼中的陆圻与陆氏宗族都再幸运不过了。面对知交好友的拜访与纷至沓来的贺诗，陆圻似乎没有和作。他只在一首《释后携儿繁露晚发钱塘》中提到自己的纷乱心绪：“可怜怀橘孝，幸免覆巢灾。人比圜扉长，天从远嶂开。”（陆圻：《威凤堂集》诗部《释后携儿繁露晚发钱塘》）“怀橘”为三国时人陆绩藏橘奉母之典，有思亲、孝亲之意；“圜扉”即牢狱。可见陆圻并不自得于父子天伦之乐，仍是叹息居多、欢颜为少的。
愧恨：从此不敢豫汐社（1663-1668）
史案结束后，陆圻的思绪愈发复杂。康熙二年十月初，“有旨将在庄、朱家产一半给首人吴之荣，一半给查、陆、范”。陆圻一方面考虑到自己脱罪是因查继佐的“先几之明”，在案发之前一同自白于官府；（《孙宇台集》卷十六《先伯姊陆夫人传》）一方面觉得“合家获免，幸矣”，没有“反贪他人之产”的道理，于是“委之不顾而去”。（《秋室集》卷五《记庄廷鑨史案本末》）
虽然陆氏宗族中没人因史祸而死，但家人在案发前后的遭遇仍然对陆圻的心态产生了极大影响。陆圻的长子在案发前病重，结案不久就病逝。康熙三年（1664），在给友人朱一是的信中，陆圻写道：“弟惊魂未收，长儿旋殁，甫离东市之冤，又感西河之痛。棘人失图，祸如连矢，有生之惨，一至是乎？”“棘人”用《诗经·素冠》“棘人栾栾兮”句，指陆圻母服未除就遭祸一事。对陆圻来说，史祸前后的亡者一为母亲，一为长子，均是至亲骨肉。长者在案发前离世，幼者在案发后离世，的确是“祸如连矢”。关系稍远的亲人如“七旬叔婶，再从弟侄”，也都因他“咸加械系”。怀着深重的愧疚，陆圻问：“祸本为谁？”“死何能赎？”（朱一是：《为可堂初集》卷四《答陆丽京书》附《陆（圻）原书》）康熙四年（1665），陆圻的叔父陆鸣时故去。为鸣时服完丧之后，陆圻仍然悲不能抑，“嚎咷拜公墓，辞曰：‘犹子不肖，几使叔父死于牖。今纵不能从叔父地下，其忍阳阳居人世哉！’”这样的陆圻，难怪会给人留下“自狱还，辄郁郁不自乐”的印象。（毛奇龄：《西河文集》墓志铭卷十五《陆三先生墓志铭》）
对陆圻个人的身心而言，庄氏史案带来的阴霾是挥之不去的。在给朱一是的信中，陆圻还回忆当时身陷奇祸时的心态是“降志辱身，不堪其苦”的。朱氏复信说陆圻一直在“自悔自讼，弥切殷忧”。如果说“自悔”是为几乎不能保全的宗族，那么陆圻的“降志辱身”与“自讼”又所指为何？作为明遗民，身陷官司、被迫向清官屈膝是一种巨大的屈辱。与新政权接触本身就是一种“不忠”，更何况是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景况下，以低人几等的身份遭受讯问呢？在史祸未发前，为了声明自己与《明史纪略》无关、保全家人，陆圻恐怕只得与查继佐、范骧一同向官府提交呈文，别无他选。他万万没有想到之后会“瓜蔓相延”，掀起“自古文士之祸，未有若斯之烈”的大狱。虽然时人、后人在记载庄氏史案中被处以死刑的人数时有不小的分歧，但在众说中，最小的数字也有七十余人。在这些人中，莫说毫不知情却被列名“参阅姓氏”的文人名士，目不识丁却被杀的刻字匠人、书商伙计又有何辜？（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二《江浙两大狱记》）至于因涉及本案而被流放、抄没家产的人数，则是无法估计的了。笃信因果的陆圻，觉得这一切都是因自己“罪戾滋多”而起。
最令陆圻感到自责以致“自讼”的，应该是吴炎、潘柽章之死。吴、潘两人以史才见重一时，又有志作成明代之史，史案之前的成稿已经“盈床满箧”。二人虽未帮助庄氏修书，却因史才与志业被列为参阅姓氏，最终家破人亡、著述散佚。（《亭林文集》卷五《书吴潘二子事》）绝大多数的明遗民都支持或试图为故国存史。“明史”在明遗民心中的地位不止是一部史书，更是寄托他们故国之思的载体。陆圻也不例外，他本来就有作史之举。除了两卷《陆子史稿》，他刻意寻访殉明之人的忠节事迹并编辑成卷。即便“遭罗患难，颠沛流离，而此卷勿失也”。