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教师介绍栏中，后晓荣教授的研究方向虽然标注为汉唐考古，但其实际的研究范围却不囿于汉唐、也不限于考古，从战国秦汉历史地理到历代墓葬考古出土的孝子图像，从秦汉玺印封泥到元明清时期起义军政权的用印制度，他都有所涉猎，并收获颇丰。尤其是近年有关海昏侯墓出土的“海”字印和四川江口沉银遗址出土的“永昌大元帅印”，后教授对此二者的性质有着颇为独到的见解。日前，他还有一个打算，即准备开展考古文献学的课程和相关书籍的编纂工作。面对后晓荣教授丰富的学术成果，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也只能取一瓢饮，为此，先请他为我们讲讲中国传统印章背后的故事。
后晓荣，江西南昌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田野考古领队，伯明翰大学、剑桥大学和北京大学访问学者。主要论著有《秦代政区地理》、《战国政区地理》等，先后主持“二十四孝文化流变史——以考古出土资料为中心”、“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外来文物——兼谈中西方文化的早期交流”等国家社科研究课题。
后晓荣老师
作为权力象征的印
澎湃新闻：印对中国人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从皇帝到私人，用印不仅成为权力的象征，也是一种凭信和文人的雅好，您能否谈谈印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成为权力的凭证的？
后晓荣：有关印章的起源问题，根据考古出土的实物材料分析，现代考古学认为中国玺印实际上源自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制陶用拍子，即印纹陶的印模。当时，人们在制陶过程中，用所谓的“泥圈叠筑法”或“泥条盘筑法”制陶。同时为使泥、沙、水等结合致密，弥合泥圈或泥条间的隙缝，利用卵石、磨光石器、短木棍等对泥胎进行捶拍，后来出现专门制作的制陶拍子。这种制陶拍子有滚筒碾压式，有单面拍打式。经过用这种刻有棱槽，或缠有细线绳的拍子碾压或拍打，陶胎坚致美观。后来，人们又从审美需求出发，专门制成了具有装饰功用的印纹陶拍模。在一般陶拍子将陶胎拍打结实之后，再用印纹陶印模为陶胎进行装饰，依次叠压拍打，在陶器外壁形成几何印纹陶效果。这也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印纹陶广泛存在于南北各地，一直流行很长时间的深层原因。
安徽肥东大城头遗址出土的两件陶拍印
这种印纹制陶拍子，基本上具有后来中国玺印的许多特点，可以视为中国玺印的祖形。这些制陶拍子有石制、木制、陶制的，与后世玺印的选材十分接近。制陶拍子凭印面刻纹抑盖到另一物质载体上，留下纹样印记，实际上是后来多种玺印在各种器物上抑、烙、戳印功用的滥觞。这些制陶拍子往往附有蘑菇柄状捉手，或附有套手掌的环状握手，有的还形成中空纳銎式后背，这些形状与实用性的印纽及中空纳銎式玺印十分相似。此外新石器时代晚期印陶纹样有着明显的考古学文化上的地域差别，估计存在各个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之间的识别意义，也可能是早期生产作坊或制作者的标志意义，与后来玺印所抑盖、钤朱所表现的征信作用在本质上相接近。
湖熟文化的几何印纹陶纹饰
进入文明社会之后，随着导致中国印章起源的要素(农业定居，制陶业的发展，一定的氏族或部落生活需要)逐渐地淡出隐却，一些后起的政治、生产、生活、文化、审美的要素不断传入玺印之躯，加速促进了它的发展。当制造技术，私有制的产生，文字的使用这三个玺印产生的必要前提出现之后，较为成熟的玺印就产生了。
在我国商周时期玺印实物就已出现，比如在河南安阳小屯就曾有“殷墟三玺”的发现，但它是民国时期非考古发掘品。正式的考古发掘品是2016年在陕西渭南市澄城县王庄镇柳泉九沟村出土的一枚玉质龙钮形印，时代大概为西周初年。南京大学教授、考古文物专家周晓陆先生表示，这是西周早期墓葬中首次出现随葬玺印，是中国印史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玉质印章，以往发现的商周时期玺印均以鼻钮为主，这枚玺印使用立体龙钮，在印钮史上也是空前创制。
西周早期的玉质龙钮形印
需要说明的是，从世界范围看，印章并不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距今约六千年之前，两河流域出现了人类历史最早的古代印章。这些印章的早期形态与功用，与中国玺印胚孕期制陶拍子的形态和功用极接近，有滚筒碾压式或单面抑盖式。抑压的对象有软泥和陶胎，体现了不同地域人们对某种专门器用起源选择的一致性和相近性。早在3200BC—2500BC，生活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就流行过独特的滚筒印章（cylinder seal），但西方以图形印为主，我国则是以文字印为主，二者有着不同的渊源。
