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担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的李荣芳
《真理与生命》杂志1929年和1930年两期，刊登了李荣芳撰写的两篇《圣地游行记》。《真理与生命》是民国期间极具影响力的基督教刊物，主编为赵紫宸，编辑部成员与“撰述员”基本来自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这两篇游记，记述了李荣芳于1929年3月到5月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两次出游，一次是乘车，“专到紧要的区域”，一次是骑马，“专到闭塞的地方”。
李荣芳（1887-1965）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相比于吴雷川、赵紫宸这些中国基督教界的名人，他在生前和身后都不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但他有一个独特的背景，是其他民国基督教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李荣芳是在美国受过科班训练的圣经学学者，而不是单纯研究神学的理论家。他于1908年进入汇文大学神科，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13年，他进入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德鲁神学院（Drew Theological Seminary，当时译为“芝儒神学院”），大约在1917或1918年获得神学博士。从他的博士导师、博士论文选题、回国后开设的课程、翻译的英文著作以及他自己所撰写的报刊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位严谨的圣经学者，而不是泛谈神学义理的神学家。
李荣芳1917年归国，先在自己的母校汇文大学任教。1919年燕京大学成立，汇文大学就是组成燕大的四所教会大学之一，所以李荣芳也就成为燕京大学神学院教授（后改为“宗教学院”）。创校之初，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教师，李荣芳便是其中一位，主要教授圣经希伯来文和旧约。根据1931年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课程大纲，李荣芳开设多门与旧约有关的专业课。在“旧约训诂”的课程类别中，他开设《前代希伯来先知》《后代希伯来先知》《旧约诗文》，在“旧约历史与教义”的课程类别中，开设《以色列民族史》《闪族之宗教》《先知的社会理想》等课。在语言课程中，则教授《希伯来文初阶》《希伯来文训诂》。放眼当时的学术界，能教授古代圣经语言、熟悉古代近东传统、能从希伯来文入手研究圣经者，寥寥无几，他在当时的中国可算是极其稀缺的人才。
李荣芳为何能在1929年两次游历巴勒斯坦？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档案，发现此事与当时宗教学院的人事变动有关。1926年之前，燕大宗教学院院长是刘廷芳，但因为内部矛盾，刘廷芳不再受聘为院长。而新一任院长赵紫宸尚未到任，这时燕大元老李荣芳就被选为代理院长，负责日常事务。1927年他正式就任院长，但按照事先的协议，只担任一年。在宗教学院1926年年底的会议纪要中，有这样一条英文的决议：
鉴于李荣芳博士从1917年10月入职本院以来，教学从未间断，故而会议决议：本院将为李荣芳博士安排一年的学术休假，从1927-1928学年末开始。
（As Dr. J. F. Li has been uninterruptedly serving this School since he joined its Faculty in October 1917, it is RESOLVED that this Faculty look forward to arranging a sabbatical year for Dr. J. F. Li; to begin with the end of the academic year 1927-28.）
这条材料非常重要。首先，它确定了李荣芳在汇文大学神科（即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前身）开始执教的时间。其次，我们得以知晓他从1928年春季学期结束后，便开始学术休假，所以他的巴勒斯坦之行正发生在他的学术休假期间。