（《孙宇台集》卷二十八《题陆丽京集殉节诸公卷后》）故明人事对陆圻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因此，不论吴、潘著明史之心为何，陆圻应当都十分感激、钦敬他们保存明史之功。一直认为庄氏之案发与自己的首告有关的陆圻在思及吴、潘二人时，定然生出了“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之感。随着吴、潘一同消逝在世间的史稿，恐怕是最令陆圻懊丧、愧悔的——不管原因为何，不论是间接还是直接，毁掉故国之史的遗民还堪为遗民吗？其他遗民又会如何评价史案带来的种种后果呢？况且，江南遗民所结之社也因庄氏史案而或散或辍。（《震泽县志》卷三十八）遗民之间的交游与联结，恐怕也要被迫逐渐淡漠了。因此，陆圻心中应该已有千万遍的“自讼”。不待他人指摘，他就主动将黄宗羲赞其遗民志节的诗交还给了黄氏，说道：“自贬三等，不宜当此，请改月旦。”（《思旧录》）全祖望曾见到过这封陆圻寄给黄宗羲的信，信中内容“甚自刻责，以为辱身对簿，从此不敢豫汐社之列”。（《鲒埼亭集》卷二十六《陆丽京先生事略》）所谓“汐社”，即南宋遗民谢翱所结之社。陆圻言下之意，是再也不敢自居为明遗民了。
面对种种“罪孽”，陆圻“计唯摆拨世缘，精研大道”。（《为可堂初集》卷四《答陆丽京书》附《陆（圻）原书》）康熙六年（1667），他以母亲已逝为由拒绝妻儿的挽留、执意云游远遁。（《憺园文集》卷三十《孙孺人墓志铭》）陆莘行以为陆圻此举是“不肯背前誓”，即在被押赴京途中许下的“苟得生还，所不祝发空门者，有如大江”。莘行只看到了“还愿”的表象，却未理解逃禅背后的遗民心曲：陆圻在与家人诀别之际还“誓不入城”，次年应儿子陆寅之请的惟一一次回乡也只是“走清泰门外止”，正是遗民表明心志的又一举动。尽管陆圻这次最终因弟弟陆堦病危而“不忍辞”、短暂入城，为堦“医药并施”，但在陆堦病愈之后，陆圻立即向家人表明立场：“吾之交广，若使有疾，谁非当治者？是吾以逃禅为名，而以医僧终也，奚可哉？适丹霞金道隐师相招，且复往粤避迹三年，然后结茅近地。尔若阻我，我必雉缢。”此后，陆圻云游四方，与家人死生不复再见。由于陆圻不敢再自居为明遗民，他的逃禅与不入城是十分特殊的。陆圻这种生诀、流浪的自苦行为，既显示了他因自己间接引发史案而生的愧悔之心，也表现出他有意将自己从遗民群体中边缘化的无奈。由于史料的缺失，出家后的陆圻究竟对史案、对故明、对亲故作何想法，则是不得而知的了。
《为可堂初集》卷四附陆圻结案后寄朱一是的书信
追忆：遗民心曲无人知（1668- ）
陆圻的云游对其家人是一种持续数十年的折磨。他的妻子派忠仆褚礼追寻陆圻的足迹，“从东海历豫章、鄱湖，直抵武昌”，但“每至，即后之”，最终“不得一见”。儿子陆寅自陆圻云游之始就一直亲自苦苦寻找父亲，甚至在三藩之乱时还“复历险阻，遍为寻觅”。他想尽办法，不仅询问与父亲相熟的友人，还请人作歌描述父亲的相貌口音、善医能卜等额外特征，以便探问。朱彝尊为此而作的《零丁》更道尽陆寅的思念与痛楚：“寅也敬白零丁尺半纸，敢告行路诸君子。有父有父，一去故乡不知几千里，日月逾迈二十五年矣。”（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十一《零丁为陆进士寅作并序》）陆寅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还贴出近千言的《寻亲招纸》，一边向人们打听陆圻下落，一边寄希望于陆圻能够看到招纸：“如父亲见字，乞怜念二十年苦情，或竟归家，或寄一字，以便奉迎。”（丁丙：《武林坊巷志》卷二十四《义门巷》）只不过，哪怕陆寅“足迹遍天下”而“神竭咯血而卒”，也都未能再见陆圻一面。
