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早年恩师杨志洵事迹小考(附致胡适信四通)

两位意义不同的“杨老师”

杨志洵,字(或号)景苏,亦作劲苏、劲素,江苏金匮(今无锡市)人,卒于1939年,生年不详。他不算是一个名人,却被文史爱好者不时提到。人们对他的兴趣和了解主要来自两组关系,以下略为分解。

其一,杨志洵在胡适的早年进学之路上发挥过关键作用,是后者终生铭感的恩师。1910年,沉沦上海的胡适受许怡荪、程乐亭等友人劝告资助,进京应考庚款留美。在北京,二哥胡觉(字绍之)的好友杨志洵“厚待”之,介绍他“住在新在建筑中的女子师范学校(后来的女师大)校舍里”;考取后南下上海,旅费也是杨志洵借他的,后由胡觉代为归还(1911年1月10日胡觉致胡适信,《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版)。

这场耽搁不过月馀,胡适就录取赴美了,留下的印象却非常美好,至以“怜我无家能慰我,佳儿娇女倍情亲”的诗句来形容。两年后的圣诞节,胡适在美国受到白特生(Patterson)夫妇“有如家人骨肉”般的招待,感激之馀,想到的是:“前在都门,杨景苏夫妇亦复如是。”(1912年12月25日日记,《胡适日记全集》,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

除了生活上的照顾,杨氏还辅导胡适功课,给予他学术上的关键点拨:

杨先生指点我读旧书,要我从《十三经注疏》用功起。我读汉儒的经学,是从这个时候起的。(《四十自述》,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

胡适《四十自述》手稿中的杨志洵


这里说得较为简略,更详细的指导过程,可从胡适当时写给许怡荪的信里窥见端倪:

昨向友人处借得《十三经注疏》读之,始知讲经非从古注入手不可。古注虽亦有大谬之处,然参考众说,可得其真意;再以朱子集注参观之,以新文法旁证之,说经之奥,尽于此矣。甚望足下先从经入手,以史辅之,一二年后根柢定矣,然后从事文艺,乃为有根据之学问。(1910年7月18日函,《胡适许怡荪通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这里的“友人”,当然就是杨志洵。现在看来,除了点出“新文法”的新途径外,这些意见是治朴学者的常言,并无特出之处,对年轻的胡适来说却不啻空谷足音。从前胡适在家乡私塾和上海中国公学,均未受到系统的旧学训练,此时竟有拨云见日、脱胎换骨之感。赴美初期,他对这场知识震撼尤念念不忘,且以“痛下针砭”来形容:

弟意今日读书种子已极寥落,吾辈为实地工夫,须先肆力“经学”,然后读“史”读“子”;至于文学,则经史之效果耳;经明史熟,义理精辟,发而为文,自然含英咀华,仪态万方。弟迩来甚悔从前用功皆是逐末忘本……在京时闻家兄友人谈论国学,颇为弟痛下针砭,故此行所携书以经子为最多,集部仅昌黎临川二家而已。(1910年10月29日致许怡荪)

据叶德真、任鸿隽等人的说法,上海时期的胡适耽于吟咏,以文人自喜,所好在于词章,“喜欢李后主的小令”,“一部《苏东坡诗集》,常搁在手口”(叶德真《读〈藏晖室剳记〉后的感想》)。经杨志洵调教,在他的知识体系内部,显然发生了审美上崇实绌虚,兴趣上移文艺于经史,阅读上由集部向前三部转移的迁变。而在总体上,被杨志洵引燃的系统研习中国旧学的热情,又和他在康奈尔大学新从事的农学专业,构成了紧张关系——这些对我们所熟悉的胡适的成立,意义当然极为重大(此事已另文详论之)。

其二,杨志洵是杨绛之父杨荫杭的族叔。杨荫杭生于1878年,杨志洵和他关系亲密,有如平辈,岁数大概也差不多。杨绛对这位叔公的回忆,也总是与胡适相连。1940年代,杨绛夫妇在上海,和陈衡哲、顾廷龙等往来密切,因此认识了胡适。杨绛回忆,胡适用“半上海话”对她说:“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回忆我的父亲》,《将饮茶》,三联书店2010年版)有人认为,这里的“叔叔”指的就是杨志洵,只是胡适弄错了辈分(参陆阳《杨家旧事》,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杨绛说,胡适对她自称是杨荫杭的学生。可比较起来,杨志洵和胡适的师生关系是实实在在的,杨荫杭在何时、何处教过胡适,却没有确据。杨绛从未听父亲提起过胡适是他的学生,胡适的文字里也没有相应记述。1920年代初,在白话文与新文化问题上,两人间倒是有过一场隐蔽的文字交锋(韦昭《胡适与杨荫杭的隐秘交锋——一篇“老圃”集外文的发现》,“胡适评论 ”公众号2021年6月6日推送)。或者确如钱锺书所说,“胡适决不肯乱认老师,他也不会记错”,只是两位“杨老师”之于胡适的意义有所不同罢了。