《圣地游行记（一）》记录了首次出行。这次出行乘汽车，1929年3月13日出发，22日返回耶路撒冷，前后共十日。参与者一共四人：“英之马和伦，留德之麦可瑞，美之石奈得，与本篇的记者”（16页）。与李荣芳同行的三人，乃是他当时在耶路撒冷听课的同学，此点详后。此次出行，一行人由耶路撒冷出发，一路北上，先到达巴勒斯坦北部的拿撒勒（耶稣的家乡），然后西行，至港口城市海法。然后再沿地中海东岸北上，进入现今的黎巴嫩境内，之后抵达贝鲁特。第四日，他们进入叙利亚境内，抵达大马士革，至加利利湖，然后向南折返，经拿撒勒返回耶路撒冷。按照现今的地理方位，相当于游历了以色列北部、黎巴嫩和叙利亚南部。
这次出行的目的是参观各地名胜古迹。最突出的特点是，每到一座圣经名城，也就是在圣经各卷反复出现、在以色列古代史上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城邑，李荣芳都要一一举出圣经各卷涉及此地的经节。这里仅举一例。出耶路撒冷向北，先到了贝庭，也就是圣经中的伯特利（Bethel）。此处据说是雅各看见天使在天梯上上下行走的地方。在引用了雅各一段故事之后，李荣芳写道：
此地很有些来历，在此城与艾的中间，约书亚曾设过伏兵，攻取艾城（书8:12）。女先知底波拉的住所，也离此不远（士4:5）。撒母耳的时候，每年巡行至此，审判以色列的百姓（撒上7:16）。大卫度那野外生活的时候，也曾给此地的长老送过掠物（撒上20:27）。耶罗波安革命的时光，将金牛按放在此，为阻止以色列人到耶京守节之举（王上12:32-33）。先知书里也满载本城的事迹，真足令人生无限的情感……
这样的罗列，当然显示李荣芳对圣经各卷高度熟悉、如数家珍，同时，也产生出一种圣经地名检索的效果。古代以色列不同历史时期发生在该地的重大事件被聚合一处，古史仿佛被浓缩在一处。路途之上，与新约事件相关的城邑，也有不少。比如来到大马士革，便自然提到《使徒行传》中保罗被人从城头用绳索放下的故事。耳熟能详的人物和事迹萦绕着这些圣经地名，如今身临其境，可以想象李荣芳会何等激动。
根据李荣芳的学术训练和研究兴趣，他去巴勒斯坦“圣地”游历，并不算一桩极其特殊的经历。但是，他在1929年的第二次出行，却不是泛泛地寻访古迹，而是考察了很多正在展开考古挖掘的遗址，而且与他同行的美国学者，是二十世纪圣经考古学的开创者。如此一来，这次考察的学术史意义就呈几何级数增长了。
“专到闭塞的地方”
《圣地游行记（二）》发表于《真理与生命》第四卷第12/13期，发表时间是1930年。其中四次提到一位美国考古学家，李荣芳为他拟了一个很有些金庸味道的中文名字——欧阳亮。
我们第二次的圣地游行，是用马匹的；同行者有耶路撒冷美国东方考古学校的校长欧阳亮博士，有德国大学东方考古学系的教授伊尔古博士，有美国留德东方文学专修生麦克瑞先生与本篇的记者，在我们所骑的马匹之外，又带马夫一人，从人两名，马两匹，骡驴各一头，以肩荷负载我们的帐幕衣食品等物。每日清晨我们先遣从人到所要去的地点，支搭帐幕，筹备一切，然后同我们的马夫，起程游览，作研究的工作。（18页）
这里提到的“耶路撒冷美国东方考古学校”，是著名的“耶路撒冷美国东方研究院”（American School of Oriental Research in Jerusalem），始建于1900年，是美国近东考古的大本营。1921年又在巴格达建立分部，所以“美国东方研究院”后来有耶路撒冷和巴格达两处基地。这所学院在1970年更名为“奥尔布赖特考古研究所”（Albright Institute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为的是纪念这个机构最著名的领导者、也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圣经考古学家奥尔布赖特（William Foxwell Albright, 1891-1971）。李荣芳提到的“欧阳亮”，正是这位大名鼎鼎的奥尔布赖特。
二十世纪最知名的圣经考古学家奥尔布赖特
奥尔布赖特经常被称为“圣经考古学之父”，因为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打造了“圣经考古学”这个研究领域。他具备广博和精湛的古代近东语言知识，有长期田野考古的实践经验，同时坚信圣经记述有坚实的历史基础，所以将考古发现与“信古”的原则结合起来。从1940年代到他1971年去世，奥尔布赖特以及他的大批学生将圣经考古学打造为当时的显学。奥尔布赖特的考古生涯，正是从耶路撒冷美国东方研究院起步的。他在1920-1929年之间，一直担任该研究院的院长（director）。李荣芳进行考察的1929年，是奥尔布赖特连续九年担任院长的最后一年。
以下是李荣芳在游记中提到奥尔布赖特的另外几处。
