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唐宋史学界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两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文书行政、信息沟通、藩镇体制等重要课题碰撞出新知；敦煌吐鲁番文书、石刻文本等文献研究推动历史研究走向深入；史料和论证更加立体化，个案研究扎实，关照面宽广。
为了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突破传统王朝体系，强调比较研究，2023年6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主办、浙大城市学院浙江历史研究中心协办“唐宋史研究的新时代”学术研讨会，搭建切磋方法、凝练话题的交流平台。来自海内外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百余位学者齐聚中国人民大学，讨论新时代唐宋史研究的发展与未来。
此次会议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专家报告、分组研讨和圆桌会议。
一、专家报告
专家报告的上半场由七位学者发表主旨演讲，主题分别是“敦煌吐鲁番文献与唐史研究”和“历史十字中的南宋”。
首都师范大学郝春文教授以《青年唐史研究者如何检索和利用敦煌文献》为题，从目录、图版、释文、工具书四个方面，报告海内外现有检索和利用敦煌文献的路径。他指出现有编目成果虽多，但大多陈旧、残缺不全。图版经历了第一代黑白图版、第二代黑白图版，发展至彩图印刷，有助于辨认朱笔的添加与校改。彩图是当下敦煌文书图版印刷的趋势，许多学者正着手于此。
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结合手头项目工作报告《新刊法藏敦煌文献高清彩色图版的方法与意义》，为敦煌学和唐史研究提供最新的彩色图版和简洁的解题目录。此次重新出版法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高清彩色图版，最重要的工作是将文献统一规范化定名。这要求对前人研究成果加以评判，对前人较少措意的写本进行新的探讨，利用古籍整理和出土文献整理的规范命名。解题目录提示写本最基本的残存状态和首尾题情况，给出定题的文献和研究依据。彩色图版与黑白图版不可同日而语，将避免许多文献陷阱，并为艺术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以《种族与文化——中古中国文明的双重变奏》为题，重申陈寅恪种族与文化的命题，认为从安史之乱至元代统一之前，都存在着民族融合的问题。其中诸如民族规划的政策、胡化与汉化的转换关系等都是中古时期很重要的课题，并直接通向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教授以“历史十字中的南宋”为主题发言。他提出，南宋时期的中国历史走向开始呈现某种结构性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国家地理格局的大调整，另一方面是随着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农业文明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影响改造周边地区。他上承邓广铭先生大宋史观，提倡辽、宋、西夏、金等领域诸史兼治。这一观念在史学研究中应落实在观察视野的超越，至少应以全局眼光对某一政权展开专题研究。以具体议题为例，宋人在雅文化层面的类型、经济生活的精致以及政治机制的文治走向等方面是否能充分反映宋代社会文化“转向内在”，或许可以考虑外部世界非同寻常的压力对宋人心理造成的反弹；又如持续不断的、多方位的人口迁徙对不同地区包括宗教在内的复杂影响，南北对峙下地理格局的演变，高丽、大理等少数民族的因应之道等议题若从单一政权立场出发考察，恐难以深入。史学研究若能超越王朝体系间隔，从纵向、横向两个方面都扩宽视野，将可能更加贴近公元10至13世纪的中国历史。
