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史：20世纪卷》，[法]乔治·杜比 等主编，袁袆 王璐莎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版，640页，118.00元
乔治·杜比（Georges Duby ）等主编的《女性史·20世纪卷》（原书名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West, Volume V : Toward a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1992）虽然是三十年前出版的著作，但是我认为在关于二十世纪女性史的研究中该书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权威性，其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开阔的研究视角及方法远未过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性别史、妇女史以及在各种历史研究议题中性别研究视角的研究成果无疑非常丰富，但是在通史、国别史、全球史、跨国史比较研究等整体性层面上的女性研究地位仍远未取得转向性的成果。仅此而言，可以说在历史学科的整体性建构中仍有亟需填补的空缺，而《女性史》在整体性历史研究的面向中，其性别化的研究视角和以性别体系为中心的强调差异性、动态性的方法论无疑仍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有关二十世纪的女性史叙事中，该书从不同视角揭露了存在于所有社会结构中的性别权力压迫的普遍性，也揭示了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制约下的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性别压迫的复杂性和微观过程。同时，作者们以大量史实和性别理论阐释提醒人们反思和警惕所谓二十世纪的女性故事在本质上是一个进步故事、二十世纪是女性进步时代的断言。该书通过整体性的历史研究揭露和反抗一切性别权力压迫，使女性史研究成为审视历史、理解现实和面向未来的一种有效的方式，我认为是这本女性主义历史叙事著作最值得阅读的理由。
乔治·杜比与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为这套多卷本《女性史》撰写的“总序：书写女性的历史”的第一句话就是：“长期以来，女性都屈身于历史的阴影之中。”这里的“历史的阴影”应该有双重意涵，既是指人类历史发展中女性始终遭受的压迫与不公平处境，也是指女性在历史叙事中被沉默、被边缘的地位。可以说这也就是女性史研究的双重对象——历史进程中的女性与历史叙事中的女性。作者马上接着指出，虽然“女性史”是有吸引力的标题，“但是我们必须要坚决否定女性本身是历史客体的想法。我们想了解的是女性的地位、女性的‘境况’、女性的角色和力量。我们想探究女性的行为。我们想研究她们的话语和沉默。我们想观察她们许许多多的形象：女神、圣母、妓女、女巫。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这部历史是具有关联性的。因为我们将社会视作一个整体，那么女性的历史必然也是男性的历史”。这是一种简明而坚定的女性主义史观，反对把女性与社会割裂开来建构独立的“女性史”，因此说“女性史”也必然是“男性史”。实际上该书表达的女性史研究重要诉求就是：女性主义历史学家所努力的方向、所期待的成果并不是对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叙事的一种补充，而是建立一种“将社会视作一个整体”的普遍史，其中女性与男性拥有同样的历史书写与解释的权利，在整个历史叙事中具有同样的地位；父权压迫、男性歧视与阶层压迫是相关紧密关联的历史图景，女性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是整个历史变化中的重要因素。这是一种有针对性和普适性的问题意识。在这里我想到的是时下有些“妇女史”“妇女运动研究”著述表面上对象清晰、主题鲜明、文本解读充分，实际上在研究视角中就把女性从所处的无所不在的男性权力压迫语境中割裂出来，在适应“解放”的意识形态话语需要的同时，实际上是把身边的男性权力压迫隐匿起来。
从该书书名到作者身份，就有值得讨论的问题。该书书名原文中的“A History of Women”译作“女性史”而不是“妇女史”，而在国内学术界通常是译作“妇女史”。“女性”与“妇女”的涵义差别中的关键是强调生理性别还是社会性别，英文中的“female”与前者对应，强调生理特征。但是作为历史学研究中的“女性/妇女”分支，通常使用的概念是“Women's History”，而在使用“Female's History ”的时候往往是用女性主义观点撰写的历史或女性主义史。因此国内一般将“Women's History”译为“妇女史”的译法是有道理的。英国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琼·汉南（June Hannam）则认为“妇女史”（Women's history）和“女性主义史”（feminist history）经常互换使用，但是这种互换会弱化了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女性主义历史学家更强调在理解社会变化方面，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权力关系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同样重要。（June Hannam，Women's history, feminist history，来源：https://archives.history.ac.uk/makinghistory）那么在这本《女性史·20世纪卷》的研究视角、问题意识和核心叙事中，性别语境中的生理性别意识问题与社会性别角色相比至少是同样重要，与传统妇女史研究相比有明显的差异性，因此我认为“女性史”的译法更符合该书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从女性主义视角重新研究历史中的女性及整个人类历史。
