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8年，湖北随州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古墓，它的墓主人是曾国国君曾侯乙（姬乙）。曾国就是楚武王征服的随国。一国二名，在春秋时代并不少见。这座大墓的布局模仿墓主人生前的居所，它的一个个墓室象征着墓主人生前居所中的客厅、起居室、宴会厅等功能区。几百年来，曾国一直是与楚国关系最密切的属国之一，曾文化因此属于楚文化的一部分。不过，由于文字记载的缺乏，关于这个古国的具体情形，人们是通过考古发掘才得到更详细的认识。
曾侯乙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随葬青铜器品类的丰富齐全，在下葬之时，人们几乎把墓主人生前的所有生活用品都搬了进来，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礼器和日用器达134件。这134件器物中包括食器、酒器和水器117件，青铜生活日用器17件。这是至今我国出土青铜礼器数量最多、种类较全的一次，这些青铜器成组成套，排列有序，显然是仿照墓主人生前宴乐情景特意安排的。
要复原春秋时代贵族的生活，最好的办法之一是通过了解曾侯乙墓的文物。今天陈列在博物馆中的这些种类繁杂的青铜器，在当时都是做什么用的呢？传说贵族的生活“钟鸣鼎食”，那么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到底是如何生活起居、衣食住行的呢？想必每一个参观博物馆的人心中对此都会感到好奇。我们不妨通过介绍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文物，来尝试复原2000多年前楚国贵族的生活场景。
二
如果你穿越到春秋时期，参加贵族宴会，宾客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净手。在周礼中，这个环节叫“沃盥之礼”。《礼记·内则篇》记载：“进盥，少者奉槃（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也就是说，贵族洗手时，要由一位年长的仆人从上面倒水，一位年少的仆人捧着青铜盘在下面接水。洗完手后再由另一位仆人递上毛巾。
曾侯乙墓出土的这件精美的铸镶红铜纹饰盥缶（图1），就是专门用来盛洗手所用的清水的。另一件铜匜（图2）是用来倒水的，它的形体椭圆，好像一只瓢，使用时，握住后面的鋬手，水从前面的流口流出。承盘（图2）则是仆人捧着用来接水的，它口大，圈足，腹浅而平，盘中还装饰着水族动物纹样，使用功能和艺术功能达到了完美统一。
图1 铸镶红铜纹饰盥缶
图2 铜匜、承盘
洗过手之后，第二个环节是“饰容”，就是整理自己的衣冠。客人们用到的是铜提链鉴（图3）。鉴，在古汉语中是镜子的意思。仆人轻轻打开鉴盖，客人把鉴中的清水当成镜子，看看自己的衣冠是否整洁。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镜子。
图3 铜提链鉴
整理好仪容后，主人和客人就可以进入餐厅了。曾侯的餐厅面积很大，主人和客人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张案和一只俎（俎是一种四脚方形的青铜或者木质高盘），身边还侧着摆放一张几。图4这张浮雕兽面纹漆木案，在当时是用来摆放饭菜的。而俎（图5）则专门用来摆放汤匕、小刀等工具。至于几（图6），则是坐累了用来倚靠着休息用的。当然，几案并不能随便摆放，主人和客人的位置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主人要东向坐，主陪则南向坐，主客北向坐，随从西向侍。
图4 浮雕兽面纹漆木案（复制品）
图5 俎
图6 漆木几
