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典型”意识在当代儿童文学的写作中正逐渐淡去，不如说是文化和文学的当代革新向“典型”提出了新的要求。
对于当代儿童文学的童年书写和形象塑造来说，有意识地探索人物核心的叙事体式，或许是将童年人物及其精神引向深处的一个重要通道。而归根结底，如何更好地书写儿童和童年，才是我们今天重提典型形象问题的最终目的。”
“ 典型 ” 形象与文化、艺术语境
儿童文学不谈“典型”久矣。这里的“典型”，不单是一般语用层面所指的作品中成功塑造的代表人物形象，同时包含了对这一形象的普遍性、重要性及其叙事核心地位的强调。近年来，儿童文学的创作繁荣迅速扩容了儿童形象群体，然而其中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且足以成为公共谈资的“典型”形象，相对来说却十分稀少。我以为，某种程度上，这是当代童年文化变迁和儿童文学艺术拓展的表征之一。
首先，从童年文化的角度看，当代儿童群体早已告别“共名”阶段相对一致的文化认同，分化出了空前多元、多面、多层的亚文化群落及亚文化现实，在这一背景下，代表特定群体的某个儿童形象在儿童读者中能够激起的共名感，自然有所减弱。同时，新媒介时代全面开启以来，文学生活在儿童文化生活中所占空间明显缩减，儿童文学中的儿童形象远不再是儿童眼中惟一的生活模本，自然也难以像过去那样激起“全民性”的热情关注与普遍认同。
其次，从艺术自身的角度看，“典型”形象的暂时退位其实也是当代儿童文学朝着更为丰富、细致的艺术图谱分化、发展的征兆。从“典型”人物观统摄下解放出来的儿童文学，得以向更广阔的时空、生活以及更丰富的艺术趣味敞开书写的笔墨。例如，近年蔚为大观且成果丰硕的童年回忆性质的儿童文学写作，在过去仅以典型人物为核心的文学时代，恐怕难以得到充分的关注和发展。《腰门》（彭学军）、《一个人的花园》（谢倩霓）、《童年河》（赵丽宏）、《童眸》（黄蓓佳）、《吉祥时光》（张之路）、《白雾》（刘玉栋）、《阿莲》（汤素兰）等童年回忆题材的儿童小说，虽讲述各式角色的经历、见闻等，其艺术表现的焦点却非人物本身的典型性或代表性，而是从个体身上流淌而过的那种生活和时间的独特滋味，以及细腻而动人的世态人情。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或如过客般从主人公生活的河流中乘筏而过，或在行动上虽贯穿情节始终，但主要功能则在于提供一个观看的视角、一种体验的承托。它们的结构大多也是屏风式的，一扇风景连着一扇，我们跟随主人公移步换景，仿佛走过一段有形的时光。正是在这样相对自由的结构中，文学的触须伸向了日常生活最不起眼的角落，并且从中发现了珍贵的感觉和趣味。
在另一些当代主要题材类型如校园小说、幻想小说等的创作中，形象的趣味性取代典型性的考虑，更多地成为了儿童文学艺术表现的核心关切。当代儿童文学发展史上，对于儿童“形象”的粗暴干涉曾一度以“典型”的名义笼罩作品，导致观念主导形象，政治吞没文学。儿童文学从上述历史中学到的重要一课，是意识到对作品中的童年形象塑造来说，生动的个人性和鲜活的趣味性永远是第一位的要素。在创作、接受、批评的多重层面，特定的儿童形象是否生动有趣，比之这一形象是否典型，无疑更受到作家、读者和评论界的看重。而在新时期儿童文学艺术变革的背景上，这种艺术重心的悄然转移，同样体现了当代儿童文学美学的重要进步。
对 “ 典型 ” 的新要求
“典型”范畴是“古典”时代文学理想的某种表达，它传递出人们试图借助文学洞察、把握世界、生活以及人自身的雄心。这也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以“可能发生的事情”为描写对象的“诗”比之以“已发生的事情”为描写对象的“历史”更为“真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诗”能于特殊的现象中见出普遍的规律。而经典“典型”形象的基本内涵，即是上述普遍与特殊、或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前者意指典型是对于生活中一类具有共性的形象的文学把握，后者意指典型形象对于普遍性的把握不是通过抽象的提取、概括，而是经由生动、特殊的个体性，这是文学表现之于科学解释的根本区别。