在历史研究中除了应该关注研究对象的历史语境之外，研究者自身的语境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对于研究者语境通常只是关注其学术背景、思想观念及研究方法等问题，比较少关注研究者的性别角色。但是当我注意到为本卷撰稿的学者全是女性的时候，研究者的性别角色问题就自然出现了：这是否具有某种实质性的涵义，表明研究者的性别角色与性别史话语权的建立有着某种合理的联系？或者说这是否具有如琼· 凯莉（Joan Kelly）所说的“把历史还给女性”的象征意味呢？当在历史学研究的各领域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议题是以性别视角为中心的时候，研究者语境中的性别角色当然是值得思考的。本卷主编弗朗索瓦丝·提波（Fran?oise Thébaud）显然注意到这个不无敏感性的问题，因此在“序：探索性别”做出了回应：“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我还需要提出另外一点，本书没有收录男性学者的稿件并不是刻意排斥的结果，而是反映了史学的现实。20世纪的女性史——因为它是我们的历史，也是我们的母亲和祖母的历史——是由女性书写的，女性在其中的参与度甚至比在更早期的女性史中的参与度更高。然而，作者的性别并不足以影响学术观点的改变。”她所讲的“反映了史学的现实”应该是指关注女性史研究的学者之中女性学者的人数远超男性学者这一事实，从研究动机与性别角色优势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性别角色与学术立场及态度的关系，在“总序”有过阐释：“我们这部历史是‘女性主义的’，因为它持有平等的观点。我们的意图是以开放的态度接受各种解释。我们想提出问题，但我们没有程式化的答案。我们的历史是多元的：一部采用了许多不同视角的女性史。”平等、开放、多元的学术立场在该书各部分、各章节的不同视角、问题意识和论述方法中充分体现出来，作者们的承诺不是为所讨论的问题提供答案，而是提供值得思考的问题及相关内容。
从研究对象的历史语境来说，该书第一部分“女性的国有化”就提出了很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一部分所讨论的具体内容更具有现实意义。所谓“女性的国有化”大意是指国家通过权力机构的运作把女性动员起来，纳入各种事业中去，从社会民主主义瑞典到法西斯和纳粹主义的独裁统治，再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后来的维希政府都是如此。尤其是“在纳粹统治下，对德国妇女的‘国有化’破坏了传统的家庭价值观，让妇女——无论是母亲、党内活动家还是工人，都为德国人民服务”。由此而产生了更为难以确定的问题是，德国妇女在纳粹的战争罪责问题中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在女性主义讨论中倾向于将她们视为“受害者”（第2页）。但是，“她们作为母亲和妻子不仅支持纳粹主义，而且通过慰藉刽子手为男性暴力铺平了道路，让该政权的形象变得人性化。基于这种论点，德国妇女是否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呢？”（第3页）这是在“女性的国有化”讨论中十分严峻的挑战性问题。另外应该看到与比较陌生的“国有化”表述相比，人们熟悉的“解放”叙事更具有诱惑性。弗朗索瓦丝·提波指出，“许多历史学家仍然认为从解放的角度来看待女性史很有价值，也能带来成果。但问题在于它将女性及其历史与其他人类分开了，因此这种做法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第6页）也就是说，孤立地论述女性的“解放”其实是很片面的视角和观点，因为它遮蔽了在“解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新的性别权力压迫的事实。
维多利亚·德·葛拉齐亚（Victoria de Grazia ）在第四章“墨索里尼如何统治意大利女性”中首先指出：“为了解释墨索里尼独裁统治下意大利妇女的处境，我们需要强调两个问题。其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具体在哪些方面压迫了女性？其二，该政权对待妇女的方式揭示了哪些更普遍的法西斯统治本质？简而言之，我的主要论点是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构成了父权统治中一个独特阶段。……这个体系极其压抑、全面而且前所未有。最终，这一体系与社团主义的劳动监管、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和好战精神一样，成为该独裁政权的国家建设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85页）这两个被强调的问题非常重要，是揭露历史上的父权统治与现代法西斯独裁统治这两者叠加于女性身上的权力压迫的重要视角。后者在现代政治结构中往往依靠政党来实现“女性国有化”的权力压迫，“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法西斯党已经具有了完备的妇女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约有318万女性起码是其中一个政党组织中的成员”。（103页）“总之，法西斯主义对妇女的统治是人口政策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的时代产物。……法西斯政权将尽可能多的负担都转移到了女性身上。”（105页）通过人口政策、女性就业、政党控制，完成了墨索里尼以“妇女解放”之名而实现的性别压迫与国家主义战略。
在这方面，纳粹德国又更有创造性和更具欺骗性。史吉塞拉·博克（Gisela Bock）指出，纳粹的法律把性别压迫与种族主义在建构法西斯国家主义过程中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出来，反之在这里也可以看到缺乏女性历史视角的历史叙事的欠缺。另外，在纳粹主义引领下建立的女性团体（如纳粹妇女联盟，NSF）提倡德国妇女应该学会“政治思考”，其要点就是首先“要问自己能为纳粹主义做什么”，强调在纳粹的事业中男女都一样，其影响与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参阅125-130页）。这又回到了前面所讲的“德国妇女在纳粹的战争罪责问题中的角色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这是女性史研究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挑战，只有站在开放的、严谨的史学立场上才能面对这一挑战。
