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养心殿是清代乾隆理政和生活之地，也是他收藏书画的重要场所。在养心殿的百余件书画藏品中，既有名品佳迹，也有伪品赝作。本文依据《石渠宝笈》、造办处活计档案、明清文人笔记及画史画论等，结合画作款识、印章、画风以及跋文进行综合探究，对养心殿藏女画家管道升、文俶、陈书款的12幅画作加以真伪辨析，以此深化乾隆朝宫廷书画鉴藏史的内涵。
清代乾隆在秉国之暇，习字作画外，还注重对历朝书画的收藏。为此，他在紫禁城、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盘山行宫等地建立了多处收藏之所，仅紫禁城就有养心殿、宁寿宫、乾清宫、御书房、重华宫、延春阁、淳化轩等数十处。笔者长期致力于古代女画家的研究，近年来又参与了养心殿原状课题项目，发现在所有藏地中，养心殿是收藏女画家作品最多的场所，包括元管道升5件、明文俶2件、清陈书5件。这些藏品入宫途径不同，亦有真赝之分。透过对它们的研究，可以略窥乾隆对女画家作品的独特审美视角。
一、女画家中的翘楚——管道升、文俶、陈书
受封建礼制的影响，女画家寥若星辰，不占画坛主流，以致书画鉴藏家汪砢玉发出“丹青之在闺秀类，多隐而弗彰”的感叹。在凤毛麟角的女画家中以管道升、文俶、陈书的艺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管道升（1262－1319），字仲姬，又字瑶姬，号栖贤山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有“魏国夫人”之称。她自幼聪慧机敏，能书擅绘，笔意清绝，后凭借自身的书画造诣，以及夫君赵孟頫和元皇室的推介，在画史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其所绘的墨竹，甚至被抬到标杆典范的位置，如明姜绍书点评陈芹《墨竹图》扇时，赞美其“颇似管夫人法”；李日华在称誉徐山人之女徐安生的竹画时，谓其“竹枝翛洒，似管仲姬”；王世贞赞汝宁君之母许氏雅善绘事，称她被“吴兴人以为管夫人复出”；甚至清初名家恽寿平在《临各家画》册第九开“水墨画竹”一页，自识临摹的是“管仲姬‘丛篁碧涧’”，意欲借管道升之名，标榜自己竹画的正统与规范。
文俶在画坛的影响力与管氏不分伯仲。文俶(1595－1634)，字端容，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自幼在父亲文从简的教导下勤于笔墨。她通过对原明内府藏《金石昆虫果木状》的摹写，练就了笔墨造型、勾线晕色的基本功。婚后，文俶又对所居寒山中的花草进行写生，练就了精细的观察力和物象取舍的表现力。最终，她以运笔设色准确生动、花草虫蝶惟妙惟肖赢得了多方赞誉。姜绍书称她：“赋性聪颖，写花卉苞萼鲜泽；枝条荏苒，深得迎风浥露之态。溪花汀草，不可名状者，皆能缀其生趣。芳丛之侧，佐以文石，一种茜华娟秀之韵，溢于毫素，虽徐熙野逸，不是过也。”钱谦益赞其：“点染写生，自出新意，画家以为本朝独绝。”清代张庚也称：“吴中闺秀工丹青者，三百年来推文俶为独绝云。”随着文俶声名日隆，其作品日益受到追捧，出现了“远近购者填塞”的现象。同时也吸引了一批贵姬季女，如周淑祜、周淑禧等争相师事，研习笔法。