浙江大学李华瑞教授以《10至13世纪的南宋史研究》为题，主张以辽、西夏、金、蒙元与宋朝的互动作为主线，研究宋代的政治史。宋太宗确立了消极防御的军事体制，神宗虽进行强兵改革，但没能改变宋军以防御为主的武装力量性质，南宋时虽不乏北伐的呼声和实践，但在军事体制上没有建立进攻战机制，轻率发动战争注定走向失败。真宗与辽朝缔结澶渊之盟，形成了宋朝以议和解决边患的解决样板。南宋与金、蒙元相关互动问题，需要深入宋、金、蒙元军事体制和战略思想才可以得到解释。他以宋夏关系为例，提倡研究者需进行局部的、具体问题的研究，才能建立宋与周边政权的互动关系。
台湾地区“中研院”黄宽重先生和上海师范大学虞云国教授以视频发言的形式参与这一主题讨论。黄宽重以研究孙应时、刘宰这类低阶士人官僚群体的经验为出发点抛出议题，提出现有文集资料相对丰富，充分利用这些材料有助于理解南宋中低士人官僚与基层社会的诸多面相，丰富南宋士人与社会关系的认知。虞云国指出历史研究既要抓共性，又要把握各个不同地区的特殊性。大宋史观还可拓展它的研究范围和时代，中亚各民族政权与元、明时期的历史问题都应在研究范围里面。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不仅有政治和军事层面的互动，也有经济和文化层面的互动。鉴于既有大宋史研究融通不够且学力有限，学者既要深入个案的细部研究，又要尽可能具备宏观概括理论的自觉性。唐宋变革论、中国转向内在论、宋元变革论等解释模式都为中古史研究带来新的议题和成果，其中将明代制度纳入考虑有助于深刻理解南宋以后中国文化的延续。
专家报告的下半场由六位学者分别在A、B会场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吴丽娱研究员以《〈通典·开元礼纂类〉衣服篇“令云”的来源与校勘》为题，对《通典·开元礼纂类》注文中引用的衣服令文进行解读和探索，并对“令云”的形式来源、礼令关系以及相关《开元礼》章服的校勘问题加以考察，认为《通典》“令云”是在《开元礼》章服名目、构成的总体叙述之外对制度细节的补充，开元衣服礼文与“令云”的直接来源是开元《衣服令》，礼文与“令云”内容结合才是《衣服令》的完整表述。沿着这一思路，《通典》许多注文内容其实可划归为令，或许可以扩大令的复原范围和内容。对注文的再理解可纠正前人版本校勘，拓展唐宋制度史研究的问题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黄正建研究员在《应该加强〈天圣令〉研究——兼谈〈天圣令〉文本整理和译注的若干问题》发言中，首先图文并茂地回顾过去十余年收获颇丰的《天圣令》研究，强调《天圣令》对唐、宋法律史和制度史的意义，“新时代”仍然需要年轻学者继续投入研究。随后，他分享在重新审读《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和“《天圣令》译注稿”过程中发现的若干问题。如《校证》因凡例中避宋讳的规定所做的回改处理属于改动原文，且无法判断文字是否因避讳而改，超出文本整理范畴。又如《天圣令》清本根据唐令、宋令的补字反而引起理解歧义。因此，研究者在使用时要核对校录本录文及校勘意见，且一个更符合原貌的令文原文（含清本）和更准确的译注文本将便于学者更好地理解及使用《天圣令》，从而推动研究深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李锦绣研究员报告《“唐咸亨元年后西州仓曹文案为公廨本钱及奴婢自赎价事”文书考释》一题。该文书出土于吐鲁番台藏塔佛教遗址，为咸亨二年至仪凤三年之间的西州都督府仓曹案，记录了西州非赋税收入公廨本钱、其他本钱、官奴婢、碾磑等征利情况及执行中的问题。