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员者和经济规划者；一贯主张通过企业联盟化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以稳定工业发展；率先在工业界推广亲工会理念，以保障劳工合作；支持高工资标准，以维持购买力和商业繁荣；积极支持在经济萧条时期开展大规模公共工程项目；倡导通过政府项目提高农产品价格和促进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没有人能像赫伯特·克拉克·胡佛那样完美地胜任大萧条之初的总统职位，以及完美地应对大萧条，即提出被称为“新政”的激进中央集权计划。这正是赫伯特·胡佛做的事情。历史学中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每一个政策措施的缔造者竟然被历史学家和普通大众奉为自由放任主义的最后一个坚定捍卫者。
让我们来看看新政。为应对严重的经济萧条，政府迅速加强了干预，其特点是：通过政府和企业的共同规划实现工业的企业联盟化；提高物价和工资标准，扩大信贷、大规模失业救济和公共工程项目，支持农产品价格，以及扶持薄弱和不稳定的商业。所有的这些政策措施都是由胡佛总统创立的。胡佛刻意地、深思熟虑地、剧烈而迅速地打破了美国对萧条采取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传统。正如胡佛在1932年总统竞选中宣称的那样：
……我们本可以什么都不做，那就彻底毁了。实际上，我们向私人企业和国会提出了共和国历史上最庞大的经济防御和反击计划。我们付诸实践。直到现在，华盛顿政府才认识到，在这种时候，它肩负着如此宽泛的领导责任……这是经济萧条历史上的第一次，股息、利润和生活成本在减薪之前已经下降……工资一直保持不变，直到生活成本下降和利润几乎消失。如今，美国的实际工资是世界上最高的。
赫伯特·胡佛
1929年10月24日股市崩盘，胡佛立即开始实施他的“巨无霸”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举动是召集美国主要金融家和实业家参加一系列白宫会议（White House Conferences），敦促他们保证不降低工资标准并扩大投资。胡佛解释道，这些会议的总体目标是协调企业和政府机构一致行动。一个又一个行业团体承诺将维持工资标准不变。胡佛坚持认为，现在和之前的经济萧条完全不同，之前的工资标准快速、剧烈下降（我们可以做一个补充说明，当时的萧条很快就结束了），现在为了支撑大众购买力，工资标准必须是最后一个下降的。由此，经济衰退的全部负担落在了商业利润肩上。这一系列会议中最重要的一次发生在11月21日，当时亨利·福特（Henry Ford）、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沃尔特·蒂格尔、欧文·D.杨、小阿尔弗雷德·P.斯隆（Alfred P. Sloan，Jr）和皮埃尔·杜邦（Pierre du Pont）等重量级的工业领袖都承诺配合胡佛的计划。这些协议被公布于众，胡佛在12月5日的白宫会议上称赞这是“企业与公共福利之间的关系在整个观念上的进步……与三十或四十年前工业界的……专断和互撕的态度相去甚远”。美国劳工联合会对这个新发展表示赞许，宣称以前从未有工业领导人“被要求一起行动”。次年3月，美国劳工联合会报告说，大公司确实遵守了他们的协议，维持了工资标准不变。
1930年9月，胡佛采取了另一项缓解失业问题的措施，顺便提高了工资标准。胡佛实际上已经通过行政命令禁止了任何移民进入美国。为了与该政策的目标保持一致，即通过强迫某些人退出劳动力市场以解决失业问题，他刻意加速驱离“不受欢迎的”外来人口，每年被驱离的人数达到2万。
在灾难性的经济大萧条和史无前例的漫长大规模失业期间，工资协议得到了严格遵守。事实上，由于物价迅速下跌，那些足够幸运的没有失业的人的实际工资是急剧上升的。经济学家利奥·沃尔曼（Leo Wolman）指出，“事实上，在过去任何一个强度和跨度与1930年至1931年的大萧条相当的经济萧条期，工资都没能像后者期间那样保持那么长的时间未降低”。这是一个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自由主义者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都为之欢呼的记录。