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妇女从军之例，明末清初学者魏禧作了下面简单的概括：“乌马寡妇佐胡宗宪平倭，石柱司女官秦良玉勤王歼乱，俺答三娘子哈屯比妓练兵附明，八百媳妇土酋之妻各领一寨。”这是明代妇女从军的真实例子。此外，魏禧在其所著《兵经》一书中，已经考察了自古以来名将利用妇女参与军事活动的史迹。至于妇女如何“助战”，亦即如何发挥妇女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魏禧进而作了如下详细阐述：
但欲为诱袭，当以女前而隐其兵，或厕少年之军于妇人内，一如彼地装饰，从中猝发。或以妇人男服，持竿乘城，搬运瓦砾。或获彼妇人列之于前，彼军顾惜，则令其运土填濠，我军后发；彼不顾惜，则迫其点放铳炮，击打其军。或纵妇人使彼获而迷淫，俟其阴气耗夺，军气不扬，乘怠击之。又淮、凤流民能走马踏绳、飞刀掷标，百不爽一，以为戏者，亦可助战。
诚乎古人所言，兵为诡道。为了取得军事胜利，甚至可以借助妇人之力。魏禧此说，显然对古代兵家之说作了更为详尽的发挥。至于上面提及的“淮、凤流民”，其实是指那些专门从事杂技一类表演的江湖女艺人。
明禹之鼎《女乐图》
在说到妇女从军之前，先引明末风行于妓女中的“尚武”之例，加以简单阐述。据史料记载，明代南京秦淮的名妓，有时喜欢身着戎装，与士大夫一起打猎。关于此，张岱有下面的记载：
戊寅冬，余在留都，同族人隆平侯与其弟勋卫、甥赵忻城，贵州杨爱生，扬州顾不盈，余友吕吉士、姚简叔，姬侍王月生、顾眉、董白、李十、杨能，取戎衣衣客，并衣姬侍。姬侍服大红锦狐嵌箭衣、昭君套，乘款段马。……出南门校猎于牛首山前后，极驰骤纵送之乐。……江南不晓猎较为何事，余见之图画戏剧。今身亲为之，果称雄快，然自须勋戚豪右为之，寒酸不办也。
这是模仿宋代梁红玉故事，当然不能说是妇女从军之例，但至少说明在士大夫的眼里，女子穿上戎装，也不失为一件风雅之事。对那些名妓而言，除了为了迎合士人的这种风尚之外，内心深处显然也不免有一种从军的念头。从明代的史料来看，妓女确实有从戎入幕之例。如明末南京珠市之妓郝文姝，字昭文。史称其人谈吐慷慨风生，下笔亦可成琬琰。后宁远大将李如松“物色之，载媵车中”。后辽东战事时，郝文姝承担掌记之职，称为“内记室”，凡所有奏牍，均由其负责。
妇女从军典范，前有花木兰，后有梁红玉。明代妇女女扮男装从军，一如花木兰之行，当以明初韩氏女最为著名。据记载，明初四川有一韩氏女，在遭受明玉珍之乱后，改穿男子服饰，从征云南，其间长达七年，根本无人知晓。后遇到她的叔父，才回到乡里成都，改穿女装，与她一起从军者，无不感到惊异。至洪武四年（1371），嫁给尹氏为妻。成都人以“韩贞女”相称。
明代边政大患，分别为“北虏”与“南倭”。自明代中期以后，“盗贼”四起。每当遇到社会动荡，或者两朝鼎革之际，均有妇女投身军伍的记载。
明代妇女参与军事活动，除了从军这一直接参军之外，一些武将的妻子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助丈夫守城，保全边城，也可以算是妇女间接参与军事行动。关于此，在明代流传着“二妇全边城”之说，这两位妇女堪称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辽东广宁卫指挥佥事赵忠之妻左氏，另一位则是参将萧如薰之妻杨氏。
