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21日凌晨，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因肺部大出血在伦敦大学学院附属医院的病床上去世，年仅47岁。他的死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因为在很多人眼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专栏作家，而且几乎一生都为金钱所困扰。如果奥威尔发现在死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一路向着英国国宝级作家的地位稳步攀登，一定会大吃一惊，甚至是勃然大怒。按照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的说法，他谴责大英帝国，取悦了左派；抨击左翼理想，讨好了右派；当他告诫我们须防范滥用语言，避免对政治和公共生活造成破坏性影响时，几乎迎合了每一个人；而当他说“好的散文就像一扇窗玻璃”时，又让那些在莎士比亚与狄更斯大受追捧之时排斥“华丽”文风的人感到满意。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回顾奥威尔不断下沉的叛逆人生，我们看到的不是对诸如“国宝级作家”这样的追求，而是一种追求自由和探索真实的别样辉煌。在乔治·奥威尔诞辰120周年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位被各种光环所笼罩的“封神之人”时（仅《1984》就在全世界以60种语言卖出了5000万本），我们需要拆开那些令人目眩神迷的七宝楼台，去还原一个真实的奥威尔，以及反思和领悟他所留下的珍贵遗产。
乔治·奥威尔
不断下沉的人生
乔治·奥威尔本名埃里克·布莱尔，1903年出生于英国殖民地印度北部比哈尔邦的莫蒂哈里，于次年由母亲带回伦敦居住。奥威尔的家族起源于苏格兰，早在18世纪就参与了殖民活动。他的父亲是个等级不高的殖民地官员，在印度鸦片部工作，负责管理罂粟种植。奥威尔的出生地及后天成长的环境成为影响他一生的关键性因素：一种深深的内疚感持续不断地进入其个性和写作中——他因为自己的殖民地家族传统、中等阶级出身、天生势力以及接受的精英教育感到内疚。
奥威尔是个典型的学霸，依靠自己的广泛阅读考取了英国著名精英学校——伊顿公学，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要知道当年1100名学生中，只有70名学生能获得伊顿奖学金。一个惊人的巧合是，《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是奥威尔在伊顿公学的老师，教授法语和英语。这段精英教育的经历对奥威尔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那种无处不在又不可跨越的阶层差异时时刻刻暴击着这个年轻的男孩，以至于他曾写下这样的句子“一个人能加于孩子的最残酷行为，大概就是把他送到比他出身富裕的一群孩子当中”。
这颗内疚的种子在心里慢慢生长发芽，造就了奥威尔叛逆的性格。伊顿公学毕业那年，他做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决定：要去缅甸当警察。据他的同学回忆说，几乎所有的公费生都进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可是，奥威尔不想在精英大学的避风港中温存度日，他向往的是自由和冒险的人生——就像《北野武的小酒馆》中所写：“虽然辛苦，可我还是会选择那种滚烫的人生”。然而，奥威尔的缅甸经历并不愉快，极权主义的幽灵开始在他的心中盘旋。他所目睹的是，人在高压统治下失去了所有的自由。于是，我们看到他的处女作《缅甸岁月》的结尾，主人公约翰·弗洛里把自己锁在卧室里，把自己放倒在窗边的地板上，最后佣人发现了他吞枪而亡的尸体。
《通往维冈码头之路》书封
这份近距离目睹审判、鞭打、监禁和绞刑的警察经历，让奥威尔深深憎恨英国殖民政府。他不顾家里人的一致反对，辞去了高薪稳定的体制内工作，过上了沉入底层的流浪生活。这一彻底的冒险之举背后，包含着至少三种动机：一是赎罪，二是考察社会，三是自省。在《通往维冈码头之路》著名的自传性章节中，奥威尔写道：
我想让自己沉下去，一直沉到被压迫者中间，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跟他们一起对抗施暴政者……我可以到这些人中间，看看他们的生活怎么样，暂时觉得自己属于他们的世界。我一旦到了他们中间并被他们所接受，我就应该能接触底层，而且——这就是我所感到的：甚至在当时，我就意识到那时非理性的——我的部分内疚感便会离我而去。