先秦时代，所有人都席地而坐，曾侯乙墓出土的铸有精美龙纹的重达300多克的金镇和镂空龙纹重达1000多克的青铜镇，是用来压住席子四角，使席子不至于轻易移动的。
在席子上的坐法，也有讲究。“虚坐尽后，食坐尽前。坐必安，执尔颜。”（《礼记·曲礼》）不吃饭的时候，要尽量往席后坐，吃饭时要尽量往席前坐。坐时要安稳，不要前后左右晃动，要保持安静严肃。
图7 铜熏
图8 铜炭盆、箕和漏铲
图9 镬鼎、鼎钩、长柄匕
几案之间，摆着几只造型优美的铜熏（图7），里面盛的是燃烧的香料。还有一套铜炭盆、箕和漏铲（图8），是用来取暖的。青铜炭盆上用镶铸法装饰着红铜花纹；而铜箕明显是依照竹编的样子制成的，一根根竹蔑花纹特别清晰；漏铲底上有53个菱形漏眼，证明它是用来筛炭的。它们保证冬季室内可以温暖如春。
在餐厅一侧地上，一般会陈放几只体型相当大的镬鼎。镬鼎相当于今天的锅，主要用途是烹煮牛、羊、猪等大型动物。它高高的三足或者四足下面，可以升起柴火。曾侯乙墓的镬鼎（图9）出土时鼎腹下面有一层厚厚的烟灰，证明它是墓主人生前宴饮时的实用炊具。和这只镬鼎一起出土的，还有两只鼎钩和一个长达1.58米的长柄匕（图9）。这说明，当时厨师在厨房加工好牛肉之后，仆人们会把这只镬鼎抬到餐厅之中，再用这只长柄匕将食物取出。
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铜鼎（图10）据推测应是用来盛放肉类的。它两耳明显外撇，束起腰部，鼎侧还有三只小兽在鼎边探头探脑，似乎想看看鼎里盛的是什么。鼎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的容量较大，只有贵族才能用得起，具有“别上下，明贵贱”的政治功能。
图10 铜鼎及其腹部附饰
先秦贵族采用和今天西方人相类似的分餐制。厨师在厨房做好饭菜之后，仆人们将盛放饭菜的镬鼎等大型食器搬到宴席上。贵族们并不自己动手到鼎中取食，而是由仆人切肉取菜，分成一份份的送到主人与客人的案上。从饮食的角度看，分餐制无疑是一种更卫生的餐饮方式，也更符合贵族们的礼制和身份。
案上的食物摆放位置，也有严格的礼仪要求。《礼记·曲礼》说：“凡进食之礼，左殽右胾（zì），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醯（xī）酱处内，葱渫（xiè）处末，酒浆处右。以脯脩（xiū）置者，左朐（qú）右末。”也就是说，左边放带骨头的肉，右边放不带骨头的肉。饭食放在客人的左边，汤则放在右边。主菜也就是细切的肉和烤熟的肉放在外边，醋和酱等放在里边。葱末之类的放在案子的末端，酒浆之类的放在右边。如果再加脯、脩两种干肉，那就使它们弯曲的部分朝左而放在最右边。
与此相匹配的是，盛放不同种类食物的器具也有严格的讲究。比如古代盛饭的器具就分为四种：簋、簠、敦（duì）、盨（xǔ）。它们都是所谓“盛黍稷稻粱器”，但区别在于簋是圆形，簠为长方形，敦为球形，盨则是椭圆形。簋（图11）一般都有锥形圆盖，其功用是将大鼎烹煮的食物盛入后加盖，既保温又卫生。
用来盛肉的器具，则主要是小型的鼎。曾侯乙墓出土的几只体积很小的小铜鼎很可能是用来放小吃的。
图11 簋
豆是“菹醢（zū hǎi）器”，菹就是咸菜，醢就是肉酱。因此它就是用来盛放咸菜和肉酱等调味品的。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只铜盖豆（图12），通体镶嵌着美丽的绿松石。
和今天的西方人一样，上古贵族吃饭时的主要工具是匕和刀。匕相当于现在的汤匙、调羹，从体上分为尖形体匕和椭圆体匕，从柄上分为曲柄匕和直柄匕。曾侯乙墓出土的金质漏匕（图13），显然是用于从其旁的金盏中捞取食物的。
图13 金盏与漏匕
至于吃饭时的程序和礼仪，除了我们熟知的“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之外，《礼记·曲礼》还说：“客若降等，执食兴辞。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进，殽之序，遍祭之。三饭，主人延客食胾，然后辩殽。主人未辩，客不虚口。……卒食，客自前跪，彻饭齐以授相者，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共食不饱，共饭不泽手。”