“站在时代的风口上”

无论杨志洵自己还是他人,都没有对其一生经历作过完整系统的勾勒。这里权且拾掇起竹头木屑,以期形成一个简括的叙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著名的南洋公学在上海开办,初仅设师范院,杨志洵成为最早招收的师范生之一。他的同学中有胡适的二哥胡绍之、三哥胡振之,以及胡适澄衷学堂时期的老师、江苏南通人白作霖(振民)——这些是他与胡适发生联系的直接因缘。其馀如杨荫杭、章宗祥、孟森、雷奋、刘垣、江谦、钮永建、陈景韩(即陈冷血,曾任《时报》《申报》主笔)等(《南洋公学师范班学生名单》,《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日后活跃于政、法、军、报、学界,无不声名显赫。现在看来,当时入读此校,真可谓“站在时代的风口上”。

南洋公学早期师生合影(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网)


杨志洵入学当年的秋天,公学又设外院,类似附属小学,聘美国在华名人福开森(John C. Ferguson)为监院,招收更多学生,“选派师范院生轮流教授之”。然而杨志洵不知因何与福开森“相忤”,“同人调停无效”,竟致退学。章宗祥是这场冲突的见证者,1898年冬即由公学选派赴日留学(《任阙斋主人自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那么此事就应发生在杨志洵入学后的一年内。不过他和南洋公学的关系并未就此结束,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公学另设译书院,聘日人为译员,杨志洵和孟森担任校订,日语纯熟后亦升任译员(杨耀文《本校四十年来之重要变迁》,《交通大学四十周纪念刊》,1936年版)。孟森的家乡武进和杨志洵的家乡金匮同属常州府,两人曾操不同的吴语口音,一同出现在杨荫杭家中,给幼年杨绛留下了印象(《忆孩时(五则)》,《文汇报·笔会》2013年10月15日)。

杨志洵在南洋公学所受的师范教育和建立起的人脉关系,不但埋下了将来辅导胡适的伏笔,对他未来职业生涯的影响更至深至远。1920年出版的《最近官绅履历汇录(第一集)》(北京敷文社)载,杨志洵在不少有名的新式学堂任教过,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历。其中有胡适的母校之一、上海澄衷学堂,还有桐城后劲姚永概执掌的安徽大学堂,以及清华学堂和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不知在何校教授“修身”一科时,他顺带写出一册《中等修身教科书》,1906年由无锡背景的文明书局出版,序言是孟森写的。

杨志洵著《中等国文教科书》,孟森序


这些经历中,执教安徽大学堂的一段,因姚永概《慎宜轩日记》(黄山书社2010年版)的记载而稍多细节。1902年底,杨志洵入该校任政治教习,受托“编授管理法”课本,和姚氏相处融洽。然而如沈寂在日记整理前言里所说,1905年该校学潮不断,他也终成牺牲品:这年阴历四月,又一次学生闹事后,杨志洵收到一封“其言尤鄙恶,似无赖口吻”的匿名信,决心辞职,“将应广东之招”。姚永概颇为惋惜,在饯别宴上“与之约,如他有所需,允仍相助,并允代为留心本堂所乏之材”。1906年,姚氏到访上海,又和杨志洵见了面,感慨他为人“谋事至忠”。此时杨志洵正参与创办上海中等商业学堂,首任监督胡雨人也是南洋公学出身的无锡人,还是未来的教育家胡敦复、数学家胡明复兄弟的亲叔叔。巧合得很,胡适几年后留美,就由胡敦复担任领队,胡明复则是他康奈尔大学的同窗好友——两个胡家的“老新党”亲长,不约而同地为子弟选择了留洋的道路,极为典型地展示了文教资源在两代新人物间传递转化的过程。

