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流水遇知音——张仃珍藏的齐白石画作

齐白石众多弟子中,张仃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关于张、齐之缘,人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展开论述,这里仅取张仃珍藏的齐白石画作,窥一斑而知全貌。

齐白石众多弟子中,张仃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由于组织纪律,他未能按照规矩在师傅面前行传统的叩拜礼,因而受到一些齐门子弟的质疑。然而在精神上,张仃对齐白石的艺术早已五体投地。他对齐白石的崇敬之意,在《大匠之门》一文中有充分的表露。

关于张、齐之缘,人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展开论述,这里仅取张仃珍藏的齐白石画作,窥一斑而知全貌。

已知张仃生前藏有齐白石绘画五件:《樱桃》《红荷》《竹篱葫芦》《葫芦》《柳下牯牛》,件件皆精品,而且每一件背后,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

《樱桃》人们较熟悉,它常年挂在张仃红庙北里寓所的客厅里,与主人朝夕相处,相看不厌。画仅两平尺,题材也平常:一只灰色的民间青花大瓷碗,盛满樱桃。内行知道,樱桃缺少形色变化,不容易画好。到齐白石笔下,情形就不同了,随意而巧妙的布局,加上灵动顾盼的焦墨短线——果柄,颗颗樱桃顿时生动起来,散落碗外的樱桃,与碗内的又形成微妙的呼应,在装饰味十足的瓷碗衬托下,显得光彩夺人。力透纸背、笔雄墨壮的题跋——“若叫点上佳人口,言事言情总断魂”——占据画面将半,使画的意境更加开阔神奇,令人回味无穷。款识“张仃先生正旧句,庚寅九十老人白石”。

《樱桃》


庚寅即1950年,那一年,齐白石的实际年龄为八十八岁。如此耄耋老人,笔力依然如此雄强,而且春心不泯,真是令人诧异。那么,张仃又是如何得到这幅画的?

在后来的系列访谈中,张仃的学生、中央工艺美院的罗真如先生为笔者解开这个悬念。时过境迁,年逾古稀的罗真如依然清楚记得,那是1959年夏在颐和园北宫门附近的松林里,张仃给工艺美院装潢系学生上国画写生课时,自然引出的故事。当时张仃身穿带小破洞的白色汗背心,兴致勃勃,侃侃而谈。以下是笔者根据罗真如的讲述做的“场景还原”——

1950年夏季的一天,张仃提一筐樱桃去见白石老人,因为不久前,齐白石曾答应过为他作画,一直没动静,张仃等不及了。到了西城跨车胡同的“铁栅书屋”,老尹为他开门。见了张仃,老人也不客套,收下樱桃,让了座,就径自往画室走去,张仃紧随其后,想亲眼观摩艺术大师怎样运笔挥毫,却被老人拦在画室门外。张仃只好在客厅坐下,耐心等候。一小时过去了,不见老人出来,两小时过去了,还不见出来,张仃觉得纳闷,原以为齐白石作画出手很快,看来并非如此。又过了一会儿,老人略显疲惫地从画室里出来,把刚画完的《樱桃》交给他。看了画,张仃眼睛一亮,恍然大悟,心中涌起无限的敬意:“老人作画竟是那样认真,一丝不苟!难怪要花那么长时间,也许,他画了不止一幅,不满意的,全都扔进废纸篓了。”转而又想:“也许,因为我也是画家,又是中央美院的教授,所以格外用心……”心里不无几分得意。

众所周知,齐白石喜欢画荷花,擅长画荷花,同类题材的作品不计其数,论笔墨之老辣、构图之饱满、视觉冲击力之强烈,恐怕要数张仃珍藏的这幅《红荷》为最。此画的创作过程,张仃四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

辛卯(1951)年元旦,可染约我同去给老人拜年。当时老人客居在一位将军家中。我们到后老人早餐已毕,精神甚好。老人元旦试纸,可染帮助磨墨,我为理纸。我们想看齐老画长线,提议画残荷。因老人晚年画残荷很多,笔墨生辣,构图奇特,集老人平生艺术修养之大成。老人宁神片刻,提笔落墨如锥画沙,数尺长线缓缓而出,互相参差。老人以一生制印经验,计白当黑。不久,荷杆主要构架形成,又以赭石写出大面残叶,以胭脂画花,一大一小。随后又反复推敲,增添小荷杆,更加疏密有致,于是落款辛卯元旦九十一岁白石老人。(张仃:《李可染艺术的师承与创新》)

《红荷》


这段文字,详细记录了白石老人从容不迫、收放自如的作画过程,同时也记下了张仃对齐白石的虔诚与崇拜之心。文末一句中“落款”两字的后面,张仃省略了“张仃先生法论”一句,表明他的谦虚。《红荷》的获赠,与半年前的《樱桃》有所不同。那次张仃被婉拒于画室之外,这次却与齐白石的得意门生李可染一起,为老画师理纸研墨,亲眼观摩运笔之道,宛如弟子。

