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岁的人，认为自己什么大事都做得成，若要写几本后世欣赏感激的大著，料也不难。
数说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名字，他们也只是脑袋上七个窟窿，手掌上十支短棒。他们的作品，每一个字我们都认得，每一句话我们都懂得，每一件事我们都经验过或想象得出。做得跟他们一样，有什么不可能？
据说：文学家肩上的那个看似与常人无异的脑袋里，有一种特殊的质料，叫做天才。我们有没有呢？不知道。不过，二十岁的小伙子，自觉与上帝距离很近，仿佛上帝刚刚将他们用心装备一番打发到地上来，天才如果这么要紧，上帝不会不给我们。
除了天才，听说还有方法—什么！谁说的？文学创作有方法，难道这是木匠做桌子吗？是大司务剃头吗？玫瑰是用一套方法开出花朵的吗？瀑布是用一套方法画出线条来的吗？萧伯纳说写作的方法只是“由左到右”。老萧万岁！
我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人物，同睹过一个世界的破碎，一种文化的幻灭，痛哭过那么多的长夜，这只手还不是产生名著的手吗？无疑，这身体，从头顶到脚底，每一寸都是作品！
偶然的，我们聚合在一起，庄严而且响亮地互相宣布各人的宏愿。其后，不断交换报告各人的进度和成就。在这种场合，空气够忙碌的，它们无休止地震动着，去传达有关人生的各种壮语，有关当代作家的臧否，文学上像麦芒一般的细枝末节的争辩，以及雄图大志之重申。
真的，像天才一样，每个人的工作方式都不相同。有的人想呀，想呀，每夜都想好一个长篇，第二天阳光一照，长篇随着黑暗跑了。有的人东奔西跑，调档案，借参考书，征求旧报，皮鞋磨破一双，皮鞋磨破两双，资料箱还是填不满，因为早先搜集的东西又不合用了。有的人写呀，写呀，也发表，也出版，起初也有人叫好，可是日子一久，叫好的声音便沉落了。有的人家累重，挣钱忙，动笔的日期永远定在明年，可是这个人忽然化成一罐灰、一抔土，化成亲友的一眶泪、几声叹，在世界上永远消失。
慢慢地，我们明白，谁也不是金刚不坏之身，谁也不是天之骄子。上帝随便抓了几把物质，这就是我们。才能不能满足志愿，志愿不能改变命运，这也是我们。我们离上帝是这么遥远，不但伸手触不到他，举目看不到他，侧耳也听不到他，甚至想象力都想不到他。他也绝未想到在地上爬行的我们，一定的。
以后的迹象似乎是，每个人沉默了，冷淡了，共同的理想既已丧失，友情也疏远了。
多年难得相聚一堂，难得由一位风雅的女主人，故意在这群人相识十周年时安排一次大团圆。凭着旧梦的潜力，这些人都到了，彼此不知有多少话要说，又好像并没有什么可说，只是你望我的眼角，我望你的眼角，看眼角是否有了皱纹；你望我的头顶，我望你的头顶，看头上是否添了白发。—你有几部作品？六部。你呢？四部。一部作品是指一个孩子。嫩笋肥美，新茶清香，乡愁如缕，物价可忧。终席未再听到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名字，未再听到钦羡或抨击那些名字，未再听到要追踪或超过那些名字。每个人可能只剩有一撮旧梦，隐藏在记忆深处，然而谁也不愿去想起它，纵然想起了，也混沌如梦中之梦，一若情人之眼，眼前世界总是那么着实而又那么虚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