正统十四年（1449），赵忠守备镇静堡，正好赶上蒙古部落入侵。赵忠力战不胜，攻围甚急。正当此时，其妻左氏说：“此堡破在旦夕，吾宁死不受辱，君其勉之！”说毕，与母及其三个女儿一同自缢身亡。赵忠经其鼓励，颇为感愤，拒守愈坚，此城得以保全。这件事上报到朝廷以后，皇帝下令赠左氏为“淑人”，下谕祭祀赐葬，并旌其门曰“贞烈”。
万历三十年（1602），萧如薰以参将之职守御宁夏平虏堡。当时正值哱刘勾结蒙古部落，以数万之众围困此堡。守御的军队势单力弱，人心惶惶。正在此时，其妻杨氏专门拿出自己的首饰用来犒劳手下军士，并且亲自率领一些健壮的妇女登上城墙，命萧如薰出战，昼夜苦斗，致使敌人退却。
又有一位刘夫人，名淑，江西吉州人，嫁给王巡抚之子王次谐为妻。其父刘铎曾任扬州知府，天启年间为魏忠贤所杀。刘夫人幼年聪颖，能作小诗。崇祯十七年（1644）有两朝鼎革之变，刘夫人叹道：“先忠烈与抚军两姓皆世禄，吾恨非男子，不能东见沧海君借椎报韩。然愿与一旅，从诸侯击楚之弑义帝者。”于是举起义旗。当时云南统兵官所率“蛮兵”，“精悍冠诸军”。这位统兵官听说刘夫人之名，请求谒见。夫人开壁门见之。云南统兵官“具牛酒于军中，高宴极欢”。然而这位云南统兵官，不过是一介武夫，而且阴持两端。一次，酒醉之后，与刘夫人争长短，语出不逊。刘夫人大怒，即于筵前按剑欲斩其首。统兵官“环柱走，一军皆挽甲”。刘夫人掷剑笑道：“杀一女子何怯也。”索纸笔，从容赋诗一首，辞旨壮激。统兵官又悔又惧。刘夫人道：“妾不幸为国难以至于此。然妾妇人也，愿将军好为之。”于是跨马驰去。刘夫人作为一个女子，曾一时统率云南“蛮兵”，而且极具豪气。
明末还有一个妇女统兵的例子。王氏，为刘孔和之妻。刘孔和，长山人，为内阁大学士刘鸿训的次子。读书怀大略，慕陆游之为人，所著有《日损堂诗》数百首，尽学陆游。明末弃诸生从戎，隶属刘泽清麾下。他的妻子邹平人王氏，亦擅长骑射。弘光朝时，刘孔和与其妻王氏各率一军，王氏号令之严，甚至超过孔和。后孔和为刘泽清所杀，王氏间关北归，出家为尼。
明陈洪绶《斗草图》局部
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倭寇”问题，同样使妇女投身抗倭的行伍之中。这一类活动，在文学上的典型反映，就是徐渭所作的《雌木兰替父从军》北曲杂剧。徐渭为何要将古乐府诗改编成戏曲作品？究其原因，有下面两个：
其一，自己的切肤之痛。有一件事使徐渭相当痛悔，就是湖州归安双林镇的严家曾约他订婚，他当时拒绝了。但在倭寇侵掠双林时，严家被抢劫，严翁被倭寇砍断一臂而死，严氏二女被掳。消息传到绍兴（今属浙江）时，徐渭相当激动，他写下了《宛转词》诗：
宛转一臂断，流落二乔轻。覆水已无及，通家如有情。归来妆粉暗，啼罢泪痕清。莫道红裙怯，官家盛甲兵。
作诗后不久，他又听到确实消息，严家长女在被掳后投河自杀，二女放还亦死，于是又写了《宛转词》的第二首：
讶道自愆盟，天成烈女名，生前既无分，死后空余情。粉化应成碧，神塞俨若生，试看桥上月，几夜下波明？
徐渭在《严烈女传》中说：“事闻，渭痛之如室焉，且悔！以为当其时，苟成之，或得免。然天欲成斯人名，渭独且奈何！”他既痛恨倭寇的残暴，又埋怨官兵的腐败，发出“莫道红裙怯，官家盛甲兵”的悲愤。
其二，妇女抗倭事实的激发。一方面，徐渭在抗倭战争中痛切感到的是妇女被掳掠的悲惨，特别是严烈女的牺牲给他的刺激最为深刻。另一方面，当时广西少数民族参与抗倭的军队中，有田州瓦氏，完全是女土司统率军队，在松江作战，显得相当勇敢，曾在俞大猷的指挥下获得金山之捷。后又受赵文华督促，在漕河泾血战中付出巨大牺牲。朱察卿描写瓦氏兵初到上海，当地人民捕蛇捕猫以供军需，有《江南感事诗》：
万里迢遥征戍士，虎符星发路何遥？帐前竖子金刀薄，阃外将军宝髻斜。田父诛茅因缚犬，乞儿眠草为寻蛇。军储不惜人间供，愿斩鲸鲵净海沙。