此文书虽短小残缺，但可与其他文书互相补充，并曲折反映咸亨元年这一唐代历史转折时期的特色和变化，为唐代政治、经济制度及西域军事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该会场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孟宪实教授总结上述研究以小见大，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细致考订与解读，展现了敦煌吐鲁番文献对于唐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中央民族大学李鸿宾教授报告的题目为《试论唐后期成德镇员属“本土化”现象及其实质》。他依据新出土的成德镇军将墓志，从大量军将的安葬地点和家族成员的供职地点推知成德镇员属本土化已相当普遍。这一新的趋势不局限于中唐以后河北道中部地带，实质是节度使驻扎特定地区的制度规定的产物。节度使和地方关联的深化，胡汉交融催生的地方豪强，都是节度使与皇权相抗衡的基础。只有综合考虑权力、族群、地理空间这三个要素，才能理解唐后期至北宋河朔地区的社会变迁。
北京大学陆扬教授以《比较史学视野下的唐代后期研究》为题，指出唐代后期研究中以墓志为核心史料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容易取得局部突破，但出于挑战既有论述框架、思考经典议题的需要，借鉴西方史学的成果可能带来新的启发，尤其是有关藩镇和统治方式与结构的研究。例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修辞学与唐代后期的“文”，具有融通理解的可能。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编年史》中对罗马城外两支军团兵变过程的叙述，应当与唐后期藩镇兵变有相通之处，可供关注藩镇内部的环境和基层人群的研究者参照。七至八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和奈良-平安时期日本历史与唐代河朔藩镇也有相通之处。
中山大学曹家齐教授指出信息沟通是认识和理解南宋历史，乃至整个宋代历史的重要视角。南宋恰逢信息激增的时代，由此反映并带来诸多政治与社会变化。信息激增的社会条件包括对外贸易与冲突的增加、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员流动愈发频繁、信息生产和传播手段的进步等。信息激增的影响包括对宋代社会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社会关系、社会习俗等产生冲击，并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与控制提出了新的挑战。近年来已出版大量以宋代信息沟通为主题的成果，但这个领域仍有继续深化的空间。
二、专题讨论
下午分组讨论分别围绕“政治与制度”“国计与交通”“文献与文化”和“文书与石刻”四大议题展开。
（一）政治与制度
本场由中国人民大学邱靖嘉和王尔主持，共报告10篇论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飘《试论唐前期铨选制度的演进——基于行政技术的考察》一文将唐前期铨选制度视作常规行政活动，从解决官阙与选人矛盾出发阐明制度演进的具体过程，并指出相关改革直接影响唐后期的官阶制度，构建生成新官僚精英的制度路径，推动政治文化变迁。赵璐璐指出“行政技术”一词与议题的核心“管理”不太匹配，需加斟酌，文中关于京官确定官资的部分可加以深入推进，寻找更多唐前期的资料。
中国政法大学张雨以《唐代的敕旨与敕牒》为题，重新讨论敕旨和敕牒的内容关系，敕旨的消失发生在依托三省运行的敕类文书内部消长之中，可能受到中书门下体制影响，但并非被敕牒取代。敕牒与其他由两省官宣出的制敕类王言逐渐配合行下，反映出最高政治集团内部存在分工与合作的政务裁决机制。公文书整体体系和制敕类王言的种类、形态在唐宋之间存在差异，但不影响敕牒作为王言的性质。评议人金珍针对研究对象追问该如何理解《唐六典》中对敕旨、敕牒和其他王言记载方式的差异，敕类文字的顺序以及《新唐书·百官志》强调百司承旨未承敕的改动。张雨推测这些问题可能与编撰方式有关，还需要更多研究。