在奥威尔看来，这份赎罪性的流浪汉经历承载着一种文学价值，缺少了这种经历，就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写作。于是，过艰苦生活和成为作家成为脱离这个体面世界的同一条道路的两个方面，他像一个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那样进行观察和思考，与底层的各色人群打成一片。这种常年的艰苦生活和忘我的写作是奥威尔早逝的重要原因，他从不把健康放在心里，工作起来欲罢不能，且从不看医生。尽管在他去世前半年，《1984》在大西洋两岸的畅销为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版税，但这对于久病在床的奥威尔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从本质上说，奥威尔的短暂一生是由一系列不合情理，有时甚至是危及生命的决定所组成。他选择远赴缅甸当警察，而不是读牛津剑桥；在巴黎刷盘子和在伦敦流浪，而不是干一份体面的工作；刚结婚就去了西班牙，与无望取胜的无政府主义者并肩作战；在德军空袭期间搬到伦敦居住，而所有人都在争取离开；在病得很重时自寻绝路般地到朱拉岛居住。所有这些冒险之举，都出自内心之需，即抛开过上幸福生活的机会，但他选择的生活为其艺术提供了珍贵而严肃的素材。
如果按照如今庸俗的成功学标准来看，奥威尔的一生可谓是失败者的典型。原本出身中产阶级的他，由于自己一再的任性选择，不但没能顺利地晋升阶层，反而不断下沉到难以挽回的窘境。但从奥威尔毕生追求的目标来看，他的成就无疑是卓越的。奥威尔描绘了那个时代，他的寓言和小说成为一种惊人的写实，成为比诗歌更真实的历史，比理论更深邃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这种深远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正如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对奥威尔的著名评价：“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政治性写作的艺术
在1947年（即去世前三年）所写的重要随笔《我为什么要写作》一文中，奥威尔阐述了从事散文写作（西方意义上的散文包括随笔和小说）的四种动机，他认为在每一作家身上，它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而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所占比例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不同，要看他所生活的环境气氛而定。这四种动机包括：
一、纯粹的自我中心。希望显得聪明，为大家谈论，死后留名，向那些在你童年的时候冷落你的大人出口气，等等。
二、审美方面的热情。欣赏外部世界的美，或者，在另一方面，欣赏词语和它们正确组合的美。
三、历史方面的冲动。希望看到事物的如实面貌，找出真正的事实把它们存起来供后代使用。
四、政治方面的目的——这里所用“政治”一词是指它的最大程度的泛义而言。
纵观奥威尔的全部创作，他的回忆录、调查报告、随笔集和社论集更倾向于前三种动机，而他的小说创作则更明显地流露出第四种动机。《下层社会》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是两部非常精彩的回忆录，记述了他在巴黎、伦敦的流浪生活，以及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参加反法西斯游击队的经历；《通往维冈码头之路》堪称“最佳社会学报告”，那种将自己与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心系天下之感，让每一位读者被那可怕的现实吸引进去；奥威尔后期最著名的两部小说《动物庄园》和《1984》产生了极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但我们也要看到，奥威尔的小说有一种将人的生活世界缩小为政治空间的意图，正如哈罗德·布鲁姆的批评：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而不仅仅是将它写下来的那个人的作品，《1984》具有一种非凡的力量，不是美学上的，而是社会性的力量。
《动物庄园》书封
无论如何，奥威尔的写作带有强烈个性化的特征，而这又是以去个性化的表达为前提。他曾写过一句令人匪夷所思却又耐人寻味的话：“如果作家不能持续努力地抹掉自己的个性，那他写的东西就没法读。”这与他的名言“好文章就像一块窗玻璃”构成了明显的互文关系。从古至今，任何一个作家经过千锤百炼的写作试图形成独一无二的个性和风格，为何奥威尔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可以从他的人生经历中窥见一二。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一文中，奥威尔谈到1936至1937年的西班牙内战对他的影响。他说在1936年之后，他写的每一行严肃的文字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制度、为实现他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作。于是，他在这篇文章中以一种宗教徒般的虔诚写道：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使政治性写作也成为一门艺术。
何为政治性写作？即通过写作表达一种强烈的政治目的性：为了揭穿一个谎言，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为了倾听真相而写作。但在这种强烈的政治性写作中并不意味着没有艺术性，缺乏审美，只是将诗意改头换面变换了一种形式。换言之，文字中的诗意和审美隐居幕后，以一种简单、平易、流畅的方式表达出强烈的政治意见性，就像一块被擦拭地干干净净的窗玻璃一样，清晰地映现出这个真实的世界。任何一个热爱写作的人都会拥有一种书写诗意的本能，但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控制这种本能的冲动，以至于不让泛滥的抒情性成为遮蔽事实和真相的障碍。