也就是说，客人的地位如果低于主人，就要拿着食物站起来致辞表示感谢，并表示自己的身份不配与主人同在堂上进食，自己还是去堂下吃吧。然后主人也起立劝阻客人，表示欢迎，然后客人才能落座。
进食之前，馔品摆好之后，主人要引导客人举行食前的祭礼。古人进食之前必行祭礼，每一种食物都要先拨出少许，放置在几案之上，以祭祀神灵祖先。所谓“祭所先进”，是指按进食的顺序，宴席先吃什么，就先用什么行祭，遍祭各种食物。
客人先吃三口饭，然后就要说饱了，主人劝让才能开始吃肉。先吃纯肉块，后吃带骨头的肉块。
主客要相互照顾着共同吃完。主人不能先吃完而撇下客人，客人也不能先结束进食。如果客人吃饱了而主人进食未毕，则“客不虚口”。虚口是指用酒漱口，以清洁口腔，表示进食结束。主人尚在进食而客自虚口，是不恭的表现。
宴饮完毕，客人须跪立在食案前，整理自己的餐具及剩下的食物，交给主人的仆从。待主人说不必客人亲自动手，客人才住手，重新坐下。
大家共用一个食器时，要谦让，不能光顾着自己一个人吃饱。“共饭不泽手。”吕氏注说：“不泽手者，古之饭者以手，与人共饭，摩手而有汗泽，人将恶之而难言。”（〔元〕陈澔注：《新刊四书五经·礼记集说》）大家共用一个饭器时，取饭需要用手，因此要保持手的干净，不能轮到你取饭的时候再搓你的汗手。
此外，先秦时代，关于吃饭，还有很多其他规定，比如“毋抟饭，毋放饭，毋流歠（chuò），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取饭时不要团饭，就是不要把饭压紧实，好像怕吃不饱一样；不要将手抓到的饭再放回去，怕别人嫌脏；不能张开口大喝特喝，好像自己要把羹汤赶紧喝完，那样显得很贪婪；吃饭时口中不能发出声音，这样不礼貌；不能用嘴去用力啃骨头，一则会发出声响，二则龇牙咧嘴的样子不雅，三则好像嫌主人饭菜不够，非要啃骨头才能吃饱一样；不要把没有吃完的鱼肉放回去；不要把骨头扔给狗吃，主人提供的食物很珍贵，不能用来喂狗。
所以，不到礼仪学院培训一段时间，今天的人穿越回去，是无法体面地参加春秋时的宴席的。即使礼仪娴熟的贵族，参加宴席，也经常吃不饱。一方面是因为礼仪过于烦琐，讲究太多；另一方面，“凡侑食，不尽食；食于人不饱”。陪尊长吃饭，绝不可尽兴地吃；凡是做客，不可吃饱。
三
相比吃饭，贵族们对饮酒更为重视。
中国上古酒文化非常发达，因为酒在先秦贵族的饮食生活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这种神秘的、能令人产生幻觉的液体，不但令无数贵族为它沉迷，更使他们把它当作奉献给神的最主要的礼物。古代贵族在进行占卜、祭祀和战争前，都要大肆饮酒，以求好运，以壮威风。曾侯乙墓出土的这批青铜酒器，是已出土先秦青铜酒器的巅峰之作。
曾侯乙墓的酒器，令人们印象深刻的，首先是它们体量的巨大。有两件大尊缶自重分别为327.5千克和292千克，容积约430升，是迄今所发现的先秦酒器中最大的两件；有一套联座对壶（图14）总重约240千克，总容积约180升；有一套鉴缶，重约170千克，缶的容积约65升；有一套尊盘，尊与盘总重28千克，尊的容积约9升。
图14 联座对壶
虽然《战国策》说：“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但事实上，酒的魅力是贵族们无法拒绝的。通过这些巨大的器具，我们可以猜想曾侯乙应是一个善饮的人，也可以看出在楚国贵族生活中，酒是如何须臾难离的。“酒池肉林”“花天酒地”，这些成语通过这些酒器，化成了我们眼前的实物。
曾侯乙墓的酒器，还有一点令人们印象深刻，即酒器种类的繁多。在先秦青铜器中，酒器所占比例最大，种类最多。古代青铜食器在10种以上，而酒器在20种以上，每一种器物都有特定的称谓和特定的功能。贵族所用酒器的复杂，令人叹为观止，反映了先秦酒文化的繁盛和发达。