《竹篱葫芦》


相比之下,《竹篱葫芦》的收藏更具一波三折的传奇性。1953年某一天,张仃忙里偷闲,来到和平门琉璃厂,走进一家画店,感到气场有点异样。果然,琳琅满目的文物字画丛中,一幅尺幅不大的水墨图,在独自熠熠生辉,令他血脉贲张:这不是白石老人的手笔吗?画的是竹篱与葫芦,笔墨酣畅沉雄,举重若轻,精妙无比,附纸还有题跋:“手妙纸佳方有此画(三尺纸之竹篱葫芦也),百年后若不值百金,白石作鬼也应痛哭。壬申五月书此,附画自藏。”看到这里,张仃的心狂跳起来,原来是齐白石自藏的心爱之物,七十岁创作的精品佳作!不知何故竟流落到此地。张仃不假思索,当场按价买下这幅画,直接送到齐宅。老人见了,惊喜交集,惊的是自藏的宝贝被盗流出市场而不知,喜的是完璧归赵,感慨之下,老人抽纸提笔,写下:“此葫芦是张仃弟所宝藏,他人不得窃夺去。九十三岁白石重看加记。”郑重将画交于张仃。张仃将画送到画店重新装裱,齐白石的两段跋并列于诗堂,给画增加了无限兴味。这幅作品一直珍藏在张仃身边,直到特殊时期被抄走。所幸十年之后发还,完好无损,真的应了白石老人“他人不得窃夺去”那句话。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补题的跋上,对张仃的称呼是“弟”,而不是“先生”。这一改称很重要,表明张仃与齐白石的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

《柳下牯牛》


可与此互证,那一年,张仃获赠《柳下牯牛》。画面柳枝环绕,一头健硕浑厚、写意味十足的牯牛,屁股朝向观众,通体以淡墨染成,墨色变化微妙,唯独尾巴以浓墨重笔写出,生意盎然,颇有不可一世的劲头,幽默之情,溢于画表。题跋这样写道:“仃也吾弟也,此小幅记之其事,九十三白石。”齐白石再次称张仃为“弟”,而且是“吾弟”,比之《竹篱葫芦》,更具亲昵味、游戏味,已是宛如家人。

最令人拍案叫绝的,还是齐白石的绝笔《葫芦》,画面上一大一小两个葫芦,藤蔓纷繁,互相缠绕,落款是“九十八岁白石”,其中繁体的“岁”字笔划写错。这一年,老人自署年龄应为九十七岁(实际年龄为九十五岁)。可见,老人是在神志恍惚的状态下作此画的。关于这幅作品,评论家王鲁湘有细致生动的描述——

《葫芦》


这张绝笔《葫芦》一直秘藏于张宅,从未发表,但它却是京城美术界一个少数精英圈子里的赫赫明星。张仃先生对我说,当年隔一段时间,李可染、邹佩珠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光宇、正宇昆仲及少数张仃密友,就要相约结伴来到张宅。张仃知道他们为何而来,总是沏上清茶后,恭恭敬敬从画室取出这张《葫芦》挂于墙上,于是大伙儿就开始唉声叹气,啧啧连称,继而有大呼击案的,也有拍腿拍到别人腿上的,如此这般,如醉酒似的疯狂一阵,于是散去。过些日子,再如此这般来一遍。邹佩珠先生回忆说,隔日子长了没看这幅画,就像得了病似的,看完这幅画就像过足了鸦片瘾似的,精神头也足,人也兴高采烈了。我问:这幅画妙在哪里?她说她也问过李可染同样的问题。李可染就回答两个字:“绝了。”又问:为什么绝了?可染回答说:老人家画到这个岁数,糊涂了,连字都不会写了。当时写这个“九”字,就问可染:这个九字是往这边拐还是往那边拐啊?等到写“岁”字,怎么也记不起来,就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人糊涂了,只能画自己最熟悉的物件,当然也就是最简单的物件,那只能是葫芦,而不可能是别的如牡丹之类。即使是画了一辈子的东西,信手画来,还是因为神志恍惚而出错。点了黄颜色画葫芦,这没有错,一大一小,一前一后,一上一下,但用淡墨画叶子时恍惚了,画成了葫芦样子,而且居然从大葫芦留白的地方冒出两笔淡墨,好像这葫芦穿了个洞。等到用浓墨画藤时,又恍惚了,画着画着就勾成葫芦的样子了。但这都不要紧,老人完全是在糊涂状态下用本能在作画。这幅画最绝的是藤蔓,用笔用墨已经是天籁,是神在走,而不是手在走,笔墨中包孕的精气神完全超越了白石老人的身体健康的状态,是一种修养在完全自由自在自为的状态下释放,一个中国画家只有到了这个境界才谈得上是“天爵”,与此相比,包括白石老人以前的作品,所有人的画都只能算是“人爵”。

那么,张仃又是如何成为这幅《葫芦》的收藏者的?这肯定是书画爱好者关心的问题,其中必有曲折动人的故事。遗憾的是,包括王鲁湘在内,已经没人能够解开这个谜。由于张仃的低调、沉默,加上当事人均已离世,此事将成为永远的秘密。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作为齐白石的知音、真弟子,张仃成为绝笔之作《葫芦》的收藏者,是顺理成章的,也是令人欣慰的,甚至是命中注定的。


癸卯年春修订?(本文原刊于《名作欣赏》2023年6月刊,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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