许多时候，各种华丽的、怪异的、冲动的、繁复的、断裂的文字风格是我们记住一个作家的个性标识。除此之外，我们或许更应该留意的是文字风格的背后所传递的意见和真相。奥威尔曾说：“只要我活着，身体也还良好，那我就还会继续追求文字风格，热爱大地上的万物，从坚实的物体和琐屑而无用的信息中得到快乐。”但是，除了文字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我该做的，是将自己根深蒂固的好恶感跟这个时代强迫我们每个人做的那些基本是公共的、非个人的事务调和起来。”可以说，在将政治性写作发展成一门艺术这件事上，奥威尔是真正的先驱者。他一直在尝试如何将艺术、审美与责任、担当高度融合在一起。在此，我们见到了一个作家在艺术追求之外的罕见的崇高使命感。
消费主义与新型钳制
当1944年奥威尔把《动物庄园》的书稿寄给Faber and Faber出版社时，遭到了时任编辑、大诗人T.S.艾略特的退稿。艾略特写给奥威尔的退稿信中虽不忘恭维后者平实而不失优雅的文笔，但他给出的最终意见是“我们无法确信书中的观点是批评当前政治局势的正确视角”。换言之，小说因为某种“政治不正确”而出版夭折。不过，历史上的“政治正确”从来都像空中的飞花摇曳不定。仅仅一年后，日本投降，美苏两大对峙的军事阵营形成，“冷战”的序幕由此拉开。时移世易，瑟克·瓦伯格出版社此时印行的《动物庄园》迅速成为各大书店的畅销书，小说中的公猪“拿破仑”和“雪球”被类比为政治人物，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贫穷了一辈子的奥威尔，居然靠着版税买下了爱尔兰朱拉岛的一个寓所，并在那里写出了更为重要的《1984》。
如今，《1984》中那些进入英语语言的专有名词，诸如双重思想、记忆洞、非人、思想罪、新话、思想警察、101房间，老大哥等等，早已成为人们一望即知的、噩梦般未来的象征。无数谈论宣传洗脑、监视监听、威权主义政治或颠倒黑白，几乎不可能不提到《1984》。在距离“老大哥在看你”这个口号诞生的70多年后，小说里的政治烽火早已熄灭，但老大哥的目光却从未远离我们。据统计，在奥威尔的故乡英国，平均每14个人的头顶就高悬着一只“老大哥”的眼睛，每人每天的行动会被摄像机捕捉高达300余次。
随着监控摄像技术的发展和普及，《1984》中的虚构故事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现实。设计监视系统的初衷是为了打击犯罪和恐怖分子，但自从美国提出“反恐战争”的概念以来，“监视”和“国家安全”的概念就被武断地焊接在一起。每个人的购物习惯、社交活动、行程路线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细微之处，在越来越严密的监视下无处遁形。随着电视文化和网络文化的兴起，“老大哥”式的思维方式逐渐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每个人在被他人窥视的同时，也享受着窥视他人的乐趣。如今，偷拍文化贡献了网络热搜榜上相当一部分的比重。
1999年，荷兰维罗妮卡电视台推出了全球首部“真人秀”——《老大哥》，其制作创意直接来自于《1984》中无处不在的“老大哥”对人们行动永不间断的监视——十多名青年男女三个月的生活细节被人们尽收眼底。在此，政治性监视的恐惧感转化为娱乐性窥视所带来的快感。这不禁让人想起《娱乐至死》一书的作者尼尔·波兹曼的警告：“乔治·奥威尔曾在《1984》中预言人类将会遭受外来压迫，失去自由；赫胥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另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工业技术带来的娱乐和文化，不再思考。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热爱的东西。”其实，赫胥黎和奥威尔这对师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更像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东西。
在这个消费主义无孔不入的时代，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所有事情，其巨细靡遗的内容都可以成为一桩买卖。对此，全球化的批判者奥纳米·克莱恩的评论一针见血：“伴随着无限消费选择之下出现的，是奥威尔式的对文化生产和公共空间的新型钳制。”在“老大哥”目光的庇护下，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正在消失，车站和候机厅代替了闲适的散步，品牌文化代替了对实际物品的需求，互联网的发展将新闻事件缩减为几个关键词，人们看似拥有了更多选择，其实选择已经越来越少。消费主义将每个人的生活缩减为将一切价值换算为金钱。看来，“老大哥”并没有远去，他依然在注视着每一个人，只不过他的角色从暴虐的独裁者变成了精明的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