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读
知识分子有时不得不与媒体达成一种奇妙的“合谋”，比如选取媒体最爱关注的话题进行阐释，在叙述时不得不采取所谓“读者爱看、媒体爱用”的办法，乃至严肃话题被娱乐化、客观表述被噱头化。
撰文黄帅（检书作者）
阅读“问答录”的难与易
读书、大学和中文系三个话题，陈平原先生此前已有专著论述。谈读书，有《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谈中文系，则有《花开花落中文系》；谈大学，有著名的“大学三书”（《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老北大的故事》），早已成为学子案头的经典书。当这些话题融汇成《阅读·大学·中文系》，兼有对公共话题的评论时，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阅读·大学·中文系》
作者：陈平原
花城出版社 2017年版
通俗易懂，是本书一大特色。既然是与媒体对话，表述自然要明白晓畅。相比学术著作，阅读“问答录”门槛较低，但因为避开了晦涩的专业话题，被采访人就必须直面更多舆论关注的公共话题。
学者和公众人物，是陈平原先生在书中的双重身份。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中，他提到，“北大教授拥有某种无形资产，很容易引人瞩目，因此立论一定要谨慎。为了博取掌声而故意说一些过头的话，那样不好”。换言之，应在被聚焦时保持学者的温文尔雅，“要说自己相信的话，说自己有把握的话，这是基本立场”。在与腾讯文化记者对谈时，他也提出，学者对公众发言，要坚持自己的专业立场。
陈平原
只有在明白这个逻辑后，才能理解陈平原在公共话题前的克制与淡然。但是，只有这层理解是不够的，“问答录”这种文体本身的含混性、断片式和多元化，也让它具备更多解读的可能性。
从书评人的角度看，不同类型的书自有其对应的阅读方法。专业地阅读小说，须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逻辑，熟稔文学史脉络和文学理论的谱系；阅读严谨的学术著作，则要迈过此学科的门槛，有基本的学术思维和理论知识。好在学术著作的特点是逻辑严密、思路清晰，沿循既有的知识结构，去获取新的知识，也不是难事。
与上述情况不同，《阅读·大学·中文系》作为学者和媒体之间的“答问录”，是多篇访谈文章的合集，表面看上去文章之间并无关联，且涉及问题多有重叠。譬如，陈平原先生多次谈及当下读书理念的变化，又多次提及文学阅读与时代的关联。除了话题的重叠，表述的碎片化也增加系统阅读的难度，从只言片语去揣测被采访人的思想全貌，难免会以偏概全。因此，想进入《阅读·大学·中文系》，就需要一套新的阅读方法。
以笔者之见，“内在关联”是阅读这类书的方法。简言之，借助一些“基本元素”，发见文章内部之间的体系，这个关联时隐时现，需要读者如探宝的猎人一样在密林深处寻觅前进的路径，阅读快感亦由此产生。
读书和大学教育是浮在水面之上的“基本元素”，沉在表层之下的元素，则是思考的公共性与专业性之间的纠缠。在接受《贵阳日报》“采访时，陈平原说，在众声喧哗中，更要冷眼热肠，中道而行，正可谓“远离热闹，不离人间”。躲进象牙塔里闭门造车，或在万众瞩目下登高一呼，都不是陈平原赞同的学者“亮相”的方式。正如他此前呼告“学者的人间情怀”，“读书人应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从90年代初呼吁学者从政治热潮中“退却”，到此间不愿做“明星学者”，其中的思想路径也是一脉相承的。
学者的公共性与专业性
不热衷在聚光灯下“登场”，不等于对时代变化不关注，不了解。陈平原先生多次提到，互联网等新技术带来的阅读方式的改变，让读书的意义和方法也有了时代特质。“读书的意义在于保持一种思考、反省、批判、上下求索的姿态和能力”，但他也承认，“过去是书到用时方恨少，现在是书到用时方恨多。今天一味提倡苦读，没有意义，还可能误人子弟”。
因为阅读载体的变化，碎片化的网络信息，让读书人更难深入阅读与思考；阅读被网络检索替代，人们也懒得记诵，反而让脑子里的知识浅尝辄止、难以系统化。但有独到的眼光、浓厚的兴趣和坚韧的毅力，依然能让传统读书人的优势发挥。从对知识的阅读和信息交流上，今天的学者面对环境，与之前大不一样。
如何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中，让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清晰，并不是一个容易弄清的问题。布尔迪厄曾指出，“新闻场与政治场和经济场一样，远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受制于市场的裁决，始终经受着市场的考验，而这是通过顾客直接的认可来进行的。”一个在专业上有深奥研究的学者，如果不能在与大众对话的过程中转变话语方式，就难以得到“市场”（广义）的认同，甚至会被传播工具曲解自己的本意。
阅读《阅读·大学·中文系》的意义正在于此，它提供的方法论意义，或许是大于对涉及的具体话题的解读的意义。
媒体对知识分子思想传播的利弊都是明显的。一方面，在广泛性、便捷性和时效性上，媒体给予教授们走出书斋、走向“民间”的契机，乃至在媒体工具的推波助澜下，产生了一些“明星学者”，甚至有人凭此获取了远大于个人学术能力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不得不与媒体达成一种奇妙的“合谋”，比如选取媒体最爱关注的话题进行阐释，在叙述时不得不采取所谓“读者爱看、媒体爱用”的办法，乃至严肃话题被娱乐化、客观表述被噱头化。在这个“合谋”里，很多知识分子是被动而无奈的，也不乏一些“识时务者”会借机大做文章，但也有一些学者能够坚守自己的专业领域。
中国知识界自90年代以降，学术研究专业性愈发凸显，公共性和政治性不断缩减，这既与学术研究演进的内在逻辑有关，也与大的社会环境有关。直到新世纪以来，网络媒体的强势崛起，话语场域由政治空间变为网络文化空间，在其中，媒体传播信息和知识分子叙述更倾向于服从资本逻辑，而非过去的政治逻辑。知识分子可以不介入政治，但得懂得如何利用资本，同时不被资本将自己的研究异化。也正因此，知识分子应当善于跟媒体对话，而不被媒体牵引着自己的方向，既能回避自己不擅长的话题，又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大发议论，进而让自己身份的专业性变为公共性。
读书人各自心性和专业不同，与媒体对话的路径也会不同。陈平原先生在书里常讲到“不依附于前人、古人，不盲从于社会”，他对个体思想和专业研究的尊重，与传统的读书人风格相仿。读书人不被文化场域里的资本逻辑混淆了自己的思路，反而能表现出“学者的人间情怀”。只是，知识分子的个体自觉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但追逐话题的噱头与新鲜却是媒体的天性，当双方在此不能协调对话的时候，又当如何处理呢？作为读者和观众，又是否能从驳杂的信息中捕捉到知识分子的本心呢？在《阅读·大学·中文系》文本之外，面对现实问题仍需剥茧抽丝的具体功夫。
（文/黄帅；编辑：胡子华；文章原标题：《理想地读书与读书的理想》；配图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