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文科无用论”大行其道，人文学科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危机，在这一背景下，“跨学科”的探索可以有怎样的作为？人文学科何去何从？在《跨学科：人文学科的诞生、危机与未来》一书中乔·莫兰以深入的学术史意识，探讨了我们如何将知识组织成学科，以及当旧的思维方式变得过时、不相关、不灵活或有了排他性时，如何将其重组成新的知识结构和联盟，或者说是“跨学科”的形式。人文学科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因为它们关注的是人类凌乱、无边界、无算法规则的状态，旨在研究人类创造意义的整个杂乱过程。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跨学科来寻求改变与超越，鼓励学科之间的交流，并对组织知识的方式保持开放态度。本文摘编自该书导言。
在我们开始进一步讨论之前，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一切完全是一个巨大的误解？你们不是来学习任何东西的，而只是来接受教育以便通过这些考试的，因此知识必须被组织起来以便能够被教授，而知识必须被化简为信息才能够被组织起来，你们能理解这一点吗？换言之，这会让你们误认为组织架构是知识本身的固有属性，而无序和混乱仅仅是来自外部、对知识构成威胁的无关力量。而事实恰恰相反，秩序不过是我们试图强加在混乱的基本现实之上的一种稀薄的、不稳定的状态……（Gaddis 1976: 20）
本书讨论的是我们如何将知识组织成学科，然后当这些旧思维方式变得过时、不相关、不灵活或有了排他性时，再将其重组成新的结构和联盟，或者说是“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的形式。“跨学科”近年来已成为许多不同学术领域的流行语，但很少有人对它进行详细探讨。正如刘艾伦（Alan Liu）所说，跨学科研究是“现代学术领域中一个被严重忽视的批评、教学和制度性概念”（Liu 1989: 743）。本书的目的是审视有关跨学科的各种定义，以及围绕它的意义、意图和实际应用所发生的各种争论。在这个总的论题下，本书还有一个更具体的目标：向从事文学研究的学生介绍来自文化研究、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精神分析学、历史学、地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其他领域的跨学科视角。
我的主要观点是，如果不首先研究现有学科，我们就无法理解跨学科，因为跨学科方法总是与这些学科，以及它们通过彼此切割而排斥异己的知识模式相关。“discipline”一词的现代用法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一个特定的学科或知识体系；二是指在诸如士兵、囚犯或小学生等属下群体中维持秩序，通常通过肉体威胁或其他惩罚形式。有趣的是，从15世纪上半叶开始，这两层含义在早期的一些用法中常被混在一起。在这一背景下，“discipline”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品行训练，旨在教导正确的行为、秩序和自我控制。事实上，作为一种被认可的学习方式，这个术语本身就意味着等级的建立和权力的运作：它源自拉丁语单词“disciplina”（纪律），指的是长辈对弟子们的教导，这必然暗指一些人掌握而另一些人未掌握的有价值的专门知识。如《牛津英语词典》所给出的解释，这个词在英语中最早的用法之一是指“对门徒的特殊指导”，与“秘密的纪律”（Discipline of the Secret）有关，这是16世纪新教改革后用于描述早期基督教会的一些限制性实践的一个短语，指的是教给皈依者信仰的要素，同时把那些异教徒和门外汉排除在外。因此，“discipline”这个词从一开始就涉及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使用“跨学科”这个词时，通常是在暗示对上述这种关系的某种批判意识。正如罗伯塔·弗兰克（Roberta Frank）所说：“Interdisciplinary”（跨学科）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它的词根“discipline”（学科）让人感觉陈旧、易腐；它的前缀“inter-”却让人感到既刺激又友好。“Field”（领域）让人想到泥土、奶牛和玉米地，与之不同，拉丁语词“discipline”却是被不锈钢包裹着，它暗示有一些严格的、侵略性的、危险的东西需要掌握；“inter”则暗示知识是一种温暖的、相互促进的、协商性的东西。（Frank 1988: 100）根据这层含义，“跨学科”提供了一种民主且有活力的合作模式，以取代老套、排外且带有派系属性的学科。然而，这种简洁的解释带来很多疑问：跨学科研究究竟如何才能成为“温暖的、相互促进的、协商性的”？学科壁垒能如此容易地被打破或超越吗？难道不是必须要有某种用于排列和组织知识的方法吗？为了开始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学术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
