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十二生肖是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的经典体现。这十二种生肖动物中，除了龙是虚构的，其余均在考古遗址中有所发现。在《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一书中，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从动物考古学家的视角，分析了各大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以及各种反映动物形象的青铜器、陶器、画像砖石、绘画，再结合相关的文字记载，还原了生肖动物的起源、驯化，以及它们在华夏民族生产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本文摘编自该书。
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与十二地支中的卯对应，故称“卯兔”。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兔的形象是胆小、聪明、狡黠，所谓“狡兔三窟”是也，但同时古人又认为它是一种预示着王道之治、长寿的瑞兽，还被视为月亮的化身。
兔，俗称“兔子”，是哺乳纲兔形目兔科下所有属的总称。兔子是一种生性胆小、性情温顺的食草动物，是其他动物捕猎的对象，在食物链中处于弱势地位。作为食草动物，它们的牙齿尖利，上唇中央有裂缝。尾巴短而上翘，后肢较前肢发达，善跳跃，奔跑速度快，在遇到危险时能够迅速逃命。耳朵又大又长，特征鲜明，听觉敏锐，一听到周围有动静便会迅速躲藏 起来。
清宫兽谱·兔
习惯上，我们将兔子分成家兔和野兔两种，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家兔都是由欧洲的野生穴兔经过长期的人工驯化而成，而野兔则属于一种和穴兔属完全不同的旷兔属，也就是说，野兔是兔科动物中除家兔以外的统称。这两类兔子的生活习性、妊娠时间、年产胎数等都有不同。如穴兔属，染色体有44条，穴居，会挖洞，喜群居，妊娠期约30天，每胎产仔4至12只，一年可产4至6胎。而旷兔属的染色体是48条，在临时性浅坑中藏身，也可能利用其他动物的洞穴，除交配季节外多独居；妊娠期多在40天以上，每胎产仔1至4只，一年可产2胎左右。因而，可以说兔子的繁殖能力极强。
值得一提的是，旷兔没有被驯化为家兔，这个特点与驴十分相似。野驴可分为非洲野驴和亚洲野驴两大类。依据动物学家的研究，全世界的家驴都是由非洲野驴驯化而来，因为性格暴躁等原因，亚洲野驴很难被驯化。这就涉及动物考古学中关于驯化的“安娜·卡列尼娜定律”。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写到，“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幸”，动物考古学关于驯化的定律也可以表述为，“驯化的动物都是可以驯化的，不可以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能被驯化的原因”。
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T形帛画中的兔
迄今为止，在我国数百处出土了动物遗存的遗址中，发现有兔子遗存的仅有79处，涉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山东、安徽、西藏、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22个省市自治区。从地域范围看，东起山东，西至新疆和西藏，北起黑龙江，南到广东，在全国范围内大都分布有出土兔子骨骼的遗址，但大多数遗址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时间跨度看，主要集中在新石器时代，也包括夏商周时期和汉代。
尽管发现兔子的遗址数量不在少数，但是仅有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洛庄汉墓发现兔子的数量较多，其他遗址中发现的兔子骨骼数量极少。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捕获的兔子数量不多，加上兔子的骨骼纤细，尺寸较小，古人在食用兔肉后，将骨骼随意丢弃，那些骨骼很容易在埋藏环境中遭到破坏，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
我们现在看到的兔子基本上都是家兔，关于中国的家兔是如何出现的，目前学术界的观点还不一致。以往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家兔是由本土已经灭绝的野生穴兔驯化而来，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先秦时期通过中西交通从外部引入穴兔，继而驯化成功。尽管存在土生土长与外部引入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但学者们都认为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家兔。
