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南部一直以来要比北部更暴力。自18世纪起，关于斗殴、世仇、游击、私刑的精彩描述就是游记、传记和报刊文中最显著的特色。统计资料证实了这种印象。例如，在1865-1915年间，南部的谋杀率是现在全美的十倍，是那些最为暴力的城市的两倍。现代的统计数据也反映了这个现象。
心理学家Richard Nisbett 和Dov Cohen 在其著作《荣誉文化》（Culture of Honor）中认为，南部之所以比北部更暴力，是因为南方人从文化中获得的有关个人荣誉的信念与北方人不同。他们认为，南方人远比北方人更重视声誉，即使付出巨大代价来捍卫声誉也在所不惜。因此，那些在北方的艾摩斯特或安娜堡造成恶言相向或是小冲突的争执和交锋，在南方的阿什维尔和奥斯汀常常会升级为致命的暴力行为。
《荣誉文化》
还有什么因素能解释这种南北差异呢？某些环境特征可以解释为什么南方人更暴力，比如炎热。这些假说貌似有理，Richard Nisbett 和Dov Cohen 为了检验它们费尽了心思。此外，南方人和北方人也许在遗传上有不同，但以此作为南北差异的原因似乎没什么道理。北方和南方的移民几乎都来自不列颠群岛和附近的欧洲西北地区。在这个意义上，人口是充分混合的。
Richard Nisbett 和Dov Cohen 用了数量可观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假说。首先是针对暴力模式的统计。在南方的乡村和小镇中，因朋友和熟人间的争执而导致谋杀的概率更高，但在犯其他重罪的同时杀人的概率却并没有更高。换句话说，与北方人相比，当在酒吧中发生争执时，南方人更有可能杀死与之争吵的熟人，但当在酒店行窃时，他们杀死柜台后面的伙计的可能性并没有增加。因此，仅仅在关乎个人荣誉的场合，南方人才表现得比其他地方的美国人更暴力。其他的一些假说，无论是白人的人均收入、炎热的气候，还是奴隶制历史，都无法解释这种不同场合下杀人行为的差异。
人们对暴力的观念差异也支持了“荣誉文化”的假说。例如，Richard Nisbett 和Dov Cohen 让人们阅读一些短文，这些短文分别描绘了一位男性的荣誉受到不同挑战的情形，有些挑战是轻微的（如侮辱他的妻子），有些则是严重的（如拐走他的妻子）。与来自北方的回答者相比，南方的回答者更倾向于认为在所有情形中，用暴力来回应都是合理的，并且除非被挑战者对侮辱进行暴力反击，否则他就“不是个男人”。在一些更具冒犯性的情形下，认为朝冒犯者开枪是合理的南方回答者几乎是北方的两倍。
有趣的是，这种行为差异不仅是说说而已，还可以在控制了条件的心理实验中被观察到。在密歇根大学，Richard Nisbett 和Dov Cohen 招募了来自南方和北方的被试来参加一个看起来是有关知觉的实验。作为实验流程的一部分，一个实验员的同伴故意撞到一些被试并对他们骂道：“混蛋！”后面部分的实验显示，这一侮辱对南方和北方的被试有着十分不同的效应。在被撞后一段时间，被试遇到了另一个实验员的同伴，他从一条狭窄的过道中间向他们走来，从而引发了一个懦夫博弈。这个同伴是一个高6英尺3英寸、重250磅（约高1.9米，重113公斤）的校足球队后卫，他比所有被试都要高大强壮得多，并被指示一直往前走，直到被试走到一边给他让路或者两人快撞到了。
北方人在这个同伴还有6英尺远的时候就走到一边，不论他们之前有没有受到侮辱。没有受到侮辱的南方人在这个同伴还有9英尺远的时候就走到一边，但之前受到了侮辱的南方人则继续往前走，直到两人只相距3英尺远。南方人文雅有礼，但也随时准备着使用暴力，他们在未被侮辱时更加谨慎，可能是他们认为足球队员具有荣誉感，因此小心翼翼地不去挑战它。但是，当他们自己的荣誉被挑战时，他们就会去挑战别人，即使个人安危遭受很大风险也在所不惜。这些行为差异和生理是相关的。在一个类似的设计有侮辱的实验中，Richard Nisbett 和Dov Cohen 测量了被试在被侮辱前后的两种荷尔蒙，即皮质醇和睾丸素的水平。生理学家发现，皮质醇水平会随着压力的增加而增加，而睾丸素水平则在准备使用暴力时增加。受到侮辱后的南方人，他们的这两种荷尔蒙水平比北方人表现出了非常大的提升。
位于奥斯汀的鲍勃·布洛克德克萨斯州历史博物馆
