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机会来得很快。
朝鲜身处明清鼎革的变局，除光海君（李珲，1575-1641）在位期间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该国一直支持大明。
1636 年，清太宗皇太极（1592-1643）建国称帝，号为大清。大清向朝鲜派遣使者，晓谕他们脱离大明，加入这个刚刚建立的王朝。朝鲜官员在朝堂上义愤填膺，洪翼汉（1586-1637）云：“臣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耳。”（《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丙申）可谓掷地有声的表态。
然后是清军突入朝鲜八道，直逼南汉山城的历史事件。两国最终在1637年缔结城下之盟，史称丁丑下城，朝鲜不复大明的朝贡国。而清朝开列的投降条件，其中一款是“以长子及再一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戊辰）。
于是朝鲜的昭显世子（1612-1645）作为人质，居留沈阳。此时“一片石”尚未尸横遍野，山海关内仍奉大明正朔，沈阳则是满洲人南进的前线，一切尚处未定之天。世子是幸或不幸，上天赐与他宝贵的机会，成为见证清军入关的朝鲜人。
对于奉质入沈，年仅二十五岁的朝鲜世子显得成熟、大度，他潇洒地说：“予既有弟二人，又有一子，亦可奉宗社。予虽死于贼，尚何憾焉？”（《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壬戌）壮志英颜，一望即知。
于是这位韶龄但体弱多病的世子，在清人的护持下离开汉城。忧愁的国王则担心儿子的身体状况，派出宫廷里最好的御医随行。
这是一个能够代表朝鲜最高医疗水平的团队，人数最多时达十八人。朝鲜“医龙”的领袖是精通针灸的柳达，以及施药有道的朴頵。根据《昭显沈阳日记》，他们费尽心神照顾世子，尽管他罹病的频率高得惊人。
1643年的春天，世子馆接到来自清朝官方的命令，要求朝鲜医官入宫。据闻，皇太极风眩异常，除询问世子馆备有药材竹沥，更且“要见名医”。（《朝鲜王朝实录》，仁祖二十一年四月六日己巳）
人们在脆弱的时候，自然优先考虑最安全的选择，想来身体不适乃至罹病患疾肯定预其数。换句话说，朝鲜医生的社会地位与根植人们心中的依赖，绝非从天而降的新例，而系行之有年的旧惯。
早在皇太极的召唤之先，朝鲜使节团的随行医员已经频繁往来于辽东的贡道上。万历二年（1574）初春，宁远参将线世禄忽染风疾。朝鲜使节团经过时，尽管他的病症已经痊愈七八，然而食饮不消、大便艰涩依旧，遂遣家人“豫写病症，兼送酒肉菜果，以求医药”。最后他收到医员张彦龙写下的药方单子。（许篈，《朝天记》，收入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6册，页157）
《义州北京使行路》，图中呈现朝天使团来往中国和朝鲜的路径。来自《舆地图》（首尔：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笔写本，收藏记号：古4709-78-v.1-3）。
1644年的甲申国变后，质子永归，昭显世子踏上返乡路，然而汉城宫廷的医生还在续写外交使命的篇章。所谓的燕行使，其实是两个政治实权者彼此的说话，惟其受限于时间、空间与技术上的种种条件，采取派遣人员代表，进行各种交涉与谈判。
因为官员代表朝鲜国王与整个朝廷，加上往返汉城、北京的旅途旷日废时，有时更逾一年以上；很难想象如此重要的任务，会排除亲信重臣，或是刻意栽培的年轻俊彦。我曾简单统计17-18世纪朝鲜领议政的外交经验，发现他们大多在位极人臣之前，具备实地考察中国的经验。
使节团脚下的贡道，系由政治与外交的国策编织而成；既然意义非凡，使臣贵重，医病养护的专家自然是使节团的固定成员。随团医员宛若使节团的低音，他被掩盖在正使、副使与子弟军官身后，仿佛不存在一般。而“唐人病卧者，求见医手”（金中清，《朝天录》，收入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1册，页409）的事例反复现身朝鲜文献，则恰如其分地提醒读者，救死扶伤的医生始终随伺在侧。
黄梓，《甲寅燕行录》，收入《毕依斋遗稿》（东京：东洋文库藏笔写本）。燕行时间为1734年。
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冬天。
使节团离开广宁，继续向北京前进。他们行经常兴站时，此处人烟罕至，民户不过四五之数。他们见着一位少年，跪在路中。根据朝鲜使节的描述，“少年跪进红色宫牌单子”，上头写着“广宁县民张其增禀具，恳恩施药以救残疾事”。（李商凤，《北辕录（一）》，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16册，页266）少年的祖父为火症所困，日久为痰，望求药以救残喘。