据其后来的女婿方俊所述,杨志洵曾应方俊之父方遥之邀,在广东大学堂执教过,姚氏所谓“广东之招”殆指此。同事中有书画家汤定之(名涤),后来也成为他的亲家。这段经历的具体时期难以确定,总之是在辛亥革命以前(《从练习生到院士——方俊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而且为时不久,以至没有写入履历。

大约在民元前后,杨志洵结束了漂泊的教师生涯,在北京安定下来。这应该和他的另一位老同学、后来“五四”事件之矢集者章宗祥有关。两人社会地位显晦悬殊,但都长于法政之学。1906年,章宗祥任农工商部主事时创办《商务官报》,杨志洵、杨荫杭叔侄都是撰稿人,有大量文字发表。当时又有参照外国经验,改革本国刑律之议,章氏为此特设“中外法制调查局”,杨志洵亦在局任事(章宗祥《新刑律颁布之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

晚清进入北洋,官僚系统有相当的延续性。1914年,章宗祥任司法总长,杨志洵成为其班底一员,担任司法部秘书(《申报》1914年7月22日)。此后总长屡有更换,他这个事务官也时而辞职,时而复任(《时事新报》1916年9月12日,《申报》1917年8月30日、1918年4月22日)。估计还是在任的时候居多,才能于1925年累功获得特等三级金质奖章(《司法公报》1925年5月31日第205期)。在教育系统,他当过京师第一蒙养院教员(《最近官绅履历汇录[第一集]》)和第二蒙养院经理员(《京师教育报》1914年12月15日第11期),时间大概是在民初。

与此同时,大约逐渐对公务员生涯感到厌倦,认为“政界不足恃”,又对学问确有兴趣的杨志洵开始“侧身于学界”,兼任国立北京女子大学等校文科教员。该校成立于1913年,首任校长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老同事胡雨人。大学前身是清末成立的女子师范学堂,胡雨人曾在此任教务长(陆阳《胡雨人先生简谱》,《胡雨人水利文集》,线装书局2014年版)。估计杨志洵以此与学堂建立了联系,初次进京的胡适,才有了住在该校“新在建筑中的”“校舍里”的机会。后者1917年回国后,两家同在北京,交往不断。杨志洵会武术,好运动,常到中山公园球场打网球(《从练习生到院士——方俊自述》),也跟胡适打过几次。

《胡(雨人)先生像赞》,孟森撰文,杨志洵书丹(“病狂斋”微信公众号)


公馀退食之暇,杨志洵也参与一些风雅的文人集会,如他的司法部同事余绍宋组织的宣南画社。此社成立于1915年,后一度中断,于1917年2月“重兴”。成员有陈衡恪、胡祥麟、林志钧、孟森、刘崇佑、梁敬錞等,多为北洋政府司法、外交系统的同僚。群尊书画家、武进人汤涤(定之)为导师,过程一般是汤氏对客挥毫,座中能文者题诗其上,拈阄决定画的归属。若“一时不能决,则延下次再拈。时有佳作,得者欣欣,往往邀请同仁入附近广和居聚餐。”(参余久一《艺林胜会记宣南——余绍宋与乙卯画会》,《荣宝斋》2018年第8期)可见民初中央部门气氛之恬逸,及官员业馀修养之精致。

杨志洵似不能画,然好作考据文字,涉猎必博;又与大书画家汤定之、姚茫父为亲友(姚氏《书适》引及杨氏见解),平日指点谈论,应具相当修养。画会重开之日,汤定之“仿髡残山水一大帧”,孟森题诗二首,画则为杨志洵拈阄取得。大约孟森对这幅画喜欢得厉害,“竟夺去”,杨志洵不以为忤,很可见出这对少年相识的同乡同学的交情。1920年5月,杨志洵向余绍宋转告汤定之语,谓其画不及另一位社友胡祥麟,盖胡画“有一定格局,亦犹其字然”,余画“则时有变动,他日必至一无所成”,引起余氏警动(《余绍宋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那么,在后者画艺精进的历程中,杨志洵也不无作用。

中年以后的“再就业”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取得重要进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杨志洵往后一段时期的经历,须从他给胡适的几封信中寻求线索(见附录)。第二年,北京易帜,改名北平,实行大学区制度,将原北京女子大学与女师大合并为北平大学师范学院第二部,杨氏的政、学两只饭碗一时都失去了。此时的胡适则已解除和北大的关系,定居上海,开始了生活的新阶段。以他此时广泛的人脉和在学界的影响力,自然成为杨志洵理想的求助对象。后者认清自己的才性仍在教育(“自知最善于中学教文字而已”),函托胡适为他在“南方学界中谋一小事”。又适值辽宁北票煤矿邀他去矿上“创办小学校,专教工人子弟”,遂欣然起行,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亡,再次失去教职。此时杨志洵当已年过五旬。

