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因“理性预期”等理论贡献获颁诺奖殊荣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家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Jr.）于今年5月15日逝世。卢卡斯以批判凯恩斯主义范式著称，暴得“保守主义”大名，本文尝试勾勒出卢卡斯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气质”，以为其人、其思想之纪念。
卢卡斯攻读历史学士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芝加哥大学刚刚经历过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长达二十年“恐怖统治”的洗礼，处于一种“内生增长”状态：职业球队剿灭殆尽，兄弟会仅能苟延残喘，十六岁上下的青年才俊们自信身处当代之吕克昂，逍遥漫步，开着亚里士多德的天眼觑红尘。我问卢卡斯：“那时读些什么历史？”他枚举了两个“显示性偏好”：一个是古罗马经济史，另一个便是《共产党宣言》。
卢卡斯
提及马恩，卢卡斯赞不绝口。但挂在嘴边的不是《资本论》层台累榭般的奇思雄辩，而是《共产党宣言》笔翁泼墨似的煌煌叙事。确切而言，他濡染其中、不亦乐乎的是马克思主义阐发历史的独特气质。这不一定是“经济决定论”的傲慢偏见，而是通过经济生活俯仰人类社会潮起潮落的雄心壮志。
卢卡斯不知如今的“核心课程”早已稀释了，还以为全体芝大本科生仍须读《共产党宣言》，殷切地问我：“你和同学们如何看待这一文本？”我答：“这是古往今来对资本主义最富诗意的讴歌。”他听罢，嘴角咧开一条菲利普斯曲线。卢卡斯的门齿矮犬齿半头，犬齿又矮臼齿一些，结果是嘴笑成一个凹函数，露出的牙齿却像是个凸函数。两条线相交，触碰出一个均衡来。话说回来，我评价《共产党宣言》时略去了后半句，“也是古往今来对人类生活形式最富解放性的想象”。真话不全说最好，毕竟卢卡斯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避讳革命。
既是新古典主义者，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不是个“卢卡斯悖论”，而是沉淀在修辞之下的身份认知。罗伯特·卢卡斯不同于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日后坐镇芝大、奠基量化经济史的福格尔，当年在康村读历史时信奉共产主义，且是个动口也动手的积极分子，终于落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结局。显然，福格尔属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新左派想象幻灭之际右转的那一拨精英知识分子。卢卡斯不撸袖管，只闭门品读《共产党宣言》，最后反没有那样强烈的帽子意识和站队意识。笼统而言，他口中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济学家共同的志业：探寻阐释社会变化的机制。卢卡斯着眼大问题，从不屑于如今充斥着经济学期刊的竞新斗巧。他认为好的经济学家须得仿效马恩先贤，在工厂里观察最真实的经济活动，在图书馆里生成最优雅的经济理论。他关心的倒不是齿轮的蛛丝马迹，但起码是凯恩斯精英们常常忽视的下层视角：工人和企业家究竟如何思考和行动？这是卢卡斯质疑宏观政策时的一个思路。这必是一种辩证的思路。至于“理性”问题，卢卡斯并不极端。在其他很多问题上，他更感兴趣的是非理性。
至于人类本性的理智与癫狂，经济学家呈现出一种代际逆反。前一代经济学家认为人们偏理性，那么下一代便要说还是不那么理性。再下一代为了找出新话题，又发现终究还是理性些。轮回转世，绵绵无期。卢卡斯并不深陷其中，而是率先打破统治阶级的理所当然，警示政策制定者要重视政策接受者的所做作为。
卢卡斯观点尖锐，但雅量甚宏。小孩子童言无忌，他概不介怀。最初，我们几个本科生结了个学社，常请教授来共进晚餐，围炉夜话。我说：“碍于‘供给侧约束’，我们只能从‘雪松饭店’订来鹰嘴豆泥卷。”他笑容可掬：“我最近才发现，经济学教授都喜欢吃地中海菜。”这一点我没有求证过，不知真假。我原以为芝加哥经济学家喜欢吃拉美菜。一次，我们请了卢卡斯夫人：经济学家南希·斯托基（Nancy L. Stokey）。享用南美佳肴时，我问：“芝加哥经济学究竟有没有毁掉智利？”她的回应是：“这事嘛，怪不到米尔顿头上。”她的意思大概是，智利有“历史具象性”，必须做“语境化处理”。我们很尊敬斯托基教授，但也忍不住私下里传闲话：卢卡斯的前妻科恩也智慧非凡，“理性期待”出了卢卡斯得诺奖的时间，有效设计了离婚契约，成功瓜分了一半奖金。
