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日0时50分，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特聘教授吴金华先生与世长辞。今年是吴先生逝世十周年，私家历史特转载系列纪念吴先生的文章，缅怀先生。
吴金华先生
这是一篇早就定题的文章，多年前就不断有杂志约稿，而当时先生身体康健，重要的研究成果不断发表，总结性的成果还在进行之中，每与先生谈及，先生总是说不急不急，我也就拖了下来。不料先生于6月2日忽驾鹤而去，此文竟成了纪念文章，岂不痛哉！
先生离去时，我因公务保密性质而未能相送，心中就似从未与先生告别一般。工作生活、读书学习之中也确实不曾分别。与友人相见总有人问到先生，自己读书时自然而然想到先生的观点或先生会如何思考。先生曾为拙书《古文献问学丛稿》作序，写道：“早年我们曾经在一起读点《诗》、《书》，说些《论》、《孟》，玩玩《周易》，谈谈《老》、《庄》，翻翻三《礼》、三《传》，那时几乎是天天见面，可是曾几何时，人各一方，尽管我与华宝的研究兴趣都投向了汉魏六朝文献，但共同切磋的机会实在难找了；如今，既然华宝邀我作序，那么，就此谈谈自己的观感，以当连夕之谈，也算略释了久阔之憾。”[1]说的是30年前指导我们读书的情况。现在，身体不是太好的师母还沉浸在悲痛之中，我理当多劝慰师母的，但始终不敢相见。半年来我也未能走出，时时拜读先生的著作，怀想先生的音容。何凌霞博士所编《吴金华集外集选编》供于案头，先生学术纪年待续，如今哪里是一个伤心可了。思绪纷乱，30年来的一幕幕不断似电影镜头般闪现，令人恍惚。近来不断收到师友的纪念文章，何博士也提示着截稿日期，我再也不能不勉力提笔了，就当与先生做一次长谈，为了忘却的纪念吧。
先生是江苏南京人。名金华，诞生于1943年11月27日夜晚，因第二日报童高呼“金华大捷”，尊翁即以胜地名之。字企玄，恩师徐复（鸣谦）先生所赐，夫子云：“汉末魏晋之际，最可企慕者为二玄。一为郑玄，博通古今之大家也；二为玄学，富有时代精神之哲学也。”号慕朗居士，以《蜀志·向朗传》载向朗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先生慕其老而笃习，因自取此号。
徐复先生与吴金华先生，摄于上世纪90年代
先生196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适逢时艰，1968年分配至徐州地区赣榆县的中学任教，以知识渊源作风正派而得学生敬仰。1978年考回母校，师从鸣谦先生，学业精进。1978年9月作词《踏莎行·回南京读研究生》记考回南京的心情：“江左书生，海隅游子，飘蓬十岁从流水。寒云才卷旧歌飞，狂尘又裹新愁起。 不是乔迁，非同鹏徙，更非衣绣还桑梓。恍如山口豁然开，秦人重返桃源里。”1981年留校任教，直至1995年调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先生毕生从事汉语史与文献学的研究，侧重于“中古汉语”的词汇研究与《三国志》整理研究，所关注的学术研究领域是训诂学与校勘学。学术专著有《三国志校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世说新语考释》（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古文献研究丛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续集》（凤凰出版社2008年）等。如今，《三国志今注》（凤凰出版社）已有初校样，点校本《三国志》（中华书局）修订工作已打下基础。而《三国志》研究的系列性项目，《三国志》新校本、《三国志简注》、《三国志》新注新译、《三国志》文本系统的研究、《三国志专题索引》、《三国志大词典》、《三国志》研究概论等等[2]，或有初步计划，或有部分样稿，或有部分成果，竟不能亲自完成，世人岂不为之一恸。真是天妒英才！
先生与我同随鸣谦夫子，以柳士镇先生发明的名词来说，算“隔代同门”，先生又是我的授业恩师，亲授《史记》、训诂学、语法学等多门课程，对我研读《史记》帮助极大。大学毕业之际，先生曾找了一辆吉普车亲自送我到单位报到，我当时连单位门朝哪里都不知道，所以常说这一辈子是吃的老师给的饭。蒙先生的信任，后来又担任先生多部书的责任编辑，比其他同学多了一种学习的机会。对先生的道德学问，更是崇敬万分。
吴金华先生与王华宝登泰山，摄于1984年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教授在其著作《20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的“《三国志》研究”一节中[3]，历数现代《三国志》研究专家十余人，先生可以说是最后且最重要的一位。三十年来，面聆先生开示不计其数，谈《三国》更是家常便饭。因从下列几个方面，记叙先生对《三国志》整理与研究的贡献，以及先生准备做而未及做或未及完成的一些工作，期待学人更期待同门能继续先生的未竟之业。