滚筒印章
前面我们提到中国印章的起源与制陶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现象在早期印章文献中也有所反映。沙孟海先生在《中国印章史》就提到《周礼》书中说到“玺”和“玺节”共有三处。如地官司布条下的“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掌节条下的“货贿用玺节”和秋官职金条下的“辨其物之媺恶与其数量，楬而玺之”。这里的玺和玺节指的就是印章，它们都与“货贿”、“物”联系密切，说明早期印章的使用与社会经济息息相关。
此外，我们从《释名》对玺印解释也可以看出二者的关系，《释名》记载：“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发也。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玺印的出现估计起初只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时的凭证。春秋战国后，印章范围逐渐扩大为证明当权者权益的法物，为当权者掌握，作为统治百姓的工具。进入战国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印章更被大量使用，并且达到了全面发展的程度，之后逐渐形成了我国特有的用印制度，与权力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了。
澎湃新闻：通常来讲，古代什么人才有资格可以配印，各朝各代一样么？
后晓荣：我常跟我的学生说，我国古代的用印制度要以隋唐为一个重要节点，它标志着我国古代的用印制度从职官之印到官署之印的过渡。前者所呈现的是职官名，而后者则是官署名。所谓职官印是指以职官名称为印章文字的官印，如某某县令、某某郡守、右丞相印等；所谓官署印是指以官署衙门名称为印章文字的官印，如某某县印、某某郡印、中书省印等。因此，前者可以匹配相关职位的官员，即他们可以随身携带，印体也多为2.4×2.4厘米，即所谓的“方寸之印”，也是便于携带的“佩戴之印”，隋唐之前印章多为穿绶带钮印就与此有关。历史上最著名的佩印之人莫过于佩六国相印的苏秦。
隋唐之后的官署印必须要存放在官府之中，任职者使用此印，离职后官印留下为接任者继续使用，众官相续沿用。这种印章的使用方式可以说是已经开今天“公章”制度的先河。与官署印使用配套的变化就是隋唐之后印章形体变大，边长多为5.2厘米，钮制也由原来的绶带钮转变为无孔的碑钮、或柱钮，便于用印者的抓握，即后来所谓“印把子”说法的由来。与此同时，各类官印不再是佩带，而改为匣装，置诸衙署，唐代印匣实物如浙江绍兴出土的“会稽县印”等。
会稽县印和印匣
在古代，身份不同，配印也不同。以汉代为例，区分不同官吏身份的印章主要体现在印章的材质、尺寸、钮制、印文用字，以及不同颜色的印绶。如东汉卫宏所辑的《汉官旧仪》中记载：“皇帝六玺，皆曰玉螭虎钮，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玉螭虎钮。皇太子黄金印，龟钮，印文曰‘章’。下至二百石，皆为通官印。诸侯王印，黄金橐驼钮，文曰‘玺’，赤地绶。列侯，黄金印，龟钮，文曰‘印’。丞相、大将军，黄金印，龟钮，文曰‘章’。御史大夫章，匈奴单于，黄金印，橐驼钮，文曰‘章’，御史二千石银印。 龟钮，文曰‘章’。御史大夫章，匈奴单于，黄金印，橐驼钮，文曰‘章’。御史二千石银印，龟钮，文曰‘章’。”
这种通过印章的材质、尺寸、钮制、印文用字，以及不同颜色的印绶的区别体现不同印章主人身份或等级不同的方式，在中国古代各朝中都差不多。
酷吏张汤缘何将私印下葬？
澎湃新闻：您早年曾主持过西汉张汤墓的考古发掘工作，就西汉著名酷吏张汤来说，他的陪葬品中哪些最能体现其酷吏的属性，而出土的“张汤、张君信印”和“张汤、臣汤”印是张汤的私印么？为什么汉人入葬时会将私印一同葬在墓中？
后晓荣：当年我在西安工作时，负责西北政法大学长安校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有幸发掘到西汉著名酷吏张汤的墓葬，这也是第一次考古发掘到《史记》《汉书》有单独传记记载的汉代名人墓葬。在该墓中出土的两枚铜印均为双面穿带印，它们都是张汤的私印，一枚印文“张汤、张君信印”、另一枚印文“张汤、臣汤”，印面1.8厘米见方，是考证该墓墓主是张汤的重要证据。
上：“张汤、张君信印” 下：“张汤、臣汤”
汉代流行各种私印，多阴文，通常为姓名下加“印”、“之印”、“私印”或“信印”等，也有加“臣”或“妾”字。这种双面穿带印在汉代也很常见，如西安北郊大白杨汉墓出土的“王竖和印、王中孺印”，河北满城汉墓（M2）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的“窦绾、窦君须”印，这些印都是墓主之印。