正如我在此所说，批评学术学科的有限性和约束性的声音与学科本身一样历史悠久。从历史上看，这种批评常常会重提一种旧的、更统一的知识形式，通常位于一个未学科化的科目之中，比如哲学。“跨学科”一词出现的背景是人们对通识教育形式的衰落所感到的焦虑，这个词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首次出现于社会科学中，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即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流行开来。然而，我在本书中的一个观点是，这个术语背后是各种力量的竞争。一方面，它是对全面总体性知识的传统探索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代表了对知识本身的性质以及我们组织和传播知识的方式所进行的更彻底的质疑。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学科研究与认识论——对知识本身的研究——相互关联，它们往往都聚焦于现有学科无法应对或解决的问题上，而不是寻求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
正如杰弗里·本宁顿（Geoffrey Bennington）所指出的，“‘inter-’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前缀，它既可以意味着在两种事物之间形成一种联系或联合，例如‘国际’（international）和‘交往’（intercourse）这两个词所表示的；又可以意味着区分或隔开，例如‘间隔’（interval）和‘夹层’（intercalate）”（Bennington 1999: 104）。这种歧义部分反映在“跨学科”这个词的含混不清上。它可以寓意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建立联系，但也可能意味着在学科之间的空隙中建立一种无学科（undisciplined）的空间，甚至试图完全超越学科界限。一些批评家之所以提出了其他术语，如“后学科”（post-disciplinary）、“反学科”（anti-disciplinary）和“逾学科”（trans-disciplinary）等，部分原因也正是这种语义含混性。尽管这些术语的定义往往都不严谨，有时也可以互换使用，但它们都意味着仅有“跨学科”还是不够的，总会有另一个知识阶段，在那里，学科划分可以被更彻底地颠覆，甚至被抹去。不过，我并不想在本书中混用这些术语，我的看法是，“跨学科”一词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而且跨学科的形式可能和学科一样多。从某种意义上说，提出其他替代说法就是试图把它“学科化”（discipline），将它限制在一套正统的理论和方法中。在其最广义的层面上，我认为跨学科是指两个或多个学科之间的任何形式的对话或互动，只是这种互动的水平、类型、目的和效果有待检验。
不过，我们在此首先对“跨学科”和“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这两个词加以区别可能会大有裨益，因为这两个词有时也同样令人困惑地被视为同义词。但是，后一个术语往往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简单并列，例如文科的某些联合或混合学位，或者由不同学科的教师团队授课的个别课程。在这种情况下，学科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种相邻（proximity）关系；它们之间没有真正的结合（integration）（Klein 1990: 56）。相比之下，我更赞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看法，即跨学科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具有变革性的，在不同学科的接触中会产生新的知识形式。他说：
跨学科并非一项波澜不惊的平静事业；当旧学科之间的团结由于涉及一个新对象和一种新语言的利益而瓦解时——这个新对象和新语言在旧科学领域没有立足之地，无法使旧学科和平共处——跨学科活动便有效地开始了（而不仅是表达一个虔诚的愿望），这种阵营划分上的紧张不安正是诊断某种突变发生的可能点。（Barthes 1977: 155）
巴特认为，跨学科潜力巨大，它不仅是简单地把不同学科放在一起，还可构成针对学术专业化进行的更普遍批判的一部分，也是针对大学作为一个脱离外部世界的专业知识飞地的机构性质进行批判的一部分。跨学科方法常可或隐或显地让我们注意到，在大学里学习什么和教授什么总是一个政治问题。
正如这个术语本身的合成性所表明的那样，“跨学科”预设了学科的存在，以及它作为思维方式和制度实践的相对灵活性。
《跨学科：人文学科的诞生、危机与未来》，[英]乔·莫兰著，陈后亮、宁艺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