一、以词语考释为主的《三国志》语言学研究
先生于1978年师从著名语言学家、文献学家徐复先生攻读汉语史专业研究生，读书期间即担任语言学家、三礼学家钱玄（小云）先生的助教，为中文系本科生辅导《古代汉语》课程。并协助徐复先生查证《汉语大词典》编纂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料卡片，在“斋舰”、“顾返”等语词研究方面受到称赞，徐先生在《读〈义府续貂〉识语》中就有提及。[4]早期对《三国志》的研究，即以语词考释、语法研究为主，发表了《〈三国志〉解诂》、《〈三国志〉考释》、《试论“R为A所见V”式》、《〈三国志〉拾诂》、《〈三国志〉词语札记》《〈三国志〉词语简释》等十多篇文章。这些厚重的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赞赏，也为先生赢得了荣誉，1985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8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
这些文章以及一些未刊的研究成果，达700馀条，汇为先生的第一部研究专著《三国志校诂》。笔者是此书的责任编辑，见证了先生不断修改、精益求精的过程。后来写过两篇小文介绍此书[5]，认为该书的主要特色是 “重视发明、讲求实用”。具体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一）新校新释。（1）传讹至今，尚无人校理者，先生为之校定。如第24页《魏志二·文帝纪》注引《献帝传》“慕匹夫之微分”，先生认为“分”当作“介”，形近而讹。第52页《魏志七·臧洪传》“畏威怀亲”，“威”当作“君”，先生据1965年新疆出土的晋写本残卷(存370馀字)等文献校正。（2）古义时语，迄今未见注释，或云“未详”者，为之训释。如第13页《魏志一·武帝纪》注“谭虽出后其伯”，先生认为“出后”乃晋人常语，犹今语之“过继”，列举本书、《晋书》及《周书》等5例阐释，又举出与之同义的“出绍”、“出继”、“出继后”等词，申论其说。又第283页《吴志十五·周鲂传》“启事蒸仍”，卢弼《集解》：“蒸仍，未详。”先生认为二字双声迭韵，为六朝习语，频仍、殷勤之义。先生的独到创见，随处可见。
（二）辨证误校、误释。（1）古今校者有误处，为之辨证。如第22页《魏志二·文帝纪》注引《献帝传》“心栗手悼”。孙志祖认为不应作“悼”，卢弼引何焯曰：“悼，疑作掉。”先生认为“悼”为“掉”之借字，“手悼”即俗所谓手抖，不烦改字。第225页《蜀志十四·姜维传》注“余既过苦”，卢弼《集解》：何焯校改“苦”作“苛”。先生认为“过苦”，犹言过激，不烦改字。（2）又有古今注家误释，或辞书误解者，为之辨误。如第30页《魏志三·明帝纪》注引《魏略》“卿乡里乃有尔曹快人”，辞书或释“快人”为豪放直爽之人，先生认为不确，例举三条，说明“快人”为魏晋口语，指有抱负、有能力之人。并举出同义之“快”、“佳快”各作佐证。第92页《魏志十三·王朗传》“二毛不戎，则老者无顿伏之患”，辞书释“顿伏”为“顿首伏身”，先生举出十余例说明为“跌仆”之义。这种辨证讹误的工作，如里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是很难胜任的。
（三）释疑袪惑。古书疑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者，以及古今校注者致疑之处，先生列举翔实的史料，为之辨证，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颇具卓识。如第145页《魏志二十六·满宠传》“樊城得水”，或疑“得”一作“待”，或疑皆非是，先生以为“得”字不误。第234页《吴志二·吴主传》“陆逊部将军宋谦等攻蜀五屯”，前人对“部将军”三字不明，而疑衍“军”字，先生认为“部”乃部署、派遣之义。第284页《吴志十五·钟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登皆首服”，卢弼《集解》：“登字疑误。”先生广征博引，证明“登”为当时之义，六朝常语。释疑袪惑方面，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博考典籍，所校释多成定论。
（四）申证前说。对前人语焉不详，或虽详而不为今人承认者，先生又补增例句予以说明，助成其说。如第78页《魏志十一·王修传》“异王基于幼童”，各本多作“童幼”，先生举例说明“童幼”似为原本。第283页《吴志十五·全琮传》“权将围珠崖及夷州”，前人郁松年等已指出“围”当作“图”，而标点本仍作“围”，先生举例助前人之说。
（五）中华书局标点本标点不当，影响文义者，为之辨正。如第22页《魏志二·文帝纪》注引《魏略》“遣刺奸就考，竟杀之”，割裂了“考竟”一词。第37页《魏志四·三少帝·高贵乡公髦纪》注引《魏氏春秋》“皆列《大雅》”，《大雅》非《诗经》之《大雅》，乃妄加书名号。第119页《魏志十八·阎温传》注引《魏略·勇侠传》“今日出，待死，友在外”，割裂了“死友”一词，等等。