西北大学顾成瑞报告《唐代大礼荫补制度述略》，复原荫补程序，探究荫补制度的缘起、演变、实施机制以及荫补制度对唐后期选举形势的影响。大礼荫补弥补唐初令式所定门荫制度在奖酬殊功者和高级使职方面的缺憾，宋初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系统化、有限度的荫补制度有助于科举体制的开放与公平。张飘认为该研究从大礼荫补的动态演变为理解唐后期政治与选举提供新的视角，但仍可思考大礼荫补制度缘起与泛阶制度缺陷的关联、能否形成稳定的制度以及为何在宣宗后顿减等问题。
曲阜师范大学牟学林报告《概念·职官·机制：中国近代以来唐代御史制度研究述评》，指出“监察”概念受近代政治与学术的影响，无法在深层次与唐代御史研究完全契合；传统官职视角研究细致，但缺乏动态变化以及与其他制度的深层互动；新世纪研究创新集中在研究唐宋官僚结构体系转化过程中御史的身份性要素所承担的功能和以文书行政为主的唐代御史台政务运行机制，并由此反思御史制度研究如何从路径和研究内容来拓展和突破。任士英从该文章看出现实关怀，并提出宋人如何研究唐朝御史以及近代以来御史研究如何改变认识都是可以继续思索的要点。
南越王博物院胡田甜《唐前期广州海贸管理研究——以〈定夷舶市物敕例〉为中心》从公文运作角度利用显庆六年的敕文研究唐前期三省制下的广州海贸管理，概括广州海贸需指定预算、官府优先采购、以供御为主以及广州都督和下属官员是管理主体等特点。张雨对此进行补充，提出“宜令所司”指的是度支司作为头司去管理，“本道长史” 应溢出广州的范围，涉及所有海外船舶到来的地方，此外可以再思考敕文中规定四月前预支的原因。
南京晓庄学院高峰报告题目是《试论唐代的都督府管州》，通过讨论唐代都督府与州的关系，关照唐代地方制度如何设计、运行等问题，发现都督府在南选和配送流移人等具体政务中成为中央对接地方的重要环节，呈现管州的状态。余蔚从政区体系的视角解释在唐代道与都督府这类不标准区域或机构研究中，判断政区和机构的性质与研究它的实际职能同等重要。高峰随后补充贞观十道作为制度底图和政治理想，对唐代行政体制与制度文化的意义。
韩国成均馆大学金珍《从“折杖”到“折杖法”：唐代脊杖与臀杖的形成脉络及其效果》研究《宋刑统》所载“折杖法”的形成过程，讨论脊杖和臀杖的出现背景，及其成为折杖法主角的具体过程。赵晶指出文章需再加分辨笞刑从秦汉魏晋发展来的不同脉络，如曹魏时期以杖刑复活肉刑与唐代修改杖背的讨论背景是不同的，此外“殿廷决者皆背受”不符合贞观故事的论断也应从日本令和玄宗政治再做考虑。
湖南大学黄晓巍《赵氏家族的五代史——〈宋史·太祖本纪〉赵弘殷事迹考论》是在阅读《宋史·本纪》时重新反思赵氏家族先世史后的相关研究。文章在重订赵弘殷事迹后，从赵氏家族与五代军人集团的相互影响，重新梳理五代政治军事的演进脉络，并指出《宋史·太祖本纪》的浅层美化反而遮蔽了赵氏家族对宋朝建立的重要性。何兆泉指出该文关于赵弘殷事迹多为推测，且需处理文献记载的差异性问题。
山西师范大学霍斌《北宋郭皇后之死探微》一文考证仁宗郭皇后死亡的诸多细节，杨太后授意谋杀，仁宗只能选择掩盖真相，从情感史和身体史角度展现帝制时代皇帝的凡人性与政治性。吴铮强直接批评该文直指杨太后的猜测毫无根据，应深究郭氏被废与被害之间陈氏与曹皇后背后的政治力量，以及郭皇后对政治的影响是否足以构成被害理由。此外，吴铮强指出宋史研究者急需摆脱《涑水记闻》和受其影响的《长编》对宋史基本政治史问题的误导。
《涑水记闻》
湖北大学黄光辉《南宋前期中央行政体制改革考论》讨论南宋前期中书三省的改革过程，与元丰改制后的差异，及其对南宋王朝运行制度框架和金朝官制改革的意义。曹家齐肯定该研究理清了南宋初期三省合一、六部诸司郎官、寺监和诸司库务省并，以及六部与寺监的关系等问题，但从该文的题目来看，还应纳入光宗、宁宗时期的制度改革和枢密院、三衙等其他中央行政体制内容。文章还要充分考虑建炎三年四月形成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条件，并从中国中央行政体制的整体演变历程来观察南宋初期改革的意义。
