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二十日，“天祥方饭五坡岭，张弘范兵突至，众不及战，皆顿首伏草莽。天祥仓皇出走，千户王惟义前执之。天祥吞脑子，不死。邹?自颈，众扶入南岭死。官属士卒得脱空坑者，至是刘子俊、陈龙复、萧明哲、萧资皆死，杜浒被执，以忧死。惟赵孟濚遁，张唐、熊桂、吴希奭、陈子全兵败被获，俱死焉。”
“天祥吞脑子，不死”。读史至此，对文天祥的自杀方式及结果颇有疑惑。明人徐渭曾感叹，“脑子不灵尤怪事，竟将腔血洒燕京”。鉴于文天祥吞脑子自杀事多被一笔带过，何为脑子、为何要吞脑子自杀、脑子为何不灵等问题欠缺考察，特撰文讨论。
文天祥像 （《国粹学报》1906年第1期）
文天祥吞脑子自杀
文天祥是兴兵抗元的代表人物，前引文出于元修《宋史·文天祥传》，代表一方说法。文天祥自己曾多次提到吞脑子自杀事，如《临江军》诗后记“予尝服脑子二两不死，绝食八日又不死，竟不晓其何如”。《告先太师墓文》后言“余尝服脑子二两不死，绝食八日又不死，未知死何日，死何所，哀哉”。《南海第七十五》记述，“余被执后，即服脑子约二两，昏眩久之，竟不能死”。《宋少保右丞相兼枢密使信国公文山先生纪年录》（下称《纪年录》）正文为文天祥狱中自书，亦云“为虏骑追及于道，军溃被执，服脑子不死”。还有未明言的地方，如《与方伯公书》提到“当仓皇时，仰药不剂”。
文天祥吞脑子自杀是在“为虏骑追及于中道……不为备，仓促溃散，遂被执”的状况下发生的。《纪年录》引邓光荐《丞相传》云：“军溃被执，求死于锋镝不可得，服脑子，以必得冷水乃死，告监者以渴甚，于田间蹄涔中掬水饮之。时公病目旬余，遂泄泻，而目愈，竟不得死。”这段记述提供的信息有，一是天祥在“军溃被执”“求死不得”后才服脑子，吞脑子可能是他在丧失其他自杀手段后的急智。二是时人存在“服脑子，以必得冷水乃死”的认识。三是除了文天祥提到的“昏眩久之”外，他还有“遂泄泻，而目愈”的身体反应。邓光荐是文天祥被俘后密切接触的人物，其记述的细节具有一定采信价值。
刘岳申《文丞相传》言：“天祥方饭客五坡岭，步骑奄至，天祥度不得脱。即取怀中脑子服之，众拥天祥上马。天祥急索水饮，冀速得死。已乃暴下，竟不死。”这段记载言吞脑子在被俘之前，按天祥本人的叙述，很明确是在被俘后。刘岳申点明“脑子”存放于文天祥怀中，这是“脑子”在紧迫关头用作自杀的便利。记载提及的文天祥“急索水饮”行为，以及天祥“暴下”的身体反应，与邓光荐的记述大体吻合。总之，这是一次失败的自杀，文天祥从此再无自由。
文天祥之前的吞脑案例
文天祥不是第一个吞脑子的人。北宋钦宗时当过宰相的唐恪，死因疑与脑子有关。靖康二年（1127）金军入汴京，“逼百官立张邦昌，令吴开、莫俦入城取推戴状，（唐）恪既书名，仰药而死”。那么他服的是什么药呢？“或云服脑子，或云服大黄而死”。此记载虽不能坐实唐恪是吞脑子而亡，但可以侧面反映时人有服脑子、大黄可致死的一种认识。绍兴十七年（1147）苏庠卒，据曾慥的《跋苏养直词翰》，苏庠早些年就“死”过一次。当时他“醉后食蜜雪和龙脑，一夕暴下而卒”，幸亏亲人记得罗浮黄真人曾送给苏庠一枚金丹，急给其服下，苏庠“即苏。自是康健异常”。此例如属实，则是冷水与脑子同服会导致暴下乃至死亡认识的一个佐证。
权相贾似道和门客廖莹中也与吞脑子自杀扯上了关系。《山房随笔》载：“虎臣一路凌辱，至漳州木绵庵，（贾似道）病泄泻，踞虎子欲绝。虎臣知其服脑子求死，乃云：‘好教作只恁地死’，遂趯数下而殂。”《山房随笔》比之《齐东野语》《宋季三朝政要》等对贾似道之死的记述，多出了似道“病泄泻，踞虎子欲绝”的细节，而为何“泄泻”呢，则是因“服脑子求死”。《山房随笔》的这个细节真假难断，不过依旧体现了时人有服脑子会导致暴下泄泻乃至死亡的认识。