吴金华先生手迹
而广征博引，考校翔实，训释精允；校勘多揭出其致误之由，训释多连类而及，举一反三，则成为《三国志校诂》的基本特色。此外，该书择录卢弼《集解》问世以来的研究、整理《三国志》的有关成果101条，有的条目后附有先生自已的观点，成《三国志考释集锦》。书末附有《三国志标点本两版校记》，举出67处形成阅读障碍的文字，予以说明、辨证。这种工作显示出先生兼收并蓄、充分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方便读者的严谨学风，该书也起到了集大成的作用，对于读者总体把握《三国志》研究、整理的状况，很有益处。该书后来获得了“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
从1978年到1990年前后，先生充分运用文字、音韵、训诂、语法等方面的知识，全方位地开展《三国志》语言研究，并对标点本存在的标点问题做了初步的梳理，解决了大量的问题，取得了初期的成果。1995年调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又有编入《古文献研究丛稿》的十余万字的《校诂外编》、《校诂订补》、《校诂外编补正》等文。2000年完成上海市社科基金资助科研项目《三国志语言研究》，将考释与校勘工作推向深入。此外，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从事《三国志》异文研究、成语研究、与中古汉语词汇的比较研究等，也都融入了先生大量的心血。
需要强调的是，先生的《三国志》语言研究是与中古汉语研究相结合的。先生认为，在“中古汉语”研究中，《三国志》不愧是大型的优质语料库，无论你选择语义学、语法学、语音学的什么课题，它都能提供丰富的语料。这一点在《〈三国志〉语词笺释》一文中有所体现，先生认为“我们的目光常常投向蕴藏于《三国志》的中古语词，于是便产生了如下三点印象：印象一：新词、新义层出不穷；揭示这些内容，可以大幅度增添汉语史研究的鲜活语料，有助于填补大型辞书的诸多空白。印象二：误读、误注、误译的现象不胜枚举。讨论这些内容，可以丰富古文献学的研究资料，有助于提高古籍整理研究的学术水平。印象三：要揭示上述内容，必须在宏观考察的背景下，开展以《三国志》本体研究为基础的个案分析。”[6]先生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古汉语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注重创新，注重方法，注重深度”的学术理念，也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扬。
二、以文本校勘为主的《三国志》文献学研究
训诂与校勘本是难以严格区分的问题，在先生的研究中也常常是同步进行的。如1982年发表《〈三国志〉标点献疑》、1984年发表《三国志校点拾疑八则》[7]。但从对材料的运用与成果的呈现来看，在不同时期先生的研究还是有所侧重的。先生在《三国志丛考》的《弁言》中谈到：“《校诂》是1987年撰成的，那时我还没有全面的调查过《三国志》的七种重要版本，还没有悟出陈乃乾《三国志》校点本（中华书局1959年）的误文往往来自金陵活字本。”此后，则进行了系统的《三国志》文献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为做集大成式的校注打下坚实的基础。代表性成果《〈三国志〉斠议》[8]，洋洋洒洒27000字，文分六部，例举九十，是一篇校勘学的经典文章。文本研究的主要成果也汇为先生的另一专著《三国志丛考》。在《三国志》文献学研究方面，先生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通过对以前集大成著作的研究，肯定已有的成绩，指出其中的不足，有了系统、全面校注的计划。先生在《三国志丛考·弁言》谈到：“二十世纪是《三国志》整理研究成果层见叠出、异彩纷呈的时代。仅就《三国志》文本的校理而言，完成于三十年代的重要成果就有易培基《三国志补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卢弼《三国志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张元济《三国志校勘记》（商务印书馆1999）三种。毫无疑问，从文化学术史的角度深入认识这些成果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是我们不断推进研究起点的重要途径。”