清代的陈书，影响力虽不如管道升、文俶，但是她的艺术造诣却丝毫不逊于前辈。她是女画家中唯一在山水、人物、花鸟画上皆工绘者。陈书（1660－1736），字南楼，号上元弟子，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是乾隆五词臣之一钱陈群之母。陈书的山水画既学仿古人，如元王蒙、曹知白和明唐寅等，又积极观察自然，从中汲取创作灵感，最终成为女画家中绘制山水画数量最多、画风最多、艺术成就最大者。陈书的人物画，始终遵循“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的创作宗旨，注重以形写神，非常具有感染力。陈书的花鸟画以摹学陈淳的写意花卉为主，笔墨洒脱，有清新俊逸的文人画风。清张庚赞其：“善花鸟草虫，笔力老健，风神简古。”秦祖永认为其花鸟画“风神遒逸，机趣天然，极其雅秀”，并记：“余昔见画册十二帧，系写各种花草。用笔用墨，深得古人三昧，颇无脂粉之习。”
二、乾隆的赏识
热衷传统书画的乾隆对管道升、文俶、陈书推崇备至，这从他对她们作品的御题诗上可窥见一斑。如题管氏《枯木竹石图》“爱他写意闺中秀，宛尔传神林下风”。赞叹管氏笔墨有闲雅飘逸的韵致。评文俶《花石写生蝴蝶花画》“翩翾通体冶而轻，露下风前最有情”。赞叹文氏的花蝶气韵生动。论陈书《写生图》“结构总无巾帼气”。又曾夸陈书“画法精妙入神，能临仿各家”总之，乾隆从画作风格、水平技法、题材内容等不同角度高度赞扬了三人的艺术创作。
〔图一〕 清乾隆 《仿赵文俶墨兰图》 册 故宫博物院藏
〔图一〕 清 乾隆 《仿赵文俶墨兰图》 册 故宫博物院藏
除御题诗褒奖外，乾隆对管道升、文俶、陈书的赏识还体现在仿学临摹上。主要分两种方式：一是乾隆亲自执笔临仿；二是令宫廷画家临仿。造办处活计档记，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二月，首领桂元将乾隆“御笔仿管道升‘墨竹’挂轴一轴”交启祥宫匠人换裱。乾隆乙未（1775），年近六十五岁的乾隆绘“墨兰图”册〔图一〕，并在末开上题：“乙未端阳日，仿赵文俶法于池上居。”乾隆笔下的墨兰用笔极为飘逸洒脱，与文俶兼工带写的画风并不相符，但他仍题“仿赵文俶法”，可见在他心中似与不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仿学向文俶致敬。事后，乾隆对自己的这套仿作非常重视，不仅在画页上钤盖各种闲章。如“万有同春”“即事多所欣”“用笔在心”“寓意于物”“几席有余香”意在笔先”等等，还加盖其晚年非常正式的“古希天子”和“八徵耄念之宝”玺印。同时，他还下旨将这仅四开的画页合裱成册，像他仿“管道升‘墨竹’挂轴”一样，予以长久保存。
〔图二〕 清金廷标 《仿陈书杂画图》 册 （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故宫书画图录》第27册，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年，第177-178页
乾隆表达对女画家赏识的另一种方式是谕令宫廷画家来临摹。造办处活计档记，乾隆九年（1744）九月，乾隆传旨“着丁观鹏仿管道升画观音像，石块海水着唐岱画”。此后还谕令金廷标临摹《杂画》册。事见乾隆三十年（1765），陈书长子钱陈群向乾隆献其母陈书绘、其父钱纶光书题的《杂画》册。乾隆爱不释手，但最终还是决定将此册退还给钱陈群，理由是：“此册为钱陈群父母手泽贻留，今陈群欲登之《石渠》以永其年。朕思《石渠》所藏陈群母各种画颇多，不忍更留此。”不过他在退还之前，亲自为画册每开（古木修篁、仙果珍禽、杂果、眠犬、春溪水族等）各题七言诗一首，并且“命金廷标仿写成册，录原题收入《石渠》艺林，当增此一段佳话也”〔图二〕。由此达到既不夺臣子之爱又能随时观赏图册的目的。