基于上面两个原因，徐渭后来就以古乐府《木兰辞》为基础，编写了《雌木兰替父从军》的北曲杂剧。
《雌木兰替父从军》杂剧，其主题是歌颂木兰参军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木兰辞》的故事比较简单，经过徐渭的编写，添上木兰的父亲花弧以及回乡以后嫁王郎的情节。全剧有两折：第一折描写花木兰乔装替父出征，从换鞋、更衣、试刀、练枪、拉弓、跨马直到离家后的征途情景，都写得相当生动。第二折写花木兰征战十二年，凯旋还家，在路上与同行的军士谈话，故意说些隐语，以便回家后改为女装。徐渭塑造的花木兰，成为爱国妇女的典型，受到人民的喜爱，一直流传下来成为传统的优秀剧目。从昆曲到京剧以至各种地方戏，演花木兰的剧目始终盛行。其实，它是抗倭战争的思想反映，并且对后来的爱国战争仍然起着积极的作用。
明代妇女在“贼”乱中也有不俗的表现，有些甚至投身军伍，且举下面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如正德年间，刘六等剽掠山东。一日，路过东平州，当时有姑嫂三人，正好躲避战乱回家。途中有一贼见到她们颇有姿色，就将她们赶入林莽之中，将大姑与嫂强奸后，正要将小妹强奸。小妹一等此贼上身，就两手交按贼颈，随之大喊，于是其嫂踞坐在贼背上，而大姑则抽出贼人之刀，将其砍死。报官之后，得到了赏格。嘉靖二十一年（1542），北方蒙古部落入侵山西汶水。其中两贼到了一座村庄，正好遇到姑嫂二人躲避，其中之姑躲到一口枯井中，而嫂却为贼所擒。贼问：“刚才还有一女，去了什么地方？”其嫂答：“在井中。”两位贼人，一在上，一下到井中。姑嫂一同用力，将上面一贼也推入井中，二贼一同死于井中。这两件事，可见妇女在战乱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勇敢。
云南景东府治东有邦泰山，土官陶姓，世居其麓。正统年间，土知府陶瓒袭职，正好赶上麓川“叛寇”入境，陶瓒的祖母阿曩率所部御贼，斩首颇多，得保一方平安，朝廷下令进封阿曩为太淑人。
至于“女子军”与“夫人城”之名的出现，更可证明妇女同样可以成为防御“寇贼”的中坚力量。如香山指挥林兴，其妻苏氏。正统年间，粤寇黄肃养突然进攻广州城。当时林兴正好带兵外出，城上已是无人防守。苏氏率领一些军士之妻，“援兵登城，贯甲若男子”。“粤寇”退兵，使全城安然无恙。为此，广东人称她们为“女子军”。沁水县东北有一个窦庄，是张铨的故居。先前，张铨的父亲尚书张五典认为海内将乱，所以筑墙为堡，相当坚固。崇祯年间，“贼”进犯窦庄，当时张五典已死，张铨也已经尽节，而张铨之子又在北京做官，只有夫人霍氏守家。众人一致建议弃堡而去，夫人对她的小儿子道澄曰：“避贼而去，家不保，出而遇贼，身亦不保，等死耳，死于家不愈死于野乎！”于是，亲自率领童仆，严加守御。“贼”至，围而攻之，堡中矢石并发，“贼”伤甚众。一连进攻四天，还是没有将窦庄攻破，于是只好退去。当时那些出庄到山谷躲避者，则大多被淫杀，只有张氏宗族得以保全。兵备王肇生对此加以表彰，题此堡为“夫人城”。崇祯十六年（1643），“贼”兵贺锦等攻保定。当时举人张国纮与守城者商议，丁壮登城而守，而女子则运石。张国纮妾杨氏率先倡导，城中女子无不响应。不久城陷，杨氏死于谯楼之旁。
在崇祯年间，更是出了一位天下闻名的女英雄，她就是秦良玉。董说有一首《秦良玉词》，专门描写了秦良玉的飒爽英姿：“追奔一点绣红旗，夜响刀环匹马驰。制得铙歌编乐府，姓名肯入玉台诗。”下面根据史料记载，对秦良玉之事稍作介绍。