先生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的。关于易著，先生发表《略论易氏〈三国志补注〉》、《易氏〈三国志补注〉今证》，揭示其历史贡献和实用价值；发表《易氏〈三国志补注〉评述》，揭示其不足。关于卢著，先生则有65000字的长文《〈三国志集解〉笺记》[9]，客观评价《集解》“汲取了历代集解式著述的丰富经验，展示了广采众善的博大气象，体现了筚路蓝缕的创新精神，显示出有疑则阙的治学态度”，肯定其为里程碑式的巨著，是“目前关于《三国志》的最详注本”，但同时指出三点问题：一是在版本的取舍上似乎带有情绪化色彩，二是不熟悉语言文字的学问，三是在引证文献上，还有许多空白。
吴金华先生与郭锡良先生在南京中山陵，摄于上世纪80年代
1994年，我当时供职的江苏古籍出版社，与先生签订《三国志校注》出版意向书，想争取优质稿源。先生于1995年申请了教育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的科研项目《三国志详注》。后来，我策划《前四史今注》系列，张大可先生做《史记今注》（2013年1月版），王继如先生主编《汉书今注》（2013年1月版），先生的注本就改名为《三国志今注》，且已排出初校样。
二是通过对《三国志》版本系统的梳理，揭示出校点本的工作底本是金陵活字本。1989年下半年，岳麓书社约请先生整理《三国志》。先生就有意识地对《三国志》版本系统做了深入的研究，对传世的几十种传本，按照抄写刻印的时代及其形态等做了分类，分别指出其源流与价值，并取得一些新的成果。如揭示出“权威本”中华书局校点本以四种版本择善而从，而以清同治六年金陵书局活字本为工作底本的事实。这让学术界对校点本的“致误之由”有了清晰的认识。
由岳麓书社于1990年推出以商务印书馆据宋绍兴本、绍熙两种刻本配合影印的百衲本为底本、以后出旧刻通行本为互校本的《三国志》新整理本。由《出版说明》可知，岳麓版《三国志》在文字方面，订正讹衍脱倒之处甚多；在标点方面，则大部分因袭了校点本，只有600余处有所不同，所做工作主要是存异、匡谬、补缺和加工。在印刷8次累计印数达158000册之后，先生又进行了认真的修订，从1999年所做的《修订后记》可知，先生认为“学术事业是没有止境的，新视角、新方法、新资料总是把老工作推上新台阶，岳麓本的修订也不例外”，“今天从事《三国志》的校勘，比以往拥有更多的优越条件。一是可参考的资料比过去丰富；二是又有幸读到一些有关的新论著，受到不少新的启发；三是电脑时代的到来，使我们的研究具备了比过去更便利的方法与手段”。因此，先生的修订工作取得较多的成果，改动达900多处，使此新整理本更加完善。
先生全面系统整理《三国志》文本，梳理版本系统，也为此后开展点校本《三国志》修订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重视出土文献和已有成果，将研究工作推向深入。先生一直重视新资料的利用和老资料的新利用。如1989年发表《晋写本〈魏志·臧洪传〉残卷初探》[10]，对残存的375个字进行充分的运用，肯定其“确有‘一字千金’的价值”，并对另外3种晋写本残卷，也做了一定的探讨。此外，利用日本古写本《群书治要》解决一些校勘与语言研究方面的问题。
先生对时事不太关心，很少参加各种会议，但对学术研究的动态非常关注。试举一例。2012年12月3日收到先生邮件，为先生的讲义“《魏志·倭传》助读”六讲，计78000字。《今注本二十四史》中的《三国志》12册，巴蜀书社2012年出版，市场上尚未发行，而先生文中已有这样的文字，“前不久，看到杨耀坤先生等校勘注释的《三国志》，其中也提出了不少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杨先生是我钦敬的《三国志》研究专家，他的《今注》严谨弘博，跟他的旧著《陈寿评传》等等一样，质量很高，当今罕见其匹，读了获益匪浅；但这里的‘欲’字是不是一定要改？我有点疑问，可惜现在不能当面请益，只好把浅见记在下面”。这也验证了先生平时所言，“四川人《三国志》研究水平很高，要关注他们的成果”。
四是主持点校本《三国志》修订工作，并对新世纪如何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做了大量的思考。先生在修订岳麓书社版《三国志》的同时，于1999年8月修订旧稿《中华书局校点本〈三国志〉修订刍议》，发出修订点校本的倡议。这在全国来说应当属最早的。先生在宏观观照与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修订原则、方法和具体的工作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对推动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全面修订，具有一定的作用。此文最先发表于由笔者担任责任编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一书。受先生学术理念的影响，我也于2002年撰写了《〈史记〉新整理本刍议》[11]一文，认为《史记》点校本也存在较多问题，同样需要修订，作了学术上的响应。
