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克侠（1900-1984），河北献县人。1923年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加入冯玉祥的部队。1924年前往广州，曾任陆军讲武学校教官、队长。1926年任冯玉祥部学兵团团副。1927年至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张自忠部任师参谋长。1931年考入南京陆军大学。1933年5月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先后任同盟军的高级参谋、干部学校校长。1937年“七七”事变前，任国民党第29军副参谋长，随后参加了卢沟桥抗战。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六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谋、副参谋长、第59军参谋长、第33集团军参谋长和副总司令等职。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1948年11月8日，与何基沣一起率部起义，对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起义后，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3军军长兼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请求参加祖国建设工作。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曾担任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林业部副部长、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1984年7月7日在北京逝世。
张克侠同志
起义之后
1948年11月8日，张克侠与何基沣一起，率国民党第59军两个师、第77军一个半师共2.3万余官兵，在贾汪、台儿庄防地举行起义，加入人民军队行列。这次起义，使淮海地区东线的国民党军防线出现一个大缺口，使我华东野战军主力乘虚而入，切断了黄百韬部的退路，进而将国民党军第7兵团全部歼灭，加速了淮海战役胜利的进程。张克侠、何基沣的行动，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嘉勉。朱德总司令高度评价了这次起义，认为“对战局影响很大，使敌人的部署大为混乱”。张克侠率部起义后，于1949年元旦前后，部队开往宿州的灵璧县整编。第59军与渤海纵队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33军，由张克侠任军长，韩念龙任政委。改编就绪第33军即开往安徽巢县，归第九兵团编制，准备渡江作战。
张克侠与何基沣
1949年4月7日，陈毅给张克侠写信专门予以鼓励，信的内容是：“克侠同志：兄领导起义后，弟来往南北不克在部，故未畅叙，深以为歉。郭政委（按：指当时的九兵团政委郭化若同志）来此，谈及兄部改造经过及兄努力学习情形，甚好甚慰，望继续努力，得便当谋快晤。匆匆，致布礼。”张克侠在自己的回顾中写道：“陈毅同志军务繁忙，但他对于我的关怀与帮助是很多的，我永远感激和怀念他。”
陈毅致张克侠的信
4月21日拂晓，第33军随27军之后，仅用一个多小时，就从安徽的泥沙坝、外滩横渡长江天险，全部顺利地在南岸登陆，占领了滩头阵地，蒋军部队被歼一部，大部南窜。渡江之后，张克侠指挥部队向东急进，于27日进抵广德，28日5时继续东进。这时，前卫抓获一名俘虏，得知芜湖、南京、镇江一线江防蒋军约六个军向杭州溃窜。当时，军部及一个团在广德，别的部队都正在东进之中，彼此相距很远，张克侠当即一面报告上级，一面部署截击逃敌。经过一天的战斗，歼敌万余人。随后，张克侠又率部参加了上海战役，并在上海解放后，奉命担任淞沪警备任务，并兼任淞沪警备区参谋长。
1950年3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做出了“关于张克侠党籍问题的决定”，内容是：“张克侠同志，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学生。大革命时期由西北军派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因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一九二八年在校曾请求入团入党，但因当时蒋介石已叛变革命，西北军首脑冯玉祥也背叛革命，本人为西北军所派故未被批准。回国后即在冯玉祥处任职。在冯、阎反蒋战争时，本人一九二九年赴沪，得由张存实同志介绍入党，并负党的任务回西北军工作。此后因党未派人联系，一度失去组织关系。一九三三年因公赴沪，复通过张存实同志与党取得联系，后到南京陆军大学学习，曾参加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工作，与党保有联系，同时并与第三国际一位马同志有工作关系。陆大毕业后历任二十九军及五十九军参谋长等职。在二十九军曾掩护我党在该军工作，在五十九军亦曾与王梓木同志通讯联系。抗战初期在武汉与我周、叶、陈诸同志联系，至一九四〇年后曾中断。自卫战争开始后又与党取得联系，并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上述情况，经张存实、王梓木、肖明、徐冰、叶剑英、曾志等同志分别证明属实。
据此我们认为张克侠同志，虽长期在国民党军队工作，但一九二九年入党以来，一贯与党保有联系，设法为党工作，并有成绩，故其全部党籍，应予承认。”
在林业部工作
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后，张克侠请求转业，参加绿化祖国的工作，被任命为华东农林部部长。1954年国务院成立后，他又被调到北京，担任国家林业部部长、党组成员；后兼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分党组书记。1955年9月，张克侠因在解放战争中的杰出贡献，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
在担任林业部领导工作期间，张克侠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林业方针和政策，在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有计划采伐和节约木材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张克侠非常重视调查研究，重视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经常到全国各地偏远林区考察调研，到艰苦的实验点慰问一线科技工作者，给他们加油鼓劲，对他们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在理论指导方面留下了宝贵财富。当时木材生产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张克侠爬山越岭，深入到一线林场，找采伐工人谈话，了解他们生产生活的情况，并召开会议研究解决方案。不久之后，这一问题就得到了基本解决。