杨志洵自言“中年以后,交游日少”,向老学生胡适重申前请,不久后成为上海私立大同大学国文教授,至少干到了1937年(《校友消息》,《南洋友声》1937年4月1日第47期),他的一些文章也发表在该校刊物《大同友声》上。而大同大学的创办者,就是前文提到过的胡敦复。有胡雨人和胡适的双重关系,杨志洵的入职应当是很顺利的。

这次“再就业”将杨志洵的生活空间从中国北方挪到了上海一带,只是身心状态渐已不如从前。他的四女婿、地球物理学家方俊回忆,“七七事变”后,杨志洵“身体不好,感时忧国,终日郁郁不乐”,逐个送别南下的子女,未及抗战胜利就病故了(《从练习生到院士——方俊自述》)。更准确地说,他是在1939年10月逝世的。这月15日,胡适的夫人江冬秀给正在美国当大使的丈夫写信道:

杨景苏先生死了,送了廿元开吊,送了一个很好的幛子,又买点东西去看杨太太,也化了近四十元。要照说这点是太少,不过我只有这点力,只好随便一点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胡夫人当时住在上海,替丈夫向恩师尽了这份最后的人情。次月16日,胡适得讯回信:“杨景苏先生死了,我很伤心。你送给他家东西,是很对的。”(《胡适中文书信集》,“中研院”近史所2018年版)两年后的6月,杨夫人离世,仍是江冬秀在家信中通报的消息,连用三个“狠”字表达哀痛:“杨劲苏夫人,本月五号死了,我狠难过,狠对不起他,狠不安。”

作为南洋公学第一届师范生,杨志洵的起点不可谓不高。只是因缘际会,不但未能像章宗祥、孟森那样扬名国内,还得为养家糊口而外出奔走。在这点上,其遭际更接近他的另一位同学、胡适的二哥胡觉。胡适幼年丧父,二哥对他有“提携育养”之恩,也有共同语言,双方感情很深。胡适1910年告诉同族友人,自己“十馀年来,心中目中,梦魂中”,惟有母亲和二哥“二人而已”(2月23日致胡近仁,《胡适中文书信集》)。胡觉志高运蹇,常年谋食四方,身体状况比勤于锻炼的杨志洵差得多,1927年就病逝了。一年后,胡适曾有为兄长作传的想法,向杨志洵征询意见。回顾好友一生,他感慨伤怀,回信说:

来函谓“几根崛强骨头害人”,诚然。弟平日绝未敢崛强,而已颠连至此。绍之兄竟终不展布而逝,可痛孰甚!然此种时势,亦何须此等人?死亦已矣。……绍之内蕴不可量,而绝未发露。……若使弟略而举之,则绍之之为人,有高才足以进取,而常怀狷介之节。其经纬宏大,条理致密,气量宽深,刚柔互济,权略敏捷,皆治事之异能,而绌于为经生文士。若以文字求之,则必不能得科举。至其经商失败,则由于才志之高,而勉强自抑于计算锱铢屑琐之俗务,与其素性适相反,故当其略能自植,则旷然他骛,而疏忽随之。用非其长,事戾于性,亦何足怪?呜呼!已矣,尚何言哉?

此节自是了解胡觉其人其行的珍贵材料,显然亦是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

关于杨志洵的家庭情况和姻亲关系,赖有方俊的记述,我们知道得多一些。他的夫人名刘止善,是清末会元、常州士绅刘葆祯之女。两人育有二子六女:长女院生,嫁给了“留美习电学”,曾在天津电话局工作的浙江人沈祖衡(权吾)。次女早亡。三女满生,丈夫是留美的物理学家丁绪宝——两人结亲,缘起于杨志洵的夫人去胡适家赴宴时,遇到了丁绪宝的哥哥、化学家丁绪贤夫妇。四女明士,便是方俊的夫人。五女新宝,嫁给了汤定之的次子汤逢。六女云宝,夫黎韦。两个儿子分别是同宝(后改名健中,字介眉)和望宝,各自夫人名叫丁秀云和姜实。