自雍正朝始，养心殿成为清历代皇帝处理政务兼居住的重要场所，乾隆在此生活长达63年。他为了观赏便利，将自身喜好的、书画史上重要的佳作，如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以及元代赵孟頫《荷花水鸟图》、王振朋《伯牙鼓琴图》等珍藏于此。同时他也将管道升、文俶、陈书的画作珍存于此，这不仅表明对她们画作的重视，也表明他认为管、文、陈的艺术水平完全可以与这些历代名品相提并论［表一］。
需要补充的是，管道升藏于养心殿的画作共5件，除被《石渠宝笈》著录的4件外，还有一幅是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的《山竹图》卷，见乾隆八年（1743）十一月二十三日档文记：太监胡世杰传旨给无匣手卷管道升《山竹图》卷和钱选《进贡图》卷、刘松年《太公钩渭图》卷“配匣刻字，得时入养心殿头等”。奇怪的是，乾隆九年（1744）内府开始编撰的《石渠宝笈初编》以及后来编的续编、三编，均未将上述三件画作著录在内，目前，它们的下落不明。
三、养心殿藏管道升、文俶、陈书画作真赝辨
被乾隆赏识且藏贮于养心殿的管道升、文俶、陈书画作，并非全是真迹，而是真迹、赝品和疑真三种情况并存。以下分别考述之。
（一） 真品佳作
在养心殿所藏三人12幅作品中，确为真迹的有6件，即陈书5件和文俶1件。
陈书的画作入宫途径清晰，全部是由其子钱陈群进献给乾隆的。钱陈群与乾隆以诗文书画为纽带，结下了深厚的君臣之谊。钱陈群的书法及其诗文唱和能力颇得乾隆赞赏，乾隆曾言：“陈群深于诗学，书法亦苍老。家居以后，每岁录寄御制诗百余篇命之和。陈群既和韵并写册页以进。册必有跋，字体或兼行草，余甚爱之。”钱陈群为投乾隆文趣所好，同时展示自家儒雅风范，一方面进献自己擅长的诗文，另一方面进献其母陈书擅长的各类题材画作。
〔图三〕 清陈书 《历代帝王道统图》 册 （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 清陈书 《历代帝王道统图》 册 （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 清陈书 《历代帝王道统图》 册 （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第一件被钱陈群献入宫中的陈书作品是《历代帝王道统图》册〔图三〕图绘上自五帝下逮唐宋的贤德君主。钱陈群敬献此图册时，正任刑部侍郎一职，他当时并不知道该作是否能称旨，于是特意附上书札，阐明敬献此画的因由和忐忑之心。令钱陈群没想到的是，乾隆对此画册颇为喜爱，不仅御笔题签“钱陈群所进伊母陈氏画”，而且签上还加盖了“乾隆御览之宝”玺印，以示重视。
钱陈群跋陈书《历代帝王道统图》册：“谨将臣母所画册子计十六幅，臣不揣弇陋，每幅谨制图赞一首，另潢成册，并呈御览。臣不胜战栗陨越之至……。”
陈书的其他画作，有的像《历代帝王道统图》册一样被钱陈群单独进献，有的则是随钱陈群诗文一同献上。如乾隆题陈书《幽居清夏图》成扇时，特地注明此图是随“其子陈群书《夜游山月歌》所进”。又见乾隆题陈书《山居图画箑》言：“昔年陈群呈和诗便兼进此扇。”乾隆题《陈书仿王蒙夏日山居图》诗中有注“陈书乃钱陈群之母，陈群呈进诗册，并进是图”。乾隆题陈书另一幅《仿王蒙夏日山居图》时，亦有“陈群家居时，呈进和诗之便，并献是图”。可见陈书作品的入宫途径简单纯粹直接，由此推测，藏于养心殿的5幅陈书画作也应通过钱陈群进献入宫，而这正是证明它们为真迹的保证。
〔图四〕 明文俶 《墨梅图》 扇页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 《故宫书画图录》 第30册， 台北故宫博物院， 2011年， 第234页
〔图五〕 明 文俶 《萱石图》 轴 故宫博物院藏