最后，李鸿宾分别对高峰和黄晓巍的发言进行阐发。高峰所讨论的问题，需要从中国古代国家通过行政管理和军事控制两种经营地方的方式来理解。两个系统在国家统治的前后过程中互相交织，始终处于转化状态。这是理解中国历史军、政两套系统之间不断博弈和逐渐缓冲的基本范式。黄晓巍的研究涉及君权世俗化的转变。早期君权神授的皇权政治会神化君主家世，中古时代皇权变成君权民族子孙，转向以民间的、祖先的方式追踪民族的先世。从这个范式角度，史书对赵匡胤父亲的书写并非无意义，或许是基于另一套编写的基本法则。
（二）国计与交通
本场由中国人民大学张亦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孙方圆主持，共报告7篇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陈丽萍报告《敦煌籍帐类文书的再整理与唐史研究》，提出全面整理敦煌籍帐类文书的工作会为经济史课题增添新的原始资料，开辟新的课题。报告人目前已汇集整理户籍、授田田籍和请地状等文书，以胡渠和其他簿书为例展示了文书缀合复原后比较完整的状态。李锦绣、刘屹、孟宪实都肯定该工作对户籍研究的基础性作用，刘后滨针对五代、宋初请地日期改为正月初一这一现象发问，并期待后续能展开研究。
山西大学丁俊《〈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新碎片的缀合与相关问题的讨论》一文通过缀合阿斯塔那230号墓新发表的四件文书残片与相关文书，讨论庸调的填欠折纳和计帐的项帐分类与半输等问题，结合蕃户与岭南诸州税米者相关规定指出该地区存在从半输、轻税到租庸调等全输税制的过渡过程，以及项帐有入官、入国之分，并以此为基础重新解读文书A’27-32行。李锦绣指出文章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如幅宽规定在唐朝出现的时间节点，《仪凤三年度支奏抄》中关于岭南庸调的问题，以及 “半输者准下户之半”是否真为错简。
湖南师范大学彭丽华《日常统治史视野下的开元桥梁营缮》一文试图从人文的角度关注桥梁和桥梁史研究，从东渭桥、蒲津桥、金桥等三座桥分析唐代官府在桥梁营缮中统治职能、治民理事的具体体现和在推进技术革新上的重要作用，以及金桥所含政治隐喻。高柯立评议指出全文并未贯彻日常这一概念，需要寻找一个可以凝聚议题的关注点，并佐以图片说明桥梁的构造与位置。此外，唐代从中原至太原的物资、人力转运是否必经蒲津桥还应再做探讨。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周曲洋《〈日藏白氏六帖事类集〉纸背南宋明州榷务文书考释——兼论南宋中后期的地方财政分隶及其运作》一文首先介绍嘉定年间明州榷务公书中保留大量不系省酒库以及财物不分隶的现象，其次分析官酒务的亏损和经总制钱的过高定额征收导致州府发展不系省的私库酒务。这是南宋中后期地方财政分隶制度在实践中的变形。评议人王申认为此文提供了解读酒务文书的新角度，通过讨论运作的实态提出了新的问题，后进一步推测酒务文书息钱形成钱六会四比例的原因，需另作制度性解读。
广州南方学院黄敏捷《京畿试行新法过程中的信息博弈：以保甲、雇役法为例》从舆情角度探讨新法理论上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措施为何、如何走向变异，认为旧法大臣利用舆情把行政事件引向政治事件，陷入党政歧途，暂时失去皇帝信任，也使变法君臣失去制约和信息途径，百姓的表达渠道被削弱，新法真正的漏洞得不到重视与改正。方诚峰认为该文特点是从信息流通的视角出发围绕舆情事件讨论王安石变法，但抛却对王安石变法的立场预设，事件是舆情还是客观不良影响还需考虑，神宗不利用信息渠道不代表信息渠道减少。此外，相比舆情，人情更符合神宗与王安石的讨论语境。
首都师范大学刘屹《“大秦路”与“陀历道”——西汉至北宋时期中印陆路交通的两条主要通道》考证“大秦路”与“陀历道”的命名依据与实指，重论悬度、瓦罕走廊等对外交通路线，认为两条路依存互补，最大区别在于是否可以通行马匹、牲畜等物资。两条路在宋以后逐渐模糊是陆上丝路交通受阻和佛教重心从印度和中亚向东亚迁移的结果。孟宪实评价该研究迎难而上，把丝绸之路研究推向深处，但魏晋南北朝的文献记载在后世理应有所继承，尤其是《高僧传》所走的路线，那么为什么唐代高僧向西取经却不见“大秦路”的记载？