1932年，经历了数年的严重萧条和灾难性失业之后，企业再也无法维持工资水平了。1931年秋季，美国钢铁公司鼓起勇气降低工资标准，尽管公司的总裁并不同意这样做，且威廉·格林也指责其违背了1929年对白宫所作的承诺。大公司们打破协议的速度缓慢，而且减薪也多发生在高管阶层，即失业概率最小的地方。尽管工资有所下降，但从1929年到1933年仅下降了23%，低于物价的下降水平。因此，实际工资在这段时间里还是上涨了，在主要的制造业中上涨率超过8%。1921年的经济萧条虽然更温和，但工资水平的下降却更迅速，涉及的人数也更多。但是，在创记录维持工资水平的同时，失业率大幅上涨。到1933年，失业率上升到劳动力的25%，主要制造业的失业率一度达到惊人的46%。不幸的是，只有少数评论员和经济学家认识到这些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维持工资水平正是加深和延长大规模失业和经济大萧条的主要因素。
此外，胡佛竭尽全力推动了货币和信贷的大规模扩胀。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从1929年9月的3亿美元增加到1933年3月的18.4亿美元，增长了6倍。通常情况下，这会导致银行准备金增加6倍，货币供应大幅增加。但胡佛对通胀的推动被经济力量挫败。尽管美联储再贴现率急剧下降，但由于商业需求疲软，美联储再贴现仍下降了5亿美元；由于公众对不稳定和通胀的银行体系越来越不信任，流通中的现金增加了15亿美元；银行开始囤积超额准备金，因为他们害怕投资在企业倒闭的浪潮中被卷走。胡佛恼怒银行的行径，谴责“商业银行在推动信贷扩张方面……不予配合”。重建金融公司的领袖阿特利·波梅雷内（Atlee Pomerene）宣称，任何具备流动性但不发放贷款的银行都是“国家的寄生虫”。胡佛命令财政部部长奥格登·米尔斯成立一个由主要工业家和银行家组成的委员会，施压银行扩大信贷。该委员会的主席是通用电气的欧文·D.杨，其成员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沃尔特·吉福德、国民城市银行的查尔斯·E·米切尔（Charles E. Mitchell）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沃尔特·蒂格尔。在其任期结束及其通胀计划彻底失败前，胡佛提出了一些典型的新政措施： 银行休假日和临时性银行存款联邦“保险”。
事实上，胡佛认真考虑过援引一项被遗忘的战时法律，从而把“囤积”黄金（即将美元兑换成黄金）变成一项刑事犯罪行为。此外，胡佛的财政部部长和副部长在任期结束前决定废除金本位制度。虽然他最终没有走到这一步，但他确实竭力阻挠了金本位制度的运转，谴责那些合法把美元兑换成黄金或把银行存款兑换成现金的人。1932年2月，胡佛成立了公民重建组织（Citizen‘s Re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该组织致力于谴责“黄金囤积者”和不爱国的“叛徒”，其领导人是芝加哥的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上校。主要的工业家和劳工领袖都加入了该组织。胡佛还试图悄悄阻止美国媒体刊登有关银行危机的全部真相以及公众对政府越来越多的批评。
胡佛在增加联邦政府的开支方面也毫不松懈。联邦支出从1929年财政年度的33亿美元增加到1932—1933年财政年度的46亿美元，增长了40%。与此同时，联邦预算收入减少了一半，从40亿美元下降到不到20亿美元。这表明胡佛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凯恩斯主义者，他愿意承担近60%的预算赤字。到那时为止，这是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联邦政府出现的最大财政赤字。