2007年5月，先生受聘主持由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暨中华书局联合立项的“点校本《三国志》”的修订工程。笔者参加了点校本“二十四史”暨《清史稿》修订工程第一次工作会议，又有机会面聆先生教诲，共游香山。当前《三国志》修订样稿已获通过，只是先生不能亲自完成修订了。这多么让人痛惜啊！先生挚友汪维懋先生感叹：“你通晓汉魏六朝语境、熟悉佛学语言，从语言学家、文献学家的角度研究《三国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你的计划切实可行，在时间上也留有余地。只要再有一年，不，再有半年多时间，你就能把你多年来研究《三国志》的所有新发现、新成果，你在脑海中已经解决但还没有形成文字的各个疑难问题转化为电脑中的文字，贡献给学界，传示于世人。可你就这么走了，把这些新发现、这些新成果、这些将要解决的疑难问题，统统又交回给历史，统统又变成不可知的问题留给了后人。后人要解决这些疑难问题又不知要走多少弯路、付出多少艰辛啊！”但我相信，有《三国志整理研究长编》在，有先生仙逝前一个多月撰写的《点校本三国志修订细则》等在，有先生培养的研究团队和弟子们在，有先生的哲嗣吴葆勤博士在，在中华书局的有力领导与协调下，修订工作一定能高质量地完成。先生所播撒的《三国志》研究种子，必然会开花结果。
三、由实践向理论转化的《三国志》综合研究
先生长期从事语言研究与文献整理的实践工作，到复旦大学后，更加重视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有意识地运用理论方法，对各种现象进行归纳总结，从宏观上来重新审视一些老问题，如发表《新世纪之初〈三国志〉校勘问题的思考》等文章，作题为《全球化视野中的古文献学》[12]等演讲，做《进入网络时代的“中古汉语研究”》等讲座。在《〈中日三国志今译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举要》一文中指出：“一位严谨学者的力作，一项全球化视野中的专题研究成果，一部充满新意而富有创见的学术专著，总是有许多值得读者尤其是同行的读者细细品味的内容，倪永明博士的《中日〈三国志〉今译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一书就是这样。”[13]并对古籍今注今译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在《古文献问学丛稿序》中提出：“传统的考释学，特别讲究本证与旁证的互相支撑；西方的阐释学，特别强调整体和局部的双向循环。”又应汉学家、挪威科学院院士、奥斯陆大学教授何莫邪（Christoph Harpsmeier）先生之邀，共同主持《〈三国志〉中英文对照译本》的科研项目。
先生曾有编纂《三国志大词典》的想法，故对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三国志辞典》（张舜徽先生主编）做过认真的研究，撰写了《〈三国志辞典〉商兑》[14]一文，“所讨论的问题只侧重于辞书的立目与词语解释两个方面”，分为十二个方面：（一）因误解原著而出现的假目，（二）因沿袭版本误文而建立的误目，（三）被割裂的词语，（四）当分而不分的词语，（五）非专名被误解为专名，（六）专名被误解为非专名，(七) 因不明历史文化及社会制度而误释，(八) 关于人物的误释，(九) 关于地名的误释，（十）因忽略语境分析而误释，（十一）关于古音通假与难读字的注音，（十二）关于成语典故及一般语词的误释。需要说明的是，先生在研究工作中非常注意对前人劳动成果的尊重，对别人所做的贡献给予应有的客观的评价，如该文的结尾，先生写道：“最后，我们还要强调说明一点，即山东教育出版社的《三国志辞典》为二十世纪专书辞典的园林增添了新的景点，对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我们认为，在充分认识其新贡献的同时，结合某些值得商兑的问题进一步探索辞书编纂的难点和盲点，会使这部《辞典》更富有利用价值和启发意义。文中恐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先生还曾将《汉语大词典》与《三国志》相关的所有条目做了全面的考察，发表了《〈汉语大词典〉书证商榷》、《〈汉语大词典〉中有关文献考察的若干问题》、《〈汉语大词典〉商补》、《〈汉语大词典〉商订八题》等系列论文[15]，揭示其不足与失误，全方位地提出修订意见，并第一次提出且论述了汉语辞书中“假目”、“误目”、“疑目”等特殊现象。可以说，这些见解均发人之所未发，对辞书编纂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