香港树仁大学张伟国报告《隋唐通济渠、永济渠史迹走访札记》，通过实地走访，建立对大运河的功能、唐宋军事储备的现场感觉。刘屹认为札记中传世史料详尽，涉及较新的考古发现，路线完整，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示范。
（三）文献与文化
本场由中国人民大学王静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刘力耘主持，共报告9篇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曹刚华报告《〈大唐西域记〉在唐中前时期的社会流传与影响》，通过分析《大唐西域记》在唐初、中期流传范围变化的原因，指出唐太宗征伐辽东前后的心态变化导致《大唐西域记》在唐初不受重视，而笔记小说的发展和被《开元释教录》著录与入藏则扩大在唐中晚期的流传范围。田卫卫认为文章以小见大、论证严谨，但在流传过程中西域与中央的关系、《大唐西域记》的文本独特性、相关的政治丑闻、书写条件的变化等因素都可再考虑。朱玉麒提示《大唐西域记》在唐廷控制西域过程中作为情报书的重要性，并指出需要进一步寻找唐前期的相关资料。
香港树仁大学罗永生《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看中晚唐的制茶与饮茶风尚——兼释“饼茶”与“团茶”、“喫茶”与“啜茶”的关系》一文结合《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全面分析唐代制茶风尚、“喫茶”与“啜茶”习俗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学界在点评陆羽《茶经》对唐代饮茶风气影响时的夸大之处。沈冬梅认为物质文化生活史看似材料多，实际上分析不易。文章可以从文字学的角度考虑“喫”和“啜”的区分，并区分饮茶习俗的地域性。
北京大学史睿《唐宋题额书法的文化史考察》聚焦于唐宋题额书法，结合丰富案例分析唐宋题额的署名、书体、社会功能等内容，探索书法史与传统历史学研究的关联。康鹏认为文章内容丰富，有很多可以引申之处，如《玉海》涉及的宋金文化重合现象，南宋使臣游览汴京时标记金人改建部分，除搜集敌国情报外，结合时代背景来看也可能体现故国之思。
北京大学朱玉麒报告题目为《唐平高昌的民间文学遗产》，从“高昌童谣”、西州“学郎诗”、《姜行本纪功碑》相关传说三个方面揭示唐代经营西域的民间文学遗产，填补《大唐西域记》记载中缺失的吐鲁番民间文学故事。评议人林岩指出，该研究很好地将民间史学与正统史学相结合，地域上从吐鲁番文书中的学郎诗勾连到长沙瓷窑诗歌，观察到相同的知识普及程度；时代上联系唐宋材料，分析从唐至宋理解“高昌童谣”的变化。文章存在的问题一是高昌童谣处于正史记载中，在传统意义上不会归入民间文学范畴；二是认为童谣是唐朝间谍所作，推测成分较多；三是部分口述材料样本不足，说服力不够。
上海师范大学李殷《敦煌蒙书〈辩才家教〉的成书与传布》一文考证敦煌本《辩才家教》的真正作者应为某底层僧侣。《辩才家教》在沙州敦煌的传布经历吐蕃与归义军统治，北宋初期仍可得见抄本。《辩才家教》既是庶民阶层的日常履行教育指南，也是世俗佛教的宣传手册，其成书与传布是中原汉地与敦煌社会文化联结的重要写照。评议人陆敏珍指出该文从“显比丘僧”的角度嵌入，改变了前人的研究路径，从敦煌地区中原文化资源的背景考察，视野很广，但存在的不足是论述内容、使用材料存在重复，以及部分结论相对仓促。
中国人民大学赵永磊以《隋唐宗庙祼礼的生成研究》为题，提出《开元礼》最终完成宗庙祭礼的改定标志着宗庙祭礼的成熟，奠定了唐代以后宗庙祭礼的基本规制。《开元礼》宗庙祭礼充分吸纳《周礼》元素，折射出唐玄宗刻意彰显盛世、塑造经典的初衷。评议人王杨梅认为文章关照了整个汉唐间宗庙祭礼的演变，但是研究者除了关注礼仪内容的变化，亦应关注过程的变化。此外，王安石变法也有《周礼》的学术支持，该思路或可资借鉴。