正如人们所料，一部分大幅增长的联邦支出是用于公共工程。胡佛扩大公共工程（提出在1929年12月前增加6亿美元投入）的行动是如此迅速，以至于经济学家J.M.克拉克在1929年年底为胡佛“建筑业政治家的伟大尝试”欢呼。1931年2月，胡佛的就业紧急委员会在推动国会通过参议员瓦格纳的《就业稳定法》（Employment Stabilization Act）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法令设立了就业稳定委员会（Employment Stabilization Board），以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公共工程建设，并设立了一笔1.5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相关实施。胡佛愉快地签署了这项法令，并向资深的公共事业倡导者奥托·托德·梅勒里表达了赞赏。胡佛在回忆录中自豪地说，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建设的公共工程比联邦政府在过去的30年里建设的更多，是自己亲自说服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把它们的公共工程项目扩大了15亿美元规模。胡佛还启动了博尔德（Boulder）水坝、大古力（Grand Coulee水坝）和加利福尼亚中央谷地（California Central Valley）水坝工程。博尔德项目成为联邦第一个大规模、多用途流域项目。在1921年发起这个工程后，胡佛还与加拿大签署了修建圣罗伦斯航道（St. Lawrence Seaway）的协议，但该协议被参议院否决。
必须指出的是，胡佛，这位公共工程稳定派的资深先驱，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发现公共工程快速发展的规模已经超出了他的设想。当评论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商人以及建筑业都在大声疾呼再向公共工程投入数十亿美元时，胡佛开始撤退。他意识到公共工程耗资巨大，而且只能给一部分人带来救济。胡佛开始偏向联邦援助拨款和可以收回成本并产生利润的公共工程。因此，联邦公共工程开支在1932年仅略有增加。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胡佛对公共工程的疑虑越来越多，这反映出他被加速发展的集体主义思想甩在了后面，这种思想是在他担任总统的最后一年发展起来的。
政府的另一项大型干预措施是胡佛总统根据1932年7月的《联邦住房贷款法》设立的住房贷款银行体系。该法令得到了建筑协会和贷款协会的大力支持，对这些协会而言，该法令就是自己行业的《联邦储备法》。财政部提供2500万美元的资本金，在联邦住房贷款委员会之下设了12家地区银行，作为建筑业和贷款业的法定中央抵押贷款贴现银行。胡佛最初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全国抵押贷款贴现体系计划，打算也纳入储蓄银行和保险公司，但后者拒绝了这个提议。事实上，胡佛曾抱怨，国会对联邦住房贷款委员会可以提供的贴现金额设置了过于严格的限制，他尽了最大努力推动该新体系的运作。
胡佛为新政奠定的最明显基础之一，是他在1932年1月创立的重建金融公司。战争期间的战争金融公司向企业提供紧急贷款，重建金融公司的设立显然是受到之前这家公司的启发，并以其为蓝本。重建金融公司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战争金融公司总经理小尤金·迈耶；战争金融公司的大多数老员工都受雇于这家新公司。
重建金融公司始于1931年秋设立的国家信贷公司（National Credit Corporation）。在胡佛及其助手参加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主要银行被劝说在美联储的协助下通过国家信贷公司向那些摇摇欲坠的银行提供信贷。当主要银行对这个安排支支吾吾时，胡佛威胁通过立法强制实施合作；作为他们同意国家信贷公司这种安排的答谢，胡佛政府答应国家信贷公司只是暂时的，很快会成立重建金融公司予以取代。
1932年1月，国会匆匆通过了重建金融公司法案。财政部向重建金融公司注资5亿美元，并授权它发行总额高达15亿美元的债券。迈耶成为这家新机构的董事长。在1932年上半年，重建金融公司以极为隐秘的方式发放了10亿美元的贷款，这些贷款中的大部分给了银行和铁路公司。铁路公司为了偿还大银行（主要是J.P.摩根公司和库恩-洛布公司）的债务，用去了其中的近5000万美元。这项政策的一位重要支持者是小尤金·迈耶，其理由是“促进经济复苏”，直白地说，就是“向银行注入更多资金”。迈耶如此积极主动，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妹夫乔治·布卢门塔尔是J.P.摩根公司的高管，而他本人也曾是摩根银行的一名高管。