由此可见,杨志洵的亲家多来自新旧士绅阶层,其中不无知识界名流。稍稍牵藤扯蔓,还能带出不少我们熟悉的名字。举例来说:方俊的祖父是曾国藩的著名幕僚赵烈文的女婿;父亲方遥通晓算学,是广东大学堂创办者之一,曾教过许地山;母亲陈鸿,任鸿隽的夫人陈衡哲和余上沅的夫人陈衡粹都是其姐妹。丁绪贤的夫人名陈淑,是陈源(西滢)的堂姐,他们的表叔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也是个做过南洋公学师范教师的无锡人(陈洪《陈源一家》,《海鸿乡音》,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0年版)。从这张盘根错节的网络中,很可窥见杨志洵的社会地位与交游情形,以及那个时代新旧嬗替、互为策援的复杂关系。

亲友回忆中的杨志洵

数学家华罗庚有句云:“数缺形时少直观,形少数时难入微。”窃谓多少可以比拟报刊档案等原始材料与人物追忆重述间的关系。前者往往琐碎寡味,然而提供了锚定人、地、时、事的精确性;后者多模糊影响之谈,却有生动亲切的好处。上文蒐集零散材料,将杨志洵的一生鸟瞰完毕,现在可以换个视角,在亲友回忆中同他本人照照面。

约在1930年中秋后的一天,任职于北平地质调查所的青年方俊,“穿着一条白帆布的裤,一件没有领子的衬衫”,经表舅汤逢介绍,到崇文门洋溢胡同12号杨府正式拜访。方父和杨志洵短暂共事过,认为对方是“一个很正派的人”,看好两家的结合。不料方俊这次没见到杨明士本人,打交道的主要是未来岳父杨志洵。

相亲是在用餐中进行的,菜肴是有名的北京烤鸭——“是一个店员在此一边片切、一边吃的,没有喝酒,因为岳父是不喝酒的”。两人边吃边谈,形式看似随意,却是一场决定性的面试。杨志洵事前做过调查,对这个深受丁文江、翁文灏等地质学前辈器重的青年人很满意,又经数次目验,乃一锤定音道:

我从丁先生那里知道,你是一个努力向学之人。一见很高兴,希望以后常常来往。

方俊“就这样度过了第一关,始终也没有见到新人”。此后循序渐进,数轮之后,终于有了和明士小姐单独外出的机会,可见杨家家教之一斑。然而后续相处起来,却是方俊木讷生涩而杨小姐活泼主动——盖后者有母亲作参谋:

有一次,她一见面就与我握手,并且试着拥抱我。我说:“你怎么啦?”她说:“你这书呆子。昨天母亲问我,我说还是那样。母亲说:‘他不敢,怕把事情搞坏,你可以表示一点意思’。于是我想我们已不是一般的人了,已是二合一了。”(《从练习生到院士——方俊自述》)

几个小细节里,老少四人神情如画。

方俊口中的杨老夫人是个形象颇为传统的“小脚老太太”,指导起女儿的恋爱来却如此通达可爱。杨志洵是新式学堂出身,与胡适亦师亦友的“老新党”,在儿女婚事上偏偏慢条斯理、一仍旧惯。一对青年人有趣的反差背后,分明闪现着参差融会、相互敬爱的杨志洵夫妇的身影。某种意义上,追究像杨志洵这样的中层人物的一生行迹和交游端绪,不仅给胡适无远弗届的人事网络又补上了小小一角,亦有助于穿越大而化之的空洞叙事,在无数连锁环节的浮现中,抵达鲜活可感的历史空间。

附录:杨志洵致胡适函四通

适之吾兄鉴:两年不见,神驰何极。弟浮沉燕市,顽健犹昔,可告

远注。迩年以来,政界不足恃,乃侧身于学界。不意今者国府所定《北平学院组织办法》,将洵所居之女子大学并入女师大,洵遂无投足之地矣。拟于南方学界中谋一小事,如荷汲引,不胜感祷。恃

爱奉渎,惶悚之至。闻人言,

兄近时每日读书十四小时,何其勇也!然如卫生何?如弟之愚,读书亘三时以上,即颓然矣。略陈一二,敬颂

道祉。

弟志洵顿首

廿七日

嫂夫人前请安不另。

按:中国历史研究院藏,馆藏号1188-008;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8册,第18页。原文无标点。信笺纹样为朱色菊花,印有“故园秋色”字样。