事实上，当代儿童文学并不缺乏既体现一定共性、又具有生动个性的儿童形象。比如近年流行的校园幽默儿童小说，其中儿童主角的塑造往往既有比较生动的个性和趣味，也反映出当代儿童校园生活的某些共同经验。再比如这些年不断进入儿童文学关注视野的乡村留守儿童形象，既呈现了这一童年群体的基本生存状况，其性格特征也在逐渐趋向生动。为什么其中鲜有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典型”形象？除了文化环境和艺术分化的原因，是否也存在着创作自身的问题？
或许，与其说“典型”意识在当代儿童文学的写作中正逐渐淡去，不如说是文化和文学的当代革新向“典型”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文化和文学生活都相对简单的年代，一个文学形象要激起公众化的同感和移情，它所面对的文学要求，比之写作现实和阅读经验都变得空前丰富的时代，无疑要复杂得多。换句话说，今天的儿童和成人读者对于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形象的期望，远非一点共性调和一点个性那样简单。我们期待“典型”的个性和共性所共同指向的普遍性，不仅仅是某类个体身上的某些共同点，也是透过人物及其命运揭示出与童年的当代生活、文化和命运有关的某些重大内涵；同时，这种内涵因其与最切己的个人体验、命运之间的深刻关联，而给读者的情感、认识造成有力的冲击乃至重塑。
仍以当代儿童读者最熟悉且喜爱的城市校园生活题材为例。在童书市场经济的催化下，这类作品中的儿童角色逐渐衍生出两类常见的模式，一是“同桌冤家”的喜剧模式（主角及读者年龄中偏低），二是“青春偶像”的韩剧模式（主角及读者年龄中偏高）。其儿童角色往往类型鲜明，趣味十足，校园生活经验也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从“典型”的要求出发，在“喜剧”式的游戏和“韩剧”式的波澜之外，我们还期待从这类形象身上看到童年精神与生活的更多深广度。例如，校园生活对儿童来说，其独特的复杂性和难度体现在哪里？如何理解、书写这种寄寓于日常性的童年生活的复杂性？儿童如何在这一看似简单的复杂性下摸索、理解、把握、掌控生活的方向？在这样的摸索和探寻中，童年的哪些方面实实在在地撼动了我们？校园儿童形象如能介入这些问题的思考，其立体性和深度都会大不一样。
再以留守儿童形象为例。与前一类儿童形象的塑造相比，关于留守儿童形象及其生活的书写要面对另一种难度——大部分将城市儿童校园生活写得有滋有味的作家，身边都不乏生动的现实城市儿童模本，但对大部分作家来说，选择留守儿童题材首先是出于一种文学道义的立场，写作者与其写作对象间的经验隔阂由此大为增加。在不少留守儿童角色身上，我们往往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一群体的某些基本生存状况，如双亲缺位、监管缺乏、经济窘困、情感无依等，以及这些状况对儿童个体可能造成的基本影响，却很少能够看到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动个体的那种丰满、深切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像《我亲爱的甜橙树》那样，将底层贫困孩童生活世界的那种细腻的丰富和复杂的单纯，写得真切而又动人。公众熟知的留守儿童生存现状在一个具体的孩子身上激起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经验和情感的丰富性何在？在一个真实的孩子对生活困境的承受中，最打动我们（而非仅仅激发某种同情或怜悯）的究竟是什么？面对这些问题，仅仅文学地复制留守生活中的新闻事件是不够的，还需凭借文学独特的感受力、洞察力，进入留守儿童的生活和情感世界深处，使留守儿童的文学形象在血肉上进一步丰满起来，也在审美内涵上进一步丰厚起来。