但是，胡佛仍然不满意重建金融公司项目的规模。他认为，重建金融公司应该向更宽泛的工业和农业受众提供贷款，而且应该能够提供资本贷款。1932年7月，国会通过了重建金融公司法修正案《紧急救济和建设法》（Emergency Relief and Construction Act）。该法令把重建金融公司的总资本从20亿美元增加到38亿美元，几乎增加了一倍，并大幅扩张了重建金融公司的贷款范围。1932年全年，重建金融公司发放贷款总额达23亿美元。
赫伯特·胡佛对政府援助工业和银行业的热情并没有延伸到对穷人的经济萧条救济；在这方面，他更多地倾向于自愿主义。胡佛坚持自愿救济的立场，直到1932年年中。1930年或1931年，亚瑟·伍兹（Arthur Woods）上校敦促胡佛实施联邦救济。伍兹上校是胡佛紧急就业委员会的主席，之前曾担任洛克菲勒普通教育委员会（General Education Board）委员。但是，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一批重要的芝加哥实业家。1932年年中，他们说服胡佛改变主意，建立联邦救济计划。胡佛的《紧急救济和建设法》不仅把重建金融公司贷款的范围扩大到工业企业，而且是美国第一部联邦救济立法。重建金融公司得到授权向各州发放贷款3亿美元，用于救济穷人。
在整个经济大萧条期间，赫伯特·胡佛显露出他对投机和股票市场的厌恶。1930年秋季，胡佛威胁对纽约证券交易所实施联邦监管。此前，纽约证券交易所一直被认为只接受所在州的监管。胡佛迫使该交易所“自愿”同意不发放用于卖空的贷款。1932年，胡佛再次发起攻击，声称联邦政府将对卖空行为采取行动。他还极力劝说参议院调查交易所的“恶意……空头袭击”。胡佛似乎认为，股票市场根据当前的（低）收益来判断股票价值的做法是一种有罪的背叛。胡佛接着提出了设立监管机构的建议，该建议后来落地为新政中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胡佛对这个监管机构公开表示赞许。
当经济大萧条来临时，胡佛的联邦农场委员会已经做好了行动准备，即实行其新政农业政策原型，设法提高和支撑农产品价格。
联邦农场委员会的第一个大型行动是针对小麦的。该委员会建议有意愿的小麦种植者像企业联盟一样行事： 简而言之，暂停小麦销售，等待价格的上涨。之后，它向小麦合作社发放贷款1亿美元，以保留小麦库存，从而抬高价格；它还建立了一个中央谷物公司，协调小麦合作社的行动。当发给合作社的贷款未能阻止小麦价格的下跌时，中央谷物公司开始自己购进小麦。联邦农场委员会的贷款和购买成功地把小麦价格维持了一段时间，但到了1930年春天，这种做法诱导农民扩大生产，加剧了小麦的过剩，唯一的结果是价格进一步下跌。
胡佛政府清楚地认识到，除非小麦产量下降，否则企业联盟化和抬价政策不会奏效。在美国农业部部长和联邦农场委员会的领导下，一轮典型的胡佛式道义劝说行动开始了；华盛顿派出一群经济学家敦促西北地区规模较小的小麦种植户——支撑小麦价格的最初倡导者——从种植小麦转向种植其他农作物。农业部部长亚瑟·M.海德（Arthur M. Hyde）和联邦农场委员会亚历山大·莱格访问了中西部地区，敦促农民减少小麦种植面积。但是，正如大家所料，这些道义劝说无济于事，小麦继续堆积，价格继续下跌。在11月之前，政府的谷物稳定公司（Grain Stabilization Corporation）购买了超过6500万蒲式耳小麦，试图阻止小麦市场价格下跌，但是收效甚微。接着，1930年11月，胡佛授权谷物稳定公司购买尽可能多的小麦，以阻止小麦价格的下跌。但是，经济的力量不会那么轻易被击败，小麦价格仍在下跌。最后，联邦农场委员会承认失败，抛售其囤积的小麦库存，进一步加剧了小麦价格的下跌。
类似的价格支撑计划也曾在棉花领域实施过，但带来的是同样的灾难性后果。联邦农场委员会主席詹姆斯·C.斯通甚至动员各州州长，把每三排棉花都犁掉一排，但是仍没有起到作用。在羊毛、黄油、葡萄和烟草行业，也发生过导致灾难性结果的类似企业联盟化尝试。
很明显，除非强制性限制生产，否则企业联盟计划是行不通的；农民太多了，自愿性的道义劝说起不到任何作用。胡佛总统开始沿着这个思路行动，他建议停止耕种肥沃的土地，把庄稼犁倒，宰杀未成熟的牲畜——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解决胡佛价格支撑计划所导致的产品过剩。