先生的《三国志》研究，早已在语言与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精熟史书体例、三国史事及文化习俗，走向理论与综合研究。如2010年的《〈三国志〉的叙事、评议与抒情》，《关于“曹操墓”热议的述评》等；最后半年所写系列文章《三国志发微》之一《陈寿详略之笔与〈三国志〉的繁简之处》的《目次》为“一， 详录‘虚实难明’的陆凯遗表”，二，“‘荀勖’仅见《上诸葛亮集表》”三，“《蜀志》、《魏志》屡记刘备帝王之相”；之十二《〈三国志〉何曾虚饰王平？——刘知几〈史通〉“不可轻信”举例》。还有与《三国演义》的比较研究等。或考证史实，或研究史笔，或议论史评，或品鉴文学，真知卓见，层出不穷，令人叹服。
当然，先生对与《三国志》有关的《后汉书》、《世说新语》、《建康实录》等文献，也做过精深的研究，专著《世说新语考释》，更是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先生对佛经语词研究、对辞书编纂等有很大的贡献，显示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综合研究的学术理念。
此外，先生已有做《三国志汇校集释》的计划。项目的主要内容分三大块：一是版本汇校，二是注释与评议，三是史实考据。研究思路为：“多年来，吴金华教授将研究重点放在文献整理与汉语史综合研究上，致力于文史与语言文化的贯通。所以综合研究是本项目的主要特色，而研究方法则以传统的考据学与现代学术方法相结合，注意处理好宏观与微观、定量与定性等的关系，并充分关注最新学术信息，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在研究过程中，重视版本的学术价值的定位，注重文献资料的科学性的评判和学术史的梳理。”强调的就是“综合研究”。
四、培养人才，开拓创新，将《三国志》研究推向时代高峰
先生是章（太炎）黄（季刚）学派的传人，也是中华学术文化的热心播火者。先生在1985年因协助徐复先生创办南京师大古文献专业有突出贡献，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省政府授予“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1992年起，因从事高等教育工作有突出贡献，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受聘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据何凌霞博士所撰《吴金华先生传略》可知，“除联系博士后7人以外，已招收海内外博士生32人，硕士生12人。”可谓门下人才济济。其中有不少学生撰写了与《三国志》有关的学位论文。已出版的有王文晖博士《〈三国志〉成语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苏杰博士《三国志异文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倪永明博士《中日〈三国志〉今译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凤凰出版社 2007年）、马丽博士《〈三国志〉称谓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王彤伟博士《〈三国志〉同义词及其历时演变研究》（巴蜀书社2010年）等。另外还有储泰松《〈三国志〉裴松之音注浅论》、季忠平所译《吐鲁番、敦煌发现的〈三国志〉写本残卷》（片山章雄撰）、陈健梅硕士学位论文《裴松之年谱》（2003年，获上海市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邓军《三国志代词研究》（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崔泳准《中韩〈三国志〉今译与古汉语专题研究》（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阎玉文《〈三国志〉复音词研究》（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肖瑜《敦煌吐鲁番出土〈三国志〉古写本用字研究》（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何凌霞《〈三国志〉专名研究》（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16]。何博士认为：“先生学术视野开阔，治学不主一家，由古及今，自东徂西，兼收并蓄，善采众长。先生的治学理念亦贯穿于弟子的学术成果中。”这些成果，与先生的研究论著共同反映出新世纪《三国志》整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可以自豪地说，先生将《三国志》研究推向了时代高峰。