典型形象与 “ 人物核心 ” 叙事
在我看来，当下儿童文学童年群像中“典型”形象的相对缺乏，还有一个叙事技术层面的原因。
“典型”形象是文学人物核心时代的重要标志。这里的“人物核心”，不仅包括我们常说的“中心人物”的意思，更是指人物成为整个叙事围绕其展开的那个核心，亦即叙事作品的环境、情节、细节等，均致力于塑造、表现、推进、渲染作为其核心的“典型”人物性格与命运，而“剔除一切对烘托人物性格没有帮助的偶然的东西”（别林斯基语）。在这样的写作中，叙事的推进在表，性格的演进在里，每一叙事部分都紧紧围绕典型形象的核心，并在其书写中承担不可或缺的功能。作为轴心的人物被叙事的纺锤紧密包裹，其中每一根叙事纺线的展开，或正写，或反写，或细描，或皴染，都将人物性格带向更丰富和深刻的维面，最终也将人物自身带向他（她）的命运。正是借助这样结构紧密、笔墨充分的表现和烘托，“典型”形象才拥有了较之一般文学形象更浓深的轮廓和更鲜亮的色彩。正如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是在多少情节与细节的铺垫和推动下，才最终酝酿出她投身车轮的那个突然瞬间，从而使这个形象和她的悲剧长久地烙印在读者的记忆中。
这种人物核心的叙事方式，在今天的儿童文学写作中已久不占主流。大量儿童文学作品采用的是并联体或串联体的叙事方式，由一个或若干个中心人物贯穿一系列并行或前后相衔的故事，各个片段间既有上下关联，这种关联度又不甚密切，个中人物的性格在不同的故事里反复上演，其内涵则基本停留在同一层面。这类结构并非不能造就典型形象，林格伦笔下的埃米尔、戈西尼笔下的小尼古拉等，都是从并联或串联叙事结构中诞生的典型顽童形象。但这些形象作为“典型”的成功塑造，同样离不开人物核心的叙事意识。在这些作品的单个故事片段之内，相关叙事依然紧紧围绕人物性格的表现展开，无数看似分散的生活细节，其实无不紧贴着这个人物的小核心。就像《淘气包埃米尔》中，连埃米尔因为把头卡进汤罐里而落泪的细节，都被处理成为其典型性格的巧妙烘托，而这个细节本身也在典型性格的照亮下变得充满异彩。
又或如前文提到的童年回忆题材写作，其叙事多以时间为主线，随着时光的推移，生活发生相应的变化，人物也确有成长，但其前后经历与角色性格形成并无紧密、必然的因果关联，而是更多地作为相对松散的生活事件，在人物身上敲下回忆和感觉的烙印。这类小说的写法，原本就非以形象的典型性取胜。犹如普鲁斯特的名作《追忆似水年华》，题名、意境、氛围、感觉等均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但有多少人记得书中的那位叙述者主人公有无姓名呢？
最重要的是，一种叙事中的人物核心意识，会把我们自然而然地带向关于人物形象及其性格内容的更为细致、深入的琢磨和思考中。要使这个形象充分承担起叙事核心的角色，作家就必须从中发现足以支撑一定长度的叙事过程以及围绕它生发展开的丰富内容。同时，在这样的叙事进程中，这个形象以及它所代表的童年生命的广度和深度，也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掘和表现。对于当代儿童文学的童年书写和形象塑造来说，有意识地探索这种人物核心的叙事体式，或许是将童年人物及其精神引向深处的一个重要通道。而归根结底，如何更好地书写儿童和童年，才是我们今天重提典型形象问题的最终目的。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7年8月9日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