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经典推出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的唯一对谈实录，名为《两种孤独》。这场对谈发生于1967年，当时《百年孤独》刚出版，盛况空前。巴尔加斯·略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都还是年轻的小说家，他们真诚地就小说写作的技法、人生与文学、理论与实践、幻想与现实等内容进行了分享。
《两种孤独》书影
时间来到1967年9月。
秘鲁利马的国立工程大学邀请到了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至利马出席活动，在这一年的5月，马尔克斯刚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了他的小说《百年孤独》，小说引起了诸多赞誉。也是这一年，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凭借《绿房子》获得了罗慕洛·加列戈斯文学奖，也跻身于拉丁美洲小说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之列。
趁着两位作家同时在利马，国立工程大学组织了一场活动，邀请马尔克斯和略萨做一场“公开答疑”活动，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对谈形式，揭示小说创作、性格特征、私人经历等层面中常被忽视的各方面内容，两位作家都要就这些话题阐述观点。其中，略萨扮演着发问者的角色，马尔克斯则是回答者，所以我们将更多地了解到彼时马尔克斯的小说观，但我们也将从略萨机警的、总是切中要害的提问中获益匪浅。
1966年，写《百年孤独》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左）和担任某文学奖评审的巴尔加斯·略萨（右）
对谈的当天，加西亚·马尔克斯站在国立工程大学门口，千鸟格大衣套花衬衫，像个显老的大龄学生，紧张地向报告厅望去：慕名而来的观众一个挨着一个，“仿佛族长宫殿里成群的母牛”。这是一个灰蒙蒙的下午，前一年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写稿的马尔克斯尚且“没有钱，把车拿去抵押了，欠肉铺钱，欠所有人钱”，而此时的他已经声名鹊起。略萨则显得松弛许多，借用略萨代表作《酒吧长谈》的开头，当年的对谈现场就是如此：盛况空前。
对谈活动组织者何塞·奥维多回忆起对谈双方，一个是“《百年孤独》闪耀夺目的作者”，一个是“文学奖星光璀璨的得主”。那一天，国立工程大学报告厅早就被挤得水泄不通，三百把木质座椅已经被坐得发烫，各个年龄段的听众焦急地等待着，几乎要冲破围栏侵入舞台。
1967年对谈现场，就连台上也挤了一圈人。
这场对谈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很多年后大家仍旧津津乐道着正处在人生最为璀璨的时刻之一的两位写作者彼时怎样描述自己的写作。而让当时的他们始料未及的是，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几乎都属于《百年孤独》的成就和影响、属于《酒吧长谈》那无与伦比的野心，属于《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和《世界末日之战》展现出的奇妙的拉丁美洲传统……
哥伦比亚小说家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称这场对谈“怪异至极”——因为这场对谈中出现的所有重要表述随着拉美文学“爆炸”一般的发展，均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而后来一些极为重要的概念在那场对谈中虽然已经呼之欲出，但是却始终是缺位的。
比如“魔幻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在对谈中始终是缺位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马尔克斯坚定地称呼自己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
从对谈中的两段内容可以看出来为什么马尔克斯有着这样的坚持，其一是他认为，哪怕再天马行空的故事，也是建立在他的个人经历之上的，这是他个人意义上的“现实主义”：