相比于来源清晰的陈书画作，养心殿藏文俶《墨梅图》扇页〔图四〕，则入宫来源不详。该扇页是清宫旧藏《明人便面画》（第四册）中的第16幅，材质为文俶贯用的金笺。图上没有落文俶的墨款，但是钤有“赵文俶印”等。文俶的钤印一般分三类：一类是钤自己的字号、姓名章，如“端容”“文端容”“文氏端容”“文俶”“文俶之印”以及“文”“俶”连珠印；另一类是将夫家赵灵均的姓与自己姓名相结合，如“赵文俶印”等；再有一类是闲章，如“兰仪玉度”“寒山兰闺画史”“端操有踪幽闲有容”等。《墨梅图》扇页钤印文当属上述第二类，钤有“赵文俶印”的画作还有故宫博物院藏《罂粟湖石图》轴、《萱石图》轴〔图五〕、《萱花图》扇页、《花卉图》册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蝶戏图》扇页等。在构图上，作品简略疏朗。在表现形式上，画家以粗放洒脱的用笔画粗干或疏枝，以特写的方式表现古梅树的局部。整体画风，与故宫博物院藏文俶《梅花图》成扇、《墨梅图》扇页〔图六〕中画梅的笔法相类，鉴于此扇页与文氏钤印习惯及画风皆相吻合，故当属真迹。
〔图六〕 明文俶 《墨梅图》 扇页 故宫博物院藏
（二）赝品伪作
养心殿藏女画家的赝品，是管道升款的两件作品：《竹溪览胜图》轴和《碧琅庵图》卷。
〔图七〕 元管道升 《竹溪览胜图》 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 《故宫书画图录》 第4册， 台北故宫博物院， 1990年， 第91页
《竹溪览胜图》轴〔图七〕，画幅右下角有墨款“至大二年魏国夫人赵管”，此墨迹比同幅画面的其他墨痕要深，有后添之嫌。关键是“至大二年”为1309年，当时管道升尚未被封魏国夫人。管氏被封为魏国夫人是在延祐四年（1317），见赵孟頫《魏国夫人管氏墓志铭》记：“延祐四年，余入翰林为承旨，加封魏国夫人。”此外，从管氏最擅长的竹画上分析，图中点缀环境的数竿翠竹，竹枝和竹叶用笔软弱，叶片杂乱无章，交叠、掩映的关系不明确，如此低劣的画法无法与《赵孟頫一门三竹图》卷〔图八〕中管氏的画作相比。陈葆真经过研究，也认为该画“带有明中以后吴派画疏秀的作风”，与管氏画风不符。
〔图八〕 元赵孟頫、 管道升、 赵雍 《赵孟頫一门三竹图》 卷 （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碧琅庵图》卷〔图九〕，近景绘翠竹迎风，中、远景绘峰峦起伏叠嶂。画幅尾部有管道升款题“碧琅庵记”，言明此图是她为尼姑素雪所筑“碧琅庵”而绘。题：“……素师元谈霏霏，玉节落落，雅与予善偶造其庵而契之，因写‘碧琅庵图’以赠，并记，管氏道升识。”管氏款题之后素雪跋道：“感蒙魏夫人之护法并图庵中之寄兴……。”落款“至治二年岁朝，素雪自识”。此图纰漏是，素雪跋在“至治二年（1322）”，而管氏延祐六年（1319）便已过世。管氏离世三年以后，素雪才向管氏写跋致谢，不在情理之中。又，通观管道升的题和素雪的跋，可见她们有着深厚的情谊，但是素雪却将管氏的封号“魏国夫人”写成了“魏夫人”。素雪如此笔误，也不在情理之中。此图经过徐邦达和杨仁恺鉴定，也一致认为是赝品。
〔图九〕 元管道升 （传） 《碧琅庵图》 卷?吉林省博物院藏
（三） 难定真赝
养心殿藏文俶《写生图》轴、管道升《丛玉图》卷、管道升与赵孟頫、赵雍《合绘图》卷均仅被《石渠宝笈》著录，目前下落不明，所以难定真赝。