天启元年（1621），宣抚使奢崇明反叛朝廷，于是石砫宣抚使掌印女官秦良玉就前来“勤王”。秦氏世代出任宣抚司，秦良玉之兄邦屏、邦翰，曾援辽力战而死，弟秦民屏重伤，突围而出，才得以回到家乡。奢崇明“厚遗”秦氏，请求她助一臂之力。秦良玉斩来使首级，留下银子，率领所部精兵万余，同弟民屏及侄翼明，卷甲疾趋，偷渡重庆，扎营在南平关，扼奢崇明归路，遣兵夜袭两河，烧其船以阻其东下，自率大兵沿江而上，水陆并进。此外，秦良玉又留兵一千守护忠州，以为犄角，移文夔州，设兵防御瞿塘，以为上下声援。
其后，秦良玉又大破“流寇”。女将掌兵，一时无两。崇祯末年，秦良玉亲自率领三万精兵支援夔城。过夔州一步，即为石砫司，防守夔州，其实就是守家。当时绵州知州陆逊之罢官归乡，巡抚邵提春派遣陆逊之到秦良玉军中视察。陆逊之到了军中，秦良玉“冠带佩刀出见，左右男妾十余人，然能制度其下，视他将加肃”。秦良玉为陆逊之设宴接风，叹道：“邵公不知兵，吾一妇人，受国恩应死，所恨与邵公同死耳。”不久，“贼”大至，张令被射死，秦良玉所率石砫土司兵亦全军覆没。秦良玉单骑去见巡抚邵提春，道：“事急矣，尽发吾溪洞之卒，可二万，我自廪其半，半饩之官，足破贼土。”邵提春发觉杨嗣昌与自己有矛盾，而四川又无现粮。此外，他对秦良玉这一“峒寨之人”还是持怀疑的态度，于是谢绝秦良玉之计。
石砫女帅秦良玉，率师勤王，深得崇祯皇帝器重。崇祯帝曾“召具赐彩币羊酒”，并亲自写诗一首，加以表彰，诗云：“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
上面所列，均属正面的妇女从军典型。她们从军的目的，或为“保家”，或为“勤王”“卫国”。当然，在明代，也有妇女从军的另外一种典型，因为生活所迫，投身绿林。“母大虫”就是典型一例。
小说《水浒传》中，众盗贼中有“母夜叉”孙二娘。揆之明代史实，也有一位“母大虫”，成为道路上的劫匪。万历二十三、二十四年（1595-1596）之间，畿南霸州、文安一带，有一健妇剽掠，诨名“母大虫”。其人年约30岁。貌亦不陋，双趺甚纤，能在马上施展长枪。在地上放一颗豆子，她在马上迅速驰过，用枪将豆子一剖为二，回头骑马过来，又能将豆子剖为四份，其枪术相当精通。道上与她相遇者，不知她的能耐，与她格斗，必为她所杀。这位“母大虫”在当地横行了三四年，前后有丈夫数人，稍不当意，就亲手将其杀死。当时有一位徽州人王了尘，善用铁鞭，听说了此妇的绝艺之后，拼命与她角斗，半日未分胜负。两人讲和，相见恨晚，并结为夫妇。王了尘后来发觉她杀人太多，逐渐为官兵所搜捕，恐连累自己，就偷逃入京。此妇恨极，率精兵数人一直追到京城。京城守军发现其人，就急忙聚集选锋军前去搜捕，却被她逃出城，直至郊外才捕获，磔于市。明末史家谈迁笔下的女响马，大抵与上述“母大虫”可归于一类。据谈迁记载，有嘉兴人某擅长射箭。路过山东时，遇到一位女子“单骑行劫，接其矢反射之者三”。于是女子叫道：“君无相苦，当下马少有所语。”随后对其说道：“吾阅人多矣，愿事君奉箕帚。”这位嘉兴人从其言，带她回到家乡，结为夫妻，“作孟子湖暴客”，亦即夫妻一同做土匪。这则史料记载的女主人公尽管已佚其名，而且其事迹与“母大虫”多有相似之处，在史源上是否同出一处，亦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她们所从事的是劫掠生涯，则是毫无疑问的。
（本文摘自陈宝良著《明代妇女生活》，中国工人出版社，2023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