至于说汉人为什么要将私印下葬，这与汉人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有密切联系，人死之后，会将生前的用品放入墓葬之中，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汉墓“第宅化”、墓葬之中生活器具的明器化也都说明了这一点。从目前历代考古出土的印章情况看，汉代私印数量应该是最多的，也反映了汉人对死后身份的认知。另外，湖南地区的汉墓还曾出土过一批作为明器性质的滑石印，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汉人对死后身份的认真。
此外，文献记载张汤作为汉武帝前期的“大红人”，曾经官至御史大夫，“位置三公”，同时也是一位为后人所熟知的酷吏。但是从其墓葬等级来看，并不很高，墓葬为西汉常见的土洞墓，葬具仅为一棺，陪葬品也多为小件器物，且多为日常生活用具，如星云纹镜、铜洗、印章，以及铁剑、削刀等。这些出土器物也与文献记载张汤清廉高度吻合。《汉书·张汤传》载：“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赢。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恶言而死，何厚葬为!’载以牛车，有棺而无椁。”以上都说明张汤本人是一位酷而不贪的官吏。
海昏侯墓出土的“海”字铜印是一枚烙马印
澎湃新闻：南昌海昏侯刘贺墓除了出土“刘贺”与“大刘记信”玉印外，还有一枚“海”字铜印，有人说“海”指的是海昏侯所在的鄱阳湖，关于这枚铜印您怎么看？
后晓荣：有关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海”字印的性质，我是第一个指出该印为考古出土的一件典型的汉代烙马印（编者注：所谓烙马印就是铸或刻有文字的金属印高温加热后，在马屁股上烙烫文字，表明主人对马的所有权。其特征类似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自行车要打钢印）。为什么呢？要从去年首都博物馆举行的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特展说起，当时首博展出了这枚“海”字印，当我第一眼看见这枚印时，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它不是一般的官印，而很可能是烙马印，因为它的尺寸非常大，金属质地，“海”字为阳文，字面也非常凸出，但当时看不到该印的印背的印钮形制，我怀疑它的印钮很可能是中空的。今年四月份去南昌开会，见到海昏侯墓的发掘领队杨军先生，我就问杨军有关该印的印钮是什么形制的，杨军说他也记不清了，接着我又问其印钮的中心是否是空的，杨军对此给予了肯定，因而坐实了我的判断。
海昏侯墓出土的“海”字铜印
因为这枚“海”字铜印与一般汉代铜官印有着明显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尺寸形制：相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的西汉官印实物表明，西汉官印的尺寸一般均较小，其大小只有两厘米多。有关汉印形制大小，《汉官仪》明确记载“通官印方寸大”。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汉代印章的印面多在 2.2~2.4 厘米见方，约相当于汉制的一寸左右，即所谓的“方寸印”。汉帝后玺印略大，为汉制方一寸二，印面方边长约2.8厘米，如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西汉“皇后之玺”印章；官秩二百石以下汉官印则为长一寸，宽半寸的长方形印，即所谓的“半通印”。这是汉代印章形体最基本的时代特征。而这枚“海”字印，其印面长约6.5 厘米，宽约 4.5 厘米，尺寸远远大于一般的汉印，即使与传为吕后的专属印章“皇后之玺”比较也相差较大。因此该枚印章与一般汉代官印不同，其性质应该另外考虑。