与此同时，胡佛总统在其他领域推行的企业联盟化取得了较大的成功。1931年5月，胡佛下令停止签订以伐木为目的的联邦森林新租约。他还把超过200万英亩的林地从生产用地变成“国家森林”，从而把国家公园的面积增加了40%。
1930年4月，胡佛推动了《麦克纳里-瓦特斯法》（McNary Watres Act）的通过，该法令旨在利用邮政航空邮件扶持和管制把商业航线置于联邦的组织和控制之下。仰慕胡佛的传记作者写道，由于该法令的实施，“这些航线被整合成一个精心规划的全国商业航线系统……这个国家免于陷入复杂混乱的航线之中，这种乱象曾在铁路运输业的发展中出现过”。
胡佛还敦促国会制定第一部电力公司联邦监管法。胡佛最初的提议是授权联邦电力委员会（Federal Power Commission）与州电力委员会合作设定各州电力费率。国会拒绝了胡佛的这个提议；虽然联邦电力委员会的规模有所扩大，但其权力仍然限于河流的水力发电。
在煤炭行业，胡佛与销售额占阿巴拉契亚烟煤四分之三的阿巴拉契亚煤炭联合公司（Appalachian Coal combine）合作，试图提高煤炭价格，并分配各个煤矿的产量。胡佛呼吁减少煤炭行业盛行的“破坏性竞争”。
胡佛采取了更具体的措施帮助石油行业的企业联盟化。胡佛和内政部部长雷·莱曼·威尔伯（Ray Lyman Wilbur）鼓励得克萨斯和俄克拉荷马等州以“保护”的名义通过石油配额生产法，减少原油生产，提高价格，并制定州际契约就配额生产计划开展合作。为了促进这些法规的执行和实施，胡佛暂停了所有涉及公共土地的石油开采租赁新增契约，并向公共土地附近的石油生产商施压，敦促他们减少石油生产。
特别是在支持和鼓励配额生产法方面，胡佛与大型石油公司站在了一起。胡佛和威尔伯关于周日停止石油生产的建议，得到了大公司的认同，却因为小生产商的反对未获通过。小企业强烈要求对进口原油和石油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胡佛在1932年同意了这个要求。关税使国内企业联盟和配额生产法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关税是用来限制进口的，这也表明，制定配额生产法的动机并不是简单地保护国内石油储备，而是旨在减少国内市场的石油供应。
尽管胡佛采取了这么多措施，石油行业仍然不满足。石油行业想得到更多，它希望联邦立法直接支持生产限制和价格提高。因此，在这个行业，胡佛总统也开始失去对美国工业中加速发展的企业联盟化运动的领导力。
在棉纺织业，长期与胡佛保持密切关系的棉纺织协会，狡猾地举着“人道主义”幌子，推行垄断性减产。其方法是呼吁废除妇女和儿童的夜间工作；这种经过巧妙设计的方法既可以迎合胡佛（以及整个行业）的垄断理念，也符合胡佛的人道主义言论。棉纺织协会在1930年和1931年向各个工厂施压，要求废除妇女和儿童的夜间工作，这场运动得到了胡佛和他的商务部的大力支持，他们积极地“帮助鞭策非合作者就范”。胡佛公开表达了自己的坚决支持，商务部部长拉蒙特给棉纺织经营者寄去私人信件，敦促他们遵守行业决定。1931年和1932年，政府持续施加巨大的压力。拉蒙特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召集几位主要的银行家，并得到胡佛的支持，一起向拒不合作的经营者施压，迫使他们就范。
但是，这个企业联盟计划也失败了，因为棉纺织品价格继续下跌。减产的约定继而瓦解。企业联盟的失败原因与联邦农场委员会的失败原因类似： 尽管面临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减产仍然取决于自愿。只要政府不直接强制纺织企业遵守生产配额，价格就不会上涨。1932年，棉纺织业也对老朋友胡佛失去了耐心；该行业开始鼓动政府施加强制力，以使企业联盟化发挥作用。
1931年至1932年，棉纺织业、石油业和农业等行业的态度迅速蔓延至整个美国的各行各业： 对美国走向法团国家的速度不再抱有耐心。在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下，美国产业界与美国的知识分子和劳工领袖携手，疾呼建立一个彻底集体主义的法团国家——联邦把行业协会组织成强制性企业联盟，以限制生产和提高价格。