《癸辛杂识》“廖莹中仰药”条云：“廖归舍不复寝，命爱姬煎茶以进，自于笈中取冰脑一握服之。既而药力不应，而业已求死，又命姬曰：‘更欲得热酒一杯饮之。’姬复以金杯进酒，仍于笈中再取片脑数握服之。姬觉其异，急前救之，则脑酒已入喉中矣，仅落数片于衣袂间。”在交代几句后，廖“言未既，九窍流血而毙”。廖莹中初服冰脑不效，以酒再送服遂暴毙，是这段记载提供的最独特的信息。
明人冯梦龙在《喻世明言》中将贾、廖自杀的故事进行了艺术加工，文本中依然保留了脑子与冷水同服会导致暴下等细节，更以“那冰脑是最毒之物，服之无不死者”之句强调脑子之毒。不过这句话，恰恰表明冯氏本人对脑子并无正确认识，他只是要为吞脑子自杀找原因。
抗战时期张善孖《正气歌像传》所绘文天祥像
何为脑子
脑子，亦称龙脑、龙脑香、婆律香、冰片、冰脑等，是取自龙脑树的干燥树脂。龙脑、龙脑香、冰片曾先后为此物之正名，本文所引文献中对于脑子的称呼多变，不做统一调整。我国古代所称的脑子、龙脑、冰片等，今称天然冰片；因龙脑树资源紧缺，现代亦制备使用合成冰片、艾片，本文讨论限于天然冰片。
关于脑子的来源，《海药本草》引陶弘景言：“生西海律国，是波律树中脂也，如白胶香状。”《新修本草》云：“出婆律国。”《酉阳杂俎》记“龙脑香树，出婆利甲，呼为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国”，并简要介绍了龙脑树和如何取香。北宋《本草图经》云：“出婆律国，今惟南海番船贾客货之。”
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说：“脑子出渤泥国，一作佛泥。又出宾窣国，世谓三佛齐亦有之，非也……脑之树如杉……土人入山采脑……遇脑树则以斧斫记……然后截段均分……解作板段，随其板傍横裂而成缝。脑出于缝中……其成片者谓之梅花脑，以状似梅花也。次谓之金脚脑。其碎者谓之米脑。碎与木屑相杂者，谓之苍脑。取脑已净，其杉片谓之脑札。今人碎之，与锯屑相和，置瓷器中，以器覆之，封固其缝，煨以热灰，气蒸结而成块，谓之聚脑，可作妇人花环等用。又有一种如油者，谓之脑油，其气劲而烈，祗可浸香合油。”
这段记载综述了宋时对脑子产地、制法、品级分类（《宋会要》中又分龙脑为九等）、衍生物及部分用途的认识。不过龙脑究竟源自何地，讨论涉及“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马来半岛、爪哇岛、南印度等广大区域”，学术界迄今未有定论。但无疑，古时脑子的产地远在海外，多为商业贩运进口，《百宝总珍集》载“脑子广、泉贩到，亦有数等……曾卖五十千以上”。还有部分脑子则来自外邦进贡、赠与。
脑子深深融入了唐宋人的社会生活，“不仅被应用于官方礼仪和祭祀、皇家赏赐、佛教、熏香中，而且在食品、饮茶、饮酒、医药、文娱中都有应用。可以说，使用龙脑已经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正因用途广泛，进口量又有限且不稳定，脑子具有一定的贵物属性与稀缺性。洪迈笔下的临安民“舌出过寸”，有一道士能治但“奈药材不可得何”，民央求“苟有钱可得，当竭力访之”，道士不语。后一位路过的中贵人慷慨提供最顶级的梅花片脑，民才得以病愈。宋高宗时，“内库偶阙脑子，上一日要脑子，求之于桧，桧取一匣进之。至上前开缄，而匣内有书题名衔，乃广西经略方滋送桧者，误不揭去，上谓御前未尝有如此片白脑子”，小小龙脑似还给高宗秦桧之间带来了些许不快。
历代对脑子的医学认识及脑子致死原因分析