文俶《写生图》轴见《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素笺本，着色画。款识云：‘丙寅季冬，天水赵氏文俶写。’下有‘文’‘俶’连印。左方下有‘宋氏穉佳书画库记’一印，轴高三尺四寸，广一尺六寸。”由著录而知，该图款识仅11字，除标明创作时间、姓氏外，再无其他文字。如此简约的款题形式，其实正是文俶落款的一大特点。文俶虽然生活在文人画极盛、注重诗书画印相结合的明中晚期，同时又出身文化传承深远的文氏家族，后嫁给同样文化底蕴深厚的赵家（其公公赵宦光精于治印，婆婆陆卿子擅长诗画，丈夫赵灵均工于诗文和古文字），但是文俶却从来不在画作上题写诗文，以展露其于画作之外的艺术才华。观故宫博物院藏其《萱石图》轴〔图十〕、《花蝶图》扇、《罂粟图》轴，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春蚕食叶图》轴等作品，皆可见该特点。
〔图十〕 明 文俶 《萱石图》 轴 故宫博物院藏
这件《写生图》轴，还展现了文俶在落款上的另一大特点，即在款文中除书写自己的姓名外，还要加带上丈夫的“赵”姓和赵姓族人的郡望“天水”二字，以表达她与丈夫间的恩爱关系。如《梅花图》成扇〔图十一〕、《萱石图》轴、《春蚕食叶图》轴、《花鸟图》轴等均是如此。总之，从著录上判断此图的款题格式、内容与文俶的落款习惯是相符合的。
〔图十一〕 明文俶 《梅花图》 成扇 故宫博物院藏
从画心尺寸上分析，由《石渠宝笈初编》著录而知，《写生图》轴的尺寸是“轴高三尺四寸，广一尺六寸”，即折合约现在的纵113.33厘米，横53.33厘米。文俶画轴的尺幅一般纵不过130厘米，横不过65厘米，如故宫博物院藏两件《萱石图》轴,一件纵123.8厘米，横61.3厘米，另一件纵130厘米，横42.9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春蚕食叶图》轴，纵78.5厘米，横32.7厘米。小尺幅，是文俶在绘画材料使用上的一大特色，这可能与其绘画的目的及表现的内容有关。文俶来自优裕的家庭，绘画纯属于她的闺房自娱，因此其画的内容很简单，没有繁复的远近景，或多层次空间的转换，仅是绘一花一石或者一花一蝶而已，如此简约的小品画形式不需用大尺寸的篇幅去呈现。
再从鉴藏印上分析。《写生图》轴上仅钤一枚藏印，即“宋氏穉佳书画库记”，这是著名收藏家宋荦之子宋致（字穉佳）的印。宋荦生于1634年，正是文俶过世之年，二者年龄相差数十年。宋荦作为清初最成功的书画鉴藏家，其过世后，藏品分传给了其子宋至（字山言）、宋筠（字兰挥）和宋致等人，后来部分藏品“经张照、安岐等人之手而进了乾隆内府”，其中就有原归宋穉佳的藏品，如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王鉴《仿古图》册、丁云鹏《东山图》轴、陈格《三友图》卷、杨晋《溪山深秀图》卷等。由于文俶与宋荦、宋穉佳父子生活于同一时期，宋家又精于书画鉴赏，因此宋穉佳的鉴藏印，可视为证明《写生图》是文俶真迹的旁证。不过由于目前尚未看到原作，所以此图只能暂归真赝难定之列。
管道升《丛玉图》卷见于《石渠宝笈初编》著录，据著录所记康里巙跋“渭川千亩此琅玕，可笑湘妃泪点斑”、王虑跋“谁画修篁十万竿，萧疎何异谷中看临风”及乾隆引首御题“珠玕蔚翠”而知，此图应是幅以表现墨竹为主题的画作，它与管氏专擅绘竹的题材特点相吻合。著录中提及该图除钤梁清标“蕉林居士”“蕉林书屋”“秋碧”“冶溪渔隐”“观其大略”及“苍岩子”藏印外，还钤有谢淞洲“青笠绿蓑斋藏”“淞州”印，并录其跋：“右魏国夫人管仲姬所作《丛玉图》卷，自康里公以至陈维成，凡五人题诗，具摹写竹之神致而不及作者，以出自闺中体应如是也。此卷在前代实藏吾宗谢见潮所，极见珍重。盖夫人写竹，本自难得，而是图又最为精妙，宜其历世宝传。今复从故梁相金题玉躞间，归我寒士秘箧，谓其间不有缘会耶！”跋文认为此图是管氏真迹，且是其“最为精妙”之作。跋中还提及此图原为谢氏家族谢见潮所有，后归梁清标，再后为他所“秘箧”的流存经过。雍正初年，雍正帝招善甄别者入宫考证古物，谢淞洲以精于鉴赏被征召，他在宫中除尽心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借机与皇室互赠画作，如雍正帝赏赐其宋赵士雷《湘乡小景图》卷（故宫博物院藏），他则献上自己所画山水和家藏宋李迪《雪树寒禽图》轴（上海博物院藏）等。因此，管道升《丛玉图》卷很可能是经他之手献入宫中的。此图经以鉴藏古书画闻名的梁清标、谢淞洲收藏，很可能是幅真品之作。
