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新书《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中，作家高洪雷以小见大，通过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反映出整个大宋的气象。在接受澎湃新闻访谈时，高洪雷谈到宋朝的文明程度令人称奇。宋朝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多个方面展现出的文化深度与历史厚度，都值得后人研究。这也促使高洪雷选择阿云案这一宋朝奇案作为切入点，向读者展现宋朝的法律体系与精神面貌，让读者感受到我国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
高洪雷，山东新泰人，生于1964年农历3月19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民族史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擅长历史类纪实文学、儿童文学创作，作品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出版，曾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丰子恺散文奖等多个奖项。
澎湃新闻：出版《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后，您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下一部作品或将聚焦海上丝绸之路，但这次先推出了宋史题材的《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在您的创作节奏中，这是机缘巧合，还是早就确定的穿插写作计划？
高洪雷：在创作《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时，我最初考虑使用《丝绸之路——从长安到罗马》这一标题。但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丝绸之路没有严格的起点和终点。长安往东延伸，可以到山东半岛的蓬莱。到了唐朝，遣唐使团队上岸的唯一道路，就是蓬莱（当时叫登州）。于是我萌生了从蓬莱开始写丝绸之路的想法。
写完陆上丝绸之路后，我开始着手准备写海上丝绸之路。这条线从青岛出发，途经扬州、宁波、太仓、广州、泉州、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再经马六甲海峡去往斯里兰卡、印度，最后通过波斯湾到达红海，也代表了古代的一条文明线路。
说到我这本新书，诞生纯属偶然。2022年疫情期间，我翻阅写作《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时当地赠送我的《登州府志》，读到许遵曾任登州知州，而且主持审理了中国法律史上不能不提的“阿云案”。阿云是一名登州民妇,年轻漂亮，母丧期间被许配给韦大。她听说夫婿相貌丑陋,不愿成亲。但又不能退婚，于是她就趁夜去韦大看护庄稼的棚子里刺杀他。过程中韦大醒来，在打斗中被砍断一指。韦大告到官府，查出凶手是阿云。许遵主审此案，此案还涉及到司马光、王安石等大人物之间的争论，并引发宋神宗关注。这段历史引起了我的兴趣，成为了我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本书采取章回体小说的写作手法，也是希望凸显这段具有悬念、环环相扣的历史故事。
澎湃新闻：近年来，“宋史”是热门题材，叫好又叫座。您认为，作家们为什么会倾注这么大的热情书写这段历史呢？
高洪雷：宋史近些年比较热门，但又与许多人的印象有着极大的反差。在我们传统印象里，宋朝软弱，在和周边民族的战争中都是失败的一方，朝廷内部也有着诸多腐败，有着高俅、童贯这样的人物。
但事实上，宋朝是一段被掩盖、被曲解、被误解的历史。我希望通过“阿云案”反映出宋朝的文明气象。比如，宋朝拥有完善的法律体制。从许遵在审理案件中多次引用不同的法条，到案件从县级移交州，再由提刑司审核，再到司马光与王安石同议此案，最后由宋神宗下诏判案，这些细节都反映出宋朝法律体系之严谨、细致与复杂。
另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宋朝科举制度的繁荣。在两宋300多年间，登科的人数竟超过10万人，是唐朝的10倍、元朝的20倍、明朝和清朝的接近4倍。可以说 宋朝通过科举制造就了一个文官时代。
此外，宋朝的商业发达程度也不容忽视。区别于过去朝代的重农抑商，宋朝鼓励发展商业，允许官员经商。宋朝的商业税甚至超过了农业税，这也证明了其商业的发达程度。
宋朝的特殊之处不止于此。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发明于宋朝；宋朝居民地位极为平等，被分为城镇“坊郭户”与乡村“乡村户”；民众收入较高；四大发明中的三项诞生于宋朝。这些历史都反映出宋朝的文化自信，相信读者也能从中感受到我们的历史自信。
《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
澎湃新闻：“以一人之生死，见大宋之气象”，这样的“微观史学”会不会成为您今后的主要创作风格？
高洪雷：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小人物的命运，以此反映整个大宋的气象。我之所以选择“微观史学”的写法，也受到了诸多著作的影响，例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斯蒂芬·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等。
在我看来，这种写法看似聚焦于小人物，实则传递更为沉重、厚重的历史。为本书作序的作家马伯庸也非常善于以小见大，采用微观史学的写作手法，比如《长安十二时辰》。对我个人而言，以“微观史学”的写作手法创作本书，是一种恰当的文学表现形式。
除了“微观史学”的写法外，我认为历史写作中的一个要点是要赋予历史表情。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文学表达非常值得关注，例如写到苏秦回家时他嫂子的前倨后恭、鸿门宴上每个人物各自的表情，都是作者的合理想象，让历史写作更加丰富、更加吸引读者。但作者必须意识到，这种写法需要以严格的考证为基础，不能在历史场景的描写上出错。
澎湃新闻：新书从“阿云案”着手，描写宋神宗时期的宋朝历史和政治变局，书名的关键词定位为“文明”二字。您在引言中也说到，通过研究这个杀人案，最终促使您把“文明”的帽子扣在了宋朝头上。您个人的突破对当下的宋史写作有何启发？
高洪雷：这个案件反映了宋朝的文明程度。宋朝皇帝对待文人较为宽容，大臣与皇帝辩论，甚至直谏皇帝都不必担心被重罚。
事实上，宋朝中前期的风气非常自由。此案中司马光和王安石就曾围绕此案应该重刑还是慎刑进行争论。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法官裁量权的问题。双方都围绕法条进行诠释，只是各自有着不同理解，因此产生了分歧，最后宋神宗一锤定音作出判决。这充分说明了宋朝君主以及大臣善于反思，以此形成完善、严谨的司法体系。这一系列行为，正是文明朝代的精神所在。
澎湃新闻：您以往多聚焦西域题材，这次重点研究了宋史文明。这种场域的变换是不是意味着您将来会进一步拓展创作题材和空间？
高洪雷：在下一步的写作中，我会更关注唐史，写大唐气象。事实上，中华民族每一次的大融合都是一次大复兴，特别是文化的融合会带来进步。
我认为中国古代最发达的时期就是隋唐，科举制度始于隋朝，而唐代的文化、经济、科技都处于最发达的时期。更重要的是，唐朝是历史上最为宽容的时期。李世民有少数民族鲜卑人的血统，所以他对汉人以及少数民族一视同仁。在这样的背景下，丝绸之路迎来了最发达的时期。
澎湃新闻：近年来，您的创作多以“山东”切题，这是身为山东籍作家的“私心”吗？今后，“故乡情结”在您的创作中会不会进一步彰显？
高洪雷：故乡是一块肥沃的文学土壤，但作者仅仅关注故乡，很容易把作品的格局写小。我之所以写“阿云案”，是因为它是中国法律史上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而它又恰巧发生在山东。
同理，我未来的写作不会局限于家乡，我想要写的历史故事必须具有典型性。例如我写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写到红海，是因为青岛琅琊港、板桥镇港、塔埠头港的悠久历史。青岛港琅琊港的历史比登州港更悠久，所以写海上丝路只能从青岛着手。在我看来，故乡情结可以有，但也不能太重，一定不能把格局写小。
澎湃新闻：海上丝绸之路的创作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方便透露一下更多的创作计划吗？
高洪雷：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完成，正在修改阶段，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推出。在这里我首次披露一下，我现在正在创作的书是写给孩子们看的儿童文学：《典籍里的中华文明》，一共六册，涵盖生活、制度、工程、科技等多个方面。未来我还想写一个唐朝的案件，目前还处在构思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