宁波大学石鹏以《试论唐代官署志的编纂与形成》为题，以唐代新产生的职官文献官署志为分析对象，从内容、记载对象和编撰者等方面认为官署志具有较高的文献史料价值，对后世官署志编纂产生深远影响。皮庆生从官署志延伸开，指出唐代人的衙署观念、厅壁记书写背后的群体意识、唐代从以官存司到以司存官的变化、官署志的功能及其抄本的流传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段真子报告题目为《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孝经〉残片考释》，从这组写本背面的习字推测《孝经》白文与背面习字或许存在 “藏-用”的关系，为了解这组白文《孝经》的抄写背景、使用群体，以及《孝经》在唐代于阗的传播状况提供诸多启发。评议人史睿认为，从经学史的角度讲，《论语》和《孝经》的关系特别密切，该研究 “仁字可能来自《论语》” 的推测颇值得关注；从书法的角度来看抄写者控笔能力较弱，或为学童过渡阶段的习书，文本抄写的时间或许更晚。
浙大城市学院王杨梅以《“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考》为题，从文献的角度分析记述源流，认为此语很难被定义为真实记录，史籍记载存在景物与滤镜两个观察对象，应从其文本书写的背后仔细探寻作者的意图与历史的真相。邵浪舷从东汉三国以来经文建构和教义等角度进行补充，并进一步探讨燃灯佛源头的问题。
（四）文书与石刻
本场由中国人民大学求芝蓉和谢能宗主持，共报告8篇论文。
湖南大学蒲宣伊在《新见吐鲁番文书〈唐开元六年高昌县潘寺尼如金讼牒为因改嫁领官钱帛粟事〉考》中利用传世史籍当中有关唐代婚嫁的法律制度规定，广泛搜罗敦煌文书、唐人墓志中有关聘礼的文献记载，揭示文书涉及的这起因聘纠纷案的原委。裴成国讨论该文书性质，建议重新拟定文书名称来体现对文书性质的理解，并指出从社会生活史角度来说可结合《唐大历七年马寺尼法慈为父张无价身死请给墓夫赙赠事牒》做比较研究。
北京大学何亦凡《“简纸过渡”时代的衣物疏——从新刊布的吐鲁番出土最早的衣物疏说起》从衣物疏由木牍到纸张的物质形态变迁，注意到衣物疏所载内容逐渐增加，宗教信仰信息的增多既反映民众信仰与观念的变化，也有赖于纸张提供更多的书写空间。马利清认为该研究采用接近考古学中类型学的比较方式，视角新颖，但需注意使用考古学术语。讨论简纸过渡还要结合丧礼过程，考虑衣物疏的内容、性质以及买地券、正墓文、过所等。这些变化可能都跟当时的社会风俗、族群文化等方面有关。
西北大学裴成国《〈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所刊四件刺薪文书研究》围绕四件刺薪文书性质、相关制度问题，讨论调薪、剂刺薪制度和高昌国赋税纳入的文书行政。徐畅认可文章对第四件文书性质的讨论，但关于供应人名单中女性纳税的问题可再做解释。
中国政法大学马俊杰《新见吐鲁番出土“入老”文书考释》根据麹氏高昌国时期的一件世子令，结合对“羁人”“入老”“入养”的讨论，揭示麹氏高昌制度的地方特色和与中原王朝的同源性，重新审视重光复辟到延寿改制期间的政治动向。何亦凡指出文章可补充高昌制度研究，追问西州何以按照唐代制度建立和维系完整军政体制，或许能延伸出更大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徐畅《唐前期京畿兵民与丝绸之路——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印证》从文书中勾稽出众多个案，追索长安及其周边京畿地区普通民众在西北的踪迹，勾勒唐前期京畿民众在定居农耕之外的生活，侧面展现唐帝国的开放性和流动性。蒲宣伊对该研究中僧尼活动不频繁的现象稍作阐释，建议报告人可以尝试补充这方面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徐弛《蒙古国德勒山唐麟德二年汉文题记考》考释灵州辅贤府，考证德勒山很可能是《新唐书· 地理志》中回鹘路东道上的怛罗思山，指出题记内容与唐与漠北铁勒九姓关系、唐高宗封禅泰山密切相关。刘喆指出讨论回鹘路的路线问题需补充前人成果，尽量落实推论环节。