此外，先生曾主办“《三国志》研究第一届国际学术讨论会”（复旦大学）及合办“中古汉语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与苏州大学王继如先生合作），为推进学术研究不遗馀力。笔者在先生指导下，撰写《南京图书馆藏〈三国志〉版本简论》[17]一文以参加2002年11月在复旦召开的研讨会，多了一次学习的机会。90年代初期，有出版社约先生做《白话三国志》，也曾协助先生做了40卷的初稿，师母汇集先生成果时还见到书稿。据我所知，何亚南教授的博士论文《〈三国志〉和裴注句法专题研究》[18]，也得到了先生的很多帮助。
吴金华先生在《三国志》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讲话
先生对学生要求较严，爱之深而责之切，并且投入的精力也多。据先生晚年弟子毛娜说，先生倡导“与人为善，以文为亲”，要求学生“作风正派、诚实勤奋、专心治学、尽力而为”，而对自己要求更严。其实，先生对学生倾注了全部的爱，言传身教，对后辈有着很高的期待，他是希望将他领悟到的学术传统能够传承下去啊![19]在生命的最后的旅程中，先生还编写了《〈魏志·倭传〉助读》六讲，并“旨在通过《魏志·倭传》的研读，了解古文献研究和古汉语研究中的必须注意的问题，跟共读的同学一同寻找新的、前沿性的、原创性的研究课题”。
先生还有许多计划要做，《三国志汇校集释》就是其中的一项。先生来信商议此事，嘱做方案草稿，我曾呈交一份近3000字的初稿。关于课题研究的意义及研究现状评述，当时写道：“20世纪30年代，卢弼汇集历代学者对《三国志》正文和裴注所作的注释、版本校勘和考证，结合个人的成果，编纂为《三国志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三国志》点校本，就是在《集解》提供的学术基础上推出的‘权威本’。易培基《三国志补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周一良《三国志札记》，张元济《三国志校勘记》（商务印书馆1999年），赵幼文遗稿、赵振铎等整理《三国志校笺》（巴蜀书社2001年）等，或考订名物制度，或训释词语，或进行校勘，或研究版本等，均取得一些成绩，是我们不断推进研究起点的重要资源。然而遗憾的是，各书校注遗误不少，或版本取舍不当,或疏于语言文字考释,或引证文献有误,或已有成果吸收不足等，未能如意处仍多，约略统计，人名、地名、史实、典故、语词训释、标点之误等数以千计。从学术史角度看，现已过去多年，这些成果多有不足，订补论著也多而分散，借鉴乾嘉考据学和现代学术方法，选录前贤和今人可信的成果，融入吴金华教授及其学术团队的研究成果，对《三国志》做一全面的汇校集释，推出一部代表21世纪《三国志》学术研究水平的集大成之书，是非常有必要的，且是可行的。”在结语部分，当时写道：“以上成果和积累的经验，收集的研究资料，以及《三国志》整理研究最强的学术带头人和处于领先地位的学术团队，都为《汇校集释》创下了独有的学术条件，打下了很好的学术基础，提供了能够实现的学术保障。”如今最强的学术带头人不幸仙逝，此类重大课题，不知何时何人能够完成了。
先生在《三国志》研究方面，取得了蜚声海内外的、令人敬佩的成就。这与先生语言学与文献学的高度造诣及其二者的相互结合，与先生对史书体例、三国史事与文化习俗的精深理解，与先生的学术理念、《三国志》以外深厚的积累等等是分不开的。
先生在《跨世纪的徐先生》[20]一文中阐述：“在学术研究上，徐先生常常提到的字眼是‘新’、‘博’、‘通’、‘专’、‘精’。假如我没有误解的话，那么，在这五位一体的治学要诀中，‘精’是要诀的核心；如果在上述五项中偏重某一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就难免出现偏差，比如只‘博’不‘专’则流于浅薄，只‘专’不‘博’则难免狭隘，等等。”在《训诂学家的乐趣——徐复先生二三事》[21]一文中写道：“先生最大的乐趣，在于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不断地发现训诂的疑点、盲点和难点，并不断地解决有关问题。”了解先生的人都知道，其实这也是夫子自道。就如《企玄室记》所说：“企玄之学不在玄，在乎创新之义也。创新之作，得之静而出之勤也。”明确学术的要义是“创新”，实现“创新”的途径是“静”与“勤”。学生当牢记遗训，相信天下学人也可共勉。
在10月26日举办的南京“首届大师精神论坛”上，笔者做了题为《大师精神的当代意义》的演讲，其中说到：“大师的精神品格是学术的灵魂，重在科学与求实。大师们在勇于探索的人生历程中往往蕴含着一种高尚的献身精神、敬业精神。在10月20日刚刚结束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第五次修纂工作会议’上，工作委员会主任杨枚之先生在《工作报告》中沉痛地说道：‘《宋史》主持人裴汝诚先生、《三国志》主持人吴金华先生因病去世。他们都是我们修订工作者的杰出代表人物，对古籍整理事业，对修订工作，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纪念的。我们要铭记他们的精神，朝着我们共同的方向，坚定、踏实地前进。’大家铭记的就是这种绵延不绝的献身学术的人文精神。大师们的坚守与传承，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这与先生纪念鸣谦夫子之语“人生岂谓真如梦？道德文章千古垂”，应当是一致的。