在呼吁建立强制性企业联盟化法团国家的人之中，最重要的是杰勒德·斯沃普，他是资深的法团自由主义人士，也是通用电气的负责人。1931年秋季，斯沃普在全美电器制造商协会（National Electr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的会议中提出了著名的“斯沃普计划”，并在12月得到了美国商会的认可。美国商会主席亨利·I.哈里曼（Henry I. Harriman）对这个计划特别热心，宣称任何持反对意见的商人都会“被认为是特立独行的……会被孤立起来，烧上烙印，并且最终不得不跟随主流意见”。美国钢结构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Steel Construction）的查尔斯·F.阿博特（Charles F. Abbott）称赞斯沃普计划是打击“自称有权为所欲为的狂妄之徒”的“公共安全措施”。美国劳工联合会支持一个类似的计划，该计划在全局控制中赋予工会稍微多一些的权力。特别积极推动此计划的是约翰·L.刘易斯和西德尼·希尔曼，他们后来组建了以新政为导向的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CIO）。
全国工业联合会的经济学家维吉尔·乔丹（Virgil Jordan）博士对商业舆情进行了总结。他以赞许的口吻得出结论，商人们已经准备好迎接“经济墨索里尼”。
鉴于赫伯特·胡佛对法团主义的长期实践，商界领袖自然希望胡佛能全心全意地支持商业集体主义新动向。但是，他们惊讶和懊恼地发现，胡佛从深渊中猛然抽身，不再追求他整个职业生涯一直遵循的逻辑。
革命吞噬其创始人和先驱者的事例并不罕见。随着革命进程的加速，早期领导人从他们毕生工作的隐含逻辑中抽身，跳出他们帮助发起的、正在加速发展的潮流。赫伯特·胡佛正是这样。胡佛毕生致力于法团主义，但他也一直喜欢用含糊的自愿主义掩盖他的法团国家强制性。他始终在传统自愿主义言辞的天鹅绒手套里寻求并使用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他的老朋友和同事，如他的长期助手兼美国商会领导人朱利叶斯·巴恩斯（Julius Barnes）、铁路大亨丹尼尔·威拉德和实业家杰勒德·斯沃普等，都在敦促他扔掉自愿主义的外衣，接受赤裸裸的极端法团国家主义经济。赫伯特·胡佛无法迎合他们；当他发现这种新趋势时，他开始与之抗争，但从来没有放弃他以前的任何立场。赫伯特·胡佛走向了朝着中央集权主义加速迈进的反面。仅仅是因为以一种慢得多的步伐在向前推进，这位昔日的“进步”法团主义者，相对于迅速涌动的意识形态潮流，现在变成了一个胆小的温和派。这位领导者和舆论塑造者正在成为过客。
胡佛开始反击，坚持必须保留一定比例的个人主义和一定程度的旧“美国制度”。他指责斯沃普计划以及其他类似的计划将导致工业的完全垄断，将导致一个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的建立，并将导致社会的单一化。简而言之，就像胡佛气愤地对亨利·哈里曼说的那样，斯沃普-美国商会的计划简直就是“法西斯主义”。赫伯特·胡佛终于看到了极端中央集权主义深渊，却没有任何办法。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没有这样的顾忌。胡佛的决定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政治影响。哈里曼在1932年竞选开始时直截了当地告诉胡佛，富兰克林·罗斯福接受了斯沃普计划——他会以《全国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充分证明自己。哈里曼警告说，如果胡佛固执己见，工商界，特别是大企业，将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胡佛干脆地予以拒绝，导致大企业实施了他们的威胁。那是赫伯特·胡佛最辉煌的时刻。随着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到来，美国的法团自由主义者找到了他们的圣杯。他们永远不会原谅，也永远不会忘记赫伯特·胡佛在带领美国踏入“应许之地”时的畏缩不前。对愤怒的法团自由主义者来说，胡佛的谨慎看起来非常像老式的自由放任主义。因此，赫伯特·胡佛的自由放任个人主义坚定拥护者的形象深深地印入了公众的脑海。作为美国法团国家主义的伟大先驱，最后却留下这样一个形象，这对胡佛的职业生涯来说是一个讽刺性的结局。
（本文选摘自《现代美国的起源》，[美]默里·罗斯巴德著，[美]帕特里克·纽曼整理汇编，粟志敏、陈玲、姚晨辉、蔡建娜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