文天祥为何要吞服脑子这样一种贵香药自杀呢？是因为“脑子剧毒”吗？历代医家对脑子的性味、是否有毒存在争议，常见本草著作中言脑子无毒者为多。《海药本草》引陶弘景言：“味苦、辛，微温，无毒。”《新修本草》言：“味辛、苦，微寒，一云温，平，无毒。”《证类本草》言：“味辛、苦，微寒（一云温）、平，无毒。”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认为龙脑“属火，世知其寒而通利，然未达其暖而轻浮飞扬”。另一家李东垣指出，“龙脑味辛、苦、微寒，一云温，平；无毒……若服饵过多至两许，则身冷如醉，气绝，而非中毒。善性寒故也”。东垣提出的致死说法，应有更前的实践或知识来源。天祥之父革斋对“天文地理医卜等书，游鹜殆遍，手录积帙以百”，文天祥在信札中曾称“看来卫生之书诚不可忽”，曾向人赠药，为医者彭通伯的卫和堂写过赞诗，给王良叔的秘医方《金匮歌》作过序，他略知医药的可能性不低。李东垣与文天祥时代接近，天祥亦有可能了解脑子可致死的相似认识。
明代王纶认为龙脑“味辛、苦，气温属阳。无毒”。他加按语评述前引朱震亨之说，言：“龙脑性大辛善走……人欲死者吞之气散尽也，世人误以为寒，不知辛散性甚，似乎凉耳。诸香皆属阳，岂有香之至者而反寒乎？”王纶不仅批评了龙脑性寒说，更提出了脑子致死的另一种解释，即辛散之力过强导致气散人亡。晚于王纶的李时珍指出，龙脑香“辛、苦，微寒，无毒”。对于服脑子自杀现象，时珍特记有一笔。他说“又宋文天祥、贾似道皆服脑子求死不得，惟廖莹中以热酒服数握，九窍流血而死。此非脑子有毒，乃酒引其辛香散溢经络，气血沸乱而然尔”。由此可知，李时珍了解文、贾、廖三人服脑自杀的情况及结果，其坚持认为脑子无毒，廖莹中的致死原因在于热酒引发龙脑辛香之力导致的气血沸乱，此说后被一些医家所采。不过龙脑在唐宋时常被用于调制香酒，如鱼儿酒“用龙脑凝结，刻成小鱼形状，每用沸酒一盏，投一鱼其中”。雪花酒用羊精膂肉膏加羊筒髓、肾窠脂，再“入龙脑少许拌和，倾入甕瓶内候冷……切作薄片入酒杯中，以温酒浸饮之。龙脑候极温方入”，皆是温（热）酒与龙脑同服，此说不够严谨和有说服力。
清代的《本经逢源》言“龙脑香，辛苦温，有毒”，是明言脑子有毒的记载，但未就毒理作解释，发明未超王纶、李时珍。《本草便读》载“凡一切风痰诸中内闭等证，暂用以开闭搜邪；然辛香走窜之极，服之令人暴亡”，虽未言龙脑有毒，但强调存在致死的严重不良反应。
脑子至少在魏晋时期已纳入药用，文天祥所处的宋元时代，通行天下的医籍中收有大量使用脑子的药方。李时珍总结诸家，言其主治“妇人难产……心腹邪气，风湿积聚，耳聋，明目，去目赤肤翳。内外障眼，镇心秘精，治三虫五痔。散心盛有热。入骨，治骨痛。治大肠脱。疗喉痹脑痛，鼻瘜齿痛，伤寒舌出，小儿痘陷，通诸窍，散郁火”，集中体现了龙脑在中医治疗上的广泛应用。现代医学认为，龙脑（冰片）具有开放生物屏障、促药物渗透的作用，兼有抗菌、镇痛、抗炎等作用，临床应用广泛。龙脑在眼科治疗中有长期应用史，文天祥本患目翳，服脑子后“遂泄泻，而目愈”，也是歪打正着。
千百年间，人们内服外用脑子疗病，还将其加入饮馔中，已可排除其一沾即死的剧毒可能性。脑子的安全性及不当使用带来的安全风险成为致死原因的解释方向。宋代医家寇宗奭认为龙脑“非常服之药”；李东垣言脑子致死的前提是“若服饵多至两许”；明代《本草经疏》指出“因气血虚而病者”忌用龙脑；张景岳提醒“凡用此者宜少而暂，多则走散真气，大能损人”；民国张赞臣指出“内服一分至二分，过量则致麻痹”。这些医家或著作关注到脑子的安全性，承认不当使用或有安全风险（乃至致死），并就服用龙脑的剂量、禁忌症、不良反应等进行了探讨，值得重视。
现代药物安全性研究提示冰片（龙脑）存在与给药剂量正相关的急性毒性，能够影响动物的生殖功能，并具有胃、鼻黏膜刺激性，可能引起过敏反应，因此临床使用不当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据最新的用药共识，含冰片中成药不良反应可能的表现有“胃肠道不适、头痛头晕等。冰片使用量越大（包括但不限于含量、单次剂量、给药频次、服药时长等因素的增加），此类风险越高”。冰片还对中枢神经有兴奋和醒脑作用，又有镇静、抗惊厥的效果，“调节方向与剂量相关，呈小剂量兴奋高剂量抑制的规律”。