画像石兔子、蟾涂和庖厨图（局部）
1990年，学者马尚礼明确指出，中国家兔应是由外部引入，时间是在欧洲人把野生穴兔驯化成家兔以后的世纪之间或更晚一点。近年来，动物考古研究人员王娟通过研究，进一步认为，中国古代的兔子是旷兔，这种兔子是不能被驯化的。约在明代中期，人们从欧洲引入由穴兔驯化而来的家兔，这种家兔在中国境内的大规模传播以及地方品种的早期形成发生于明末清初。西方的动物考古学家已经厘清了最早的家兔起源于欧洲的发展历程：在全新世早期，穴兔的分布范围局限于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南部；后来，在人类的作用下，生活在法国南部的穴兔种群逐渐传播到欧洲其他地区，以及非洲、亚洲、美洲和大洋洲；家兔的驯化开始于中世纪，最晚到16世纪，家兔的驯化终于完成。由于中国的考古遗址中没有发现过穴兔的证据，因此，上述马尚礼和王娟两位学者的观点是可信的。我们希望今后的考古发掘能够为探讨家兔何时出现及如何传播的问题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料，进一步推动兔子的动物考古研究。
洛庄汉墓是发现大量兔子骨骼的典型遗址，它是一座西汉诸侯王级别的墓，自1999年6月开始发掘，2000年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洛庄汉墓，考古人员一共发现了36 座陪葬坑，在其中出土了3000多件珍贵文物，尤其是19件编钟、107件编磬和3辆大型马车，这些发现引起了考古界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作为一位动物考古学家，我最关注的是洛庄汉墓的第34号陪葬坑，因为这是一个动物陪葬坑。从整体来看，这个陪葬坑有通道和主坑，通道与主坑的相接处建有一排封门柱。主坑长约24米、宽约2米、深约2米，其建造方式是先挖一个长方形竖穴土坑，然后在坑底四周铺一圈木笼。在南北向的木笼之上，每间隔一米左右竖一立木。其上南北向建有横梁，立木 与木笼和横梁之间有榫卯结构相连。横梁之上，东西向排列有一层原木，其上再覆盖数层席子。这个结构实际就是在土坑之内，用木头搭建一个框架，顶上又摆上一层木头。最后在主墓室和多个陪葬坑之上，再修建封土。
我在现场对动物陪葬坑里的全部动物都做了仔细的观察和拍照留存。这些动物共有110余具，属于绵羊、猪、狗、兔等4类动物。洛庄汉墓的动物陪葬坑中出土动物的数量之多、种 类之丰富，在汉王陵陪葬坑的发掘史上，尚属首次。
我们没有在陪葬坑内的绵羊、猪、狗的骨架上发现挣扎的痕迹，因而可以推断它们可能是被杀死后，按照种属分开摆放的。尽管摆放得不是十分规整，但那几种动物大致都有自己的放置范围。在陪葬坑内，我们还发现了两个专门用来放置兔子的木笼，其中有一个保存得比较好，它长约2米、宽约0.5米。木笼内发现多副完整的兔子骨架，这些骨架看上去比较散乱， 可能是当时的人将活兔子放入木笼后，再放入陪葬坑，之后在顶上铺上原木，盖上席子，再堆上封土，动物陪葬坑与外界彻底隔绝。陪葬坑的空间不大，这些兔子因为缺乏氧气，最后在左冲右突的挣扎中闷死了。在主坑中距离木笼数米的空地上，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几具兔子骨架，这些兔子似乎是当时被关在木笼里放入陪葬坑后，从木笼中钻出来的，但最后还是因为缺氧而闷死在陪葬坑里。这也是当时把活兔子关在木笼里直接放入陪葬坑的证据。
兔子没有固定的发情时间，一年四季均可交配繁殖，一年可以生育数次，一次能生数只，属于生殖能力比较强的动物。我依据多处考古遗址中都发现兔子骨骼、洛庄汉墓出土过关在 两个木笼里的兔子、《诗经》中有抓捕和烹调兔子的描写、汉画像石中有宰杀兔子的画面、《木兰辞》中对雄兔和雌兔的细致描述等，推测在中国古代，兔子不是稀有动物，古人应该很早就有抓兔子、吃兔子的行为，因此，也很可能就有相应地饲养兔子的尝试。否则，洛庄汉墓的陪葬坑里不会出现两笼兔子。洛庄汉墓动物陪葬坑里出土的其他动物——绵羊、猪、 狗——都是家养动物，它们都有被人饲养数千年的历史。坑中放了这些家养动物，再放入一种完全是野生的动物，且数量不少，显得有点不可思议。因此，将那些兔子推测为人工饲养的动物似乎更合理。这个推测还有文献为证，比如记载西汉逸事的笔记小说《西京杂记》中，有西汉早期梁孝王刘武建筑兔园的记录：“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 这应该是人为地控制兔子的一个尝试。王娟的研究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兔是明代时期来自欧洲的。但我认为，由于中国的古人在先秦时期就具备了饲养六畜的能力，特别是在距今约9000年以前就从狼和野猪中成功地驯化出狗和家猪，证明了他们具备丰富的驯养动物的知识和经验。有了这个前提，可以假定古人尝试对抓获的野兔进行饲养的行为，至少在汉代就已经出现，只不过尽管能够对抓获的兔子进行短期饲养，但想长期饲养，包括人工干预兔子繁殖的努力，可能直到明代之前也没有成功。中国古代发现的兔子是旷兔，旷兔和穴兔种属的不同可能是没有饲养成功的根本原因。这里要强调的是，尝试饲养和饲养成功是两个概念。古人从尝试饲养兔子到成功饲养兔子经历了1000多年的时光，直到明代引进穴兔，才开启成功地饲养家兔的历史。
《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袁靖著，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