壶是用来盛酒的。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只提链铜壶（图15），壶颈内收，可保持容器内液体在提拿挪动时的平稳性；壶口略侈，与腹部交映，形成一条流动的曲线。
图15 提链铜壶
尊主要也是用来盛酒的。当时宴请贵宾时，往往不是直接奉上酒杯劝敬，而是将一个盛酒的尊奉送到宾客面前，以示尊敬，因而称为“尊”。
爵相当于现在的酒杯，前有倾酒用的瓦筒似的流，后有尖状尾，腹侧有鋬，口上有两柱，腹下有三尖足。关于这两个柱的用途，后世专家有几种不同的猜测。有人说，这两个小柱可以分开胡须，饮酒时胡须不会沾上酒。还有一种说法是两个小柱抵住鼻端，提醒饮者勿贪杯误事。这两种说法我个人感觉都有点不合常理。还有人说，小柱可能用于拴挂香料包，有点像今天的袋装茶；香料泡在酒里，喝酒时因拴在小柱上而不会被一起倒出来。更有专家认为小柱是用于拴过滤包过滤米酒的。
角也是饮酒器。其形制似爵，不过比爵简单一些，无流无柱。
觚（gū）同样是饮酒器，为“乡饮酒之爵也”。燕礼、特牲馈食礼中都是用觚。《论语·雍也》中孔子曾发出对礼制日益混乱的感叹：“觚不觚，觚哉！觚哉！”
同一种功能，但是器形却有这么多不同，主要是为了体现礼治精神。事实上，酒具不光是用来盛放美酒的，更是贵族们分尊卑、定上下的礼仪用具。古语说：“非酒器无以饮酒，饮酒之器大小有度。”王公贵族们使用酒杯，依身份高低贵贱而有严格的规定和区别。《礼记·礼器》云：“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zhì），卑者举角”。正因为诸侯们使用不同等级的酒器，后来才出现了“爵位”这个词。“爵位”，原义就是指酒器摆放的不同位置。先秦酒文化之所以如此发达，一个主要原因是它是先秦礼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族们饮酒的礼节分为“献”“酢”“酬”三部分。客人坐定之后，主人先取酒爵到客人席前进献，叫“献”；然后，客人也要到主人面前回敬，叫“酢”；再由主人把酒注入觯中，先自饮，再劝客人同饮，叫“酬”。完成这样一套礼节，叫“一献之礼”。这套礼节在席中会重复多次，一丝不苟。
四
除了体量大、种类多这两点，曾侯乙墓出土的酒器更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其铸造的精美和设计的巧妙。
曾侯乙鉴缶（图16），堪称酒器之王。它通体布满镂雕和浮雕的蟠螭纹，一条条细如绒线，相互缠绕，繁密得让你点不清数目，然而却又排列有序，形态清晰逼真。鉴身外壁还有8个龙形耳钮。它们弓身向上作伏攀状，造型生动可爱。鉴身底部的四角各有一个兽形足。小兽昂首曲颈，挺胸弓腰，抬起两条前腿，把铜鉴稳稳托了起来，造型十分动感。
图16 曾侯乙鉴缶
它的功用也很有意思。如果用今天的叫法，其实可以称它“冰箱”。它分成青铜鉴和青铜缶两个部分。外套为鉴，缶在其中，缶和鉴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放冰，也可以放热水，因此具有冰镇、加温酒浆的双重功能。有专家将其称为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冰箱”（当然也可以用作“保温箱”）。先秦的酒都是米酒，天热时很容易腐败变酸。因此，贵族家中都设有巨大的冰窖。酷暑季节，缶内盛入酒浆，中空部位放置冰块，就可以享用冰凉可口的冰酒了。屈原在《招魂》中有“挫糟冻饮，酎清凉些”之句，描述的就是冰冻甜酒、满杯痛饮的清凉感受。如果是隆冬季节，只要将热水注入中空部位，缶内的饮料就可以升温。不过，无论是冰块融化，还是注入热水，都会产生一定浮力，从而影响到缶的稳定。因此，铜缶底部方足上，开了一个孔。方鉴底部与缶的方足孔相对的部位，装有弯形栓钩，正好插入缶足的孔里，从而防止铜缶浮动或倾倒。更妙的是，有一只栓钩还装有倒钩，当将缶放入鉴中时，通过下压的动作，可以使弯钩向外侧倒，从而钩住缶底，这样就把缶牢牢地扣在鉴的内底而使之不能滑动；当向上提起缶时，弯钩向上并向内侧旋转90度，倒扣就松开了。古人的设计十分简单而巧妙，并不输于今人。