现在我恰好准备虚构一个独裁者的故事，从背景环境可以判断那是位拉丁美洲独裁者，我要写的就是关于这样一个人物的东西。这个独裁者有一百八十二岁，大权在握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掌权的了，他的权力太大，已经连发号施令也不需要了，他就那样无比孤独地身处一座巨大的宫殿之中，成群的母牛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咀嚼着肖像画和大主教们的巨幅画像，等等。有趣的是，哪怕这样一个故事也是建立在我个人经历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将个人经历进行文学加工的方法帮助我表达我想在这本书里表现的东西，即权力那巨大的孤独感，我认为想要表现权力的孤独感，拉丁美洲的独裁者是最好的媒介，他们是我们历史上的神话巨怪。
马尔克斯非常真诚地剖析着自己热乎乎的新作《百年孤独》中的后来被一言以蔽之为“魔幻情节”的由来，比如《百年孤独》一上来的杀人的情节即来自于自己亲人的经历，比如外公出力建成镇子里的一整栋大房子都给马尔克斯提供了灵感，“居住其中就相当于生活在神秘之中，渐渐地，到了晚上，人们就不能在大屋里走动了，因为死人比活人还多。到了晚上六点，家人们就让我坐在角落里，对我说：‘你别离开这儿，如果你乱走的话佩特拉姨妈就会从她的房间过来，或者另一个房间里的拉萨洛舅舅就会过来。’我就总是那样坐着……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枯枝败叶》里就有这样一个人物，他是个七岁的小男孩，在整本书里他都一直坐在一把小椅子上。现在我才反应过来那个小男孩身上有一点我自己的影子，坐在小椅子上，身处充满恐惧的房屋之中。”
“《百年孤独》里还有个很引人注意的情节，一个很漂亮却很傻的姑娘到花园里收床单，可突然之间她就连身体带灵魂升天了。要解释这个情节实际上非常简单，事实要比人们想象的单纯得多。《百年孤独》里的美人儿蕾梅黛丝是有原型的。现实中的那个姑娘和一个男人私奔了，她的家人不想蒙羞，就以无比平静的口吻对外宣称他们看见她在院子里收床单，然后就升天飞走了……在写作时，我实际上更喜欢那家人提供的那个版本，也就是家人为了免遭羞辱而扯的那个谎，比起现实来，我更喜欢那个版本，因为姑娘和男人私奔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没什么趣味可言。”
这场对谈中有许多诸如这样的真诚的解读和剖析，马尔克斯可谓慷慨地分享着自己是怎样写作的。
而另一个层面的“现实主义”则在于，拉丁美洲的现实本身就是足够荒诞的。在对话中，马尔克斯说：
这里每天都在发生着最奇妙的事情，例如上校们发动了三十四场内战，而且全都输了，或者再举个例子，萨尔瓦多的那位独裁者，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他发明了一种摆锤，来检测食物是否被下了毒，他用摆锤来测试汤羹、肉和鱼。如果摆锤往左摆，他就不吃，如果往右摆，他就吃。同时这位独裁者还是个通神论者。当时萨尔瓦多国内爆发了天花病，他的卫生部长和顾问们告诉了他正确做法，可他却说：“我知道该怎么做：用红纸把全国的路灯都包起来。”于是有一段时期，萨尔瓦多所有的路灯都被裹上了红纸。
由此，马尔克斯做出的最大努力就是呈现并且接受所看到的事情，而不要试着去解释它们。因为“在拉丁美洲的现实中存在一种奇怪的命运：像香蕉园这个例子一样残酷、让人痛心的事情最终甚至会趋向变成幻象”。唯有正视和运用文学技巧进行呈现，才是保存拉丁美洲现实形态的最合适的做法。
1967年，对谈后的合照。
说回到这场对谈，以“拉丁美洲文学”为主题，对话的核心内容除了上述的关于现实主义和略萨所总结的“一些充满诗意和幻觉”的讨论之外，穿插在两人话中的各种点到为止的内容也很有趣：
比如聊起刚刚出版的《百年孤独》，马尔克斯解释了“孤独”的含义、人名不断重复的原因、所有奇妙情节的来源。他们也聊起正在起草的新作，他们也谈到一些更深刻的问题：作家的作用、叙事语言的魔力、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马尔克斯还提出一个激动人心的概念：拉丁美洲的作家其实是在合写同一部“全景式小说”，每个作家各自书写属于自己国家的一个章节，“我写哥伦比亚的，马里奥写秘鲁的……”；而所谓“文学爆炸”，正是读者的“爆炸”，因为有了读者的关注，文学才迎来了巅峰。
1968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信给巴尔加斯·略萨，拒绝出版社将对谈内容整理成书。从那时起，他已经想要刻意且谨慎地把自己打造成传奇了。然而对谈还是少量发行了。此后，它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被盗版、影印和地下传播最多的作品。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海难幸存者”般的文字最终与读者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