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妇女的从军

明代妇女从军之例,明末清初学者魏禧作了下面简单的概括:“乌马寡妇佐胡宗宪平倭,石柱司女官秦良玉勤王歼乱,俺答三娘子哈屯比妓练兵附明,八百媳妇土酋之妻各领一寨。”这是明代妇女从军的真实例子。此外,魏禧在其所著《兵经》一书中,已经考察了自古以来名将利用妇女参与军事活动的史迹。至于妇女如何“助战”,亦即如何发挥妇女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魏禧进而作了如下详细阐述:

但欲为诱袭,当以女前而隐其兵,或厕少年之军于妇人内,一如彼地装饰,从中猝发。或以妇人男服,持竿乘城,搬运瓦砾。或获彼妇人列之于前,彼军顾惜,则令其运土填濠,我军后发;彼不顾惜,则迫其点放铳炮,击打其军。或纵妇人使彼获而迷淫,俟其阴气耗夺,军气不扬,乘怠击之。又淮、凤流民能走马踏绳、飞刀掷标,百不爽一,以为戏者,亦可助战。

诚乎古人所言,兵为诡道。为了取得军事胜利,甚至可以借助妇人之力。魏禧此说,显然对古代兵家之说作了更为详尽的发挥。至于上面提及的“淮、凤流民”,其实是指那些专门从事杂技一类表演的江湖女艺人。

明禹之鼎《女乐图》


在说到妇女从军之前,先引明末风行于妓女中的“尚武”之例,加以简单阐述。据史料记载,明代南京秦淮的名妓,有时喜欢身着戎装,与士大夫一起打猎。关于此,张岱有下面的记载:

戊寅冬,余在留都,同族人隆平侯与其弟勋卫、甥赵忻城,贵州杨爱生,扬州顾不盈,余友吕吉士、姚简叔,姬侍王月生、顾眉、董白、李十、杨能,取戎衣衣客,并衣姬侍。姬侍服大红锦狐嵌箭衣、昭君套,乘款段马。……出南门校猎于牛首山前后,极驰骤纵送之乐。……江南不晓猎较为何事,余见之图画戏剧。今身亲为之,果称雄快,然自须勋戚豪右为之,寒酸不办也。

这是模仿宋代梁红玉故事,当然不能说是妇女从军之例,但至少说明在士大夫的眼里,女子穿上戎装,也不失为一件风雅之事。对那些名妓而言,除了为了迎合士人的这种风尚之外,内心深处显然也不免有一种从军的念头。从明代的史料来看,妓女确实有从戎入幕之例。如明末南京珠市之妓郝文姝,字昭文。史称其人谈吐慷慨风生,下笔亦可成琬琰。后宁远大将李如松“物色之,载媵车中”。后辽东战事时,郝文姝承担掌记之职,称为“内记室”,凡所有奏牍,均由其负责。

妇女从军典范,前有花木兰,后有梁红玉。明代妇女女扮男装从军,一如花木兰之行,当以明初韩氏女最为著名。据记载,明初四川有一韩氏女,在遭受明玉珍之乱后,改穿男子服饰,从征云南,其间长达七年,根本无人知晓。后遇到她的叔父,才回到乡里成都,改穿女装,与她一起从军者,无不感到惊异。至洪武四年(1371),嫁给尹氏为妻。成都人以“韩贞女”相称。

明代边政大患,分别为“北虏”与“南倭”。自明代中期以后,“盗贼”四起。每当遇到社会动荡,或者两朝鼎革之际,均有妇女投身军伍的记载。

明代妇女参与军事活动,除了从军这一直接参军之外,一些武将的妻子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助丈夫守城,保全边城,也可以算是妇女间接参与军事行动。关于此,在明代流传着“二妇全边城”之说,这两位妇女堪称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辽东广宁卫指挥佥事赵忠之妻左氏,另一位则是参将萧如薰之妻杨氏。

正统十四年(1449),赵忠守备镇静堡,正好赶上蒙古部落入侵。赵忠力战不胜,攻围甚急。正当此时,其妻左氏说:“此堡破在旦夕,吾宁死不受辱,君其勉之!”说毕,与母及其三个女儿一同自缢身亡。赵忠经其鼓励,颇为感愤,拒守愈坚,此城得以保全。这件事上报到朝廷以后,皇帝下令赠左氏为“淑人”,下谕祭祀赐葬,并旌其门曰“贞烈”。