在《寻亲招纸》中对父亲说“结茅近地之约，言犹在耳，从来圣人仙佛未有失信者也”的陆寅，大概是未理解陆圻因愧恨而甘愿自苦的心绪的。所谓的“结茅近地之约”，恐怕只是陆圻在陆堦病愈之后、为了摆脱家人挽留与“跟踪”的权宜之计。陆圻正是因为“自悔自讼”数年而终不能与自己和解，才会选择断绝与世俗、故人旧事的一切往来，以自我的边缘化悔罪。与数十条冤死的人命、差点倾覆的陆氏宗族、吴炎与潘柽章不能完成的明史相比，家人之间的天伦之乐又算得了什么呢？陆寅所盼望的“远信无他语，深情只望归。应怜挥手日，儿女共牵衣”，（陆寅：《秋日忆家大人粤游》）陆莘行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感慨自己的“不睹亲颜三十九年矣。人生之惨，有如是乎”，恐怕永远无法与陆圻的心境契合。陆莘行作《老父云游始末》追忆庄氏史案及陆圻云游的始末，却只字未提陆圻在结案后的愧怍；陆圻的外孙吴磊为《老父云游始末》作跋，也只是追念自己与外祖相处的短暂时光。这些陆圻的后人既非故明遗民，自然也就无法理解死里逃生的陆圻不仅不珍惜人伦之乐、反而遽然弃家的决绝。遗民之志不能世袭，正印证在陆圻后人身上。
身为同辈人的妻子孙氏、挚友兼妻弟的孙治倒是能够理解或支持陆圻的遗民之志。在陆圻远行后，孙氏一直极为珍重陆圻留下的那卷“殉节诸公卷”。她“朝夕手此卷，虽逢□出，而此卷勿失也；虽经数迁，而此卷勿失也”。同为遗民的孙治说陆圻与他是“性命交”，盛赞陆圻为“古之逸民，其斯人之谓与”，认同他的逃禅之举是“山中高着辽东帽”、“世路悠悠安足论”。然而孙治仍然因血亲的缘故站在姐姐的立场上，感慨她在陆圻离家后的劳苦与心酸：“天于吾姊又何酷也！”可见，莫言子侄，同辈人也不全然接受陆圻的离去。
随着时间推移，庄氏史案这场因死者众多、牵连甚广而震惊江南的大案也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案发未久，路人尚感慨涉案者家室一空的景象是“故巷青松在，空堂风雨惊”。（马焕曾：《留耕堂诗草》卷六《南浔道中有感》）然而数年后，几乎全家罹难、家产尽失的朱氏家族旧居已为王姓所居；朱氏旧物“正明堂”匾额虽然幸存，但也只在“髹漆之内”残存，“隐隐露正明二字痕”而已。（《冬心庐杂钞》）距离陆圻时日已远的后人，则更无法感知陆圻的心情。孙静庵以为陆圻“于兄弟友朋之间，均无愧矣”，实非设身处地之想。（《明遗民录汇辑》）管庭芬以庄氏史祸论及钱谦益留心修史而遭“绛云一炬”，是“亦未始非虞山之深幸”，更是不知明史对遗民的意义何在了。（管庭芬跋翁广平《书湖州庄氏史狱》）
尾声
入清以后，逐渐意识到复明事业不可达致的明遗民陆圻并未以不入城、不薙发、不入官府等较为激烈的方式“对抗”新朝。在遗民群体中，陆圻算是较为温和的一派。他不对陆氏子弟的出处作任何要求，似乎并不期待自己的遗民认同能被“世袭”，尽管“世袭”确也是明亡之际普遍的遗民期待。庄史之祸未作，陆圻为保全宗族而呈告官府，锒铛入狱之际又嘱咐儿子们“终身不必读书，似我今日”。此行此言，实是身处鼎革之初的遗民为避文祸、存宗族不可不为的无奈之举、自肺腑而发的沉痛忠告。然而，陆圻之子陆寅并未遵从教诲，在多年后的康熙二十七年（1688）还是考取了进士。承平日久，宗族的地位、声望不得不依靠子弟的科举出仕。遗民与盛世之间的割裂，正体现在陆圻父子身上。陆氏家族内部的其他人，如陆圻之弟陆培在殉明之后，其子陆繁弨终身不仕新朝，出处与陆圻直系后人恰相反。
庄氏史案为亲历者带来的创伤性体验也有世代上的差别。见官被辱、又间接毁去吴炎与潘柽章的明史，劫后余生的陆圻羞为遗民，更愧对与他同陷囹圄的亲友，最后选择弃家为僧、云游四海，主动切断了与故旧乃至世俗的一切联系。而思亲心切的陆氏后人用自己的方式执意追寻陆圻的踪迹，正体现了遗民家族内部的变化：即使也曾亲历庄氏史案，但这个案子并未成为陆氏后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霾。陆圻与家人死生不复相见，才是陆氏后人的心结。陆圻的遗民身份认同不仅无法跨越世代承袭，甚至极难被后人体察、理解。正如赵园所说，“遗民终究是孑遗之民”。恐怕除了遗民本人，永远不会有人知晓遗民的全部心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