1929年4月13日，考察团一行四人来到古代的撒马利亚。根据以色列古史，大卫建立了统一的国家，然后传位给所罗门。所罗门死后，大约公元前922年左右，统一王国分裂成北方的以色列国和南方的犹大国。犹大国仍以耶路撒冷为国都，以色列国则另建新都，古称“撒玛利亚”。
我们的帐幕与用的物品，尚未来到，同人等先游览各地的风景，考察他的古迹；这一次游览撒马利亚，又比上次详细多了，一则时间比上次长，再则有欧阳亮博士是著名的考古家。他向我们详细解释该地的历史，与哈佛大学的考古工作。我们又重新考察他的古迹与各处的陶器，很得不少的证据。（20页）
奥尔布赖特此时经营美国东方研究院已近十年，与各国考古学家都建立了良好关系，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考古遗址也是了如指掌。由他来介绍美国同行在撒玛利亚的发掘工作，从专业角度看，肯定是最佳人选了。
此后我们又北进到耶提，在那里研究他们的古迹，得了不少的零碎陶器，晓得他为迦南人的居所。正考究的时候，有农夫以他们从坟墓里所找出的陶器出售，欧阳亮博士一见就晓得为三千余年前的古物，同行的除了记者以外全买了几件古董，留作纪念。其陶器的品质花样，都很精致，绝非现代的农人所能制作，可见迦南人在那个时候，文化已经很高尚了。（21页）
奥尔布赖特对出土陶器的分类和鉴别，在当时可称冠绝一时，李荣芳记述他一眼便看出是珍贵的古物，正可印证奥尔布赖特的专业眼光。但是，让后人深感惋惜的是，李荣芳此时没有购买一两件出土的古代陶器，失去了一次合法购买小件近东文物的机会。
4月16日，一行人来到米吉多（Megiddo），见到了著名的“所罗门马厩”。此事值得提出来单独谈一下。
十六日早晨，我们北行二里余地，到泰艾墓他撒林，就是当年之米吉多。我们于《士师记》五章的诗歌（19节），初见米吉多之名。在这里底波拉与巴拉大败西西拉，《王上》9章15节也提到所罗门重修米吉多，以保卫西北边境。犹太王亚哈谢中伤后就在此地丧命（王下9:27）。约西亚会师于此，要阻止法老尼哥进取亚述，也是在此地阵亡（王下23:29-30）。我们到了这种满有历史根据的所在，另有一种的感想，……不过八点多钟，先到盖先生的寓庐，因为这几年美国芝卡哥大学正在此地作考古的工作。本地主任就是盖教授。我们与他谈论许久，他领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规模很大，所要掘的层次也很多，现在不过到所罗门的时代，我们看他们所掘出来的基址墙垣以及旁的一切陶器。都【但？】其最有兴趣的，就是他们所找出的马棚，里面有石槽，足可容马二百余匹。我们知道“所罗门聚集战车兵马，有战车一千四百辆，马兵一万二千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王上10:26）。米吉多就是这样的一座屯军的城邑，使我们更容易相信他历史的根据。（21-22页）
米吉多是圣经考古著名的发掘遗址，芝加哥大学的东方研究院（Oriental Institute）从1926年开始在此地组织发掘，共有十年之久。不久，英国人盖（P. L. O. Guy, 1885-1952）担任现场发掘的指挥（field director），这就是李荣芳提到的“盖先生”。
这位盖先生并不是专业考古学家，他在一战之后才在近东地区参与发掘工作，后来出任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文物局督察。盖先生率领的考古队在1928年4月有了重大发现，挖出了多座石柱，被认作古代的拴马桩，又发现马厩一样的建筑。熟悉圣经的人很自然想到所罗门（约公元前十世纪中后期在位）曾修建屯军的要塞，蓄养战马，因此盖先生直接将此地称作“所罗门马厩”。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些马厩可能建于公元前九世纪，也就是比所罗门要晚一个世纪左右。在“所罗门马厩”被发现仅仅一年之后，李荣芳就跟着奥尔布赖特造访了挖掘现场，还与考古队领队盖先生交谈良久。恐怕这是中国学者与圣经考古的田野挖掘距离最近、时间最早的一次接触了。
奥尔布赖特的院长年度报告
巧的是，奥尔布赖特在1929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中，也提到李荣芳所记述的第二次出行。所以，同一事件，我们就有了中方和美方的各自记述。两份材料正可以相互补充，拼出更完整的画面。