“成就”视角是常见的女性研究议题，尤其是在“女性的国有化”论述语境中，“成就”是主流叙事中的重要选项。二十世纪女性无疑在投票权、大幅降低生育风险、避孕措施、职场机会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弗朗索瓦丝·提波提醒我们思考：“什么是所谓的‘成就’呢？这是一种社会构建—— 一种亟待解构的象征。妇女运动取得了什么成就？谁反对、谁支持具体的改变？问题和后果（既包括象征意义上的，又包括现实意义上的）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提出的问题。还要记住一点，没有任何成就是一劳永逸的……。”（序：探索性别）作为一种社会话语建构，“成就”的象征意义与现实意义的问题与后果的确是一个问题，是思考女性进步与解放叙事中的“成就”议题的关键。通过“成就”来论证“进步”，这是主流历史叙事中常见的话语模式。因此作者紧接着就说：“女性的历史从妇女运动中产生，但这些激进的开端不应该让我们误认为这本质上是一个进步的故事。事实要复杂得多。20世纪作为女性进步时代的印象基于一系列的陈腔滥调……”（同上）
为什么说“成就”与“进步”更多是一种被建构的象征性话语？事实究竟复杂到什么程度？罗丝--玛利·拉格哈夫（Rose-Marie Lagrave ）撰写的第十五章“受到监管的解放”对象征意义与现实意义以及问题的复杂性有多方面的论述。她指出在“一个世纪以来，男女平等一再通过镀金般的语言被写入法律，并得到公开声明，乃至众多观察者都有意将其描述为‘解放’”。但是事实上人们只是陷入一种错觉：看到女性生存环境的改善就得出男女平等的印象，实际上不但在教育、工作中的男女隔阂持续存在，而且在女性内部的机会也并不均等。“因此，20世纪虽然见证了女性大量涌入学校和职场，但在教育成功的可能性、男女在职场中的明显隔离等方面，仍旧存在着显著的不平等。”（318-319页）例如，作者阐释了法律条文中的男女平等与实际职场中的不平等：虽然法律规定从事同类工作的男性和女性获得同等酬劳，但是对性别分工的分析却表明了获得同类工作的机会并不平等，法律对制止影响女性就业选择的社会因素、行业雇用惯例等不平等并无助益（343-343页）。性别歧视的社会逻辑介入所有职场之中，以女性为主体的兼职工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实了工资差异的合理性和灵活调整劳动力供给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可行性。作者指出，通过工作类型、兼职、阻止晋升等手段在职场中隔离女性，导致了二元劳动力市场（dual labor market）的形成；经济理论家把它解释为经济体的自然组成部分，实际上是为了使性别分工具有合法性，掩盖其对就业歧视的社会功能（337页）。还有一种“进步”的表象是在媒体宣传中的女强人形象和事例，少数成功掌权的女性尤为耀眼，使公众相信似乎性别平等已经实现。
就这样，“男权隐藏在主张平等的法律身后，少数‘成功’女性的身后，以及理性的阐释身后——麻痹我们的方法如此之多，意在掩饰男女在学校和职场中成功的机会并不均等”（344页）。虽然论述比较简短，但这是三箭齐发：法律条文、成功偶像和理论背书，都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遮蔽之幕。更为难得的是，作者清醒地看到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相关权力机构的无能与女性主义运动的无奈：“性别歧视加剧与有关性别隔离的学术探讨增多之间的相关性着实古怪。学者们越是揭露、谴责性别不平等，阐释其原因，预估其程度，性别不平等就越是源源不断地从社会内部涌现，在暗中持续发酵。”“女性和女性主义运动将权柄交由权力机构——负责女性事务的部长、国际委员会、主张男女平等的法律发起人；为了达成脆弱的共识，抗争偃旗息鼓。”理论的无能与抗争的无奈“以及女性主义集体意识的瓦解，都为旧有不平等现象的复现和新兴不平等现象的诞生扫清了障碍”（同上）。
作者最后回到自己的女性史研究：“我的研究方法从根本上与下述观点就是不相容的：唯有立足社会进步视角，才能书写20世纪女性史。倘若女性的历程可以成为历史，就是因为这是一段关于不平等关系的历史，一段关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历史，亦即被视为历史推动力的男性统治的历史。……历史自成一体，不可割裂，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塑造。立足于历史内部，我们就可以使女性站在她们所处的位置，站在通常被男性占领的位置，站在不曾为世界所铭记的位置发声。这部文集正在试图将女性从阴影之中解救出来。”（345页）这可以看作是铿锵有力的女性主义历史观的宣言，回应了该书主编在“总序：书写女性的历史”中提出的“长期以来，女性都屈身于历史的阴影之中”的问题。
那么，女性史所指向的人类生活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是男性主导社会的末路和新社会黎明的到来？是一个性别分化几近消失的新时代？还是一个男性和女性既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特身份又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的世界？”（序）答案可能首先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人类过往的历史是一部包含有男性与女性的共同史，如何把性别研究融入历史研究的所有领域中去。如果我们不能把在二十世纪中女性曾经经受的战争、革命、独裁统治的磨难认识清楚，指向未来的那根指针必定是扭曲的、危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