我三生有幸，从游30年，在学习、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得到先生的厚爱。先生一度有意招我到复旦，我因惧怕压力、在《三国志》研究方面并无成绩、当不起协助先生的重任，未敢贸然而行。后来师母张敏文老师重提此事，虽无责怪之意，而我非常难过。我对先生《三国志》研究相对熟悉，但理解不深，只能拉杂写下这些文字。而先生“与人为善”的处事方式，“寻找新的、前沿性的、原创性的研究课题”的治学理念，“静”与“勤”的学术态度等等，我将永远铭记。同时，相信专家与继续从事《三国志》研究的同门，能对先生的成就与贡献作出更好的阐释。
谨以此文纪念先师吴金华先生！
2013年12月9日初稿
2013年12月27日二稿
（本文原刊《凤鸣高冈——吴金华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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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中华书局2009年版。
[2] 先生2007年即有“《三国志》整理研究系列”计划。
[3]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328-339页。
[4] 见《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67页。
[5] 分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49期（又收入《江苏古籍序跋与书评》）、《文教资料》1995年第2期。
[6] 见《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第147页。
[7] 分别见《中国语文通讯》1982年第3期、《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后收入《古文献研究丛稿》。
[8] 见《三国志丛考》，第161-197页。
[9] 见《三国志丛考》，第53-150页。
[10] 原载南京师大学报1987年增刊《古文献研究文集》第2辑，收入《古文献研究丛稿》。
[11] 原载中国史记研究会论文集《史记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又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与赵生群教授共同署名。
[12] 此为先生2003年的讲演标题，似未单独发表，仅见于笔者所撰《〈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专业成立二十周年暨学术讨论会〉综述》，《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393期。
[13] 见《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续集》，第93页。
[14] 见《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第187-207页。
[15] 第1篇原载《南京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收入《古文献研究丛稿》；第2篇原载《文献》1998年第3期，第3篇原载《南京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第4篇原载《辞书研究》1999年第3期，第2、3、4篇并收入《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
[16] 参见何凌霞《吴金华先生学术年谱简编》，见《吴金华集外集选编》第478页。
[17] 原载《古籍研究》2003年第1期，收入《古文献问学丛稿》。
[18] 南京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导师为柳士镇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出版。
[19] 先生对导师徐复先生、钱玄先生感念至深，有“鸣谦室学记”十多篇。
[20] 原载《朴学之路——徐复教授九十寿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1]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9月1日。