在当年10月出版的《美国东方研究院简报》（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第三十五期上，奥尔布赖特详细介绍了此次出行，因此也提供了更多细节。原来李荣芳参加的考古之行，并不是几个朋友策划的私人出游，而是耶路撒冷美国东方研究院组织的一项常规活动。这一类考察活动的特点，就是骑马、带着帐篷，尽量减少随身行李，因为要去山地和峡谷中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奥尔布赖特介绍了一行四人：布雷斯劳大学教授Anton Jirku、燕京大学教授李荣芳（Professor Jung Fang Li of Yenching University）、普林斯顿神学院的阿兰·麦克瑞牧师（Rev. Allan A. MacRae）。这与李荣芳在《圣地游行记（二）》中的记载完全吻合。
作为耶路撒冷美国东方研究院院长，奥尔布赖特每年7月前后都需撰写一篇年度报告，总结过往一年的主要工作，刊登在《简报》上。这是我们了解该学院运作以及来往人员的最佳渠道。奥尔布赖特在1929年7月1日写下一份八页的报告，总结了1928年9月到1929年6月的大事。由于美国东方研究院是按照学校来运作，所以这篇总结相当于1928-1929学年的报告。这份年度报告中，两次提到李荣芳的名字，颇有助于我们继续推测李荣芳去耶路撒冷的缘由以及逗留时间的长短。奥尔布赖特提到，本学年的教学始于1928年10月15日，终于1929年3月8日。下面一句比较关键：“下列学生在整个学期、或者学期大部分时间，在校学习。”后面随即列出二十一人的名字、学历、所供职的学术机构，其中就有李荣芳：
李荣芳牧师，德鲁神学院神学博士，燕京大学旧约教授。
（Rev. Jung Fang Li, Th.D., Drew Theological Seminary, Professor of Old Testament at Yenching University）
1929年奥尔布赖特在院长年度报告中提到李荣芳在美国东方研究院上课
这些个人信息肯定是李荣芳在注册时提供的。这可以证明李荣芳利用这一年的学术休假，专程来耶路撒冷参加美国东方研究院的学期课程。而他第一次乘汽车出行，出发时间乃在1929年3月13日，正是3月8日学期结束之后第五天。第一次出行的伙伴有马和伦、麦克瑞和石奈德三人。李荣芳在《圣地游行记（一）》中只记录了三人的中文译名，但奥尔布赖特年度报告所列的名单中，我们发现这三人中，有两人都是这一学期与李荣芳一同上课的同学，而且在名单上与李荣芳紧挨在一起。马和伦的英文全名是John Mauchline，格拉斯哥大学神学士（B.D.），同时也是英国考古学院成员。而麦克瑞还参加了第二次出行。
1929年奥尔布赖特提到考古之行的成员，包括李荣芳
在年度报告中，奥尔布赖特还提到自己开设的课程，以及4月份的考古之行：
院长【案：指奥尔布赖特自己】和年度访问教授如往常一样，开设了若干课程。院长每周讲授巴勒斯坦考古学两次，每周讲授巴勒斯坦地理两次，耶路撒冷地形学一次。……院长还进行了两次远足，一次是11月19-24日，去加利利；另一次是骑马出行，穿过巴勒斯坦西部和东部，时间是4月12日到5月2日。
从这里可知，李荣芳在此期间学习的课程，都是有关考古和地理这些“硬核”的科目。而任课老师就是比他小四岁的奥尔布赖特。
有意思的是，1929年是奥尔布赖特在耶路撒冷进行考古研究的最后一年，在这份年度报告的结尾，他对新任院长表示欢迎，并对十年中曾给予自己极大帮助的各国同行表达感激之情。他卸任之后，随即返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始建立他的圣经考古学理论。而在美国接受过系统的圣经学训练、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任教十年的李荣芳，也恰恰在这一年来到耶路撒冷。他不仅修习了圣地考古和地形学的课程，还与欧阳亮教授这位未来圣经考古学最大的权威一起出游。对二人来说，1929年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巴里斯登考古纪况》与《古物古迹调查实习》
1929年秋季学期，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设了一门《巴里斯登考古纪况》。所谓“巴里斯登”，即如今的巴勒斯坦。这门课供二、三、四年级选修，2学分。任课教师正是刚刚从圣地考察归来的李荣芳。这门课到了第二年，继续出现在课程表上，但学分减至1分，课程简介云：“研究巴里斯登之新发现，特别注重考古学与历史之关系。”在燕大历史系其他学年的课表中，发现1936年也开设了《巴里斯登考古学》，学分为1学分，课程简介云：“先讲考古学的原则，再论考古学与政治、文化、宗教等史的关系。”1941年的课表上，课程名字已改为《巴勒斯坦考古学》，仍是1学分。课程介绍大约是前面两个版本的结合。