曾侯乙尊盘（图17）被称为“史上最复杂的（单件）青铜器”。它由盘和置于盘中的尊两件器物组合而成，功用与鉴缶相同。尊是酒器，盘是水器，夏季可盛冰用于镇酒，冬季可盛沸水用于温酒。它造型上十分繁复，让人眼花缭乱。盘下设兽形盘足，龙首、龙体、龙尾均蜿蜒曲折，表现出充沛异常的生命力。更冲击人视线的，是它的镂空和透空附饰，通过高低参差和对称排列，整齐中寓有变化，繁复中富于玲珑剔透，只能用巧夺天工来形容。
图17 曾侯乙尊盘
曾侯乙尊盘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代表作。尊盘由本体、附件装饰及透空附饰组成。尊由34个部件经56处焊接与铸接而成。盘则由38个部件经44处焊接而成。尊盘本体共饰有84条龙、80条蟠螭。盘口沿上的透空附饰，由高低两层、内外两圈蟠螭纹构成，每圈有16个花纹单位，每个花纹单位由形态不一的4对变形蟠螭组成。表层纹饰互不关联，彼此独立，仅凭内层铜梗支撑构成一个整体，令人叹为观止。这些透空部分是用失蜡法铸造的。失蜡法的原理很简单，就是用蜡做模，模外做范，浇铸时，蜡遇热熔化，器也就铸出来了。中国现已出土的最早的失蜡法青铜器，是在楚国淅川下寺春秋晚期的一座楚墓中发现的。曾侯乙尊盘的铸造时间稍晚于淅川下寺青铜器，其工艺水平比淅川下寺的更为高超，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成为中国古代失蜡法铸造史上的里程碑。它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最复杂、最精美的青铜文物精品，也是世界青铜文物中屈指可数的珍品。
贵族阶级的生活，不只是“荒淫腐朽”，其实也有对美的追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在礼节、礼仪的意义上，礼有另外一种功能，就是使人文雅。在这种意义上，礼使人的情感雅化，净化。”对春秋时代的贵族来说，礼乐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审美。《礼记·少仪》中这样描述贵族生活之美：“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济济翔翔；祭祀之美，齐齐皇皇；车马之美，匪匪翼翼；鸾和之美，肃肃雍雍。”贵族们之所以如此讲求器具的精致，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要求。正所谓“宫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时，乐得其节，车得其式，鬼神得其飨，丧纪得其哀，辩说得其党，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加于身而错于前，凡众之动得其宜”（《礼记·仲尼燕居》）。美，或者说和谐、得体、优雅，是贵族生活的首要追求。
曾国的这些青铜器，盛放着的是优雅与雍容，它们以其雄浑古朴的造型、绚丽精美的纹饰，代表了中国青铜文化的一个高峰。事实上，在春秋中期以后，中国大地上，体量最庞大和造型最精美的青铜器，几乎都出于楚国故地。这一事实证明，春秋中期以后，楚国的青铜铸造技术在我国传统青铜铸造技术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高度。楚国在青铜器方面取得的艺术和技术成就，充分显示了其中原化的程度。
五
无论是吃饭还是饮酒，都缺少不了一种重要的背景：音乐。所谓“钟鸣鼎食”，并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而是对先秦贵族生活的写实性描写。