Richard Nisbett 和Dov Cohen 认为，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信念差异可以从文化和经济史的角度来理解。南方的主要移民是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牧民，而北方则居住着英格兰、德国和荷兰的农民。历史上，国家在一些地区推行法治时曾受到了巨大的阻力，这些稀疏散布的地区以畜牧为主业，牲畜很容易被偷走。因此，在这些畜牧社会中，人们需要设法建立起愿意使用暴力的声誉，以此对偷窃和其他掠夺性行为形成威慑，这往往就会产生荣誉文化。当然，坏人可能也会想建立这种声誉，以便更好地恐吓他们的受害者。当这种“军备竞赛”升级时，如果一方认为他的荣誉受到了威胁，那么一些无关紧要的争执就会迅速失去控制。这种解释是有事实依据的，南方白人的谋杀率在历史上缺乏国家制度约束的穷乡僻壤特别高，而不是在历史上有着种植园奴隶制的富庶地区。在那种环境下，苏格兰—爱尔兰式的荣誉体系到如今仍然适用。
上述这项引人入胜的研究证明了我们将在这本书中提出的两个主要观点。
文化是理解人类行为的关键。人们会从身边的人那里获得信念和价值观，不考虑这个事实，就无法解释人类行为。如果Nisbett 和Cohen 是对的话，那么谋杀在南方比在北方更常见这一现象是无法从经济现状、气候，或者任何其他外在因素的角度来解释的。他们的解释是，南方人拥有一套复杂的、有关个人荣誉的信念和态度，这让他们比北方人更有礼貌，但也更容易动怒。随着信念在代际间的传承，这种复杂性被一直保留下来。这并非孤例，我们还会展示其他几个被研究过的例子，这些例子同样说明了文化在人类行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过，这些也只是冰山一角，如果我们对所有的相关证据进行完整的、学术性的综述，那将使绝大多数读者失去耐心。总之，要解释广泛的人类行为，包括观点、信念、态度、思维习惯、语言、艺术风格、工具和技术，以及社会规范和政治制度，从文化中获得的理念是至关重要的。
文化是生物学的一部分。在北方人那里无关紧要的侮辱，在一位南方男性那里就会引起一连串的心理变化，这些心理变化使他做好准备去伤害侮辱者，以及应对侮辱者可能的暴力回击。这其中的关联使得由文化获得的信息成为人类生物学的一个方面，而南北方暴力程度的差异仅仅是这些关联中的一个例子。大量证据表明，我们的心理机制是演化而来的，它决定了我们学习什么、如何思考，并进而影响到了哪种信念和态度会得到传播和延续。那些忽略了这些关联的学说无法充分解释大量的人类行为。同时，仅仅从先天心理机制的角度也无法解释文化及其变迁。文化影响着个体和群体的成功率以及存活性。正因如此，某些文化变异得以传播，而另外一些则消亡了。与那些决定了基因变异的演化过程相比，决定文化变异的演化过程同样真实而重要。这些文化演化形成的环境还会影响自然选择对基因的偏好。经过漫长的演化引导，文化就塑造了我们先天的心理机制，正如我们先天的心理机制也同样塑造了文化。
某些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原则上或许会对这些说法有所争议。人们相互之间学到的信念和惯例无疑是重要的，并且，正如所有的人类行为一样，文化必须以某种方式扎根于人类生物学中。然而，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事实上至少忽略了其中之一。一些学者，包括受演化生物学影响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许多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并不重视文化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作用。其他的一些学者，尤其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则强调文化和制度在塑造人类行为上的重要性，却通常不会考虑到它们和生物学之间的关联。所有这些学科的成功意味着许多问题在忽略文化或其与生物学之间的关联的情况下仍能得到解决。然而，如果一种理论要能够解决那些最基础的，关于人类何以成为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的问题，它只能是一种合理地考虑了文化的作用，并且和人类生物学的某些方面紧密联系的理论。
本文节选自《基因之外：文化如何改变人类演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17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