张克侠所发表的《加强护林 保持水土》的学术论文，高瞻远瞩地提出通过土改运动宣传护林办法，加强护林教育，使群众自觉地认识护林的重要；护林时要提出公私林木一律保护，并照顾群众切身利益；在封山育林及新造林地区，应禁止放牧牲畜；对保护山林有显著成就者，人民政府应予以适当奖励等建设性建议。
他以陕北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工作为例，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总结了陕北水土保持方针：蓄水救旱、排水防冲、合零为整、沙漠固定与改良。论文指出，改造陕北地形与陕北荒山荒地，固定、改良、利用沙漠，改进陕北人民生活，澄清河水，绝不是“百年开花，千年结果”的空想，而是有期可待。
张克侠担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期间，他团结广大林业科学技术人员，为建立和健全我国林业科研体系、发展科研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为林科院的科学研究基本建设计划、机构设置、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情报所、林化所的成立，林研所、木材所、哈尔滨林机所的更名、归属等，他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在1958年以前，林科院仅有两个研究所，三百多人，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至1966年已建立起十多个研究所、两个实验站和一个实验林场，人员发展到一千六百多人，基本上形成了专业齐全、学科配套、布局合理，实验条件初具规模的综合性科研机构。
在多次主持召开的全国林业科技工作会上，他总结指出，要使林业科学技术事业迅速发展，必须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大兴协作之风，各林业科学研究机关，应广泛地与中国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各产业部门研究机关、各高等学校及工厂、林场、人民公社等开展共产主义大协作，以促进林业科学技术事业高速发展。这些科研协作的理论和观点，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张克侠的生活极为简朴。他到北京后住在东四七条八号一栋年久失修的一个小院子内，狭窄矮小的四合院中，挤住着一家十余口人，家中连稍微像样一点的家具也没有。六十年代，针对浮夸、迷信的风气，张克侠在六十岁寿辰时写下了“关于丧葬问题的我见”一文，以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对待身后之事。
张克侠关于丧葬问题的文章
韩念龙为张克侠党籍问题写的证明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克侠被红卫兵打成假起义、假党员、反革命投机分子，一大堆帽子扣在他的头上。随即，他又被软禁、被关进牛棚，下放到广西“五七干校”，受尽折磨。他当时年近七十，身体孱弱，受到这样非人的对待，却仍然坚持信念毫不动摇。当造反派鼓噪要他“交权”时，他严正地回复：“我的权是党中央、国务院给的，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我不能交权！”在对他的所谓历史问题的揭批会上，他如实讲了过去的历史。有人不满意，他坚持说，我是实事求是讲的。
对于张克侠极其珍视的党籍问题，“文革”结束以后，中央组织部门已经确认了1950年的结论，即他的党籍应从1929年算起。笔者所见1977年9月中央组织部的一本关于“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尚待分配工作和安置的原副部长、副省长以上干部名册”中，张克侠的入党时间已经被确认是1929年。但是，由于“文革”中各种污蔑和不实之词流传很广，他的党籍问题仍不断受到一些人的质疑。
中组部文件中确认张克侠的党籍应从1929年算起
韩念龙曾担任第33军政委，和张克侠一起工作过，后来调外交部工作。“文革”期间，造反派三番五次向他调查张克侠是否是党员、是否是真起义？对此，韩念龙都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张克侠不幸逝世后，韩念龙专门就他的党籍问题写下一份证明，留作历史资料。材料的标题为“关于张克侠同志党籍的证明”，内容如下：
张克侠同志，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军军长，我是三十三军政治委员、军党委书记。一九四九年，我们曾在一起工作。
“文革”期间，张克侠同志遭受迫害，他的革命历史和党籍问题，被林业部的部分造反派歪曲和否定。林业部造反派多次要我证明张是否是共产党员，我都对他们作过肯定的明确答复。我曾将此事向陈毅同志反映，陈老总立即回答说：张克侠不但是个老党员，而且是个好同志。张早在苏联留学时即参加了共产党，他作为秘密党员长期在冯玉祥西北军担任高级军官，多年来他对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淮海战役之前，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夤夜带着徐州地区国民党的军事部署、部队番号和指挥官姓名等资料来见我，接着他同何基沣领导两个军起义，淮海战役的胜利他是有功的。不但如此，就在抗日战期（按：原文如此，应为抗日战争时期），张克侠同志，也和我们（包括李先念等同志）经常有密秘联系。陈总还最后叮嘱我，要我一定要告诉造反派，不能冤枉一个好同志。我把陈毅同志的话转告了林业部造反派，并一再向他们补充说明，张克侠任三十三军军长时，上级不但通知我张是党员，而且要参加军党委。张如果不是党员，怎会作为委员参加军党委呢？但当时有的造反派还是不相信。
就在那时不久，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工作的张克侠大儿子木铁，因反对“革命样板戏”罪名受到大批判，也牵到他的父亲问题。木铁找了我，记得我曾向该厂军宣队负责人狄福才说过：张克侠同志的确是老共产（党）员，而且是个好同志。
该证明落款“韩念龙”，日期为“八五年一月十三日”，并加盖了印章。
韩念龙为张克侠的党籍问题所写的证明
证明中将张克侠入党时间说成是在“苏联留学时”，并非完全是记忆差错。事实上，1928年张克侠在苏联东方大学留学时，确已经提出入党申请并获得批准。但由于后来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组织上通知张克侠回国接受考验，重新申请入党。张克侠回国后，于1929年7月赴上海找党，与董健吾接头后再次申请入党，并经张存实、李翔梧（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周恩来批准张克侠为特别党员，规定单线领导，不得与地方党发生关系。
这份珍贵的证明材料，也是对张克侠同志在长期险恶的环境中，出污泥而不染，坚持原则，坚定革命信念的一个最好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