大一新生缺乏数学工具，直觉也常常失准。譬如，我曾刻意挑衅：“东北亚和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是否证明：发展中国家需要政府引导工业政策？”出于无知，我以为卢卡斯会坚持政府做什么都是错的。其实在他看来，这是个十足开放的问题。1988年，他曾撰文提问：“印度政府可以做些什么，增长才赶得上印尼？”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分清哪些是“可能”，哪些是“必然”；哪些属于经济学的普遍规律，哪些属于文化社会的特质（Robert Lucas J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3-42）。好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必须基于“必然性”探索“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不但讲必然性和可能性，还关心应然性和可取性。芝加哥经济学人原是颇有规范性意识的，甚至像斯密一样讲道德情操的。这一点有必要枚举数例，以正视听。卢卡斯病逝前几日，我在印第安纳州自由基金会误入了一场有趣的对话。圣约翰大学的韩裔经济学家崔教授提了这样一个问题：继承弗里德曼衣钵的加里·贝克尔曾说，政府扩大，有时是基于人民的需求。此言何解？同样在场，来自卡托研究所的詹姆斯·A.多恩老先生心生困惑：竟有这等事？我反问我的自由意志质询者：在需求和偏好的背后，又藏着些什么？恐怕价格理论家也得承认，效用函数之上高悬着无数价值取向罢！任何显示性偏好的计算，都建立在品味恒定不变的基础上，这是贝克尔反复强调的。因此说政府扩大是出于人民需求，并不代表我们不可以分析这种偏好，甚至审判这种审美。近日，我又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误入一次关于“优绩主义”的对话，同样触碰了经济学的规范性问题。观众席间一个学生问：格里高利·曼昆认为，一个人挣多少便“应得”多少，因为收入反映出了他的“边际产量”——这是不是经济学的狭隘之处？为了说明经济学假设的层次性和包容性，我刻意列举了两位芝加哥魔教元老：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弗兰克·奈特。哈耶克认为，人的能力或浑然天成，或后天为之。天才是强制的，环境又是随机的，因此谁也不“应得”任何东西（Frederick A. Hayek, “Equality, Value, and Merit” Chapter 6,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1960）。奈特则认为，市场与道德的评估机制，完全是两码事。市场是分配资源的有效机制，但谁也不“应得”什么。那些惨遭市场竞争淘汰的人，除了懒人，还有圣人（Frank Knight, “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37, August 1923: 579-624）。因此，要是狭隘，也是曼昆的狭隘，不是经济学的狭隘。
卢卡斯也曾展现出类似的双轨思维。他将罗尔斯形容的“投胎不平等”扩展到全世界：“就在此刻，一个婴儿降生在美国，一个婴儿降生在印度——前者的资源是后者的十五倍。这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一个可怖的恶，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矫正。也许类似的行动可以采取，也而应该采取。”（Robert Luc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ast and Future”, Federal Reserve Bank Minneapolis, 2003）但分配的效力弗如生产远甚。这不是右翼阻挠再分配正义的推辞。近年来，许多左翼经济学家，如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也警告我们：不能在一穷二白的悲惨世界里无休无止地絮叨再分配正义，不能在知识经济风起云涌的关键时刻荒废了重画生产力边界的历史机遇。同样，另一位“罗伯特”——分析数据后发现南方奴隶庄园的经济并不低效的福格尔教授——也不是在阻挠种族正义的民权议程。事实上，福格尔和卢卡斯这两位罗伯特都是激情昂扬的反种族主义者。家有非裔妻子的福格尔否认奴隶制的可取性，是发乎道德良知，不是出自线性回归。诚然，不论一个现象多么险恶，效率评估和道德评估也不宜混为一谈。倘若我们今日为了批判恶意，便违背科学精神地夸大其低效，那么明日便会有人用善意来合理化低效，无意间作了恶，抑或是用高效来合理化恶，有意地抑了善。
对卢卡斯的容貌秉性，我最后印象定格在了2016年春的“经济35301：国际贸易”研讨课上。纵览课纲，超过半数的阅读论文皆出他手，余者则是经济学界对他的响应、质疑和补充——四十年来，他工作塑造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生态。晚年的卢卡斯脚步滞缓，身材却尽力挺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谈笑风生时，他脸色温润如玉，但“卢卡斯批判”起来，却又口下无情。
如今，马恩笔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即“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一仍其旧。而这个亚基马冰激凌小商贩的儿子，这个从新政走来的宏观政策怀疑者，这位潜居象牙塔尖读着《共产党宣言》的布尔乔亚经济学家，已离我们远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