北京师范大学刘喆《异流同源：五代辽宋三种哀册小考》讨论唐以后哀册出现册版形、石碣（卧碑）形、墓志形三种形式的不同原因，探究汉唐以来“古礼” “今俗” 的碰撞与交融。仝相卿提出南汉使用碑形册也可理解为政权对外的低姿态，辽代使用哀册的风格有别于中原的原因还需进一步加以解释，并补充更多的案例为文章论证增添佐证。
浙大城市学院仝相卿《北宋欧阳修撰“尹洙墓志公案”新探》通过比较欧阳修所撰尹洙墓志和韩琦所书尹洙墓表之间差异，发现欧阳修撰尹洙墓志铭中的“书与不书”，讨论欧阳修庆历新政后从政风格的转变。李全德认为欧阳修撰写尹洙墓志需考虑他的书写风格，也要判断他对朋党问题的真实看法，是否一以贯之坚持“君子有党”论，或许可以从欧阳修长期修撰《新五代史》来考察他长时段的为政理念。
三、圆桌会议：总结与展望
圆桌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李全德和王静主持，邀请学者们针对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与危机共谈新时代创新的方向。与会学者畅所欲言，大致提出以下值得思考的要点。
一是新技术与新材料。面对技术新时代，朱玉麒和罗永生均持乐观态度，新的技术扩大了学者对知识吸收的容量，网络渠道获取资料方便快捷，数据库建设如今也是高校、科研院所的标配。这有利于突破个人研究断代史的学力限制，从而扩展研究问题的时段与范围。叶炜则从史料方面谈起，认为《唐会要》等传统文献未能得到充分解读，而出土文书、石刻资料等新史料所包含的非文字信息也值得关注。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的史料及其载体变迁，可以生发出书籍史、知识史等方面的议题。林岩从宋代文学的角度呼吁新的阐释框架，重新认真审视宋代材料的性质、类型，别集、文集这类与前代相比独有而丰富的材料会带来新的视角，比如充分挖掘书信所蕴含的信息，或自编文集这一行为能为宋代社会研究引发的思考。
二是新视角与新话题。陆敏珍提出宋史研究存在不同维度的破旧立新，向传统材料导入新的概念，从新的认知角度赋予新的解释框架，诸如诠释权力、文本书写、象征、仪式、符号、隐喻等议题的讨论已渐丰富。新的知识的再造和重塑正在成为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张伟国提到唐朝历史可能是宋朝构成的历史记忆，从《资治通鉴》可观察唐朝历史记忆如何构建。史睿强调书籍史在文献研究基础上追问产生了新问题，与一般断代历史研究综合起来考察非常具有前景。同时，具备书法的基础知识对于出土文献研究会有非常大的助益。余蔚则从空间展开，认为唐宋时期由一个政权变为多个政权会产生新问题，例如边缘地区复杂的社会研究将改变宋代方志研究目前区域集中、现象总结趋同的停滞现状，西南地区、宋金夏交界的西北地区以及东北地区金朝的族群等话题可以碰撞出很多新的关注点。吴铮强认为通观10世纪以来中国整体政治体系，杭州史研究不一定仅限于地方史研究层面，可能具备更高的政治层面的意义。
三是交流与对话。何兆泉提醒在关注唐宋史研究新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学术传承，回应原有的重要问题，用专题式研究真正推进打通唐宋史研究，开启持续性对话。蒋爱花表示目前在做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目的便是突破王朝史观和帝王将相的叙事模式。刘屹特别倡议要在国际学术领域体现中国学派和中国声音，尤其是年轻学者，要系统性了解国外研究动向，不畏学术权威，与国际最好学者论辩，有志于以国际最高水准的研究触动海外学术界。最后，东洋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教授西村阳子补充，希望中、日学者保持日后合作与交流。
（本文综合整理自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由骆勇、唐锡楠、唐瑾、范颖媛、徐通辉、王榕靖、李璐缘、张雯雯、程家琪、刘琬华、陈妙、方王子参与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