2、文字：在我国古代的官印制度中，隋唐之前的官印以官名印为主，特别是秦汉时期印章的印文虽有地名或职官名，但主要是用来补充官名印，且其性质也不同于隋唐之后的官署印，如“丞相之印章”和“长安丞印”。“海”字印章的印文只有一个“海”字，阳文，其性质即难判断为官司印，也难看出地名的性质，所谓“中国古代，称湖为‘海’。在海昏侯刘贺的墓中，出土有一枚大印，上面只有一个大大的字样‘海’，这似乎表明，海昏侯刘贺似乎很安心偏居在鄱阳湖一带”，也只是媒体的臆测之词。对于秦汉之际的“执事小吏”，如秦汉时期的仓官、库官、厨官、池官等所用印章都为半通印。王献唐先生早就指出：“凡秦汉官印之不为官名者，皆非通官正秩，又十九为半通印矣”，所谓“执事小吏，不给印绶，自置应用”。汉景帝阳陵遗址就出土多枚此类小吏印之封泥，印证了王献唐先生之说。 其中阳陵邑遗址出土“仓印”封泥3枚，封泥印面为竖长方形，印文仅有“仓印”二字，可能是阳陵邑管理仓储事务的机构之印。“厨印”封泥1枚，封泥印面为长方形，说明使用封泥的机构级别较低，可能是为阳陵邑服务的机构。这些印章使用者实际上就是文献记载的百石以下的小吏。《汉书·百官公卿表》序云：“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百石以下的少吏无专门的印绶，使用的是官署公用的官印，也为半通印，这样的官印大多无具体官名，如“某府”、“某仓”、“某印”等。从“海”字印的形制和文字看，其与秦汉之际的“执事小吏”的印章也无关系。
3、印文：汉代玺印，无论是帝王等高级贵族的玉玺、金银印，还是一般官吏的通官印或半通印，都是阴文入印文，究其原因，是汉印钤押于封泥之上，多为凸起字样。如今可见的西汉官印基本是铸出来的，东汉的官印也是凿刻为多，私印则有的刻，也有的铸。汉代官印都用白文，私印似乎比较自由，或白、或朱，半白、半朱的都有。海昏侯墓出土的“海”字印明显为铸印，印文为阳文，字口较深，也与汉代一般官印明显不同。
4、印纽：汉代文献和印章实物清晰地记载汉代印章有着严格的等级差别，不仅体现在材质上，其他尺寸、印纽、绶带等无不明确显示出各类印章的等级差别，如“皇帝六玺，玉螭虎钮”，“诸侯王印，黄金橐驼钮”，“列侯，黄金印，龟钮”，“丞相、大将军，黄金印，龟钮”等。其中汉代铜印章印钮主要有龟钮和瓦钮，龟钮使用最为广泛，从皇太子黄金印到一般县级铜印章都使用龟钮，而瓦钮则多为汉代下层官吏印章使用，半通印基本都是瓦钮。汉代铜印的龟钮或瓦钮都小而精致，便于使用者三指掐印抑印泥封。海昏侯墓出土的这枚“海”字印的印纽形制为柱状中空，明显与一般汉印印纽不同，也非三指掐印使用。
而这枚“海”字铜印恰恰与烙马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尺寸大、内容为字号、印文为阳文，此外，其钮制中空，上有方孔，可纳木柄以烙牛、马、羊等家畜。如果再对比目前学界所熟知的四枚烙马印，如战国“日庚都萃车马”印和汉代“灵丘骑马”、“邞骀”、“常骑”印章，它们的联系就再紧密不过了，而这枚“海”字印中的“海”字，实际为“海昏”的省称，故而，我认为海昏侯墓西仓椁杂物间出土的这枚“海”字印实为烙马印，属于一枚难得的汉代列侯一级的烙马印。
此外海昏侯墓的车马坑出土了实用高等级马车5辆，马匹20匹，错金银饰的精美铜车、马器达3000余件，可见海昏侯生前养马不少。“海”字印实为海昏侯实施马政管理之物。
从印章看张献忠的历史形象
澎湃新闻：今年张献忠“江口沉银”考古引起了社会极大关注，对于张献忠这支起义军，传说和野史满天飞，您曾研究过大西政权的用印制度。从用印制度来看，张献忠是一个嗜杀成性的恶魔么？他的这种形象又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
后晓荣：我曾系统地研究过历史上被定义为农民起义军的用印制度，如元末农民起义军印章，明末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用印和张献忠的大西政权用印情况和相关制度，此外，还有清朝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印章也正在整理中。
大西政权使用过的一些印章
经我系统整理研究发现，从用印制度上看，明末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在用印制度方面有着完全不同的两套系统，前者“另起炉灶”，在相关印制上完全自创，而后者还基本沿用了明代职官体系。
从目前已发现的张献忠农民军用印看，大西政权的行政建制和地方职官设置仍实行明代的府、州、县三级制。除知府、知州、知县外，其属官已见于印文者，有经历司、儒学、医学、僧官等，也多仿明代官职，如“蓬州儒学记”“南川县医学记”“都纲之印”等。通过与明代官印比较，可见大西印和明代官印制度基本吻合，无论是尺寸质地、名称、刻款方式都和明印如出一辙。说明大西政权的地方行政设置及官僚规制基本上沿用了明代制度。
都纲之印（罗振玉《隋唐以来官印集存》收录）
拿都纲之印来说，“都纲”为梵语“大经堂”之音译，自唐始有此称谓。《佛学大词典》云：“由政府任命，统领全国寺院僧尼以维持教法之官职。”其官制始于魏晋，后历代承袭。明初，中央政府在州府设置府僧纲司，都纲一人，副都纲一人，设官不给禄，掌管僧道宗教职务，兼职。在边远地区设都纲司，设“都纲”之职，由其主管佛教一切事宜。《明史·职官四》：“府僧纲司，都纲一人，从九品，副都纲一人……设官不给禄。”上图的“都纲之印”就是大西政权颁发给四川道教徒的管理之印，一方面可知张献忠崇奉道教，一方面也可证大西政权对明代用印制度的因袭。