管道升与赵孟頫、赵雍《合绘图》卷见《石渠宝笈初编》著录：“元赵孟頫、管道升、赵雍合卷（上等张一，贮养心殿），素笺本，墨画，凡三幅。第一幅赵孟頫画树石，款云：‘子昂作与淑安三娘。’下有‘赵子昂氏’一印。前有‘家藏’半印，后有‘会稽梅梁马蕴仲易’一印。幅高一尺二分，广一尺七寸四分。第二幅管道升画竹，款题云：‘暮嶂远含青，春光空带碧。细看风前枝，抛书枕萝石。仲姬。’下有‘管道升’一印，前有‘仲姬’一印，后有‘会稽梅梁马蕴仲易’一印。幅高九寸，广一尺八分。第三幅赵雍画兰竹，款署：‘仲穆。’下有‘会稽梅梁马蕴仲易’一印。幅高九寸三分，广二尺五分。”从著录得知，此图只钤有“会稽梅梁马蕴仲易”鉴藏章，马氏非著名书画鉴藏家，以致该图真赝实属难断。同样，真赝难辨的还有曾被造办处档案记载的管道升《山竹图》卷，此图不仅不见原作，甚至都没有被《石渠宝笈》著录。
四?小结
清汤漱玉在《玉台画史》中，将女画家明确分为四大类：宫掖、名媛、姬侍、名妓。其中名媛、姬侍来自较为优渥的家境，所以，她们又被统称为“闺秀画家”（或称“闺阁画家”）。管道升、文俶为名士之妻、陈书为名臣之母，均以各自杰出的艺术才能，冠元明清“闺秀画家”之首，乾隆将她们的画作入藏重要的殿堂养心殿，可谓适得其所。
管道升、文俶、陈书不仅有着“闺秀画家”共同的社会身份，还通过不同的画学途径，承袭着文人画的笔墨，如管氏作为文人画家翘楚赵孟頫之妻，她通过“夫家学”，在向夫君探讨画理、切磋画艺时，得到了其夫言传身教和高水准的艺术指点。文氏作为文徵明的后裔，家族中除文徵明外，文彭、文嘉、文伯仁、文从昌、文从简、文震孟等也都是享誉盛名的画家，浓郁的“家学”氛围，使得文俶自幼就接受最正统的文人画教育。陈书与管氏、文氏相比，虽然没有任何画学背景，但她通过“延师授经”、刻苦摹学古人，始终追随着文人画风，如其花鸟画学仿文徵明弟子陈淳、山水画追摹元王蒙、曹知白等人笔意，有着深厚的文人画功底。乾隆作为帝王，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关注传统中国文化，对文人绘画喜爱有加，不仅数次临摹，而且大量收藏。因此，他将有文人画风的管、文、陈氏的画作珍藏于养心殿，可谓恰得其趣。
养心殿是乾隆处理朝政、生活起居和赏鉴名品之地，因此，在研究养心殿的书画藏品时，不应仅关注殿内“三希堂”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名作，还要关注管道升等女画家的藏品，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乾隆的艺术审美、文人画情怀、收藏理念以及对于真赝作品的辨识能力，从而深化对乾隆朝宫廷书画鉴藏史的研究。
（本文作者单位为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原文标题为《乾隆朝养心殿藏女画家作品考》，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7期，澎湃新闻转刊时注释未收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