行到北京，入住会同馆，场面直与沿途无异。康熙六十年（1721），李宜显（1669-1745）云：“胡皇贵臣图纳有病，要见我国医人。”（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11册，页235）刚好一年前，同样在会同馆内，李器之（1690-1722）遇到“有官员貌样者”，经过了解才知道是“亲王之孙，问病于金德三”。（李器之，《一庵燕记（二）》，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13册，页103）
接着是更加位高权重的人物。雍正六年（1728）正月七日，当时日气温和，春意已生，怡亲王胤祥（1686-1730）差人联系会同馆的朝鲜使节团，“要见针医及善华语之译官”。（姜浩溥，《桑蓬录（二）》，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15册，页114）此后随团医员金时裕、吴志哲频繁离馆，前去诊疗乃子。
因为胤祥为康熙帝（1654-1722）第十三子，朝鲜记录称为十三王。朝鲜人认为胤祥地位仅次于皇帝，提交给朝鲜英祖（1694-1776）的报告书云：“今天下事，十三王无不总理。”（《备边司誊录》，英祖元年十月九日）金时裕回到会同馆，便向使者们分享道：“十三王之宅，其门以石筑而雕镂之，画以五彩，极玲珑，门上为楼焉。”（姜浩溥，《桑蓬录（二）》，页114）想来奢华之极，尽于眼底。
胤祥显然很满意朝鲜医官的表现，他甚至向朝廷陈请，恩留吴志哲于京师，继续治疗。十三是雍正帝（1678-1735）最亲的血脉兄弟，皇帝一口应允。清朝礼部正式通知朝鲜，因“怡亲王奏称，臣子症候，近延朝鲜国医官吴志哲调治有效，叩乞恩赐留京调治，俟下次谢恩使臣一同回国”。雍正帝表示此议“甚好”，着令朝鲜医官留京调治。随同吴志哲待在北京的还有负责翻译的金是瑜，以及六名从人。（《同文汇考》，原编卷79，〈礼部知会留医官在京咨〉）
反倒是朝鲜人难以置信，该次使节团成员姜浩溥（1690-1778）称“吴持喆﹝志哲﹞庸医也。在本国时不甚知名矣，至大国而能见重如此”。感受不到丝毫欣喜与自豪，只有满满的嘲讽，认为此事“可发一笑也”。（姜浩溥，《桑蓬录（二）》，页207）
朝鲜医生的机会确实来得很快。
因应国际局势的外交任务，以及采买唐药、调制腊药，创造可观的医疗需求，但是他们的角色着实不限于此。
清朝统一中原后，时不时关心日本情势。特别是雍正年间，清朝官员注意到日本招徕医生、兵士，收买书籍，探听中国事情。（大庭修，《徳川吉宗と康熙帝》（东京：大修馆书店，1999）。刘序枫，〈清康熙年间的日本调查活动──以两件清宫旧藏长崎相关图绘为线索〉，《故宫学术季刊》，第39卷第4期，页123-171）雍正六年（1728），朝鲜使者写给国王的报告书，提及“皇帝及十三王欲知倭国风俗、规制，一一录示，问于倭学译官洪舜明”。（《同文汇考》，补编卷4，〈冬至正行正使尹淳副使赵翼命别单〉）满洲人试图从朝鲜身上，挖掘日本的情报。
就在同一年的正月十二日，金时裕、吴志哲正在胤祥家看诊。十三王问道：“汝国与倭国至今通商贸乎？”（姜浩溥，《桑蓬录（二）》，页121）然后他们谈起白银的流向，金、吴云：“倭国所产之银，比昔五之三，故我国无银也。”（姜浩溥，《桑蓬录（二）》，页122）自康熙年间解除海禁后，唐船频繁往来宁波与长崎。清朝海禁期间，朝鲜透过经营中、日转手贸易，获利良多。
此些对话的背后，是一个跨地域博弈的试探。倘若孤立地检视朝鲜医生在北京发生的故事，想必局限我们审酌、勘定凡此证言的眼光，同时轻忽从朝鲜医生的视野，可能触碰到的，那更广阔的世界。
附记
2018年起有幸在史语所做奖助生，有比较多的机会向林富士老师学习。林老师写作经验丰富，文笔所及非仅限于学院之内。那时忙于修课、资格考，以及准备一年一次的年度报告；另一个挂心的就是“写故事”，对此自顾自地想了很多。当时一股脑地向林老师说起自己的困惑。他觉得专业的学术研究与普及性的文字，两者其实并不冲突。甚且自承不少论文的最初构想，出自具故事性、篇幅不长的作品。说是分享，更是夫子自道。林老师提示我应该学着“一张一弛”，意思是写论文与写故事之间取得平衡，不要将两者视为非此即彼的关系。直到最近一年，方才略有领悟。
那次见过面后，没有几天，我便又一头热地继续写起自以为是的文字，张贴在社交媒体上。林老师看到了，留下勉励的文字，这是记忆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得到他的鼓励。限于学力，我当时没能写完，也着实写得不满意。时近林富士老师逝世两周年，不知为何想起此事，遂就着原稿增写，为当初结尾的“待续”二字画上休止符，并谨此纪念一位矢志追求“小历史”的历史学家。
按：2023年6月22日是历史学者林富士（1960-2021）逝世两周年纪念日。林富士先生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研究所硕士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巫觋史、道教史、疾病史及医疗文化史，著有《巫者的世界》《小历史——历史的边陲》《疾病终结者——中国早期的道教医学》《礼俗与宗教》《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等，被称为“小历史研究的先行者”。
林富士著《小历史——历史的边陲》书影
林富士著《巫者的世界》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