古代贵族的正式宴请，必有音乐和歌舞。其功用有二：一是为了贵族生活的排场，二是表现礼治精神。
音乐是礼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氏春秋》高诱注说：“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人之正性。”正因如此，“礼乐不可斯须去身”（《礼记·乐记》）。
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共有8种，125件，这在我国音乐史上和考古史上都是一次空前的发现，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进入曾侯乙墓这座千年地宫的中室，犹如置身于一座音乐殿堂。近40平方米的中室内，100多件乐器按照一定的组合安放，宛如一个庞大的民族乐队，非常壮观。西部是高架整齐的编钟（图18），在2米多高的曲尺形钟架上，分下中上三层悬挂着大小不一的65件青铜编钟；与编钟相对，在东部是一具立于青铜底座上的大鼓；中室的北部，在青铜构架上分两层悬挂着一套石质编磬（图19）；在钟、磬与鼓之间，陈放着排策、笙、瑟、筑一类的竹管乐器和式样不同的小鼓。这个阵容庞大的乐队，至少需要41名乐工参与演奏。在曾侯乙墓东西室中，人们共发现了21具陪葬棺，这21名死者经鉴定为13—25岁的妙龄女子，很可能就是喜好声色的曾侯乙的部分乐工或者舞女。由于酒器放置在中室的东墙下，正对钟、磬架所构成的空间，可以揣想，那就是墓主生前与宾客宴享的位置了。（参见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
图18 曾侯乙编钟
图19 曾侯乙编磬
《楚辞·招魂》中有一段专门描写了贵族宴饮时钟鼓齐鸣、翩翩起舞的场面：“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美人既醉，朱颜酡（tuó）些。娭光眇视，目曾波些。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鬋（jiǎn），艳陆离些。二八齐容，起郑舞些。衽若交竿，抚案下些。竽瑟狂会，搷（tián）鸣鼓些。宫庭震惊，发激楚些。”
大意是说，安放好编钟，设置好大鼓，开始演唱新作的歌曲。唱罢《涉江》再唱《采菱》，更有《扬荷》一曲飞扬。美人已经喝得微醉，面庞红润发光，目光撩人，秋波流转。披着轻柔艳丽的衣衫，长长的黑发盘起高高的云鬓，二八分列的舞女都采用同样的妆饰，跳着郑国的舞蹈上场。摆动衣襟像竹枝摇曳，弯下身子拍手。吹竽鼓瑟，热烈地合奏，猛烈敲击，鼓声咚咚。宫殿院庭都震动起来，唱出的《激楚》激越高昂。
在春秋战国，能享受金石之声的，只能是高级贵族。一般的贵族只能用鼓、瑟、笙一类的乐器。只有曾侯这样的高级贵族，才能使用编钟或编磬。曾侯乙编钟的钟架呈曲尺形，与编磬一起组成一个曲为三面的“广”字形，这即是古文献中说的“曲悬”。四面悬，谓之“轩悬”，是最高的等级，为天子的礼遇。轩悬去其一面，三面形成曲形，即曲悬。曾侯乙编钟的体量极为巨大。除去钟体不说，仅钟架下层三件铜人（连座）就分别重316.6千克、323.5千克、365千克。“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目前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堪称‘编钟之王’。”（王霖主编：《国宝档案之谜》）这些编钟每个都可以同时发出2个音，以现在国际通用的C大调7个音阶为同一音列来说，共跨5个8度。这些乐器证明了楚国音乐在当时居于领先的地位。
（本文摘自张宏杰著《楚国兴亡史：华夏文明的开拓与融合》，天地出版社，2023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