万历三十年(1602),萧如薰以参将之职守御宁夏平虏堡。当时正值哱刘勾结蒙古部落,以数万之众围困此堡。守御的军队势单力弱,人心惶惶。正在此时,其妻杨氏专门拿出自己的首饰用来犒劳手下军士,并且亲自率领一些健壮的妇女登上城墙,命萧如薰出战,昼夜苦斗,致使敌人退却。

又有一位刘夫人,名淑,江西吉州人,嫁给王巡抚之子王次谐为妻。其父刘铎曾任扬州知府,天启年间为魏忠贤所杀。刘夫人幼年聪颖,能作小诗。崇祯十七年(1644)有两朝鼎革之变,刘夫人叹道:“先忠烈与抚军两姓皆世禄,吾恨非男子,不能东见沧海君借椎报韩。然愿与一旅,从诸侯击楚之弑义帝者。”于是举起义旗。当时云南统兵官所率“蛮兵”,“精悍冠诸军”。这位统兵官听说刘夫人之名,请求谒见。夫人开壁门见之。云南统兵官“具牛酒于军中,高宴极欢”。然而这位云南统兵官,不过是一介武夫,而且阴持两端。一次,酒醉之后,与刘夫人争长短,语出不逊。刘夫人大怒,即于筵前按剑欲斩其首。统兵官“环柱走,一军皆挽甲”。刘夫人掷剑笑道:“杀一女子何怯也。”索纸笔,从容赋诗一首,辞旨壮激。统兵官又悔又惧。刘夫人道:“妾不幸为国难以至于此。然妾妇人也,愿将军好为之。”于是跨马驰去。刘夫人作为一个女子,曾一时统率云南“蛮兵”,而且极具豪气。

明末还有一个妇女统兵的例子。王氏,为刘孔和之妻。刘孔和,长山人,为内阁大学士刘鸿训的次子。读书怀大略,慕陆游之为人,所著有《日损堂诗》数百首,尽学陆游。明末弃诸生从戎,隶属刘泽清麾下。他的妻子邹平人王氏,亦擅长骑射。弘光朝时,刘孔和与其妻王氏各率一军,王氏号令之严,甚至超过孔和。后孔和为刘泽清所杀,王氏间关北归,出家为尼。

明陈洪绶《斗草图》局部


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倭寇”问题,同样使妇女投身抗倭的行伍之中。这一类活动,在文学上的典型反映,就是徐渭所作的《雌木兰替父从军》北曲杂剧。徐渭为何要将古乐府诗改编成戏曲作品?究其原因,有下面两个:

其一,自己的切肤之痛。有一件事使徐渭相当痛悔,就是湖州归安双林镇的严家曾约他订婚,他当时拒绝了。但在倭寇侵掠双林时,严家被抢劫,严翁被倭寇砍断一臂而死,严氏二女被掳。消息传到绍兴(今属浙江)时,徐渭相当激动,他写下了《宛转词》诗:

宛转一臂断,流落二乔轻。覆水已无及,通家如有情。归来妆粉暗,啼罢泪痕清。莫道红裙怯,官家盛甲兵。

作诗后不久,他又听到确实消息,严家长女在被掳后投河自杀,二女放还亦死,于是又写了《宛转词》的第二首:

讶道自愆盟,天成烈女名,生前既无分,死后空余情。粉化应成碧,神塞俨若生,试看桥上月,几夜下波明?

徐渭在《严烈女传》中说:“事闻,渭痛之如室焉,且悔!以为当其时,苟成之,或得免。然天欲成斯人名,渭独且奈何!”他既痛恨倭寇的残暴,又埋怨官兵的腐败,发出“莫道红裙怯,官家盛甲兵”的悲愤。

其二,妇女抗倭事实的激发。一方面,徐渭在抗倭战争中痛切感到的是妇女被掳掠的悲惨,特别是严烈女的牺牲给他的刺激最为深刻。另一方面,当时广西少数民族参与抗倭的军队中,有田州瓦氏,完全是女土司统率军队,在松江作战,显得相当勇敢,曾在俞大猷的指挥下获得金山之捷。后又受赵文华督促,在漕河泾血战中付出巨大牺牲。朱察卿描写瓦氏兵初到上海,当地人民捕蛇捕猫以供军需,有《江南感事诗》:

万里迢遥征戍士,虎符星发路何遥?帐前竖子金刀薄,阃外将军宝髻斜。田父诛茅因缚犬,乞儿眠草为寻蛇。军储不惜人间供,愿斩鲸鲵净海沙。

基于上面两个原因,徐渭后来就以古乐府《木兰辞》为基础,编写了《雌木兰替父从军》的北曲杂剧。

《雌木兰替父从军》杂剧,其主题是歌颂木兰参军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木兰辞》的故事比较简单,经过徐渭的编写,添上木兰的父亲花弧以及回乡以后嫁王郎的情节。全剧有两折:第一折描写花木兰乔装替父出征,从换鞋、更衣、试刀、练枪、拉弓、跨马直到离家后的征途情景,都写得相当生动。第二折写花木兰征战十二年,凯旋还家,在路上与同行的军士谈话,故意说些隐语,以便回家后改为女装。徐渭塑造的花木兰,成为爱国妇女的典型,受到人民的喜爱,一直流传下来成为传统的优秀剧目。从昆曲到京剧以至各种地方戏,演花木兰的剧目始终盛行。其实,它是抗倭战争的思想反映,并且对后来的爱国战争仍然起着积极的作用。

明代妇女在“贼”乱中也有不俗的表现,有些甚至投身军伍,且举下面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如正德年间,刘六等剽掠山东。一日,路过东平州,当时有姑嫂三人,正好躲避战乱回家。途中有一贼见到她们颇有姿色,就将她们赶入林莽之中,将大姑与嫂强奸后,正要将小妹强奸。小妹一等此贼上身,就两手交按贼颈,随之大喊,于是其嫂踞坐在贼背上,而大姑则抽出贼人之刀,将其砍死。报官之后,得到了赏格。嘉靖二十一年(1542),北方蒙古部落入侵山西汶水。其中两贼到了一座村庄,正好遇到姑嫂二人躲避,其中之姑躲到一口枯井中,而嫂却为贼所擒。贼问:“刚才还有一女,去了什么地方?”其嫂答:“在井中。”两位贼人,一在上,一下到井中。姑嫂一同用力,将上面一贼也推入井中,二贼一同死于井中。这两件事,可见妇女在战乱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勇敢。

云南景东府治东有邦泰山,土官陶姓,世居其麓。正统年间,土知府陶瓒袭职,正好赶上麓川“叛寇”入境,陶瓒的祖母阿曩率所部御贼,斩首颇多,得保一方平安,朝廷下令进封阿曩为太淑人。

至于“女子军”与“夫人城”之名的出现,更可证明妇女同样可以成为防御“寇贼”的中坚力量。如香山指挥林兴,其妻苏氏。正统年间,粤寇黄肃养突然进攻广州城。当时林兴正好带兵外出,城上已是无人防守。苏氏率领一些军士之妻,“援兵登城,贯甲若男子”。“粤寇”退兵,使全城安然无恙。为此,广东人称她们为“女子军”。沁水县东北有一个窦庄,是张铨的故居。先前,张铨的父亲尚书张五典认为海内将乱,所以筑墙为堡,相当坚固。崇祯年间,“贼”进犯窦庄,当时张五典已死,张铨也已经尽节,而张铨之子又在北京做官,只有夫人霍氏守家。众人一致建议弃堡而去,夫人对她的小儿子道澄曰:“避贼而去,家不保,出而遇贼,身亦不保,等死耳,死于家不愈死于野乎!”于是,亲自率领童仆,严加守御。“贼”至,围而攻之,堡中矢石并发,“贼”伤甚众。一连进攻四天,还是没有将窦庄攻破,于是只好退去。当时那些出庄到山谷躲避者,则大多被淫杀,只有张氏宗族得以保全。兵备王肇生对此加以表彰,题此堡为“夫人城”。崇祯十六年(1643),“贼”兵贺锦等攻保定。当时举人张国纮与守城者商议,丁壮登城而守,而女子则运石。张国纮妾杨氏率先倡导,城中女子无不响应。不久城陷,杨氏死于谯楼之旁。

在崇祯年间,更是出了一位天下闻名的女英雄,她就是秦良玉。董说有一首《秦良玉词》,专门描写了秦良玉的飒爽英姿:“追奔一点绣红旗,夜响刀环匹马驰。制得铙歌编乐府,姓名肯入玉台诗。”下面根据史料记载,对秦良玉之事稍作介绍。