历代医家使用龙脑内服的单方用量多在分、钱之间，超过一钱已少。现代冰片口服制剂安全性实验表明临床推荐的口服剂量是安全的。按南京药学院《历代衡制与市制的对照表》，宋制一两折合1.1936市两，传统十六进制1市两为31.25g，则脑子二两折合74.6g，无疑属超出一般治疗的高剂量服用，“遂泄泻”“昏眩久之”即是不良反应的表现。而“服脑子，以必得冷水乃死”的出发点，或是利用冷水加强吞服脑子后的清凉刺激感，加重胃肠道不良反应。文天祥吞脑子不灵，抛开龙脑纯度、身体素质等因素，单从剂量上可提出一个不严谨的推测。有研究统计，小鼠口服冰片的昼夜LD50值（一次全部给予造成试验动物50%死亡的化学品数量）分别是2.4259g/kg、2.3073g/kg，假设文天祥体重仅40kg，也至少需吞脑子92.292g才能达到LD50值。
文天祥塑像
余论
靖难变起，忠于建文的王艮“闭门泣曰：吾君亡矣，不如我先。遂服脑子卒”。永历国破，王化澄为清将马蛟麟所擒，“乃服脑子四两死。或为焚之，香闻数里”。以上两例皆云因服脑子而亡。
清军入京后，极峰先生熊化四处避难，“尝置‘脑子袋巾’，曰‘急则用此’”。后来清军打下江西，“促公出谒当事”，熊化“以脑子密置茶杯中，食之不效”。顺治五年（1648）五月二日，反清的宁波五君子就义，杨文瓒之妻张氏在夫死后“吞脑子不死，以佩带自缢而卒”。以上两例均是服脑子自杀不效。
庐陵县知县杨晓昀在太平军攻吉安时身亡，一说他“事急吞脑子不死，乃纵火自焚”，一说其持大刀与敌战死。《杨春野夫子合家殉难记》载杨晓昀“旋顾二姬曰：贼若围城，久之乏食，吾将杀汝二人以食军士，张睢阳之往事可师也，尔愿否？二姬嘿然。已而又曰：尔等知此地文信国公乎？人苟且以生于世，生亦死也，若如文信国公之成仁取义，俎豆千秋，死亦生也”。杨晓昀吞脑子事与这段表白均真假不明，不过足见张巡、文天祥事迹之示范意义。
文天祥在文人士大夫中的影响非同一般，后世人注意到天祥吞脑子自杀的不在少数。唐烈妇曹氏在夫死后用尽手段自杀，黄宗羲的感叹就以“文文山服脑子二两不死，绝食八日又不死，何意身亲见之”开头。文天祥以后出现的吞脑自杀事例，是否存在仿效成分难以明确，但无疑，文天祥吞脑子自杀这一事件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乃至示范性。
脑子无剧毒，但具有一定与剂量（超出一般使用剂量）正相关的急性毒性，不当使用也可能导致安全风险，这或许就是文天祥等认为吞脑子可致死的原因所在。脑子安全风险的发生及严重程度与纯度、剂量、用法、禁忌症、个体差异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可解释服脑子自杀何以“时灵时不灵”。留到最后来探讨的，是文天祥为何选择吞脑子自杀方式，由于材料限制，只能作出两个推测。其一，文天祥具有脑子可致死的某种认识，脑子本就是他预备的自尽手段。其二，文天祥是因“军溃被执”，无其他自尽手段“求死不得”，遂吞随身增香的脑子自杀，不过是事急之举。
“宋之亡，不亡于皋亭之降，而亡于潮阳之执；不亡于厓山之崩，而亡于燕市之戮。”文天祥“死国”即“宋亡”，或是元人有关“宋亡”的另一种历史观，把文天祥个人生命与大宋国祚进行了同生共死的最高关联。假如文天祥未在五坡岭被执，或当日吞脑子即亡，没有后来的不死不降历程及殉节死国，其在反元复宋活动中的特殊角色、地位及其总体历史形象、历史地位显然将有调整。当然历史没有如果，正是：脑子不灵，怪哉未取宋瑞命；天祥不死，悲哉难复宋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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