信中所云《北平学院组织办法》,当指1928年9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的《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国民政府公报》1928年9月第95期),规定实行大学区制度,将北平、天津、保定的十数所国立大学合并为国立北平大学,重组各校院系为八学院。其中师范学院第二部为女子师范学院,由原北京女师大、女子大学合并而成(《国立大学联合会月刊》1928年11月第1卷第11号),即信中所言事。则此信当写于此后不久。又胡适于1926年7月出国考察,次年归国并定居上海,至1928年此时,两人一南一北,恰好“两年不见”;杨托他在“南方学界”谋职,亦顺理成章。

适之吾兄惠鉴:顷奉

示,欣承一切,感谢无似。弟前因时事剧变,无处投足,遂起将伯之呼。嗣适遇北票煤矿中人到北平,邀弟赴北票为创办小学校,专教工人子弟。以开办事急,匆匆未及函详。现来此十馀日,学校居然开课。弟月得薪金约百元,资粮不至告匮矣。所恳乙节,可以从缓。入山颇深,每日读书练体,尚舒适。倘世事不再变,或变而影响不遽及此,庶几一弛负担乎?倘终老是乡,则与上学之子女永无接近之时,是所苦耳。

来函谓“几根崛强骨头害人”,诚然。弟平日绝未敢崛强,而已颠连至此。绍之兄竟终不展布而逝,可痛孰甚!然此种时势,亦何须此等人?死亦已矣。吾

兄为绍之作传,此事颇不易。因绍之内蕴不可量,而绝未发露。如弟等者,亦心知之而口未能言,言之未易尽其内蕴,于此令我思司马迁、范晔其人矣。若使弟略而举之,则绍之之为人,有高才足以进取,而常怀狷介之节。其经纬宏大,条理致密,气量宽深,刚柔互济,权略敏捷,皆治事之异能,而绌于为经生文士。若以文字求之,则必不能得科举。至其经商失败,则由于才志之高,而勉强自抑于计算锱铢屑琐之俗务,与其素性适相反,故当其略能自植,则旷然他骛,而疏忽随之。用非其长,事戾于性,亦何足怪?呜呼!已矣,尚何言哉?弟近数年以文字自娱,疏于世务,居司法界十馀年,而于法规条例日益隔膜,亦自知不足以任事,故思移身学界,年来遂兼任女大文科教员。弟自知最善于中学教文字而已,此间如不能久居,他时再奉商居身之处。

兄之居处能常相闻则幸矣。迩年大、二两女均出适人。长适浙人沈祖衡,曾留美习电学,现居天津电话局;次适皖人丁绪宝。所以识丁,由沈君玉女士之绍介,而实由于

嫂夫人赐内子一餐。方去年初夏,内子赴

尊府餐,乃遇丁庶为夫人及沈君玉女士,其婚事由此说成,皆

嫂夫人之赐。前函忘述之于

兄,正宜补谢吾

兄嫂也。杂书奉覆,敬颂

俪祉。

弟志洵顿首

九月廿三日

【以后赐示,请寄锦县锦朝支路北票公司。】

按:中国历史研究院藏,馆藏号1188-010;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8册,第20—24页。原文无标点。信笺天头印“北票煤矿公司矿厂用笺”,地脚印“电报挂号四三八四”字样。

此信续前函语意,谈事业已有着落,取消前请,故当亦写于1928年。胡适的二哥胡觉于1927年夏逝世(1927年9月14日胡适致胡近仁函)。

适之吾兄鉴:暑热未能奉谒,比维

起居畅洽,良如颂仰。弟自辽沈事变以后,久滞于此。北票停工,且道路艰危,视为畏途。值兹暑假期近,学界如有小事,至祈

留意。中年以后,交游日少,故不得已试为

公言之耳。缓再趋罄一切。专布区区,敬颂

道祉。

弟志洵顿首

七日

按:中国历史研究院藏,馆藏号1188-007;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8册,第25页。原文无标点。信封正面书“后门内米粮库四号/胡适之先生/杨缄”,据背面邮戳,系北平1932年6月9日13时收寄,则此信当写于同月7日。“辽沈事变”,即前一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

适之吾兄:承

示并大箸暨玉照各件,感谢万分。顷正思趋厂肆,而尊价已至,遂得奇书矣。

大箸数日后当走奉,先此覆谢。祇颂

双祺。

弟志洵顿首

按:中国历史研究院藏,馆藏号1188-009;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8册,第19页。原文无标点。

此信日期不详。

(这篇小文及附信整理,承介志尹、孙绪谦、陈翔、贺天行诸兄和严晓星老师供给材料、提示线索、指正疵谬,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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