天启元年(1621),宣抚使奢崇明反叛朝廷,于是石砫宣抚使掌印女官秦良玉就前来“勤王”。秦氏世代出任宣抚司,秦良玉之兄邦屏、邦翰,曾援辽力战而死,弟秦民屏重伤,突围而出,才得以回到家乡。奢崇明“厚遗”秦氏,请求她助一臂之力。秦良玉斩来使首级,留下银子,率领所部精兵万余,同弟民屏及侄翼明,卷甲疾趋,偷渡重庆,扎营在南平关,扼奢崇明归路,遣兵夜袭两河,烧其船以阻其东下,自率大兵沿江而上,水陆并进。此外,秦良玉又留兵一千守护忠州,以为犄角,移文夔州,设兵防御瞿塘,以为上下声援。

其后,秦良玉又大破“流寇”。女将掌兵,一时无两。崇祯末年,秦良玉亲自率领三万精兵支援夔城。过夔州一步,即为石砫司,防守夔州,其实就是守家。当时绵州知州陆逊之罢官归乡,巡抚邵提春派遣陆逊之到秦良玉军中视察。陆逊之到了军中,秦良玉“冠带佩刀出见,左右男妾十余人,然能制度其下,视他将加肃”。秦良玉为陆逊之设宴接风,叹道:“邵公不知兵,吾一妇人,受国恩应死,所恨与邵公同死耳。”不久,“贼”大至,张令被射死,秦良玉所率石砫土司兵亦全军覆没。秦良玉单骑去见巡抚邵提春,道:“事急矣,尽发吾溪洞之卒,可二万,我自廪其半,半饩之官,足破贼土。”邵提春发觉杨嗣昌与自己有矛盾,而四川又无现粮。此外,他对秦良玉这一“峒寨之人”还是持怀疑的态度,于是谢绝秦良玉之计。

石砫女帅秦良玉,率师勤王,深得崇祯皇帝器重。崇祯帝曾“召具赐彩币羊酒”,并亲自写诗一首,加以表彰,诗云:“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

上面所列,均属正面的妇女从军典型。她们从军的目的,或为“保家”,或为“勤王”“卫国”。当然,在明代,也有妇女从军的另外一种典型,因为生活所迫,投身绿林。“母大虫”就是典型一例。

小说《水浒传》中,众盗贼中有“母夜叉”孙二娘。揆之明代史实,也有一位“母大虫”,成为道路上的劫匪。万历二十三、二十四年(1595-1596)之间,畿南霸州、文安一带,有一健妇剽掠,诨名“母大虫”。其人年约30岁。貌亦不陋,双趺甚纤,能在马上施展长枪。在地上放一颗豆子,她在马上迅速驰过,用枪将豆子一剖为二,回头骑马过来,又能将豆子剖为四份,其枪术相当精通。道上与她相遇者,不知她的能耐,与她格斗,必为她所杀。这位“母大虫”在当地横行了三四年,前后有丈夫数人,稍不当意,就亲手将其杀死。当时有一位徽州人王了尘,善用铁鞭,听说了此妇的绝艺之后,拼命与她角斗,半日未分胜负。两人讲和,相见恨晚,并结为夫妇。王了尘后来发觉她杀人太多,逐渐为官兵所搜捕,恐连累自己,就偷逃入京。此妇恨极,率精兵数人一直追到京城。京城守军发现其人,就急忙聚集选锋军前去搜捕,却被她逃出城,直至郊外才捕获,磔于市。明末史家谈迁笔下的女响马,大抵与上述“母大虫”可归于一类。据谈迁记载,有嘉兴人某擅长射箭。路过山东时,遇到一位女子“单骑行劫,接其矢反射之者三”。于是女子叫道:“君无相苦,当下马少有所语。”随后对其说道:“吾阅人多矣,愿事君奉箕帚。”这位嘉兴人从其言,带她回到家乡,结为夫妻,“作孟子湖暴客”,亦即夫妻一同做土匪。这则史料记载的女主人公尽管已佚其名,而且其事迹与“母大虫”多有相似之处,在史源上是否同出一处,亦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她们所从事的是劫掠生涯,则是毫无疑问的。

(本文摘自陈宝良著《明代妇女生活》,中国工人出版社,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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