宗教学院的教师，需要在其他文科系兼课，这是燕京大学当年采取的一项措施。李荣芳曾在历史系、英文系教课。查1928-1929学年的历史系课表，李荣芳的名字就列在历史学系的教员名单上。当然，他这一学年不可能开课，因为他正在耶路撒冷上欧阳亮的课。1928年之前几年的课表目前无法找齐，能看到的只有1925-1926学年的英文课表。在历史学系课程表中，没有找到李荣芳的名字以及与考古相关的课程。在这一学年宗教学院课程中，李荣芳开设的课乃是《圣经与现代社会问题》《旧约文学》《基础希伯来文》这些常规课。所以，目前难以确定1929年的《巴里斯登考古学》是不是李荣芳在历史系开设的一门新课。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大。若果然如此，则他在耶路撒冷美国东方研究院上课所获得的知识、勘察考古遗址所获的直观经验，就应该是他开设考古学新课的坚实基础。
李荣芳对圣经考古的兴趣，最终又让他参与到本土的古迹勘查工作中。1936年燕京大学历史学系课表上，在李荣芳开设的《巴里斯登考古学》后面，列入一门新开课程——《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这门课由三位教师合开：容庚、顾颉刚、李荣芳。课程介绍为：
北平为辽金、宋、元、明、清五代建都之地，古迹随处有之，又为文化机关所萃，古物之多亦远过他地，此皆史系生所不当不践履摩挲者。今设此课，目的在养成学生自动搜集材料之兴趣，俾所学不受书本限制。
这门课的助教就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当时还是燕大历史系研究生。侯仁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
参加领导这门课程的还有分别对考古学和宗教艺术有研究的容庚（希白）教授和李荣芳教授。……“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沦陷，颉刚师已经奔赴内地，容庚教授也到南方去了，只剩下李荣芳教授继续把这门课开下去，只是调查的对象就只能限于北平城内和近郊的一些重要的庙坛建筑了。
李荣芳对古迹和古物的兴趣，还可见于他为《禹贡》杂志所撰写的文章。1936年，顾颉刚主办的《禹贡》杂志第六卷第五期，刊登了一组北大和燕大学生去绥远地区实地考察的文章和实录。其中刊有李荣芳两篇调查报告：《安北和硕公中垦区调查记》和《绥远宗教调查记》。前者详细记录了垦区从设想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对垦区的章程、组织结构、日常管理都详细描述，后者则对该地区喇嘛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情况，做了总结。同一期的《禹贡》杂志，还刊载了侯仁之的《旅程日记》，详述考察组一路的见闻。从中获知，就在考察组即将启程时，李荣芳临时加入，让学生们又惊又喜。侯仁之与李荣芳非常亲近，所以对李荣芳的学术经历多写了几笔，也再次印证了我们前面的叙述：
这期间又有城里周、沈二先生接洽同去，惜以时间不便，未果。同时陆君又忽以他故不能成行，大家方在惋惜，而燕大教授李荣芳先生却又毅然来参加了、李先生曾在西方考古家荟萃的巴勒斯登专门做过考古的工作，他除英、德文外还通晓拉丁、希腊、希伯来、叙利亚、亚利玛（Aramaic）数种文字，得他同行，实可庆幸。
侯仁之说他“曾在西方考古学家荟萃的巴勒斯登专门做过考古的工作”，当指1928-1929年间李荣芳在耶路撒冷听课、勘察这一段的经历。“专门做过考古的工作”，可见李荣芳的旅行不是短期的朝圣之旅，而是带有研究性质的学术之行。
1929年这次巴勒斯坦之行，不仅让李荣芳游历了各大圣经名城，更让他亲身考察了在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地区正如火如荼展开的考古挖掘工作。他问学于奥尔布赖特，并与这位知名的圣经考古学家一道出行，更与在米吉多的一线考古工作者直接接触，参观了仅仅一年前刚刚出土的“所罗门马厩”。这一切都表明，李荣芳对当时的圣经考古有最直接的了解，这不仅影响了他后来在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开课，还促使他参与了北平古迹的调查实习课。李荣芳为了学习圣经考古，不仅亲至其地，而且还亲接其人（欧阳亮），他在距今差不多一百年前的这次考古之行，可能是中国学者与巴勒斯坦考古学最早的一次国际接轨。
（我第一次知道李荣芳，是因为南京大学孟振华教授的介绍。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暨南大学吴青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栾伟平老师、友人宋希於和吴景键两位先生，都曾给予很大的帮助。在此特向以上诸位老师和朋友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