单从用印制度来看，我们无法窥视张献忠是否是一个嗜杀成性的恶魔，不过张献忠的这种“恶魔”形象显然是被后人构建起来的，因为“历史总归由胜利者来书写的”。至于为什么明末清初四川地区人口锐减，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明末各地起义军，如李自成、张献忠等义军都曾在四川地区与明军多次打过仗；其次，满清入关之后，为平定张献忠义军及其余部也对这个地区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战争，如在今四川阿坝羌族地区，当大西农民政权失败后，羌族人民仍保持大西政权所赐的金印，坚持斗争。其后，清政府派兵二千五百人围攻叠溪，遭到羌族人民的抵抗，双方相持曾达三年之久。再其次，清朝为平定吴三桂等“三藩之乱”，在四川地区再次挑起战火，双方在此拉锯战多年。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兵祸天灾的不断实际上是造成人口锐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其责任就不都是张献忠一人所为。
顺便提一下最近四川“江口沉银”遗址被追回的虎钮金印——“永昌大元帅印”，这枚印是被一伙盗墓贼从“江口沉银”处摸出来的，不少学者认为它不是张献忠本人的印，网上也有不少关于此印性质的讨论。因为，“永昌”和“大元帅”都不曾见于大西政权，有人就把它认定为是李自成的印。
虎钮金印——“永昌大元帅印”
对此，我有着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它就是张献忠本人的印，是他在进军四川之前，自封为“大元帅”时的用印。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证据是李自成起义军所用印的印文中都不带“印”字，这是李自成出于避讳其父李家印之名而省去了，我最早总结李自成起义军用印的印文只用“信”、“契”、“符”、“记”四字，不用“印”字入印，但是这枚永昌大元帅印却带“印”字，明显与李自成实际情况不符。有关具体详细的考证，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阅读我的《明末“永昌大元帅”虎钮金印考》一文。
印章形状为何从方形变为圆形？
澎湃新闻：为什么古代的印往往呈方形，而现代的印章则是圆形或椭圆形的，由方到圆，体现了什么？
后晓荣：与西方圆形的图像印章文化相比，中国古代印章长时间的主流都是文字印章，其形制也主要是方形为主，虽然先秦时期，巴蜀地区的印曾有一部分是圆形的图案印，但这种传统并没有很好地传播和持续下去。为什么？因为我国的汉字本身结构是方块字，无论是小篆、隶书、或楷书等何种文字入印，汉子整体形状都是方块状，所以在印面上，方形的汉字匹配方形的印就再好不过了。为了整体体现汉字的对称之美，从秦代到明清之际，无论是皇帝、王侯、官署等各级正式印章，还是绝大多数的私人性质印章形制也都是方形的。
至于说到近现代的各级公章形制为什么是圆形的，这主要受到西方的影响，圆形就与图案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今天所说的图章就是这个道理。今天我国广泛地使用圆形的印，还与共产党政权有着很大联系。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为了推翻国民党政权，就模仿苏联制作了圆形的图章印，而用印制度又与权力紧密相关。收藏于国家博物院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可以算作中国最早的圆形官印。这枚印章的上下呈弧形排列着隶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两行字，两端各有一枚五角星。印章中间是图案地球和镰刀锤子，两旁环绕着麦穗，上方有一颗五角星。与传统中国印章最大的区别是该印将图徽符号加入印章，打破了以往中国印章只有文字而无图徽符号的结构，为追求对称，设计者将镰刀锤子图案置于中央，因此选择圆形就是最佳选择。这种情况实际也是西方国家印章多为圆形的主要原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
等到了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这种圆形图章印就迅速在各级政府部门和职能管理机关中推广起来，以至于今天在各类行政工作中我们很少能见到方形的印。
行长之章
当然今天我们还能在个别地方见到方形的印，那就是人民币后面的“行长之章”。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传统方形印章文化在今天社会中的一点遗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